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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骆驼祥子》的悲剧性论《骆驼祥子》的悲剧性《骆驼祥子》是老舍三十年代的优秀代表作，它标志着老舍小说的成熟，也是老舍小说的最高峰，是“五四”以来小说中颇受读者喜爱的，具有世界影响的著名长篇之—。
作品描写的是上个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北平城内人力车夫的生活。
它通过洋车夫祥子买车丢车，攒钱丢钱，劳苦终生，一无所获的悲惨遭遇，表现了在中国半殖民地化过程中，城市下层贫民由“人”蜕化为“兽”的过程。
一、命运“三起三落”，从进取向上、不甘失败到自甘堕落：祥子是个悲剧形象小说的主人翁祥子，是个来自农村破了产的青年农民。
20——30年代正是中国现代史上最黑暗，混乱多灾多难的年代;新旧军阀连年不断地进行争权夺势的战争，各种自然灾害肆行，中国农村迅速走向破产。
因而成批破产的农民为了谋求生路便纷纷涌入城市，样子就是涌入城市的破产农民中的一个。
祥子本来是个有着美好生活理想和善良、忠厚、勤劳美德的劳动者。
作品描写祥子是有内秀的人，在他健康、沉默的外表下，藏着极其美好的内心，他对生活充满了美好的愿望。
“他没有什么模样，使他可爱的是他脸上的精神”，“只要他主意打定，他便随着心中所开辟的那条路儿走;假若走不通的话，他能一两天不出一声，咬着牙，好似咬着自己的心”，他对生活充满了自信，他相信靠自己力气生活，做一个体面的，光彩的，独立的劳动者。
他认为“用力拉车挣碗饭吃，是天下最有骨气的事”。
为此，他需要有—辆车。
为了买车，他“风里雨里咬牙，饭里茶里自苦”，生了病也舍不得拿钱买药治，顽强地与生活搏斗。
同时他还有劳动者守信、善良和同情的美好品德。
祥子在曹宅拉车，不小心跌伤了曹先生，撞坏了车把。
便主动提出不要工钱，祥子作为劳动者有极强的责任感。
祥子有着善良的人性，车夫老马在风雪的夜晚拉车因又冷又饿而晕倒在地，祥子立即买上十个肉包子，送给他们祖孙二人充饥。
他自幼养成了爱劳动的好习惯，无论走到哪儿都闲不住。
住在刘四的车厂子里时，“把汗—落下去，他就找点事情干，他擦车，打气，晒雨布，抹油，用不着谁指，他自己愿意干，干得高高兴兴，仿佛是一种极好的娱乐”。
《骆驼祥子》中祥子的悲剧命运解析老舍的《骆驼祥子》作品中,祥子这一有血有内的人力车夫形象,无疑具有浓厚的悲剧色彩。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骆驼祥子》中祥子的悲剧命运解析，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骆驼祥子》中祥子的悲剧命运解析篇1《骆驼祥子》中祥子的悲剧命运解析内容摘要：老舍的《骆驼祥子》作品中，祥子这一有血有肉的人力车夫形象，无疑具有浓厚的悲剧色彩。
他为了个人理想努力过、挣扎过，抗争过，但最终以失败告终。
买车的曲折过程中，主人公祥子人性及心理发生异化，向我们展现了其唏嘘可叹的悲剧命运，而促成祥子悲剧命运的社会环境原因则是小说极力体现的，本文主要对《骆驼祥子》中祥子的悲剧命运进行理性思考与深度解析。
关键词：《骆驼祥子》悲剧命运社会环境老舍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小说家，《骆驼祥子》是其最具代表力的作品之一，艺术成就卓越，思想内涵深刻，影响深远。
作品主要描写了人力车夫祥子的悲剧故事，最初，祥子以积极进取、充满生气的形象出现在读者面前，他淳朴忠厚、勤劳善良，有一辆完全属于自己的人力车是他的最大梦想，并且为了这个梦想一直努力，但是，现实生活残酷无情，几经波折后，祥子在失去自己辛苦挣来的车的同时，美好品质也逐渐丧失，最终成为一个无业游民，如行尸走肉一般生存。
老舍通过描写祥子的悲剧命运，向人们揭示促成祥子命运的因素，根本上说，病态社会产生病态的人，导致祥子悲剧命运的根源在于社会环境的病态与个人的病态[1]。
一.时代注定的悲剧命运《骆驼祥子》中作者的意图明显，祥子的悲剧命运是时代所注定的社会悲剧。
小说于1936——1937年发表，揭示贫苦人民生活，描写底层人民命运与时代之间的关系是作者的主要目的。
因此，包围祥子的是强大凶险的社会环境，为了加强作品的悲剧效果，作者特意安排了一种架势，即强汉对阵。
现实无情的社会力量无疑是强大的，而祥子本身也是非常强大的，他有健壮的身体、执拗的性格以及争强好胜的心地，而且脾性正直、忠厚、朴实、坚韧，这些特点都是他作为一个强汉的典型标记。
浅析老舍《茶馆》中的悲剧意识摘要:悲剧意识是一种艺术观念，也是一种人生境界。
源于对现实性悲剧的体验和感知。
主要表现为冲突和悲剧下的情感效果。
《茶馆》代表了老舍话剧创作的最高成就，蕴含着浓厚的悲剧意识。
全剧以以小人物王利发、常四爷、秦仲义的个人命运和国家的命运交织。
演绎出一场历史悲剧。
全剧以“茶馆悲剧”、“人物悲剧”延伸到“社会悲剧”。
《茶馆》是一部悲剧，是老舍戏剧的顶峰之作，是中国当代话剧艺术中的经典，以旧北京城中一个大茶馆,,裕泰茶馆的兴哀为背景，通过对茶馆及各类人物变迁的描写，反映了从清末、民初到抗战胜利后三个不同时代的近50年的社会面貌，揭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动荡、黑暗和罪恶。
演绎了中国五十年的历史。
全剧以“茶馆悲剧”、“人物悲剧”延伸到“社会悲剧”。
主要表现为时代性与现实性的统一。
然而以小人物以小人物王利发、常四爷、秦仲义的个人命运的悲剧性质。
茶馆里的人，茶馆的变迁。
社会的现实变化。
一、茶馆悲剧: 茶馆，在中国极为常见，但却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茶馆几乎浓缩了整个社会的各种形态，并随着社会的变革而同步演出了一幕幕的人间话剧。
《茶馆》以旧北京城中一个大茶馆,,裕泰茶馆背景，一幅巨大的时代画卷，年代之长，经历的历史事件之多，出场人物之繁杂，涉及的社会面广泛而复杂。
清末时，裕泰茶馆生意兴隆，三教九流，各色人物云集于此。
谈国事被抓进监狱的常四爷，卖女儿给太监。
在此相面骗钱。
主张实业救国的秦仲义和庞太监的对话。
这表明了当时政治的黑暗。
军阀混战时期，茶馆生意艰难，尽管王利发苦心改良，却也只能惨淡经营。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特务和美国兵在北京横行。
剧中所有正直的人都陷于一种不可自拔的困境中。
这时的裕泰茶馆更加破败，只有“莫谈国事”的纸条写得更多，字也写得更大。
其中，几个主要人物都已老态龙钟并且有了子孙;老的地痞流氓不见了，代替他们是他们的下一代。
这些小辈干起坏事来，比他们的父辈更加无耻。
这个时候，黑暗势力更加猖獗，百姓生活更加困苦。
简析“骆驼祥子”的悲剧色彩论文摘要：在老舍笔下除了老派、新派与理想市民几种形象系列，还有一种属于城市底层的贫民形象系列，而且占有显著的位置。
作者在刻画这一系列形象的时候，多数都突显出一定的形象色彩，而《骆驼祥子》则是充满着浓郁的悲剧性的作品，成为老舍创作中的一座高峰。
本文从四个大方面阐述了祥子形象的悲剧性，从更深的层次分析了祥子的悲剧命运：一、选取具有普遍性的车夫生活，揭露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奠基了主题的悲剧色彩；二、通过描写用普通人的生活历程，突出了悲剧的典型性和社会性；三、通过对祥子性格弱点的真实写照，营造了震撼人心的悲剧效果；四、主人公的悲剧和作者悲剧情绪的完美融合，描绘出感人悲剧色彩。
关键词：骆驼祥子悲剧命运老舍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是个悲剧作品，半个世纪以来，它的悲剧性深深地吸引着广大读者，每一个悲剧性结局，读者都为之激动、不平。
小说主人公的悲惨结局，使处境与之相似的人们不由得严肃地展望自己的前途，产生不寒而栗的恐惧。
五十年代初有个外国人在一篇评论老舍的文章中，谈到自己读了《骆驼祥子》以后，有很长一段时期一直不忍心乘坐在旧中国街头到处都是的人力车①。
作品中一个人力车夫的不幸遭遇，竟然唤起了处境完全不同的人们对于实际生活中所有的人力车夫，也都怀有人道主义的同情。
这些，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艺术吸引或者思想触动，而是穿透心灵的震撼，通向现实的反思。
这样的力量和效果，也并非别的什么，而是第一个给悲剧作出理论概括的古希腊哲人早就指出过的，为悲剧特有的美感内涵和作用——通过“激起怜悯与恐惧”陶冶和启迪人们②。
而《骆驼祥子》正是这类作品中的佼佼者。
一、选取具有普遍性的车夫生活，揭露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奠基了主题的悲剧色彩祥子的悲剧，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一场社会悲剧。
他谈这部小说创作源于他与朋友闲谈。
他说：“一位朋友跟我闲谈，随便的谈到他在北平时曾用过一个车夫。
这个车夫自己买了车，又卖掉，如此三起三落，到末了还是受穷。
论老舍《骆驼祥子》祥子的形象及悲剧意义《骆驼祥子》是人民艺术家——老舍（舒庆春，1899—1966）所著的长篇小说，描述了20世纪20年代军阀混战时期人力车夫的悲惨命运。
祥子是旧社会劳苦大众的代表人物，接下来就由小编带来以下内容，希望对你有所帮助！一、祥子形象（一）长篇小说《骆驼祥子》是老舍的一部优秀代表作，这部小说的问世，标志了作者的创作进人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部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深刻细致描绘城市人民苦难生活和奋斗历史的“血和泪”的小说。
作品成功地塑造了个体劳动者祥子的典型形象，强烈地控诉了封建军阀统治下的黑暗社会，深刻地提出了城市劳动人民如何争取解放的重要问题。
（二）祥子的性格首先，祥子纯朴，善良，为人正直，具有奋斗的性格及美好的精神世界。
祥子是个性格鲜明的普通车夫。
在他身上具有劳动人民许多优良的品质。
他善良、纯朴、热爱劳动，是农村破产后跑到城里来谋生的农民，为此，“凡是以卖力气就能吃饭的事他几乎全做过了。
”但他终于选中了拉车这一行。
在他拉上租来的洋车以后，立志买一辆车自己拉，做一个独立的劳动者。
他年轻力壮，吃苦耐劳，不惜用全部力量去达到这一目的。
在他看来，拉自己的车就可以“不再受拉车人们的气，也无须敷衍别人。
”他认为：有他的身体和力气，多拉快跑，省吃俭用，过不了几年一定能达到目的。
强烈的求生欲望，顽强的奋斗精神，构成了祥子性格的一个重要方面。
作者在小说中刻画祥子勤劳刻苦，刚强性格的同时，还从更广阔的生活内容上，着力揭示了他美好的精神世界。
他做事认真负责，讲究信用和义气。
他拉车出了事，自己被摔得很重，但他首先想到是车上的曹先生。
曹先生被摔伤了，他感到很内疚，并提出了以自己的工钱赔偿损失，他认为曹先生是好人，所以，当曹先生因特务追捕避居在外时，他承受着自己被劫夺的痛苦，而一心想着怎样不辜负人家的嘱托看好曹宅；作品还展示了祥子极富同情心的一面，当他看到比自己更加困难的老马、小马两人在寒夜饿得发昏时，便毫不犹豫地给他们买来羊肉包子；对备受生活折磨的不幸的小福子，他也尽量地给予同情和帮助。
南风论坛ANFENGLUNTAN N 146 May. 2016 May老舍的《茶馆》是中国戏剧史上的杰出力作，其中虽然不乏幽默搞笑的桥段，但在看似引人发笑的喜剧情节背后却是发人深省的悲剧意蕴。
本文旨在通过对文本的细致剖析，来揭示文本所蕴含的三个悲剧主题：社会悲剧、民生悲剧，以及由这两个因素所造成的民族悲剧。
一、社会悲剧《茶馆》展现了由清末到抗战后国民党统治时期，北京老字号裕泰茶馆由盛而衰的历史演变过程，通过茶馆这个“小社会”，可以从侧面反映当时社会的整体风貌，在茶馆逐渐衰败的同时，不同社会阶层的不同人物的悲剧命运也在一幕幕上演。
裕泰茶馆的悲剧正是由外在社会大环境的变革所造成的，是一种社会悲剧，从第一幕到第三幕中茶馆陈设的变化便可以看出市民公共空间的日渐萎缩。
第一幕中，茶馆的“屋子非常高大”，“摆着长桌与方桌，长凳与小凳，都是茶座儿”，后院还有高搭着的凉棚，“棚下也有茶座儿”，“屋里和凉棚下都有挂鸟笼的地方”，这表明，茶馆既是市民喝茶吃点心的消费场所，也是他们遛鸟闲聊的休闲之处。
然而时隔十余年，袁世凯死后，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干政之下陷入了军阀混战的局面，内战时时爆发，茶馆作为市民生活的活动领域已然遭到破坏，茶馆看似经过改良后获得了新的发展，实则已经逐渐走向没落的边缘，悲剧氛围已经显现。
而到了第三幕，抗战胜利后，日本人被驱除出了中国的土地，但随之而来的不是幸福的生活，而是国民党特务和美国兵在北京横行的境况，茶馆此时早已不复从前的热闹沸腾，而是萧索冷清，“藤椅已不见，代以小凳与条凳。
自房屋至家具都显着暗淡无光。
改良了一辈子的茶馆掌柜王利发为了维持生存费尽心血，最后却使得茶馆真的变成了“改良，改良，越改越凉”的结果，至此，市民生活公共空间已彻底萎缩，茶馆的悲剧正是社会悲剧的一个缩影。
存在主义认为，世界是荒诞的，人生是痛苦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
《茶馆》为我们呈现的世界无疑是荒谬的，这样的荒谬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猫城记》老舍幽默中的悲剧意识一、《猫城记》中的忧患意识在创作《猫城记》时，我们的国家面临着倾覆的危险，《猫城记》虽然继承了老舍的诙谐创作风格，但是也蕴含着对民族命运的反思与呼喊。
《猫城记》描述的是猫国的灭亡史，“矮人”入侵猫国，致使猫国的所有人都处在惶惶不安的境地中，但是大家面对现状却无动于衷。
“外务部部长面对国难，却忙着给自己的孩子娶媳妇”，皇上则想着迁都，除了迁都别无他法，一个军队，什么都没有，只有无数的惊惧的猫人，拼命的逃跑。
老舍用幽默、轻松的表达方式来为读者讲述《猫城记》，任何一位读者都可以看出，作者描述的“猫国”就是九一八事件之后的中国，老舍借助这种幽默的表达方式来诉说着自己对于祖国的担忧，表达出了浓烈的忧患意识。
二、《猫城记》中的文化批判精神老舍受母亲的影响，虽穷却很刚强还讲义气，所以他说，我要笑骂，而又不赶尽杀绝。
我失了讽刺，而得到幽默。
作为一位温和民主主义、人道主义作家，老舍并不是没有好坏之分、是非之观，其爱憎是分明的。
文化批判精神是《猫城记》的.重要内容，老舍通过分析国民的品性从侧面指出中华民族的精神陋习，这里的“笑”不再是“笑”，而是成为了鞭挞中华民族的工具，每一个令人发笑的情节背后都蕴含着沉痛、严峻的主旨，让人感到深深的忧思与不安。
猫国看似热闹，但是在热闹的景象中却有毁灭的手指让猫城成为白骨的堆积场，老舍为迟钝的民族精神感到忧思，要想让国家生存下来，必须要拯救落后的民族精神，解决国民性的问题，但是，单凭作者的一人之力，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于是，他陷入了浓郁的悲观中。
三、《猫城记》中的绝望、悲观情绪当然，老舍的幽默中也有着辛酸的味道，无论采用怎样的方式逗读者发笑，但是现实依然是很沉重的，这种笑透露着无限的悲凉，因此，老舍作品的主人翁往往是没有出路的，不是自杀，就是出走，这也是很多现代小说无法比拟的。
在《月牙儿》中，主人翁由于生活所迫，最终沦为暗娼;《我这一辈子》中的主人翁贫困潦倒，只能够等着饿死。
满族研究2006年 第2期老舍小说中人物的悲剧意识刘雄平(暨南大学,广东 广州 510632)摘要:老舍小说中的众多人物根据其鲜明的文化身份,大致可分为“老派人物”、“理想人物”、“新派人物”三大类。
他们的身份虽不同,但悲剧性的命运却十分相似,其悲剧主要是由他们各自所负载的文化与时代、历史的不谐调所造成的。
三类人物分别属于“被旧文化管辖而死的悲剧”、“反抗旧文化而死的悲剧”、“受劣质文化浸染而死的悲剧”。
这些文化悲剧虽不悲壮激烈,却也深沉凝重,令人警醒反思。
关键词:老舍;文化悲剧;老派人物;理想人物;新派人物中图分类号:I207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65X(2006)02-0112-05 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从人类文化的角度给人下了定义:“人的本性,并非仅仅如柏拉图所说的那样,是以大写字母印在国家的本性上的,毋宁说人的本性是以大写字母印在文化的本性上的。
因此,与其像亚里士多德那样认为‘人是政治的动物’,不如说‘人是文化的动物’。
”①如果说卡西尔是从哲学层面上阐述了人的“文化”本质,那么老舍则用文学创作揭示了人的“文化”属性。
从最早的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到最后的未尽之作《正红旗下》,几乎老舍所有的小说都是从文化的角度切入,其人物都有着鲜明的文化身份和文化特征,有时甚至成了某种文化符号。
在《老张的哲学》中“老张是正统的十八世纪的中国文化的代表,而小山所有的是二十世纪的西洋文明”,②《新时代的旧悲剧》中“陈老先生代表过去,廉伯代表七成旧三成新,廉仲代表半新半旧,龙云代表新时代”,③存《四世《离婚》、在着观念大于形象、形象略显平面化、文化过于简单化的不足。
在《二马》、同堂》中,人物形象已逐渐摆脱了观念化而趋于立体化、文化也呈现出多元化、复杂化。
《四世同堂》里祁家的“文化是有许多层次的,象一块千层糕”,④四代人分别代表四个不同时代的不同文化,即使同一代人瑞宣、瑞丰、瑞全三兄弟也有文化观念的差别,就是瑞宣一个人身上也有多种文化的交织。
而《牛天赐传》、《正红旗下》则完全是风俗文化小说,人物与文化交融—体,人物成了文化的载体而文化成了审美的核心。
老舍小说中众多的人物根据其文化身份,大致可分为三大类,即“老派人物”、理想人物和“新派人物”。
他们的文化身份虽然有别,但悲剧性命运却十分相似,而且悲剧的根源都在文化,是由他们身上各自所负载的文化与历史、时代的不协调所造成的。
因此老舍小说中人物的悲剧不同于以往的命运悲剧、性格悲剧和社会悲剧,实质上是文化的悲剧。
诚如老舍所言,“人生在某种文化下,不是被它———文化———管辖死,便是因反抗而死。
”⑤一“老派人物”作为“老中国的儿女”是老舍生活中最为熟识、小说里刻画得最为成功、悲剧意味最为浓重的人物,如赵姑父(《老张的哲学》)、马则仁(《二马》)、张大哥(《离婚》)、牛老者(《牛天赐传》)、祁老太爷与祁天佑父子(《四世同堂》),以及《正红旗下》中那些急遽破落的旗人和旧式家庭妇女。
这些“老”民族里的“老”分子的悲剧来源于自身所负载的文化两重性,是一类“被旧文化管辖而死的悲剧”。
一方面,他们“悲”在因袭的民族文化的劣根性———官本位、死好面子、因循守旧、怯懦敷衍、中庸迷信,已根深蒂固难以剔除。
没有多大本事的马则仁是个十足的官迷,当教员没兴趣,做买卖不是料,一生都在琢磨官事,而且还想做一个既能发财还可不负责任的大官,“即使一回官儿还没作过,可是作官的那点虔诚劲儿是永远不会歇松的”,即使年过五十到了英国还一直希望儿子能将来回去做官。
那个自视有宰相之才、深谙生活艺术的张大哥是那么喜爱敷衍,并诚意地郑重其事地敷衍,纵然遭受了儿子被捕、女儿被骗、家产被占、自己丢官失业等一系列打击,也执着地敷衍,一切逢凶化吉后他又觉得自己“还能再跳动二十年”。
自认为见多识广、处世不惊的祁老太爷是那么讲礼仪和爱面子,即使便衣抄家他还依然微笑、鞠躬,就算在战争饥荒年代也忘不了生日的热闹,“做了亡国奴还要庆寿”,经历了惶惑、偷生、饥荒之后,祁老太爷在抗战胜利的鞭炮声中又做起了“四世同堂”的美梦。
“老派人物”不仅自己恪守那些落伍的“精神气儿”,还千方百计地把它们灌输给下一代。
那些从古老文化沉淀中滋生出来的处世哲学,使他们一辈子活得卑微平庸,也使周围的生活成为一潭发霉发臭的死水,严重阻碍了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
既然他们难以改变自己,自然历史就要淘汰他们。
既然“非走到无路可走,他们不会明白,历史时时在那儿牺牲人命,历史的新光明来自地狱”。
因此“不必鼻一把泪一把的替他们伤心,用不着,也没用。
这种现象不过是消极的一个例证,证明不应当存在的便得死亡。
”⑥另一方面,他们“悲”在承传的民族文化的传统美德———正派善良、诚实守信、热情仗义,也将随着其被淘汰而消失。
如果怙恶不悛的人毁灭,我们也许会拍手称快,可对于这些“老派人物”的遭难,我们怎么都高兴不起来,甚至还会有无法排遣的伤感。
当重义轻利、富有人情味的马则仁作为弱国的中国国民在英国遭受种族歧视和不公平待遇时,我们怎能不为之悲愤?当和气经商、安分守己的祁天佑终于不甘忍受日本人的百般侮辱而投河自尽时,我们怎能不为之悲伤?当一个个聪明、有才能的旗人被那有讲究的死水慢慢吞噬时,我们又怎能不为之悲痛?“老派人物”虽有可怜可厌之处,却大多并不可恶,更少令人可恨,有时在道德操守上还要高于他周围的人物。
正如巴尔扎克倾注了特别多的同情来对待法国的没落封建贵族一样,正如鲁迅“怒其不争,哀其不幸”地对待中国农民一样,老舍虽在理智上认为“老派人物”不配有更好的命运,但在情感上难以做到决绝无情,只能发出“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悲叹。
老舍正是在撕破人生无价值的东西的同时,又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让读者从中咀嚼出浓重的悲剧意味。
可见,老舍对“老派人物”的心态十分复杂但也十分明确———“老派人物”不清除自身的文化痼疾,只会被历史所淘汰。
人如此,物亦如此,《老字号》中再有“君子之风”的三合祥固守陈规不思改革也只有破产的份,《断魂枪》中沙子龙武艺再高强在“火车、快枪”的年代里只有把镳局改成客栈才有生机。
民族亦如此,中华民族不割除文化毒瘤,也难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二在那个新旧交替、中西文化冲撞的转型时期,如果说“老派人物”是旧文化的继承者和维护者,那么“理想人物”则是新文化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如果说“老派人物”的悲剧是竭力维护旧文化而无力维护终被淘汰的悲剧,那么“理想人物”的悲剧则是反抗旧文化又无力反抗而暂时失败的悲剧,是一类“反抗旧文化而死的悲剧”。
只不过有的“理想人物”被旧文化所排拒成为孤独者,有的被旧文化所同化沦为同盟者。
李景纯(《赵子曰》)、马威、李子荣(《二马》)、王明远(《铁牛与病鸭》)、尤大兴(《不成问题的问题》)、阚进一(《一筒炮台烟》)等人物就是被旧文化所排拒的孤独者。
他们十分厌恶古老文化中的陈规陋习,自觉吸取西方现代文化中的精华;他们没有染上“重政务、轻自然、斥技艺”的民族遗传病,特别注重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他们尤为反感中国传统的礼俗文化,而崇尚西方现代的法理精神。
他们有着报效祖国的赤子之情和振兴中华的强烈愿望,可是在那样一个历史时代与社会环境之中,他们的一腔热情和理想只能化作无尽的悲愤。
“铁牛”王明远只想和和平平地做点大事———利用所学的农学知识在农场做选种的研究和实验,可在那个拉帮结派、拉关系走后门的社会里,结果连工作权利都被“病鸭”李文剥夺了。
尤大兴明知回国会被虚伪和无聊给毁了,可他相信战争中的祖国需要他,于是毅然回国。
他运用自己所学的园艺技术使一个亏损的农场稍有起色,并凭着自己的工作热情和正直真诚获得了民心,但还是免不了在善于应酬、精通交际且不学无术的丁务源的进攻下节节败退,卷着铺盖走人,“不成问题的问题”在中国倒成了极有问题的问题。
阚进一“不会应酬”,“顶恨应酬”,“永远不敷衍”,“对一切认真绝不通融,按规律办事,公正无私”,却招致谣言的袭击,差点被迫辞职。
这些理想人物本应是社会的中坚却被排挤到社会的边缘,本应是国家的栋梁却成了“国民的公敌”,本应享受成功和喜悦却不得不品尝孤独和失败的滋味。
老舍正是通过他们的悲剧结局启示我们:古老文化中的积垢和历史惯性对外来异质文化产生的抗拒力是多么的强大!任何一个小小改革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几千年的古老文化不但具有强烈的抗拒力,而且还有巨大的同化力,它能使人沉醉,“只要你一亲近它,它便一把油漆似地将你胶住,你非依着它的道儿走不可”。
⑦鲁迅也曾说:“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大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都会变成漆黑。
”⑧《离婚》中的老李是一个接受过新思想的机关科员,一直在试图摆脱灰色生活和灰色社会。
他想寻找一点“诗意”、“浪漫”,想在灰色生活里寻求点刺激,甚至做个悲剧人物也愿意,而且他也确实为了“浪漫”而“冒险”了,可一切美好的想法都只能是想法:他想与农村的小脚妻子离婚,可终于没能离成;他想离开衙门那个吃人的怪物,可还是天天去混;他想离开北平,因为“北平文化太象牛乳,而且已经有点发酸”,可到底丢不下北平。
最终,他非但没能改变灰色生活,反而被灰色生活悄无声息地改变了。
他只好认了命,服了输,也苟且敷衍,成了灰色社会中灰色人物的一员。
《猫城记》中二十年前曾坚决反对过吃“迷叶”(鸦片)并提倡女权的大蝎也吃起了“迷叶”纳起了妾;曾到过外国,明白一点世界大势的小蝎也学会了敷衍。
不仅旧时期的新人物会被同化为新时期的旧人物,就是“新制度与新学识到了我们这里便立刻长了白毛,象雨天的东西发霉”。
⑨确实,中国近代以来,国外的新技术、新制度、新思想、新文化蜂拥而至,可又有多少新的落地生根了呢?如果说因抗拒引起的悲剧还能激起人们的希望,那么因同化而导致的悲剧则只能带给人们更多的绝望。
事实上,在中国,新事物因古老文化强大的抗拒力而流产、夭折和失败的少,因古老文化巨大的同化力而变形、走样、变味的多。
“同化”貌似平静,却常常具有更大的威力,它能在悄无声息中抽去新事物的实质内容,使其徒具形式外壳。
三在那个大梦已醒、睁眼看世界的年代,坚持全盘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拒斥西方先进文化的保守派毕竟是少数。
不过在一个文化积淀久远、讲究中庸的中国,主张照单全收西方文化、摒弃中国传统文化的激进派也难以成为多数。
更多的中国人属于老舍作品中的亦新亦旧、不新不旧的“新派人物”,他们在半梦半醒和半推半就中接受西方文化(新文化),只不过有的被动些,有的主动些,但往往都是皮相、肤浅地模仿西方文化,取其糟粕而去其精华,从而造就了另一种“受劣质文化浸染而死的悲剧”。
被动的“新派人物”从表面上就可看出其对待中西文化的矛盾心态。
先看《老张的哲学》中的学务大人南飞生的不伦不类打扮:“穿着一件旧灰色官纱袍,下面一条河南绸做的洋式裤,系着裤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