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四言体诗歌创作在汉代的赓续和转化吴贤哲(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四川成都 610041) 摘要:汉代经学的昌盛使四言诗有着很高的地位,并成为汉代诗歌的主要形式之一,也产生了一些典范作品,成为四言诗的尾声余响。
由于汉代四言诗在思想内容上的缺陷和四言本身的局限,因此四言诗发展到汉代便衰微了。
但是,四言句式却被转化到汉代其他文体中继续存在。
汉代其他一些韵文体如赞颂、碑铭以及辞赋等,在文体上往往采用四言体或利用四言句式与其他句式搭配而成。
四言诗在汉代的转化或流变,是促进这些文体发展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汉代;四言诗;赓续;转化中图分类号:I 2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04)12—0147—06收稿日期:2004-04-28作者简介:吴贤哲,男,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四言诗体是中国先秦时代的主要诗歌形式,四言体诗,集中地保存在在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它对于原始型的二言体歌谣来说,是一次诗体大解放,从而促进了诗歌艺术的发展。
《诗经》中的一大批优秀诗篇,不仅开创了我国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传统,而且其多种表现手法和高度的艺术技巧,都一直是古代诗人学习的典范。
但随着社会现实生活和语言的进一步发展变化,四言体的局限性也逐渐显露出来。
其二拍式的短促形式,使单音词和双音词在诗句中不易搭配,因此往往需要较多的诗句才能表达一个意思。
由于四言体过于呆板的形式,不能很好地表现日益发展、日趋复杂的社会生活,因此,自《诗经》以后,四言诗便没有得到很大的发展,诗坛一直比较沉寂,直到战国中期出现了冲破四言束缚的新诗体———楚辞,才又重振了中国的诗坛,出现了中国诗歌创作的又一个黄金时代。
到了汉代,由于儒学的发展和取得独尊的地位,《诗经》被奉为儒家经典之一,在儒家经生的诠释下,《诗经》被图解为政治教科书,并形成一套儒家诗教体系,人们冶《诗》、说《诗》都不得越过诗教的樊篱。
汉代的诗歌,一开始就沿着四言体和骚体这两种早已定型的诗体发展,由于《诗经》的缘故,四言体在两汉文坛的地位很高,统治阶级用于祭祀大典的乐歌,如汉初《安世房中歌》十九首中有十三首四言体、三首三言体、一首杂言体;汉武帝时的《郊祀歌》十九首中有八首四言体,七首三言体、七首杂言体。
东汉明帝时东平王刘苍所献用于祭祀光武帝的庙歌《武德舞歌诗》也是用四言体写成。
此外,还涌现出一批文人四言诗和乐府、歌谣四言诗。
在逯钦立先生辑校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集有两汉四言诗一百余首,完整的文人四言诗有七十七首,其中署名的四言诗有三十首,未署名的四言诗(主要是指郊庙歌)有二十一首,完整的四言歌谣有二十六首,这当中也不乏四言名篇。
尽管四言诗发展的汉代从整体上讲已呈强弩之末势,已难再现《诗经》四言诗的辉煌,但在汉代经学昌盛这一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两汉诗坛仍奉《诗经》为圭臬,创作出了一大批四言诗,可见四言诗仍是两汉诗歌创作的主要形式之一。
受汉代经学的影响,汉代四言诗的内容、题材的局限性较大,它虽然有一些规摹雅颂的作品,但其思想的深度,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广度,却远不能与《诗经》中的优秀诗篇相比。
汉代四言诗主要有以下一些内容:(一)宗庙祭祀:这类诗歌主要用于祭天地祖先的祭礼之中,祭祀是统治阶级的大事,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汉代祭祀诗主要以《诗经》中的祭祀诗为范本,用四言写成,可见它的继承性与汉代统治者的重视程度。
今存汉代四言祭祀诗主要有西汉刘邦时的《安世房中歌》中大部分篇章和汉武帝时的《郊祀歌》中近二分之一篇章,东汉刘苍有《武德舞歌诗》等。
(二)述志:这类诗侧重于抒发自己的志向或人生处事哲学,韦玄成的《自劾诗》、《戒子孙诗》、傅毅的《迪志诗》。
四皓的《莫莫高山》、《芝操》表现隐逸的志向,张衡的《怨诗》通过咏秋兰表现孤清高洁的情志,也应看作是述志一类。
(三)讽谏:这类诗直接继承《诗经》二雅政治讽刺诗的传统,针砭时政,规谏君主,如韦孟的《讽谏诗》、《在邹诗》、朱穆的《与刘伯宗绝交诗》、仲长统的《见志诗》。
此外,歌谣中的一些讽刺诗如《杂歌谣辞》中的《牢石歌》、《长安百姓为王氏五侯歌》、《古诗》中的《风巴郡太守诗》等对贪官污吏所作的讽刺,有较强的现实性。
(四)宣扬儒家思想:如班固《明堂诗》宣扬儒家的祭祀,《辟雍诗》称颂学宫以儒家思想培养人才,《灵台》歌颂最高统治者以德治国、恩德广布、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
白狼王唐菆的《远夷乐德歌》、《远夷慕德歌》、《远夷怀德歌》宣扬汉朝统治者在儒家民族观的指导下制定正确的民族政策,使四夷来归,闻风向化,天下归心。
秦嘉的《述婚诗》、班昭《女戒》中所引民谚,《古诗》中的《伤三员诗》则是称述儒家礼学中的婚礼妇德观。
(五)赞美人品才学:这类诗赞美的对象多为良吏或德才兼备的人物,又常以亲友赠答的形式出现。
如刘珍《赞贾逵诗》、桓麟《答客诗》、应季先《美严王思诗》、蔡邕《答对元式诗》、《酸枣令刘熊碑诗》以及《杂歌谣辞》中有数首赞美爱民清廉的官吏的诗歌。
现存汉代四言诗除上述内容外,还有反映上层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斗争的诗篇,如刘邦的《鸿鹄》反映他欲废太子而立赵王如意的愿望未实现时的无可奈何心情,城阳王刘章的《耕田歌》以耕田为喻对吕氏专权,打击迫害刘姓宗室,“非其种者,锄而去之”的做法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此外还有一些四言民歌民谣描述了穷苦人民的悲苦生活以及其他方面的社会生活。
汉代四言诗的内容之所以单调乏味,不能广泛地反映汉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汉代四言诗的作者在创作四言诗时,始终未能挣脱儒家诗教的束缚。
汉代是经学昌盛的时代,无论是今文还是古文《诗经》研究家对《诗经》的诠释,无不将《诗经》研究纳入儒家思想的轨道,《诗经》被汉儒奉若神明,它不仅在思想界而且在文坛也都有着极高的地位,由汉儒阐释出来的《诗经》思想和创作原则,成为汉代文人诗歌创作的指导思想,汉代文人在创作四言诗时,不能不小心翼翼,他们只能尽力弘扬符合儒家思想的《诗经》传统而不敢越雷池半步,因此诗人大多只能机械摹仿《诗经》中的雅、颂作品写诗,这样自然不能在内容上有什么突破,但无论如何,汉代四言诗还是或多或少地反映了汉代的一些社会思潮。
祭祀、述志、讽谏是汉代四言诗的主要内容。
汉代的帝王好鬼神之事,宗教祭祀的热情较之他们以前的统治者有增无减,汉武帝求仙的欲望比之秦始皇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种社会思潮的影响下产生祭祀诗和游仙诗也是势所必然。
由《汉书》保存的《安世房中歌》和《郊祀歌》是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汉朝帝王所用的典型祭歌。
《安世房中歌》突出地表现了汉初统治者以孝治天下和以德治国的儒家思想,而《郊祀歌》则突出地歌颂天神,宣扬君权神授,营造娱神娱人、神人相娱的气氛,表现了汉武帝渴望在神灵的庇佑下国运久长的愿望。
东汉的祭祀诗,我们今天只能看到刘苍《武德舞歌诗》一篇,其他如傅毅仿《周颂·清庙》所作颂美汉明帝的《显宗颂》十篇等均已佚。
总之,汉代的郊庙歌是《诗经》祭祀诗的延续和发展,只是在传统的神学观的基础上,更突出了鲜明的时代特色而已。
关于祭祀诗的问题,本人已在《汉代神学思潮与汉乐府郊庙、游仙诗》一文中作了专门讨论,此不赘述。
述志是汉代四言诗的重要内容,广义的述志应包括抒发思想感情、表达志向的诗歌作品在内,如四皓的《莫莫高山》、《芝操》,表达隐者的情趣;傅毅《迪志诗》表达诗人希望自己学有所成的愿望;张衡的《怨诗》表达怀才不遇的感情等。
狭义的述志是指效法《诗经》二雅中那些维护统治秩序、等级观念、符合儒家思想规范的立身行事原则的诗歌,这方面以韦玄成《自劾诗》、《戒子孙诗》为代表,效忠君主,勤于职守的思想,是先秦以来的统治者和儒家极力倡导的思想,而且自孔子始,就将忠与孝结合起来论述,并由此建立由孝入忠的政治伦理学说。
如《论语·学而》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
”《论语·为政》说:“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
”《孟子·梁惠王》说:“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
”《孟子·告子》说:“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宣扬忠孝观念,也是《诗经》雅诗的重要内容之一。
如《小雅·小明》第三、四章告戒人臣只要勤奋工作,恭谨职守,坚持正道,就能得到上帝所赐的福禄:“嗟尔君子,无恒安处。
靖共尔位,正直是与。
神之听之,式以女。
嗟尔君子,无恒安息,靖共尔位,好是正直。
神之听之,介尔景福。
”《大雅·卷阿》第五章说:“有冯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岂弟君子,四方为则。
”所谓“冯”、“翼”,指忠臣能辅佐君王,“以引以翼”指忠臣引导君王于前,辅佐君王左右。
第八章说:“蔼蔼王多吉士,维君子使,媚于天子。
”更是直接要求臣子要无条件供君王役使,忠于君王。
《大雅·丞民》赞美周宣王的大臣尹吉甫的美德是持身谨慎,明哲保身,忠于天子,惟命是从,勤于职守:“仲山甫之德,柔嘉维则。
令仪令色,小心翼翼。
古训是式,威仪是力。
天子是若,明命使赋。
(二章)”“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四章)”《大雅·韩奕》赞美韩侯忠于周天子“夙夜匪懈,虔共尔位。
”《小雅·蓼萧》说:“宜兄宜弟,令德寿岂。
”提倡忠于君王,孝敬父母。
兄弟友爱。
其实质是以孝道来维护统治阶级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秩序,在周代,这种忠孝道德则是直接为巩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分封制服务的。
这种道德到了汉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汉朝以孝治天下的治国理念以及汉代大儒董仲舒鼓吹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便是周代忠孝观念的总结和发展。
“三纲”、“五常”的提出,进一步从理论上确立了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君权和家庭伦理生活中的父权和夫权,以及为营造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而建立了个人政治和道德修养准则。
受儒家忠孝伦理思想的影响以及在汉代帝王对忠孝观念的大力提倡下,汉代文人学习《诗经》笔法,写出了与《诗经》中宣扬忠孝的诗歌比肩的作品,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
这方面,以韦玄成为典型代表。
韦玄成一族世守儒业,其入汉以后的先祖韦孟治《鲁诗》,为汉初楚元王傅,并历相楚元王及子、孙三人,韦孟五世至韦玄成父亲韦贤,韦贤学问深厚,昭帝时为《鲁诗》博士,兼通《仪礼》、《尚书》,号称邹鲁大儒,汉宣帝本始三年(前77年)为丞相,封扶阳侯,年老退休,享年八十二岁,曰节侯。
韦玄成为韦贤第四子,《汉书·韦贤传》说:“玄成字少翁,以父任为郎,常侍骑。
少好学,修父业,尤谦逊下士,出遇知识步行,辄下从者,与载送之,以为常,其接人,贫贱者益加敬,繇是名誉日广。
以明经擢为谏大夫,迁大河都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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