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女性题材小说中女性形象的特点和变化
[提要]：女性题材小说在丁玲文学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丁玲的小说塑造了一系列典型的女性形象。本文对丁玲女性题材小说中女性形象的特点和变化作论述。一方面综合评述丁玲创作的女性形象特点；另一方面，根据丁玲在不同时期的创作从审美对象、性格基调、女性身份、隐忍精神等四个方面对其女性形象变化作出论述。
[关健词]：丁玲女性形象特点变化
[正文]：
“丁玲是个擅长写女性的因写女性而赢得了声誉的女作家”,从其创作来看，女性题材占据重要的位置，她塑造了许多充满青春活力、敢于向传统挑战、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又带着某种感伤色彩的女性形象。在她布置的舞台上，女性是不容替代的主角，始终处于叙述的中心位置。她笔下的女性典型丰富多样，有知识女性的爱情生活与事业彷徨,有乡下妇女朦胧的个性觉醒与抗争，有忍辱负重为抗日献身的革命女性，有解放新天地的劳动女性等。她的女性题材小说的创作为世界文学奉献了一系列女性的典型形象。
回顾丁玲的创作历程，她的女性题材小说的创作有几次明显的分期：第一阶段，丁玲初涉文坛——《梦珂》（作于1927）、《莎菲女士的日记》（1927）、《阿毛姑娘》等，这些收录在短篇小说集《黑暗中》的作品，是丁玲早年的代表作，其中大多有一个具有较高的现代教养与反封建意识、在自我意识中觉醒、有敏锐感受性的“新女性”。第二阶段，中篇《1930年春上海》（作于1930）开始，丁玲创作主题逐步转换，丁玲由笔下的主人公——小知识分子女性表达开始走向大众的愿望，这在《田家冲》（1931年）里初露端倪，《水》（社会型题材）标志着她创作的风格转变。第三阶段，丁玲来到延安，《我在霞村的日子》（1941）、《在医院中》（1941）将女性观察的视角伸向革命阵营内部，塑造了与时代相关联，积极献身革命的女性形象。第四阶段，丁玲开始“文艺服从政治”的写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小说中的女性（黑妮）显露着她早期女性思想的痕迹，1979年新的女性形象《杜晚香》横空出世，续接了她中断的女性题材的创作。
通过在这些作品的文本阅读，以及对丁玲创作思想、创作经历的综合参照，将会发现，丁玲在小说中塑造的女性形象有三个引人注目的特点。一是作品中的女主人公不满足于自身的环境，有着高于环境的理想和追求，她们不仅提出超越现实的要求，并且为之执着追求，这正如对丁玲的性格的评价——“飞蛾扑火、到死为止。”如作品中莎菲是一个“同旧社会决裂”的女性，她不断地“想寻找光明”，“她的不满是对着这个社会的”。阿毛从乡下来到城里后，看到命运对她的不平，生出对所处现实的不满等。二是主人公有着强烈的现代女性意识，追求妇女解放，男女平等。“世界上没有无能的人，有资格去获取一切的，所以女人要取得平等，得首先强自己”，她们有这样的明确的自尊、自强最终到自立的女性解放的目标。如梦珂的追求，阿毛的奋斗、陆萍的抗争等都已具有女性意识觉醒的意义。三是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具有悲剧色彩，性格中有感伤、苦闷的情绪。她们始终不断地追求奋争，悲剧的命运挣扎。如贞贞的遭遇不幸命运，忍受着个人的屈辱献身革命，却得不到群众的同情与尊重；梦珂为取得社会地位的确立付出了精神自由的代价，只能痛苦地生活在她所反感的充满“纯肉感的社会”环境中。这些始终未战胜环境、战胜社会的人物身上蕴含着壮烈的悲剧美感。
丁玲用自己的整个身心来体现和塑造人物。她的人生经历坎坷，在漫长岁月中随着时代浮沉。因而她塑造的女性形象存有以上的共性特征。但究其人物塑造的脉络，从发展通过研究考察，从审美对象、人物基调、女性身份、隐忍精神等四个方面具有0清晰的变化轨迹可循。
一、审美对象的变化：女性个体——女性群体——全社会
丁玲的写作中存有求证女性身份的动因，其审美取向的女性主体，出现由初期的女性个体辐射女性群体至全社会（即由“我”到“我们”到“大家”）的变化。
1927的丁玲，对笔下的梦珂、莎菲描述带着自我表达的愿望及动因。此时的丁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表现的在畸形文化背景中的个人悲剧，具有较为单纯的个人意义。莎菲们生活在自己的小理想天地中，在个人情感的天地里挣扎；她们固守自我一己的体验，或个人理想的苦闷，或恋爱的失败、或未名的感伤。她们在自由主义、个性主义思想支配下作出叛逆的行动。这时的主人公们的追求、主人公们的抗争，都只是自
我意识上的突破。此时的女性形象的审美意义在于她们代表的是一个个具有不同个性、有着不同于群体的独特追求的现代女性，这些作为“我”的女性个体构成丁玲小说中早期的女性意识的审美主体。
但在丁玲随后的创作中表明，这种审美取向不是她这类接受了西方个性解放和马克思主义等思想洗礼的知识分子所能满足的，她还需要关注更多的底层民众中的女性，特别是精神上、肉体上、物质上都受压迫的下层女性的生存困境。
1929年的《阿毛姑娘》的创作连接了丁玲文本中的女性个体和女性群体的审美转向。阿毛这一乡下姑娘的生存背景、生活经历，她的痛苦、她的追求，以及她身边接触到的生活的社会低层普通的人等，这些都表明她是生活在底层的劳动妇女的群体代表，她所承载的女性意识的追求意义是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下的女性群体的共同愿望。她不再是单个的女性，而是作为丁玲小说的审美主体“我”与“我们”的联接。这种纽带的作用也在《韦护》中得到了体现，丽嘉们不无愤愤地意识到：“他只将我们认为是一群天真烂漫的小孩子，他永远不能知道我们究竞是怎么一个人”。要“凭自己的力找条出路”。女主人公从追求个人幸福在思考“我们”的身份，这里的“我们”已暗示审美主体已从“我”的个人身份转向女性群体的身份意识。这表示审美对象的意识指向群体化逐渐醒悟过来，其审美意义在于其审美对象是作为女性形象的群体像。
丁玲由于自己由女性融入社会的适时、调整，促使她创作审美主体还将变化，她要将女性审美视角投向更为广阔的天地，即选择突破性别限制的“人”。现代意义上的“人”的角色，不只注重个人的欢喜悲哀，他（她）既关注国家民族命运，追求政治民主，留心社会良性发展；又尊重人性，倡导人格平等。丁玲塑造女性形象的审美主体转化就正是从这种社会意义的“人”中挖掘审美对象。在小说《田家冲》中，丁玲塑造了献身革命的青年三小姐的形象，她献身革命的崇贵品质不再只是个人或群体的狭隘追求，是具有“社会人”的色彩。三小姐形象的出现表明丁玲的写作审美主体已突破性别意识，她拥有一份开放的心态，以致各色人物、各种题材都被纳入审美想象的范围中。此后，丁玲的创作已专注于孜孜探求社会“人”身份。丁玲文本的审美主体由女性个体、女性群体及全社会出发的多股开放的女性审美想象张力就此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