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帕慕克：文学是由魔鬼与天使组成的，他们只担心我的魔鬼《巴黎评论》对奥尔罕·帕慕克的访谈本文译自《巴黎评论·小说艺术》第187期（Paris Review: The Art of Fiction No.187），2005年出版。
采访者安吉尔·格丽尔昆塔纳，英国剑桥大学历史学家。
《巴黎评论》是美国纽约出版的一个刊物。
奥尔罕·帕慕克于1952年出生于伊斯坦布尔。
他一直在那里生活。
在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初期，他的家族在铁路建设中赚得了大笔资金。
帕慕克上的是罗伯特学院——城市里的精英阶层人士家庭的孩子接受世俗的西式教育的地方。
他早年喜爱视觉艺术，但是进入大学之后他学的是建筑学。
他决定他要开始写作。
他现在是土耳其最受欢迎的作家。
他的第一部小说，《塞夫得特和他的儿子们》于1982年出版，随后又出版了《寂静的房子》（1983），《白色城堡》（1985/1991年出英译本），《黑书》（1990/1994），和《新生活》（1994/1997）。
在2003年，帕慕克以其作品《我的名字叫红》（1998/2001）获得了国际英帕克都柏林文学奖。
这部侦探小说描写在十六世纪的伊斯坦布尔发生的谋杀案，故事是由多个人物叙述的。
这个故事探索了他的小说的主要题材——在一个横跨东西方的国家中身份的错综复杂性，兄弟之间的争斗，美的价值与创造的价值，以及文化影响的焦虑交叠存在。
《雪》（2002/2004）集中描写了宗教与政治上的激进主义，这是他的第一部正视当代土耳其政治极端主义的小说。
即使在国内对这部小说也存在着观点分歧，但是它进一步巩固了他在国外的地位。
帕慕克最近的书是《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2003/2005），是对他自己孩提和青年时代以及他由来的地方之双重描绘。
这一奥尔罕·帕慕克访谈录是由在伦敦的两次长时间会面以及通信方式而进行的。
第一次谈话是在2004年5月《雪》在英国出版时进行的。
诺贝尔文学奖奥尔罕，帕慕克在中国社科院的讲演讲演者小传奥尔罕·帕慕克（OrhanPamuk）1952年6月生于伊斯坦布尔，土耳其当代著名小说家。
早期作品有《塞夫得特和他的儿子们》、《寂静的房子》，创作于1985年的《白色城堡》是其成名作，获1990年美国“外国小说独立奖”。
1990年出版的《黑书》获法兰西文化奖；1998年出版的《我的名字叫红》于2003年获得欧洲三大文学奖，即柏林文学奖、法国文艺奖、意大利卡佛文学奖，确立了他在国际文坛的地位；2002年出版的《雪》以思想的深度著称，是其本人最钟爱的作品；2016年出版的《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获德国书业和平奖。
201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是迄今为止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最年轻的作家之一。
奥尔罕·帕慕克：我们究竟是谁？一、在卡尔斯和法兰克福，我为了写小说而实地调查我的小说《雪》的主人公卡在法兰克福度过了人生最后15年时光。
卡是土耳其人，与卡夫卡并无关系，他们之间的联系只是文学上的。
卡的真名是KerimAlakusoglu,但他不喜欢这个名字，而是喜欢这个名字的缩写。
20世纪80年代，作为一个政治避难者，他第一次去了法兰克福。
他并不特别对政治感兴趣——他甚至根本不喜欢政治；他是生活在法兰克福的一个诗人，其一生是诗歌的一生。
他看待土耳其政治的方式就仿佛别人看待一件意外的事故——不在意料之中，却已经被卷了进去。
由于不想在描写卡在法兰克福的生活时犯下太多错误，2000年我造访了法兰克福。
当地土耳其人非常热情慷慨，带我参观了我的主人公度过他生命最后时光期间所生活过的地方。
为了更好地想象卡每日清晨如何从他的家走到他度过大量时光的市立图书馆，我们穿过车站前的广场，顺着大街，路过性用品商店、土耳其杂货店及土耳其烤肉店。
我们还去了卡购买大衣的百货商场，那件大衣他穿了那么多年，给了他许多安慰。
有两天时间，我们徘徊在法兰克福的土耳其人贫民窟，参观清真寺、饭店、社区协会还有咖啡馆。
帕慕克：我写作是因为生他们的气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奥尔罕·帕慕克（1952—）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当代欧洲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
生于伊斯坦布尔，自幼学画，大学主修建筑，后从文。
200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称：“在探索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
”他的作品已经被译为60多种语言出版。
“父亲告诉我，一个人最好按自己的想法过日子，钱绝不是目标，但快乐若取决于它，则可把钱当作达成目的的手段。
”多年之后，帕慕克已然真的成为了“另一个奥尔罕”，并在写作中继续创造着更多的奥尔罕——逃学的、放纵醉酒的、充满雄心壮志的、从纨绔子弟跌落为贫家少年的、失恋的、幸福的、高傲的、沮丧的、不甘于平庸的……无论是哪一个，他都让我们感到，他的故事离我们自己并不遥远。
1似乎每位天才作家在少年时代都有些忧郁，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也不例外。
或许多少是因为身为双子座，心思活络、天生戏精的基因，从他五六岁起就开始显露出来。
每当小奥尔罕感到不快乐，他便想象，这世界上还存在着另一个奥尔罕，住在另一栋房子里，过着无比幸福的生活。
最终，他会相信，自己就是那另一个奥尔罕，从而忘记周遭的种种烦恼。
虽然从小就给人留下聪明、积极的“好学生”印象，但帕慕克体内孤独叛逆的一面也不时流露。
父母之间无穷无尽的争执，大家族各个分支之间有关财产的纠纷，自己和哥哥既亲密又互相竞争的紧张关系，以及整个城市乃至国家的破败、贫困、忧伤，令他越来越体会到幻想带来的快乐。
一旦脱离了父母的严格管束，幼年的帕慕克便开始采用磨蹭、装病等各种策略，“认真逃起课来”；他不仅通过和哥哥打架、做游戏来逃离现实生活，还掌握了做白日梦的新方法——画画。
他画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渡轮和清真寺，画那些贫民区破败的房子。
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不是画作的主题和精湛的技巧，而是画面的细节可以带他沉浸其中，远离乏味的真实世界。
从《纯真博物馆》看帕慕克笔下充满呼愁的伊斯坦布尔摘要：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的《纯真博物馆》以作者年轻时代生活的城市——伊斯坦布尔为背景，唱响一曲爱情的哀乐。
帕慕克曾因“在追求其故乡忧伤灵魂的过程中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而被授予了诺贝尔文学奖，他用土耳其语将这种忧郁称为“呼愁”，认为这是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的文化特点。
如其他以伊斯坦布尔为背景的作品一样，《纯真博物馆》仍反映出东西方文化交流碰撞时所引起的土耳其人浓厚的忧郁。
全盘西化与坚持土耳其本土性文化，这种矛盾、对立不仅影响着土耳其人的行为、价值观，更反映在文学创作上。
本文将从伊斯坦布尔的城市文化出发，分析《纯真博物馆》中的“呼愁”。
关键词:伊斯坦布尔;呼愁;西化;土耳其性《纯真博物馆》以1975年的伊斯坦布尔为背景呈现一幅爱情画卷，有婚约的富家公子凯末尔爱上了自己的穷亲戚，18岁的芙颂。
与未婚妻茜贝尔取消婚约后，凯末尔脱离上流社会的社交圈，流连于穷困的后街陋巷。
收藏芙颂使用过、触碰过的几乎一切物件，将其珍藏进自己的“纯真博物馆”。
帕慕克依托于凯末尔的这种激情，对时间、欲望及占有进行了深入思考。
小说每一章都有博物馆中所展示的物件，这种“收藏”既表达了凯末尔对逝去恋情的不舍，也呈现了伊斯坦布尔这座古老城市给帕慕克留下的印记。
因为帕慕克将对自己生活了大半生的城市的感情融入其中，将一街一巷描绘得真实细腻，将所到的每一个街区印下自己对这座城的留恋，这部小说才有了历史的厚重感。
当上流社会的人正兴奋地追求着纸醉金迷的西化生活时，老街区正遭受着一次次炸弹的袭击，废墟正向这座城市发出沉痛的哀鸣，“保守派”正呼吁着捍卫土耳其的本土性，拒绝西方文化的侵入。
小说里负载的大量的历史和现实信息，是20世纪60到80年代的伊斯坦布尔乃至整个土耳其的历史，是“忧伤”的伊斯坦布尔，是博物馆中展览的各种物件所负载的信息，是时代风云与社会生活背景，是爱情之伤下更深刻的文化之伤。
《奥尔罕·帕慕克戏剧文集》读后感
《奥尔罕·帕慕克戏剧文集》是一部让人深思的作品，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人生
哲理和情感。
通过阅读这本书，我深深感受到了帕慕克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和对生命的无尽探索。
帕慕克的作品充满了对人类内心世界的探索和对社会现实的批判。
他通过戏剧
的形式，展现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和困境，以及他们在面对这些挑战时所展现出的不同态度和选择。
帕慕克的作品中充满了对人性的探讨，他揭示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恐惧、欲望、矛盾和挣扎，让人不禁感叹人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在《奥尔罕·帕慕克戏剧文集》中，我最深刻的印象是他对自由意志和命运的
探讨。
帕慕克通过不同的人物和情节，探讨了人们在面对命运时的选择和决定，以及这些选择和决定对他们未来的影响。
他认为人类是自由的，但同时也受到命运的限制，人们需要在自由意志和命运之间寻找平衡，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价值和意义。
另外，帕慕克的作品中还充满了对生命的热爱和对人类命运的关怀。
他通过戏
剧的形式，表现了人们对生命的渴望和对未来的希望，以及他们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所展现出的勇气和坚强。
帕慕克认为生命是宝贵的，每个人都应该珍惜和珍视自己的生命，努力实现自己的理想和目标。
通过阅读《奥尔罕·帕慕克戏剧文集》，我深深感受到了帕慕克对人类命运的
思考和对生命的热爱。
他的作品不仅让人深思，更让人感受到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帕慕克的作品永远都会在读者心中留下深深的印记，让人不断思考和探索人生的奥秘。
解读《伊斯坦布尔》脱水精华版如果说帕慕克的代表作，我的名字叫红奠定了作家在国际文坛上的地位，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本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则最终使得作家成功摘取诺贝尔文学奖贵观。
奥尔罕帕慕克1952年生于伊斯坦布尔，他的祖上积累了巨额财富，但是到了他父亲这辈家道中落，这种变化使帕慕克深切的感受到世事的沉浮，也让他对周边环境的观察更为敏锐，尤其是他生活的这座城市。
除短期出国旅行讲学外，帕慕克大部分时间都居住在伊斯坦布尔，他对这座城市充满了感情，这座折射出东西文化交错、传统与现代文明冲突的城市，拥有一种内在的精神特质，这种精神特质渗入到居民的灵魂深处，对帕慕克来说，他的个人成长史就是一部伊斯坦布尔的微观历史。
反之，城市史也在不断地揭示着他的自我成长，因此，这是一部很特别的书，它既是一部伊斯坦布尔的历史文化传记，也是一部帕慕克早期人生的传记，在这本书中，帕慕克的视角是双重的，首先，他从一个常年居住者的角度来理解伊斯坦布尔，而不是以观光客的猎奇视角来捕捉所谓的异国情调。
其次，他从一个知识分子的角度来反思伊斯坦布尔，而没有本土民族主义者的狂热和崇拜，也正如她的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所说，帕慕克的作品在追求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
这种文明冲突带来的忧郁，其实也是帕穆克所有作品的核心主题，今天我们要讲的这部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就是展现这一核心主题的典型范例，这本书最新版收入了400多张黑白图片，包括作家自己和家人的照片，以及不同时代伊斯坦布尔的城市景观。
全书共37张，大概25万字，下面我就围绕作家在这座城市的生活，对这座城市的观察展开讲解，我们通常对伊斯坦布尔充满异国浪漫的想象和期待，比如满街的长袍，女人们戴着色彩缤纷的包头巾，各式各样的美食等等。
在书中，作者叙述了法国作家戈蒂耶19世纪中期在伊斯坦布尔旅行的故事。
戈蒂耶后来写成一部著作，书名就叫伊斯坦布尔，在他眼里，这座城市是东方异国风情的代表，他所看到的都是那些迥异于西方的事物，奇装异服斋月之夜的风俗，还有一千零一夜是奇妙场景、神秘仪式等等。
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的新作《我脑袋里的怪东西》，近日由世纪文景引进出版。
暌违六年后，帕慕克以一本近600页的长篇小说回归，并将视角对准了一位穷困、天真的小人物。
返观帕慕克的作品，早期的两本书《杰夫代特先生》和《寂静的房子》取自于他祖父和外祖母的家族故事；《黑书》里，他把自己想象成了一位有影响力的专栏作家；《我的名字叫红》里，他探索了如果他继续从事绘画，自己的人生是什么样的……迄今为止，只有在这本新作里，他第一次成为了完全陌生的他者。
帕慕克的第二生活帕慕克在哈佛大学的诺顿演讲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开篇的一句话：小说是第二生活。
比如我们做梦的时候，感觉梦境就是真实的，这就是最好的定义。
小说的功能与此相似，我们阅读小说的时候，恍如进入梦境，认同小说人物的言语和情感，尽管我们知道小说是虚构的，可是如果小说不能延续这种真实的幻觉，我们就会觉得挫败。
情感认同当然不是阅读小说的唯一形式，但认同最大的作用是让我们成为一个他者，这个他者的灵魂和行为与我们的现实无关，只属于第二生活，即小说的生活。
帕慕克讲述的小说理论并不深奥，但返观他的作品，其实他的小说大部分不是他者的故事，而是自我和自传性的故事。
早期的两本书《杰夫代特先生》和《寂静的房子》取自于他祖父和外祖母的家族故事；在《黑书》里，他把自己想象成了一位有影响力的专栏作家；在《我的名字叫红》里，他探索了如果他继续从事绘画，自己的人生是什么样的；在《雪》中，他打破了那种“上帝没有跟我说话”的诗人魔咒；在《新人生》里，那种“某天我读了一本书，我的一生从此改变”的心路历程更像是帕慕克自身从绘画到写作转变的隐喻：只不过改变了他一生的不是读了一本书，而是不断地写了很多书。
迄今为止，只有在这本新作《我脑袋里的怪东西》里，他第一次成为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他者。
据说，为了写作这本书，他采访了很多街头小贩。
因为舍弃了自己熟悉的题材，他只能动用自己全部的写作经验讲述这个故事。
“100万美国人几乎没有人敢提及，我也一样。
这也是他们讨厌我的原因。
”在土耳其，没有人质疑事实的真相，就连1984年到1999年发生于土耳其东南部抵抗库尔德分裂战争时3万库尔德人被杀都无人问津，即使在谁该受责备方面有尖锐的分歧。
帕慕克提到的100万美国人被杀事件激怒了国人。
在土耳其，任何事都没有美国问题敏感，这不仅仅表现在2005年的事件上，当一些欧洲政府要求土耳其承认对美国的大屠杀，一次为条件，允许它加入欧盟，土耳其政府一直极力否认1915年到1923年期间1百万甚至更多的美国成员有组织地灭绝之事。
土耳其坚持认为一部分美国人——大概 2万到3万死亡于揭露，饥荒和疾病，还有因俄国势力入侵而驱逐到叙利亚的。
他们同时指出，在同一时期，美国对抗土耳其时也犯下了许多残暴罪行。
并且，他们不会忘记美国秘密部队在20世纪70到80年代的美国解放战争中对土耳其市民和外交官的暗杀，对飞机场的轰炸行为。
事实上大部分土耳其人对于与美国发生了什么知之甚少----在土耳其学校里不会教这些内容----但他们坚信自己的祖先不会做出大屠杀这种事，他们将一些国家的突发行动，如法国和瑞士支持此控告，仅仅当做是一点证据，其他世界各国继续讨厌和误解着“糟糕的土耳其人”。
奥尔罕·帕慕克实际上也许不是采访时期“最讨厌的土耳其人”，但这个标题很快变成了一个自我促成的预言。
立即翻译成了土耳其语，采访变成了整个国家的头号标题新闻，帕慕克发现自己成为了史无前例的诽谤运动目标。
阿库夏姆报的标题是“帕慕克为什么讨厌？”祖国报的标题煞有介事地命名为“难道言论自由也是叛国罪？”阿勒泰在自由报上的一篇文章中给帕慕克打上骗子的烙印，在他的黑皮书上用双关命名为“一个可怜的生物”，“一个黑暗的作家”。
在土耳其日报上专栏作家爱夏厄兹金写道“他想让全世界都知道土耳其的坏事。
他想告诉全世界土耳其和土耳其人民有多么恐怖。
他一定在电脑前务必开心的写下这些话。
他充满了负能量，他抨击这个国家里他所看到的一切。
奥尔罕·帕慕克：编织叙述艺术的花毯→邱华栋奥尔罕·帕慕克：编织叙述艺术的花毯土耳其的“呼愁”我最早接触到奥尔罕·帕慕克的作品，是在2004年。
当时，我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一家书店里，看到了他的英文版《雪》，立即感到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作家。
眼下，他已是在世的最年轻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了。
2008年5月，他来到了北京，出席了一系列的文学活动。
据接触过、接待过他的人说，他是一个集欧洲人的严谨、庄重和西亚人的散漫、随意于一身的人，在座谈和开会当中，他会不按常理出牌，会忽然消失不见，让接待方无所适从，而且，他还经常改变早就安排好的行程，不断地推迟或者提前一些活动的安排，既有着孩子气的调皮，也有着难以应付的刁钻和耍大牌的毛病。
但是，在另外一些地方，他又显示出超越一般人的对艺术和文化的理解，比如，他对中国古代美术和建筑就非常感兴趣，花了几万元在琉璃厂买了很多中国美术画册。
当我们靠近他的时候，我们看见了他的调皮和散漫，骄傲和嬉皮，但同时也看见了他的灼人才华。
那么，就让我们进入到他所创造的文学世界中去，在那里，我们才会发现他真正的魅力，因为，一个作家所有的魅力和秘密，都深藏在他的文字中。
奥尔罕·帕慕克1952年出生于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这是土耳其最大的海滨城市，横跨欧洲和亚洲，大部分城区在亚洲，只有一小点城区在欧洲，博斯普鲁斯海峡分隔开了她的欧洲和亚洲部分。
土耳其位于亚洲的西北端最靠近欧洲的地方，和希腊与保加利亚接壤。
她的首都安卡拉则位于国家的中部，其文化地位比不上伊斯坦布尔重要。
伊斯坦布尔有着辉煌的历史，在15、16世纪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首都，当时叫君士坦丁堡。
1923年，在凯末尔元帅的领导下，摆脱了西方帝国主义的控制，成立了土耳其共和国，从此，土耳其走上了世俗化的现代国家之路。
奥尔罕·帕慕克出身的家族，属于土耳其富裕的中产阶级工厂主家庭，在父母亲的悉心照料和教导下，奥尔罕·帕慕克受到了很好的教育。
名人故事：奥罕?帕慕克每一份爱情的来临都不是无缘无故的。
作为这所美国人开办的私立学校中最为优秀的男生，男孩有理由得到情窦初开的少女的追求DD他长相俊秀，气质儒雅，拉得一手漂亮的手风琴，而且，英语口语在学生中无人能及。
当然，向他示爱的女生也并非平庸之辈。
那位名叫依丝米忒的婆婆少女是伊斯坦布尔赫赫有名的皮草大王的女儿，貌若天仙，伶俐可爱。
依丝米忒常常在校园拦截他，有时会送给他一些小物件，比如手表、瑞士军刀、皮带什么的，都是男孩喜欢的东西，有时只为了和他说几句话。
说实话，这样漂亮多情而又率性热忱的女孩子几乎没人能够抗拒。
所以，他也不知不觉地陷进了依丝米忒用温柔和热情织出的情网。
他们开始约会，常常在周末，远离街区，跑到郊区的河畔和小山冈，在那里玩耍，嬉戏，情到深处也会激情拥吻。
他生于英国东部苏格兰(现安格斯郡)农村一个织布工人之家。
自幼酷爱读书写作。
1882年在爱丁堡大学毕业后，在诺丁从事新闻工作两年。
1985年(此时他已25岁)，他移居伦敦，当自由投稿的新闻记者，开始创作反映苏格兰人生活的小说和剧本。
1919-1922年任圣安德鲁斯大学校长。
1928年当选为英国作家协会主席。
1930-1937年受聘为爱丁堡大学名誉校长。
他的小说属于“菜园派”，擅长以幽默和温情的笔调描述苏格兰农村的风土人情。
最著名的是幻想剧《彼得·潘》(1904)，另外尚有社会喜剧和熔幻想剧与社会喜剧于一炉的剧作多种。
他的变化被父亲看在眼里。
处在莽撞毛糙的少年期的儿子一度显示出了异常举动，多数时间心思重重，神游身外，其间伴随有间歇性的傻笑。
作为过来人，这位一直受西方思想熏陶的大个子葡萄酒商人，敏锐地察觉儿子一定是有了心上人。
可是，儿子还是如此稚嫩孱弱，虽然个头已经快和自己差不多，但是，他除了会学习，其他什么也不会，甚至连衣服都不会洗。
沉醉初恋不知归路的儿子是在携带着美好情愫走可怕的感情钢丝啊!他决定和儿子好好谈一谈。
父子间的谈话是在一次晚餐时进行的。
奥尔罕·帕慕克的诺贝尔奖获奖演说菲利特·奥尔罕·帕慕克（Ferit Orhan Pamuk，1952-）土耳其作家，诺贝尔奖得主，被誉为“欧洲当代文坛三巨头”之一，1952年6月7日出生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早年就读于罗伯特学院直到高中毕业，之后应全家的期望进入伊斯坦布尔理工大学学习建筑学，三年后中途退学，1976年毕业于伊斯坦布尔大学新闻系；帕慕克1974年开始小说创作，成为全职作家，1979年第一部作品《塞夫得特州长和他的儿子们》获得《土耳其日报》小说奖，1982年正式出版，1983年再度赢得奥尔罕·凯马尔小说奖，同年第二本小说《寂静的房子》问世，并于1991年获得欧洲发现奖，同年出版法文版；1985年第一本历史小说《白色城堡》出版，1990年荣获美国外国小说独立奖，从此让他享誉全球，纽约时报书评称他：“一位新星正在东方诞生——土耳其作家奥罕·帕慕克。
”同时，1990年出版的里程碑式小说《黑书》，让他在土耳其文学圈备受争议的同时也广受一般读者喜爱，法文版获得了法兰西文化奖，1992年继而以这本小说为蓝本，完成《隐蔽的脸》的电影剧本；1997年《新人生》一书的出版在土耳其造成轰动，成为土耳其历史上销售速度最快的书籍，1998年《我的名字叫红》出版，这本书确定了他在国际文坛上的的文学地位，获得2003年都柏林文学奖，奖金10万欧元，同时还赢得了法国文艺奖和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2002年发表自己最为钟爱的小说《雪》，这部最有争议的政治小说，曾使他的生命受到威胁；2005年帕慕克的新作《伊斯坦布尔》被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同年获得德国书业和平奖；2006年出版《我的名字叫红》，获得法国文学奖、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和都柏林文学奖在内的欧洲三大文学奖项，并于同年获得2006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成为史上第一位土耳其籍诺贝尔奖得主；帕慕克是土耳其最畅销的作家，其著作已被译成50多种文字，至今为止创造了七百多万本的销售记录；除了1985-1988年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还访问了艾奥瓦大学）外，帕慕克一直都生活在家乡伊斯坦布尔，现为哥伦比亚大学人文教授，主讲比较文学和写作。
奥尔罕·帕慕克——一座有待攀越的高峰奥尔罕·帕慕克对我来说，意味着永恒的诱惑，是一座等着我去攀越的高峰。
十二年前，当我第一次打开帕慕克的小说，就是那本在圈子里有名的《我的名字叫做红》，起先读得磕磕碰碰，可读到三分之一时，拍案而起——这哥们绝对是个人才，他创造了一个奇迹！那一年，我将那本书读了两遍。
帕慕克是个读了他的书之后，读者自己有写书冲动的作家，至少我是这样的。
我那时一直琢磨着要做点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来，什么事最酷，就去做什么。
如果创立一家伟大的公司很酷，那就去创立一家伟大的公司，如果搞出一个影响人类生活的伟大发明很酷，那就去搞出这么一个伟大的发明……可如果你什么都没有，而写作在当时看来是最能自己掌控，最有可能出成果的事，那么就写作吧，不为了别的，只是为了做一件了不起的事，要获得“成就感”。
十二年过去了，期间发生了很多事。
当我再次打开帕慕克的小说，那个念头又回来了。
它在不停地提醒我，你不是想做一件了不起的事么，为什么不老老实实坐下来，做那件事呢？但这事是不能说的，应当严守秘密——就像在同性恋不被接纳的年代里，每个性取向不同于自己性别的人，都小心翼翼，严守自己的秘密。
计算机天才图灵，就是因为自己的性取向，被当时的政府迫害，最后死于一个咬了一口的苹果（苹果沾了剧毒氰化钾）。
直到2013年，英国女王才赦免图灵的罪——同性恋之罪。
但其实我这事远远没有这么严重，它不过是一个青年人的梦想而已，没什么大不了。
但我总觉得这是不能说出来的，因为这是雄心，或者说，是野心。
帕慕克的魅力在于，每次当我打开他的小说，那念头总在我脑海中徘徊。
前方是永恒的诱惑，有一座高峰等着你去攀越，你得去攀越……打起精神来，别颓丧，睁开你的眼睛，看准前面的灯塔，坚定不移地朝着它走去……试一试又有什么大不了的？这是魔咒。
1、奥尔罕·帕慕克奥尔罕·帕慕克（1952.6.7——），土耳其作家。
百科词条是这样介绍他的：1952年6月7日，费力特·奥尔罕·帕慕克（Ferit Orhan Pumuk）出生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市尼尚塔石区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的西化家庭（这个家庭曾经是奥斯曼帝国的贵族后裔）。
帕慕克：那些困在身份、欲望和悲痛中的土耳其人等我再次离开土耳其时，又一个二十四年过去了。
我年少时对那些有护照、能去欧洲以及更远处旅行的人，总是充满了崇拜和向往。
但尽管我也有很多机会可以出国，我却始终坚信，我的命运应该就是坐在伊斯坦布尔的某个角落里，一心一意把自己交给书本。
我的第一本护照和几次欧洲之行1959年我七岁时，父亲神秘地失踪了。
几个星期之后，我们得到消息说他到了巴黎。
他住在蒙帕纳斯一家便宜的旅馆里，正忙着在他的笔记本上涂写东西。
后来，在生命将尽之时，他把这些笔记本装在手提箱里，留给了我。
那时候，父亲坐在多摩咖啡馆（The Café Dome）里时，常常可以看到让－保罗·萨特从外面的街道经过。
我祖母习惯于从伊斯坦布尔给他寄钱。
我祖父是个商人，他靠铁路行当挣了很多钱。
在祖母令人心烦的眼光看管下，父亲和他的叔伯们才没把所有的遗产耗个精光，才没把所有的房子卖掉。
祖母在她丈夫去世二十五年后，宣布钱已经用完，也不再给巴黎的波希米亚儿子寄钱。
这样，我父亲也加入到一个世纪以来流浪在巴黎街头的土耳其知识分子大军中。
他们每个人都身无分文，悲惨可怜。
像我的祖父和叔伯们一样，父亲也是一个建筑工程师，很有数学天分。
钱花完以后，他就应聘报纸上的广告；他被IBM公司雇用过，还曾被派往日内瓦的办事处。
那时，计算机还要靠打孔卡来运作，大众对计算机所知甚少。
就这样，我的波希米亚作家父亲成了欧洲第一批土耳其客籍工人。
不久后，母亲去和父亲会合了。
她把我们留在祖母那豪华、拥挤的家里，自己坐飞机去了日内瓦。
哥哥和我则要一直等到夏天学校放假才能去。
而且，我们两人必须拿到护照。
我记得，为了照护照照片，我们得长时间地保持姿势，任由摄影师支起三脚架，在带有压气皮腔的木质装置后面盖一块黑布，然后在后面不停地捣弄。
为了让光线照在化学处理过的玻璃感光板上，他会突然优雅地抖动手腕，瞬间把镜头打开。
但是，在此之前，他会先看看我们，然后说：“咦……”我觉得这个老摄影师太荒唐可笑，所以在第一张护照照片上，我是一副紧咬着嘴巴的歪脸形象。
奥尔罕·帕慕克：你为谁写作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1952—），男，土耳其作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魏丽明（1965—），女，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副教授，从事东方文学研究。
你为谁写作？这是我成为作家后30多年间，最常听到读者和记者们追问的问题。
他们提问的动机以及好奇程度因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不同，但是所有的人都以相似的质疑且轻慢的口吻发问。
70年代中期，我最初决定做一个小说家的时候，这个问题代表了广泛流行的市侩观点：对于一个努力要跻身现代化进程却贫穷的非西方国家，艺术和文学是难以承受的奢侈品。
也有人说，一个“像你一样受过教育、有教养”的人可以更有效地为国家服务，比如做一个同传染病斗争的医生，或者做一个建造桥梁的工程师。
（让·保尔·萨特赞同这一观点，他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曾说过，假如他是一个比夫拉知识分子，他绝不会从事小说写作。
）最近几年，提问者们更想探明的是，我希望社会上哪个群体来阅读和欣赏我的作品。
我知道这是一个圈套，因为假如我没有回答：“我为社会上那些最贫最贱的人们写作！”我就会被指责在维护土耳其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利益——正如人们提醒我的那样：任何一个声称为农民、工人和穷人写作的思想纯洁、心地善良的作家都不过是在为那些几乎没有文化的人写作。
在20世纪70年代，当我的母亲问我为谁写作时，她那忧伤而关切的语气告诉我，她其实是在问，你打算如何养活自己？当朋友们问我为谁写作时，他们讥讽的语气暗示着：没有人想读像我这样的人写的书。
30年后，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频繁地听到这个问题。
这在很大程度上缘于我的书已经被翻译成40种语言。
尤其是近十年间，众多的采访者们似乎担心我可能会误解他们的意思，所以他们往往喜欢加上一句：“你用土耳其语写作，那么你仅仅是为土耳其人写作，还是现在也会顾及你译作所影响到的、更广泛的读者群？”无论这些访谈是在土耳其境内还是境外，伴随这个问题的总是那种质疑而轻慢的微笑。
巴黎评论：奥尔罕·帕慕克奥尔罕·帕慕克一九五二年出生于伊斯坦布尔，至今仍在伊斯坦布尔生活。
在土耳其共和国初期，帕慕克家人从事铁路建筑业致富。
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富家子弟所上的罗伯特学院上学，接受了世俗的西式教育。
帕慕克从小喜欢视觉艺术，上大学时报读建筑专业，但不久改变想法，希望从事写作。
如今，他是土耳其读者最多的一位作家。
帕慕克的处女作为《杰夫代特先生》，出版于一九八二年。
其后他又创作了《寂静的房子》（1983）、《白色城堡》（1985原著出版/1991年英译本出版）、《黑书》（1990/1994）、《新人生》（1994/1997）。
二〇〇三年帕慕克获得国际IMPAC都柏林文学奖，获奖作品为《我的名字叫红》（1998/2001）。
这是一部谋杀悬疑小说，故事背景为十六世纪的伊斯坦布尔，小说中有多重第一人称叙述，探索了他后来小说中常见的一些核心主题：在一个横跨东西方的国度身份的错综复杂性、兄弟之争、双重性的存在、美和原创的价值、文化影响的焦虑。
《雪》（2002/2004）侧重宗教和政治极端主义，是他第一部质疑现代土耳其政治极端主义的著作，在土耳其国内颇多争议，但此书进一步奠定了他的国际地位。
帕慕克近著为《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2003/2005），此书记载了作者青少年时期的成长，也追忆了他成长的这个城市。
本访谈是在伦敦与奥尔罕·帕慕克的两次直接面谈，外加通信联系写成的。
我们第一次谈话是二〇〇四年四月，帕慕克的《雪》在英国出版之后。
为这次访谈我们专门在酒店地下层订了一间企业会议室，里面亮着日光灯，空调声很吵闹。
帕慕克来的时候，身穿黑色灯芯绒夹克、淡蓝色衬衫、黑色休闲裤。
他看了看，说了声：“我们死在这里都不会有人发现。
”我们退到酒店大堂一个比较舒适、安静的角落，聊了三个小时，其间只有喝咖啡吃鸡肉三明治的时候有所中断。
二〇〇五年四月，帕慕克因《伊斯坦布尔》的出版而重回伦敦。
朋友眼中的帕慕克他有勇气，他不随便说话，他天性谨慎，他很风趣，他人缘不是很好，他不中庸……要么你会很喜欢他，要么你就很讨厌他帕慕克从事文学创作31年，“从未干过写作之外的任何职业”。
帕慕克现年54岁，在这里居住了超过50年，“在伊斯坦布尔的同一条街道、同一套公寓里”，他在这里成长，也在这里成名奥尔罕·帕慕克获奖之时，他的挚友，旅居伊斯坦布尔的挪威著名作家、国际笔会理事尤金·舒尔金刚好在斯德哥尔摩探亲。
应《南方周末》之约，10月15日，舒尔金畅谈他的朋友——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
智慧和幼稚的奇怪结合体记者：你熟识帕慕克本人吗？舒尔金：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96年。
我那时还没有搬到伊斯坦布尔，所以最初两年我们见面不多，现在见面多一点。
他比较内向，不太喜欢社交，不爱和朋友下饭馆泡酒吧，而是愿意呆在家中，倾心于写作。
但有人说他不关注社会，不关注土耳其的言论自由问题，这是非常不公正的，他当然关注。
记者：当然，瑞典学院介绍得很清楚，当年在穆斯林世界，他第一个出来抗议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下令追杀《撒旦诗篇》的作者拉什迪；他也为坐牢的土耳其作家大声呼吁。
舒尔金：是的，他介入社会事务，表达自己的看法，他不怯弱胆小，他经常为坐牢的作家说话。
但他不像最近的瑞士报纸所说，是惟一敢于指出亚美尼亚人和库尔德人被土耳其士兵屠杀的人，我想瑞士记者把他的话引用错了。
土耳其很多作家、很多知识分子早就指出了这一点了，帕慕克只是其中之一。
其实重要的不是这个，而是他很早就显示出了勇气，为那些坐牢的土耳其作家仗义执言，他站在与当权者发生冲突的人一边。
万之：他是国际笔会成员吗？位于土耳其卡尔斯省的阿尼古城拜占庭风格的天主教堂废墟，远处的草原是亚美尼亚领土。
历史上，这里的控制权在土耳其和亚美尼亚之间多次转换。
帕慕克的小说《雪》，故事就发生在这一敏感地区赋格摄舒尔金：他是土耳其笔会的重要成员，经常参加笔会活动，但他不是那种随时可以打电话去求他做事情的人，他不照别人的意志行事，他要自己决定什么时候发表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