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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屏世界2021/7传媒e 时代点击新媒体东北幽默类短视频中女性话语表达及建构性的反思阴姜英飞摘要:新媒体中的女性话语逐渐被关注。
东北幽默类短视频中女性话语的表达趋向多元,但父权制话语体系的存在又使其话语受到挤压甚至处于“失语”境遇。
文章研究东北幽默短视频中女性话语的现实语境、基本形态,并为女性话语格局的重构提出建构性的反思。
关键词:东北幽默短视频女性话语表达建构性反思基金项目:辽宁大学“第九批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东北幽默类短视频的文化意义研究》(项目编号:D202011200913439060)。
女性话语的多样表达———女性话语兴起的现实语境近几年，无论是社会话语还是媒介机制都充斥着关于女性话语表达的内容，女性主义话题的高涨离不开社会变迁与新媒介的发展。
如今，女性话语再次兴起反映了市场化商业化进程与消费社会中个体话语的伸张，以及短视频机制下社会性别的改观和对性别平等的呼唤。
过去的女性会囿于传统媒介本身时间性、地域性等所带来的限制，以及以“男性为本”（或“父权制”）的话语霸权体系造成自我话语表达通道的阻塞甚至闭合。
随着移动设备的逐渐普及，2014年短视频元年的开启，短视频突破了原有的阶层、情感的限制，不同于以往电视等传统媒介，表达语境迭代，即从具体性语境转化为灵活性语境。
短视频赋权属性加持下个体话语得以井喷式输出，短视频时代的到来为女性群体拓展表达空间打破了一道技术壁垒。
活跃在大众面前的影视作品如《三十而已》《乘风破浪的姐姐》均以“女性30+”为营销旗帜并收获反响。
但在强调个体话语的年代，“女性+”用一个概念同化所有女性，现象背后看似是对第一性主导的意识形态的反叛，但是其中也暗含着女性在社会认同中的局促。
短视频中亦是如此，无论是乡土文化还是流行文化，本土文化还是异域文化，两性不平等现象依然涌现，“第一性”主导的性别话语的视像呈现体现出东北幽默短视频并改观传统性别话语，“幽默”程度的变化可能会僭越并隐现背后弥留已久的性别话语。
媒介中的女性话语分析引言媒介的发展与普及使得信息传递和交流变得更加方便和广泛。
然而，在这个媒介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中，女性在话语权方面仍然面临挑战。
本文旨在通过分析媒介中的女性话语，探讨女性在媒介中所面临的问题，并提出相关的解决方案。
媒介中的女性话语媒介可以是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网络等形式，通过这些媒介，人们可以获取信息、建立联系和交流。
然而，女性在媒介中所表达的话语往往受到限制和扭曲。
以下是一些常见问题：1. 性别刻板化的形象呈现在电视、杂志和广告等媒介中，女性往往被刻画成性感、柔弱、无知的形象。
这种性别刻板化的呈现对女性的话语权产生了负面影响，使得女性在媒介中的发言容易受到忽视或歧视。
2. 微弱的代表性女性在决策层和主流媒体中的代表性相对较低。
这导致女性的声音和观点很难在媒介中得到体现和传播。
女性的话语权受到限制，往往无法对社会生活和公共事务发表影响力较大的意见。
3. 话语权被剥夺有些媒体平台或社交媒体上，女性可能被限制其话语权或曝光度。
这种现象使得女性在媒介中的话语趋于沉默，难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诉求。
解决方案为了促进媒介中女性的话语权，以下是一些可能的解决方案：1. 反思和批判性思考媒介中的性别刻板化形象是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的产物。
我们需要反思和批判性思考这些刻板形象的形成原因，并寻求改变和消除这些负面影响的方法。
2. 提倡多样性和包容性媒介应该提倡多样性和包容性，给予女性更多的话语权和曝光度。
这可以通过平衡报道和表达女性观点的机会、推动女性参与决策层等方式来实现。
3. 增加女性在媒体中的代表性媒体应该增加女性在决策层和主流媒体中的代表性，以确保女性的声音和观点在媒介中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和传播。
4. 提供安全和包容的媒体环境为了防止女性在媒体平台上受到言语暴力和性别歧视，媒体应该提供安全和包容的环境，鼓励女性参与和表达观点。
结论女性在媒介中的话语权问题在当代社会仍然存在。
为了促进媒介中女性话语权的发展，我们需要从多个角度入手，批判性思考目前的问题，并提出相关的解决方案。
历史与现实中的女性话语权女性话语权是指女性在社会中发表意见、表达想法的能力和权利。
在历史上，女性的话语权被剥夺，直到20世纪中期，随着第二次女性解放运动的兴起，女性才开始逐渐获得权力和自主性。
在现代社会中，女性的话语权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提高，她们开始参与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和政治运动，作为积极和有意义的社区成员和领导者。
然而，在某些地区，女性话语权依然被剥夺。
例如中东和非洲等地区，女性在公共场所发表意见，甚至在一些情况下都难以得到承认。
这些问题和不平等还需要得到改善。
我们可以将女性的话语权，归为两个类别：历史中的和现实中的。
历史上的女性话语权在历史上，女性被认为是弱势群体，她们被认为是家庭中的支持者，而不是公共生活的积极参与者。
对于女性来说，社交和家务是她们的工作。
在家庭中，女性的地位和角色受到男性家长和配偶的控制。
在古希腊，女性几乎没有话语权。
在公共场合，女性只有在出席某些宗教庆典和仪式时才能发表意见。
即使在家庭内，她们的权力也很有限。
除了向丈夫传达他的要求和愿望之外，女性几乎没有权力发言。
在罗马时期，女性的话语权比古希腊时期的女性略高。
在政治和法律方面，罗马时期的女性有一定的话语权。
在神庙和茶馆等公共场合，女性也可以和男性一起发表意见。
在中世纪时期，女性的话语权受到了严重限制。
女性很少在公共场合发言，她们只能在私人场合或女性专用的场合交流。
当时社会普遍认为，女性应该保持沉默，不应该在男性面前讲话。
现实中的女性话语权现代社会中，女性获得了越来越高的话语权。
例如，在美国，女性拥有选举权，并且可以担任政治职务。
近年来，女性在科技、医学、金融等领域也开始担任更多的高管和领导职务。
此外，女性也拥有更多参与社区组织和社会运动的权利。
在当今社会，女性话语权的提高主要得益于第二次女权运动。
在这个运动中，女性要求平等待遇和权利，反对性别歧视和家庭暴力。
这些出路涵盖了男女平等的问题，以及诸如性别认同和阶级不平等等更具体的问题。
媒介对年青女性形象塑造的研究——以女大学生失联案件报道为例文献综述1.1研究缘起2014年8月17日，《重庆晚报》在头版要闻里刊登了一篇《坐错车失联八天，五万元急寻女生》的报道，报道了女大学生高渝因坐错车而失联的事件，当天，网易新闻、新华网、中国青年网等多家网站纷纷进行转载，并将“女大学生”字眼加入标题。
同时，央视新闻、人民网、京华时报等微博也转载呼吁，女大学生失联遇害的舆情开始发酵。
8月26日，《苏州日报》关于江苏女大学生高秋曦失踪的报道再次引发网友关注。
同日，新京报网《济南女大学生搭黑车遭52岁男子囚禁性虐》的报道让本来火爆的话题再次升级，诸多媒体的微博和网站信息被网友大量转发。
8月29日，随着江苏女大学生高秋曦失联遇害，湖北女孩凡莎莎命丧合肥的消息传来，有关女大学失联遇害的话题声量再次暴涨。
半个月女生遇害事件直接把该话题舆情推向高潮，而后不断有媒体爆出女大学生失联案件，被媒体爆出的女大学生失联案件多达20多例，据乐思舆情中心“女大学生失联遇害”专题的监测数据显示，从8月17日至29日短短12天时间里，女学生失联遇害事件的舆情声量达54903条，话题舆情关注度长时间保持在高位，舆情高潮迭起，“女大学生失联”的话题成为舆论焦点。
而公众也因此对女大学生产生“天真”、“轻率”、“不懂防范”甚至“蠢”、“笨”的看法。
而此话题也引起媒体热议，讨论女大学生失联案例频发的原因，然而这背后因媒体的种种报道不当而造成的人们对于女大学生形象的误读却鲜有人关注，而本文则想从这一案例入手，研究媒介对于年轻女性的形象建构。
1.2研究概述媒介与女性的研究最早发端于西方，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70年代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时期。
1978年,美国传播学女学者塔奇曼等出版了《炉床与家庭:媒介中的女性形象》,标志女性主义媒介研究正式成为传播学研究的一个分支。
从那时起,女性主义媒介研究逐步发展为一门显学。
而中国的媒介与女性的研究则相对较晚。
大众传媒中女性话语的困境【摘要】随着女性话语在大众传媒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承认，作为先驱者的女性话语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然陷入的困境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所重视。
女性话语在当前的大众传媒中的困境有：女性话语被男性的颠覆；女性话语对男性话语的依赖性；女性话语的奴化和异化；女性话语的边缘化。
对女性话语所处的困境作一个解剖，有利于大众传媒最终发展出从主流话语和男性话语的覆盖下崭露头角的女性话语。
【关键词】大众传媒女性话语困境女性话语指的是以女性的立场关注女性的存在和发展的话语，许多人称之为对男性话语霸权的反叛力量。
虽然许多人认为这一提法不妥。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在大众传媒中，女性话语由于其在主流叙事的覆盖之下还有男性叙事的覆盖（这二者有时候是重叠的），因此女性话语在大众传媒争夺话语权的过程中，女性话语就面临着双重的困境：既要以一种有别于男性的立场和方式表达个体差异，又要承受来自意识形态语境的指责和非难。
随着女性话语在大众传媒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承认，作为先驱者的女性话语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然陷入的困境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所重视。
为了最终发展出从主流话语和男性话语的覆盖下崭露头角的女性话语，我们有必要对女性话语所处的困境作一个解剖。
一、女性话语的被颠覆在现在的大众传媒中，男性话语占据着绝对大的优势，成为媒体的主流话语，从而构筑了男性在媒体语言中的霸权。
随着男性话语的不断泛化，渐渐挤压着女性在传媒中的话语出现频率，并将最终导致女性话语的消失或女性话语与男性话语的一致性。
大众传媒中的男性话语不仅坚信“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变成的”、“第二性”。
在以男性话语为霸权的媒体中，女性记者的成功往往肩负着沉重的压力和社会的偏见。
如今越来越多的女性活跃在新闻传播领域，这对长期受男性话语权控制的中国传媒来说，实在是一件幸事。
然而，当女性记者在同男性记者争夺话语权的同时，由于对女性身份的自我强调和性别差异的社会偏见，使得女性记者在男性社会秩序中自我迷失，女性话语文本也在男性话语的视野中被篡改，被颠覆，最终使女性记者成为媒体利用的对象和受众猎奇、观赏的客体。
《论当代传媒中女性刻板印象的嬗变》篇一一、引言在当代社会，传媒作为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对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习惯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其中，女性刻板印象是传媒中一个不容忽视的话题。
女性刻板印象指的是传媒在描绘女性形象时所采用的一种固定、片面、甚至带有偏见的模式。
这种模式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人们对女性的认知和评价，进而影响到女性的社会地位和权益。
本文将就当代传媒中女性刻板印象的嬗变进行探讨，分析其成因、表现及影响，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二、女性刻板印象的成因及表现（一）成因女性刻板印象的形成与传媒的传播方式、社会文化背景、性别观念等因素密切相关。
一方面，传媒在传播信息时往往采用一种固定的模式，这种模式往往受到社会文化背景和性别观念的影响。
另一方面，传统观念中对于女性角色的定位和期待，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女性刻板印象。
（二）表现1. 形象刻板：传媒中女性形象往往被固定为某种特定的模式，如温柔、贤惠、美丽等，这种模式往往忽略了女性的多样性和个性。
2. 角色刻板：传媒中女性角色往往被局限于家庭、情感等领域，缺乏对女性职业、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关注和呈现。
3. 价值观刻板：传媒中往往强调女性的外貌、家庭角色等价值，而忽视女性的智慧、能力等内在价值。
三、当代传媒中女性刻板印象的嬗变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当代传媒中女性刻板印象也在发生着嬗变。
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女性形象开始呈现出多样性和个性，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温柔、贤惠等模式。
另一方面，传媒也开始关注女性的职业、社会地位等方面，呈现出更加全面和客观的视角。
此外，随着互联网等新媒体的兴起，女性在传媒中的话语权也在逐渐增强，开始能够更加自主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想法。
四、影响及对策建议（一）影响女性刻板印象的存在对女性的社会地位和权益产生着负面影响。
它限制了人们对女性的认知和评价，使得女性在家庭、职场等方面遭受不公平待遇和歧视。
同时，它也阻碍了女性的自我认知和自我发展，使得女性难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和能力。
浅析新闻传播领域中的女性主义摘要：本文以新闻传播领域中的女性主义为主要研究对象，简要叙述了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流变，解释了女性主义与新闻传播学的融合，通过大量例证和理论分析了中国新闻传播学中女性主义研究存在的现状，深入剖析了女性形象被诋毁和女性话语权缺失的事实与原因。
同时指出建立两性和谐的媒介世界的必要性。
关键词：女性主义、新闻传播、女性形象、话语权在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性别压迫是不争的事实，在强大的男权话语的支配下，广大女性处于被歧视，被剥削的地位，但从未停止过争取解放，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于是女性主义的思想在抗争中应运而生。
一、女性主义的兴起女性主义，又被译为“女子主义”、“女权主义”，是对英文“feminism”的意译。
西方的女性主义开始于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经历过两次高潮。
早在十八世纪，女权思想就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基础上孕育并发展起来。
1792年，英国记者和翻译家玛丽．沃尔夫斯通完成了历史上第一部女性主义理论著作《为女权辩护》，这本著作更加促使了女性意识的觉醒。
妇女追求两性平等，争取政治权利，呼吁与男性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反对贵族特权，强调男女在智力和能力上是没有区别的。
并使得这种思想很快传遍西方世界，从而爆发了大规模的妇女运动。
这场妇女运动持续到20世纪初形成高潮，即女权主义运动的第一个高潮。
到20世纪60年代，女性主义运动再度形成第二次高潮。
第二次女性主义高潮源于美国，并以很快的速度传播到北美和欧洲其他国家。
这次女性主义运动除了反对传统的男女不平等，反对男性对女性的歧视和性别压迫以外，还开始进行自我反思与自我批判。
于是女性主义的学术研究兴起，出现了各色各样的女性主义流20世纪六、七十年代，女性主义作为一种理论视野和批评方法已经日趋成熟，逐步进入到了与多学科相互融合的多元化发展时代。
随着新闻传播学的发展，女性主义的观点与方法在新闻传播学研究领域的引入也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
“性别与传播”话题进入研究者视野最早是在1977年，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季刊》在该刊当年年度索引中开始有了“少数群体”这一分类，女性与黑人、亚裔等都归入该类别。
广告中的女性形象和女性文化分析古人说：“酒香不怕巷子深”，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酒香也怕巷子深”。
好的产品也需要一种媒介把商品的有关信息推介给消费者，于是广告作为最大、最快、最广泛的信息传递媒介走上了历史舞台。
在现代广告中，千百年来一直处于“第二性”的女性在现代商品广告世界中成了“第一性”。
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广告中的女性形象，和由此折射出的女性文化？以下是我对广告中的女性形象和女性文化的粗浅分析。
一、广告中的女性形象广告女性形象异彩纷呈，多姿多彩，着实令人眼花缭乱。
但在传媒广告中的女性形象多是男本位视觉文化的产物，广告将男性视为观看的主体，女性视为被看的客体。
（一）镜头一：贤妻良母这似乎成为一个定势，但凡和家务劳动有关的产品，广告的主角总会是女性，似乎女人天经地义是一个家庭家务劳动的惟一从事者，于是一个个好主妇、好太太、好妈妈在电视上市场出现。
难道厨房自然应该是女人的天下？女人天生是应该在家的？如十大歧视女性广告之一的“福临门天然谷物调和油”广告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其内容是这样的：爸爸与儿子为妈妈拍摄DV，妈妈使用该产品做饭，爸爸与儿子享用，儿子给妈妈颁发金牌。
广告强化了“男主外女主内”的刻板印象，广告中女性满足家人即男性的需要，而男性作为不仅是家务服务的享受者，也是对女性的评论者。
而广告中儿子为妈妈颁发的金牌意味着男性对女性的肯定性评价，评价的标准恰恰是基于女性是否很好的履行了家务劳动，进一步强化了“女主内”性别角色定型。
这样的广告会对儿童产生更多的影响，因为男性儿童在广告中已经学会了和爸爸一起观赏妈妈做家务。
（二）镜头二：性感美女女人似乎只能从男人的眼睛里去重新发现自己的美丽。
因为女性仍然是男性的景观，需要讨得他们的欢心。
广告向女人们展示着女人应该有的优美形象———因为这个时代需要更多愉悦男性的美女！女性形象可以带来很强的视觉冲击，增强了人们的注意力和记忆力，引起注意，是广告成功的前提。
142 传播力研究 2021年01期传播力研究 RESEARCH ON TRANSMISSION COMPETENCE话语权，即话语权力或话语权利，是指信息传播主体表达自我资格和影响大众的能力。
法国著名学者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
”[1]随着传播媒介的发展，以微信、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以其准入门槛低、双向互动性强的特点，为女性发展话语权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然而，网络环境是现实生活的延伸，网络“厌女症”则是社会现实在媒介中的体现。
网络厌女症者不认为、也不允许女性在权力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
在这样一种现实环境中，就很容易引发针对女性的网络暴力。
发生在2019年6月1日前后的一次微博网络暴力事件即是典型。
事件始末为，@CHERRY 中国（CHERRY 键盘的官博）在为他们的用户举行以游戏机为奖品的活动中，在抽奖的微博文案中只强调了男性，而忽视了女性的存在。
在此条微博发布后，一位微博女性用户在该微博评论区写道：“女孩就不配玩游戏吗？”此言一出，立即引起巨大反馈，有声援支持此言论的，而更多的是网络暴力性质的言论。
一、“象征性歼灭”：女性话语权的困境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女权运动创始人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有句名言：“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的。
”她认为，女性不是天生就是弱势的，而是在漫长的父权体系演进的过程中，被塑造为一个被凝视、被弱化的“他者”。
[2]“他者”站在主体的对立面或否定面，正是因为“他者”的存在，主体的权威才得到了保障。
这种两极化的地位，会通过定性化的形象塑造来呈现。
在一般的社会陈规中，男性与女性的形象被分别展现为理性与感性、坚强与脆弱、力量与渺小、勇猛和母性。
这实际上是针对女性的一种性别刻板印象。
刻板印象（stereotype）原本是指印刷术中的铅版，后引申为一种传统的、公式化的、过分简化的理解、观点或形象。
传播中女性话语的文化阐释[内容提要]本文对虚构性传播语境和非虚构性传播语境中女性话语的分析，显示了中国当代传播中女性话语的普遍受压抑状况。
这源于男权中心主义的文化现实，更反映出中国女性独立意识的缺失和主动认同取悦于男权中心主义的后殖民文化心态。
[关键词]女性话语男权中心主义转换性话语领域后殖民现象当今，传播中的话语研究作为媒介研究、分析的重要方法，日益受到关注，一.其研究课题也涉及到传播学探索的各个领域。
比如男女性阅读是要产生差异的，“女人的经验，将会引导她们从与男性不同的角度来估评作品，而男人们对女性读者聚精会神的问题往往是索然无味。
”①话语研究可以作为受众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
女性话语的范畴有一个潜在的前提，即男性话语，因而一切谈论女性话语的问题都绕不开男权中心主义。
这里，话语一词除通常认为的言语形式之外，重要的是人类生活中的一切规范形式。
例如福柯的权力话语，萨义德的东方后殖民话语理论都是从一切生活中的规范形式入手。
我们分析中国传播中的女性话语, 也是除言语之外重点立足在她们生活中的规范形式，是从文化、历史、人类学等深层心理因素去探索问题的症结。
一般说来，中国当代传播屮的女性话语常出现的几个问题为：误读、偏移、取悦等现象，即便当代中国有一批女权主义运动，她们也未必能真正正确地解决女权问题。
这并不在于中国男权如何强大，而在于女性视觉中对这一问题的立论偏颇，认识上的误置。
本文想拟就几个问题作出粗浅的探索。
二.传播中的女性话语研究，本文想分虚构与非虚构两组进行。
非虚构性的是指新闻报道、娱乐业、广告等传播中的女性状况；虚构性的则指文学作品、影视文化、绘画设计等与创作相关的传播形式中的女性形象。
虚构与非虚构己构成传播媒介中女性的全部语境，也是中国女权全部的直接现实。
因为中国还没有以女权为中心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所以无法从运动、事件等概念谈中国的女性话语，这也许是中国女权就其g身的一个局限。
同时在中国也没有像西方的波伏娃、伍尔芙、克里丝蒂娃那样强有力的女性形象；文学作品中也没有具国际影响的女权形象，例如易卜生的娜拉，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
因这些严重缺失，使我们谈女性话语显得异常困难，这种无直接实例，又无参照序列的讨论便会显得空洞，力量不足，但它显示了问题，即伪女性话语，或伪女权运动。
我们习惯性的说法是在男权中心主义的现实世界中，女权主义运动认定的标志是女性居于什么位置，从位置而定女权。
女人在何种程度上从男权藩篱中解放出来取代男权的中心位置，以此认定女性话语的本质，这是一种以女性为主要视角的阅读中的误读。
最简单的例子是我们不能说武则天、慈禧时代就是中国的女权时代。
另一种误读便是我们针对西方文化语境中的女权，来指认凡谈女权便强调女性生活形态的解放，例如认为性开放，生活方式上女性要抽烟、喝酒、吸毒、放浪形骸便是女性解放。
女大款能养一个小白脸儿为女人的中心位置，男人成为附庸就是女性解放。
这两种误读极大地妨碍了中国女权。
在新闻报道中，关于中国女性的报道低于男性，女性作者及照片也都少于男性②，据1996年3月首都女性新闻工作者协会所属的妇女媒介监测网络对首都8 家中央级大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日报》、《法制日报》、《工人日报》、《农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的耍闻版监测结果发现：在耍闻版报道的主要新闻人物中男性占83%，女性仅占17%;在新闻照片拍摄的主要新闻人物中，男性占71%，女性占29%。
8家报纸的女记者在要闻版上发稿的比例以《中国日报》最高，占26%。
8家报纸要闻版有关妇女的报道，以《工人日报》为多，占19%③。
这自然可以推测女性话语在中国受到抑制。
可是我们看美国1992年20家报纸头版内容分析结果，提及女性的报道为13%,有女性出现的照片为32%，女记者署名的文章为34%④。
再看久有女权主义运动传统并富有成果的北欧社会，今天女性仍是新闻报道中被轻视的对象, 妇女在传媒中的作用也受到很多限制，女记者通常被派去采访有关家庭、健康、儿童、艺术、教育、消费等“软新闻”报道；从事国际新闻报道的记者也多为男性，并且妇女在传媒的领导阶层的地位也相对较低。
北欧传播研究者们将此称之为“媒介压抑妇女现象”⑤。
上述新闻媒介中有关女性位置的状况，反映了当代中西方社会，女性仍处于与男性不平等地位的社会现实。
当然位置在中国固然重要，更重要的还是要从实质上进行分析。
据笔者所知，在官方报刊系统中，传播的主管者是经常有意识地突出提高女性话语的比例，但在统计学显示的结果却是抑制比例。
前几年报刊中对军嫂韩素云的报道，对北京公交车李素丽的报道可谓连篇累牍，而且在政治生活中尽量提高他们的位置，如被选为人大代表或劳模。
在中国政界女部长也不算少。
但这一切都没有显示女性话语在其位置上发挥的独特作用，意即女性在其位置而不具有实质意义。
也就是说中国女性话语占据的位置只是功能性的，她只作为男权中的一个循环节，这引来我们根本的思索，女性如果要从附属的地位成为主导，决定性的是解决女性自身的问题。
首先应从作为男性的附属中解放出来，她们应该是个性解放的、不受任何束缚的、开放的女性形象，这时的女性话语有自己的策略、特色、作用。
其次，女性话语要有独立精神，成为一个运作系统，以体现女性话语的权力力量。
最后女性话语还应该成为一个反思批判的形象。
这是因为男权历史太久远太牢固，她始终要保持警觉，具有先锋者的批判姿态，简言之，是一个叛逆者的形象。
现实中的娱乐业和广告业的女性话语则更糟一些。
在这两个系统中女性无疑是占主导地位的，她们独领风骚，从位置上说女性具有独一无二的优势，但我们深入分析个中的奥秘便会发现些问题。
在娱乐业和广告中，它的动力系统最根本的是金钱，这里玩的是一个获取与付出的游戏，女性用自身的优势换取的不是独立、反叛、解放，而是一种巨额的经济报酬。
一个走红女星的一次出场费可高达数十万。
各种性质的通俗演出，纯商业性的或公共关系性的，诸如庆典、推销公司形象等，没有女星，尤其是走红女星的出场，似乎票房价值和赞助金额就要被打折扣。
近年来在林林总总的广告中也大量地选择美女作为诱惑视觉的工具。
我们的娱乐业和广告业虽是女性为主导，而幕后潜在的心理因素却是男性中心视觉。
娱乐取悦谁？以女性为取悦对象的是男性，广告中的美女诱惑的也是男性，这是从男性口袋里把钱掏出来的策略，这里便看出形式上的女性主导而实质上则是女性悲剧。
非虚构的传播中的女性话语，是直接透视社会现实中女性境遇的最好实例。
问题是这些现象的形成机制，当然首当其冲的与男性社会有关，与整个社会现存体制有关，更多的也许我们还看到女性本身的局限。
在非虚构性语境中，女性话语的权力重要的不是位置问题，在中国歧视妇女的现象比例并不一定高于当下某些家庭或机构中女人说了算男性反而退居其后的现象。
男女同工同酬在中国也是解决得比较好，问题还是一个女性独立意识的解决、自由奋斗精神的缺失，还是一个深层的文化问题。
三.在虚构语境中女性话语危机似乎更加严重。
这里以两部影视剧为例：一部是北京80年代轰动一时的《渴望》，其收视率达到97%，其间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女性形象是刘慧芳；另一部是90年代影响很大的广东沿海的《情满珠江》，也是部大众与评论界交口称颂的精品，其间最重要的女主人公形象是淑贞。
这一南一北，一个在北京古老的四合院，一个在改革开放的前沿，一部80年代，一部90年代。
慧芳和淑贞两个形象颇能揭示中国女性话语更深层的心理和文化历史含量。
刘慧芳是平民文化的象征，其形象特点是秀外慧中，人情醇厚，与传统文化理想的女性形象是一致的，即贤惠。
她在丈夫、公婆、邻里之间都处理得游刃有余，她处理问题的结果带来的话语环境是安顺、祥和。
可以说《渴望》以忍让、宽容、自我牺牲和奉献的传统女性话语完成了“安定团结”新时期特定的社会政治主题。
《情满珠江》中淑贞的形象或许更意味深长一些。
她当知青时被人强奸，带上了浓厚的心理阴影。
她要取得男权社会的一种认定，因而在丈夫、婆婆、小姑、邻里中显示一种贤惠形象。
即使丈夫最后离开了她，她对丈夫的离异无怨无悔，贤惠依然，且独立抚育孩子；更甚者多次替丈夫解围，承担更大的压力。
她在走上了女强人的道路后，还是摆脱不了人情礼仪的认定和束缚，致使四面八方各种势力的代表人物最后都称颂她，完成了一个忍辱负重的贤惠女性形象。
这两个形象的精神内核不是偶然的一种巧合，它明确地反映了中国男权视觉中对女性形象的一种期待，一种理想构造。
如儒家传统文化对妇女的规范：三从四德（“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妇德、妇言、妇容、妇功”）⑥，即要求妇女屈从男权，谨守取悦于男子的品德、辞令、仪态和手艺。
因而传统文化中最重女性的是贤惠这一核心概念，这是男权意识的一种历史性构造。
问题的关键是女性以把自己完成这种文化塑造作为己任。
时下可证的例子是在大多数女性受众中，依然不喜欢有个性的所谓荡妇，或风风火火的女强人。
在日常生活中许多女性愿意接受男性的辖制而不喜欢女性的压制。
这便透视出一个深层的问题。
无可否认，几千年来，在中国是男权中心主义占统治地位，当下语境也是如此，这可以从所有的传播媒介中获得一个较为清晰的比例，相对的女性话语是受压制的。
研究女性话语可以说是个结构性话题，即在二元关系中定位。
有研究者在分析《简•爱》时，便是从家庭和反家庭的对立关系中提出一个图解。
罗彻斯特有一个合法家庭，而罗与简要从对立的反家庭状态相互征服推进情节，然后简争取进到合法家庭的集团中。
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点，即转换性话语领域。
刘慧芳由平民进入高干知识分子家庭，淑贞由一个小媳妇到一家合资股份集团公司经理，开始她们都是被动语境，慢慢为合法化而奋斗。
她们有一套特殊的话语策略，那就是传统文化的忍让、贤惠策略。
渐渐地她们在话语领域的地位发生变化，最后移位于话语中心。
这一系列过程便是转换性的，其转换机制就是一套话语策略。
如果女性有意识地使用转换性话语领域，我们则认为中国女权有了良好的开始，而偏偏从虚构性语境中我们看到这种转换更多的是外力给予，而不是女人内心追追逼逼的自主愿望，因为这样女人便构不成贤惠了。
这里要揭示的是一个深层而深刻的文化心理现象。
那就是说，女性话语中心不是在明确的反男权的意识下获得的，而是女性使用的另一套话语策略，是用迂回而取悦的方式得到男权的认可而获得有限的位置。
也就是说，她反对男权又离不开男权，最终完成了转换性话语领域的权力之后，依然是取悦男权的。
这就是女性话语中的后殖民现象，这种后殖民现象的依附现象又是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女性形象的构造是完全一致的。
在虚构和非虚构的传播中东方和西方似乎差异较大。
如前所述，北欧研究者发现新闻报道中的女性话语是受压抑被歧视的，美国的资料也显示了这一点。
而在欧洲和美国的影视中女性形象多是独立的，开放_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