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变人形》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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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文化视野下的《活动变人形》王蒙先生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见证者和书写者,并且现在依然活跃于当代文坛,笔耕不辍地进行着文学创作,他的创作从散文到小说,从文学评论到文艺思想,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创作成果可谓充盈丰厚,在其创作的所有文学样式中,小说无疑受到关注最多并且是给其命运带来过转折的文学样式。
从最早的《青春万岁》到《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再到“意识流”式的一系列小说,从《活动变人形》到“季节系列”,这些小说都曾在文学界引起强烈反响,然而,王蒙最经典最优秀的小说作品之一当属创作于“反思文学”、“伤痕文学”背景下的《活动变人形》,本论文就是要在重读经典的基础上对这部小说进行新的分析与阐述。
《活动变人形》是一部具有厚重的历史感与反思意识的作品,发表之初便引起文学界的强烈反响和广泛争议,同时研究者众多,被称作“一部民族自我批判书”、“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路程的缩影”、“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变形记”、“审父之作”等等,研究的重点在于对倪吾诚这一人物形象的分析以及其所代表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处境的深刻挖掘,也有的研究者在中西文化碰撞与挤压的大背景下分析倪吾诚及其所代表知识分子群体的悲剧人生和坎坷命运。
总而言之,以往的研究者或者将视角专注于小说的主人公倪吾诚或者专注于小说中所折射出来的中西文化的冲突与差异,本论文的目的在于总结或者参照前人对这部作品的研究的现有成果之上,开掘其更深刻与广泛的意义与价值。
作品中所折射出来的并非只是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倪吾诚的悲剧命运,同样作为家庭一部分的女性形象在研究中被忽视或者缺失,小说中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冲突与平衡在以往的研究中没有得到体现,本论文试图在多维文化的视角切入,对于作品中所折射出的东西方文化,女性文化、知识分子文化及革命文化等做深入的分析与阐释,以期通过对这部作品的解读弥补相关研究领域的不足,带来一点新意。
同时对于作品中不同文化的解读,对于当今纷繁芜杂的社会中如何接纳与吸收不同文化有着一定非现实意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本论文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活动变人形读后感《活动变人形》读后感。
《活动变人形》是一本由美国作家雷蒙德·布拉德伯里所著的科幻小说,小说以未来为背景,描述了一个充满科技发展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人们可以通过一种特殊的活动变人形机器来变换自己的外貌和身体,实现了人类对于外貌的自由塑造和改变。
这本小说不仅仅是一部科幻作品,更是对于人性、社会和科技的深刻思考,引发了我对于未来世界的思考和对于人性的反思。
在小说中,作者通过活动变人形机器这一科技奇迹,展现了人类对于外貌的追求和对于自由的渴望。
在这个世界里,人们可以通过活动变人形机器随意改变自己的外貌,无论是变成年轻貌美的模样,还是变成动物或者其他形态,都可以轻松实现。
这种科技给了人们无限的可能性,让他们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外貌和身体,摆脱了传统的外貌束缚,实现了真正的自由。
然而,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人们对于外貌的追求,活动变人形机器也逐渐暴露出了一些负面影响。
人们开始为了追求完美的外貌而疯狂地改变自己的身体,甚至丧失了自我认知和自尊,这种盲目的追求也让人们失去了对于真实自我的认识。
作者通过这种方式,深刻地揭示了科技发展对于人类的影响,引发了我对于科技和人性的思考。
除此之外,小说中还对于社会和人性进行了深刻的揭示和反思。
在这个世界里,人们因为活动变人形机器的出现,开始失去了对于真实的认识,社会也因此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人们开始追求虚幻的外貌和身体,而忽视了内在的美和真实的自我。
社会也因此而变得虚伪和浮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冷漠和虚假。
这种社会现象让我深深地反思了人性和社会的本质,科技的发展对于社会和人性的影响,以及人们对于外貌和身体的追求,都是我们需要深刻思考和反思的问题。
总的来说,《活动变人形》是一部充满思想深度和科幻色彩的小说,作者通过活动变人形机器这一科技奇迹,揭示了科技对于人类的影响,以及人们对于外貌和身体的追求。
小说不仅仅是一部纯粹的科幻作品,更是对于人性、社会和科技的深刻思考,引发了我对于未来世界的思考和对于人性的反思。
《活动变人形》-CAL-FENGHAI.-(YICAI)-Company One1关于王蒙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的作品分析《活动变人形》是20世纪80年代由当代著名作家王蒙创作的—部非常优秀的长篇小说。
作品对五千年中国传统文明、中西文化对峙、历史、人性和知识分子等多重文化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地梳理、分析与阐释。
这篇小说非常有意思,这是作家在很大程度上根据个人经历写成的,给个人如何去处理自己的历史,个人怎样去处理自己童年的记忆提供了很有趣的范例。
通过这个作品,他反思了中国社会中国历史里的中国人的命运乃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
他通过自己对家庭的种种回忆,不断地去思考中国人和中国历史里包含的很多不同的涵义。
“活动变人形”是笼罩在全书上的一个重要的意象。
故事的主人公倪吾诚——一个从海外归来的知识分子,就像一个“活动变人形”。
整个故事其实都是在不断地展示倪吾诚的家庭从稳定到瓦解、并分崩离析的过程中的一些关键点。
倪吾诚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就在两个大学里担任讲师的职位,而他的妻子静宜是一个典型的市民,他的家庭是一个标准的四口之家,有两个孩子——倪藻和倪萍。
这个家庭里还涉及到两个人——一个是姥姥江赵氏,就是倪吾诚的丈母娘;一个是江赵氏的大女儿,叫静珍。
静宜、江赵氏和静珍又构成一个小团体,这是典型的从天津的农村转到北京来的市民家族。
这个故事讲的就是这个家庭在40年代初的一些生活经验,也是倪藻——一个9岁的儿童在他成长过程中对生活产生的种种看法和记忆。
小说用漫画式的笔触,描绘三四十年代一位出过洋见了世面的中国男人倪吾诚,回国后妄图用他心仪的西式文明去改造他那有着根深蒂固东方传统的家庭生活,甚至还有他的冥顽不化的大姨子、丈母娘和妻子。
虽然王蒙在其中极尽调侃之能事,将静珍、静宜还有后来的倪萍的种种"不可思议"的丑态、可怜态刻画地淋漓尽致,将她们的如匕首如投枪的"骂誓"更是用"后现代"的笔法一口气"喷"出来,惊天地、泣鬼神,并利用意识流的写法将人物心理刻画得细致入微。
一、形象各异的悲剧女性形象《活动变人形》这部小说中主要是由四个女性人物,两个男性人物而构建成的。
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她们都是封建男权主义思想的受害者,然而,她们又都是封建思想的捍卫者。
但是,她们悲剧的成因又是各有不同的,下面将对其中三个形象各异的女性形象进行具体分析。
(一)静宜静宜是典型的旧式女人,儿时裹过脚,从而脚部轻微的畸形,正如她的脚那样,娘家的教育使她的思想还是守旧的,念过学堂,却也只是装装样子罢了。
她一心想把丈夫管教成听话顾家的传统丈夫,然而,倪吾诚的思想却是与她格格不入的。
她不想也不能融入丈夫倪吾诚的生活,静宜听到吾诚的英文就发慌,就觉得气短心跳,头晕胃痉挛。
倪吾诚曾试图带她走进他所谓的高贵文明的欧罗巴式生活。
那是他们刚到北京时仅有的快乐时光。
他带静宜去听讲座、学英文、划小船、看电影,然而在城市知识界的生活中,静宜只觉失魂落魄,无处安生。
对新事物的排斥与生活的压迫使得静宜又回到了封建妇女原有的位置上了。
静宜为了这个家尽心尽力,与倪吾诚进行一系列的斗争,在经过图章事件后对倪吾诚彻底失去了信心,从而想到“败坏”,然而在倪吾诚醉酒生病后又悉心照料他“说下大天来,我们不能没有你,你也不能不要我们呀!①”在倪吾诚生病的时候她发出了最真诚的感慨。
而事后他一番感人至深让倪吾诚都觉得自叹不如的话语也多多少少的挽回了丈夫的心。
然而,一个家庭的悲剧不会因为一个人的力挽狂澜而避免发生的,最终,倪吾诚离她而去,1950年他们正式协议离婚。
她的一生,是一个不成功的旧式女人的一生的代表,在生命的后几年才摆脱不幸婚姻的枷锁,她一心想维护她的旧式生活,却因丈夫的反叛和自己的愚钝而最终孤老。
提到静珍,让人又爱又恨,又觉得毛骨悚然,可以说,她是一个极其可怜的人,但是,她又是一个极其可悲的人。
她18岁结婚19岁守寡,年纪轻轻的她为了封建贞节而折磨自己一生。
在小说的第二章①静珍就上场了,开头用猫这个古代认为是淫恶化身的动物来突出人物的内心的扭曲变态。
父与子的启蒙和革命读王蒙《活动变人形》刘振发表于1985年的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无论是把它放在王蒙所有的作品中,还是置于中国当代文学史中都是较为特别的。
小说通过写一位知识分子的人生经历与一个老式家庭的琐碎故事,展现了20世纪中国近百年的沧桑历史和思想变迁,并且通过家族叙事与历史叙事巧妙结合的形式,彰显了王蒙对个人与时代、历史之间复杂关系的深入思考。
一、审视与反思:从倪家旧事到革命的发生《活动变人形》戏谑式地描绘了种类繁多的家庭闹剧场面:倪吾诚与姜氏母女的矛盾、姜氏母女之间的矛盾、姜赵氏静珍二人与倪萍的矛盾、倪萍倪藻姐弟与倪吾诚的矛盾、姜氏母女与邻居“热乎”的矛盾,此外,还有通过静宜的“败祸”与广泛博取同情,从家庭内部延伸出的赵尚同与倪吾诚在答谢宴上的矛盾等。
不同人物之间总能因为或大或小的摩擦引发对峙乃至激烈的冲突,有时不止是言语上的互相攻讦、谩骂、诅咒,而是直接诉诸肢体上的暴力,如“泼绿豆汤事件”“答谢宴掌掴事件”等。
在每场精彩异常的精神或肉体博弈之后,胜利者如静宜并没有欢呼雀跃,依旧感到委屈、空虚,依旧满腹牢骚,而失败者如倪吾诚挨骂挨打、狼狈不堪,又只能委曲求全。
他们长期压抑着心中郁积已久的不满、不快以及怨恨,满腔的怒火似乎在寻找着可以肆意爆发的出口。
在这些负面情绪集聚的势能产生的巨大破坏力面前,即便是亲情爱情的伟力也显得微不足道,就像静珍与姜赵氏对作为晚辈的倪萍同样会施以最无情最恶毒的咒骂。
在倪藻看来,倪家以及由这种家庭构成的社会亟待革命的彻底涤荡。
小说中所有关于倪家旧事的追述似乎都在证明着革命的必然性,倪家与革命之间因此也具有了某种因果联系。
但诚如许子东的疑惑,“是相信倪吾诚姜静宜等生活病态所以倪藻才必须相信革命呢?还是倪藻为了坚持自己的‘少布’信念才必须证明倪吾诚姜静宜辈生活病态呢?”①倪家与革命之间的关系也许并不像倪藻告诉我们的那么简单,那么理所当然。
作为叙述者、批判者的倪藻在整部小说中是特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