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诗经》中意境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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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诗经·蒹葭》意境解读郑州澍青医学高等专科学校赵春晓中国古代诗歌历史悠久、数量繁多,追溯诗歌的源头,我们可以发现《诗经》的身影。
《诗经·蒹葭》是古典诗歌中的名作,统编本教材八年级下册第三单元选入的课文就包含此篇。
本文试以这首诗为例,从四个方面解析诗歌表现的意境,这对探究诗歌的美学特质具有重要的意义,对解读古代其他诗词也有一定的借鉴。
一、“意境”一词解析中国古代诗歌一向力求创设境界,《诗格》把意境、物境以及情境并称为“三境”,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对意境的三种境界进行了总结。
《诗经》作为古典诗歌的源头,非常讲究意境的创设,《诗经》采用了多种艺术表现手法,但大多都是简单的类比,将景和情融合在一起。
《蒹葭》的语言非常简洁,但用简单的词呈现了一幅唯美的画面,比如里面深秋的清晨,重重浓雾,给人如诗如画的感觉,就像一幅水墨画。
这里面的芦苇、清霜、白露给人创设出了一种孤寂、清冷、迷离的气氛,形成了特具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悲秋”文学情结,所以被称之为“千古伤心之祖”。
在秋色的映衬下,孤独、惆怅、寂寞之情漫溢在诗篇,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增添了无奈、执着的情感。
随着诗歌形式不断增多,诗歌理论也逐渐丰富和成熟,诗人们更为重视情景交融,重视意境的创设。
到唐宋时期,意境理论逐渐发展成为诗词理论的核心。
二、《诗经·蒹葭》意境的呈现1.悲情之美中国人历来钟爱皆大欢喜的结局,所以中国的悲剧往往呈现得不够悲壮,这与西方的悲剧有着显著的区别。
因此,在很多评论家眼里,中国是没有悲剧的。
但是,中国古典诗歌却表现出浓厚的悲剧色彩,这是古代文人悲剧心态的体现,所以悲情之美也成为诗词美学形态之一。
从最早的《诗经》所表现出来的“哀而不伤”发展到唐诗宋词中的典型悲剧,虽然中国的悲剧没有表现出西方悲剧中的惊心动魄,但更强调的是心灵悲剧,表现出了文人们的悲剧意识。
《诗经·蒹葭》所表达的是一种含蓄的悲情美,这种美就是藏在人们心底的“蒹葭之情”。
《诗经》《古诗十九首》中感伤意境的探究《古诗十九首》是南朝梁萧统编《文选》时,从传世的古诗中选录出的。
这十九首五言抒情短诗出现后,得到了诗论家的广泛赞誉,比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称其为“五言之冠冕”,钟嵘在《诗品》中赞其“一字千金”,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推其为“古诗第一”,并做出“其情真,其味长,其气胜”这样的评价,吕本中在《吕氏童蒙训》中则说“诗皆思远而有余意,言有尽而意无穷也”。
可以说,《古诗十九首》是中国文学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后人往往将其与《诗经》相提并论。
《古诗十九首》的及创作年代谈到诗词,首先要说的就是和创作时间,然而《古诗十九首》中的诗歌在这两点上却是模糊甚至存在争议的。
当初萧统编选这十九首诗的时候,就是由于无法考证清楚诗的和创作年代,因而总题为“古诗”,并以诗的首句为题,列入“杂诗”一类。
稍晚于萧统的南朝梁陈间的徐陵编纂了一部诗集叫《玉台新咏》,他将《古诗十九首》中的《西北有高楼》《东城高且长》《行行重行行》《涉江采芙蓉》《青青河畔草》《庭中有奇树》《迢迢牵牛星》《明月何皎皎》八篇题为“枚乘杂诗”,后来甚至有人认为这十九首诗都是枚乘的作品。
对于这个观点,学者在研究后给予了否定。
钟嵘《诗品序》中说:“逮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
古诗眇邈,人世难详,推其文体,固是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倡也。
自王(褒)、扬(雄)、枚(乘)、马(司马相如)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
”说的是五言诗起自李陵,而枚乘的生活时代在李陵之前,那时还没有五言诗出现;而且枚乘是“吟咏靡闻”,就是说他没有从事过诗的创作。
另外,《文选》中有陆机《拟古诗》十二首,凡是《玉台新咏》中认为是枚乘的作品,均已擬及,如《拟行行重行行》《拟迢迢牵牛星》等;又刘铄《拟古诗》二首,也在《玉台新咏》枚乘诗之内。
但陆、刘称其为“拟古诗”,而不是“拟枚乘诗”。
陆机和刘铄生活的时代要早于徐陵,其说法应该是可信的。
正如钟嵘所说“古诗眇邈,人世难详”,《古诗十九首》中每首诗的如今已难知其详。
《诗经·蒹葭》意境解读作者:赵春晓来源:《语文建设·下旬》2018年第05期中国古代诗歌历史悠久、数量繁多,追溯诗歌的源头,我们可以发现《诗经》的身影。
《诗经·蒹葭》是古典诗歌中的名作,统编本教材八年级下册第三单元选入的课文就包含此篇。
本文试以这首诗为例,从四个方面解析诗歌表现的意境,这对探究诗歌的美学特质具有重要的意义,对解读古代其他诗词也有一定的借鉴。
一、“意境”一词解析中国古代诗歌一向力求创设境界,《诗格》把意境、物境以及情境并称为“三境”,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对意境的三种境界进行了总结。
《诗经》作为古典诗歌的源头,非常讲究意境的创设,《诗经》采用了多种艺术表现手法,但大多都是简单的类比,将景和情融合在一起。
《蒹葭》的语言非常简洁,但用简单的词呈现了一幅唯美的画面,比如里面深秋的清晨,重重浓雾,给人如诗如画的感觉,就像一幅水墨画。
这里面的芦苇、清霜、白露给人创设出了一种孤寂、清冷、迷离的气氛,形成了特具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悲秋”文学情结,所以被称之为“千古伤心之祖”。
在秋色的映衬下,孤独、惆怅、寂寞之情漫溢在诗篇,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增添了无奈、执着的情感。
随着诗歌形式不断增多,诗歌理论也逐渐丰富和成熟,诗人们更为重视情景交融,重视意境的创设。
到唐宋时期,意境理论逐渐发展成为诗词理论的核心。
二、《诗经·蒹葭》意境的呈现1.悲情之美中国人历来钟爱皆大欢喜的结局,所以中国的悲剧往往呈现得不够悲壮,这与西方的悲剧有着显著的区别。
因此,在很多评论家眼里,中国是没有悲剧的。
但是,中国古典诗歌却表现出浓厚的悲剧色彩,这是古代文人悲剧心态的体现,所以悲情之美也成为诗词美学形态之一。
从最早的《诗经》所表现出来的“哀而不伤”发展到唐诗宋词中的典型悲剧,虽然中国的悲剧没有表现出西方悲剧中的惊心动魄,但更强调的是心灵悲剧,表现出了文人们的悲剧意识。
《诗经·蒹葭》所表达的是一种含蓄的悲情美,这种美就是藏在人们心底的“蒹葭之情”。
《诗经·采薇》的艺术表现一、意境之美我国的文学讲究情景交融,强调艺术形象,而诗歌将这一特点展现得淋漓尽致。
《诗经》作为早期诗歌的代表,已能体现此特点,如《小雅・采薇》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行道迟迟,载渴载饥。
我心伤悲,莫知我哀!”则是典型。
《诗集传・葛覃》:“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
”比,即比喻,比喻有暗喻(隐喻)、借喻、博喻(复喻)等。
“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
”(朱熹《诗集传》)“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也。
”(录自《困学纪闻》)“赋”“比”“兴”是《诗经》中常用的表现手法。
表达技巧灵活恰当的运用也是诗歌成功的关键,以下将诗中情景结合与“赋”“比”“兴”的巧妙融合进行解析。
本诗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描写的是士卒离家后在外面的所见所闻所感,即诗的前五章;第二部分描写的是士卒踏上归家之路的所思所想所感,即诗的第六章。
第一部分出现的事物有薇、路(通“辂”)、四牧、象弭和鱼服等。
“薇”,一种野菜,茎叶可食;“路”,一种高大的马车;“四牧”,指驾车的四匹雄马;“象弭”,用象牙做装饰的弓;“鱼服”,用鱼皮制成的箭袋。
诗中对薇的描写很细致,分别有薇的“作止”、“柔止”、“刚止”三种变化,从“作”(野豌豆嫩芽长出地面)、“柔”(野豌豆长出嫩叶)、“刚”(野豌豆苗已长出坚硬的茎)了解其表层意思为薇菜已长成,实则铺叙时间的流逝,士卒离家许久。
随着“薇”的慢慢成长,触动了诗人内心的感情,为士卒远离家乡和亲人,为了保卫国家的牺牲精神而歌唱,这是“兴”的体。
“维常之华”中常即棠棣,华是花,以棠棣花之绚烂美丽,暗喻高大的将帅之车。
从“戎车既驾,四牡业业”“四牡翼翼,象弭鱼服”体现了当时的军威赫赫和军容的整肃,同时铺叙出威武的阵容和高昂的士气。
战争的胜利除统领的英明谋略,精良的武器装备,还需要战士强壮的体格,从诗中事物描写可知,统领作战指挥到位,作战武器优良,因而达到“一月三捷”的战果。
浅析《诗经》比兴创造的情景交融艺术境界《诗经》的艺术特点《诗经》关注现实,抒发现实生活触发的真情实感,没有虚妄怪诞,展开对社会生活、政治状况、人民民风民俗的形象画卷,揭示了周人的精神风貌和情感世界。
这种创作态度,使其具有强烈深厚的艺术魅力。
无论是在形式体裁、语言技巧,还是在艺术形象和表现手法上,都显示出我国最早的诗歌作品在艺术上的巨大成就。
(1)赋、比、兴的手法赋、比、兴的运用,既是《诗经》艺术特征的重要标志,也开启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基本手法,对后世诗歌意境的创造有直接启发。
赋——铺陈直叙,即直接描写或抒情,把思想感情及其有关的事物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
比——比方,以彼物比此物,借事物比喻抒情,表达难言的情感,表现出诗人丰富的想象与联想,使物象变得异彩纷呈。
兴——触物兴词,客观事物触发了诗人的情感,引起诗人歌唱,所以大多在诗歌的发端。
赋、比、兴三种手法,在诗歌创作中,往往交相使用,共同创造了诗歌的艺术形象,抒发了诗人的情感。
赋可以叙事描写,也可以议论抒情,比兴都是为表达本事和抒发情感服务的,在赋、比、兴三者中,赋是基础。
赋运用得十分广泛普遍,如《七月》叙述农夫在一年十二个月中的生活,就是用赋法。
赋是一种基本的表现手法,赋中用比,或者起兴后再用赋,在《诗经》中是很常见的。
《诗经》中比的运用也很广泛。
其中整首都以拟物手法表达感情的比体诗,如《魏风·硕鼠》、《小雅·鹤鸣》,独具特色;而一首诗中部分运用比的手法,更是丰富多彩,《卫风·硕人》,描绘庄姜之美,用了一连串的比:“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
”分别以柔嫩的白茅芽、冻结的油脂、白色长身的天牛幼虫、白而整齐的瓠子、宽额的螓虫、蚕蛾的触须来比喻美人的手指、肌肤、脖颈、牙齿、额头、眉毛,形象细致。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两句动态描写,又把这幅美人图变得生动鲜活。
总之,《诗经》中大量用比,表明诗人具有丰富的联想和想象,能够以具体形象的诗歌语言来表达思想感情,再现异彩纷呈的物象。
《诗经》中的中国古代文学的韵律与意境1. 引言1.1 概述中国古代文学是世界上最为悠久、璀璨的文化瑰宝之一,而《诗经》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韵律与意境方面尤为突出。
《诗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包括了周代和一些先秦时期的宫廷民歌舞曲等内容。
本文将从中国古代文学中的韵律和意境两个方面入手,探讨《诗经》在这两个方面所呈现出来的特点和价值。
1.2 文章结构本篇论文将分为五个主要部分进行阐述。
首先是引言部分,我们将对研究主题进行概述,并介绍文章的结构安排。
其次是“诗经的韵律与意境”部分,围绕《诗经》的基本结构和特点以及韵律与格律运用展开讨论,并探索音韵篇章带给读者的意境。
然后我们将进行“不同风格与意境对比分析”,选取数首《诗经》中具有代表性风格和意境的作品进行比较研究。
接下来是“当代文学中的诗经影响分析”,我们将探讨《诗经》在现代文学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以及当代作家对其韵律和意境的理解与运用,并进一步思考诗经对当代读者情感和审美体验的启发。
最后,在结论部分,我们将总结中国古代文学中《诗经》韵律与意境的重要性与独特性,以及它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与价值,并探讨当代作家、读者应如何继承与发扬《诗经》的文学精神。
1.3 目的本文旨在通过对《诗经》中中国古代文学的韵律与意境进行深入研究,揭示其在古代乃至当代文学领域中所具有的重要性和影响力。
通过探讨《诗经》在韵律方面的基本结构和特点,以及音韵篇章所带来的意境感受,读者能更好地理解中国古典诗歌艺术及其背后蕴含的审美思想。
同时,文章还将从比较分析角度展示不同风格和意境造成的差异,以及《诗经》对当代文学创作和读者情感体验的影响。
最终,通过总结结论,我们希望能够探讨如何继承与弘扬《诗经》的文学精神,让其在当代社会中发挥更大的艺术魅力和文化价值。
2. 诗经的韵律与意境2.1 诗经的基本结构和特点:《诗经》是中国古代文学中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录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的诗篇。
《诗经》花意象浅析王安石(1012-1086 年) ,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人。
元丰三年(1080)受封荆国公,死后追封舒王,谥号“文”,故亦称荆公、舒王、王文公、王临川。
王安石一生从事政治、学术、文学的时期,是北宋王朝逐渐陷于贫困弱境的时代。
王安石作为北宋历史上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开启了一代风气的诗坛宗匠,是宋诗发展一代面目的成就者。
欧阳修曾用“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
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
”①,高度赞誉了其在文学上的成就。
梁启超在《王安石传》中高度评价王安石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顾即以文学论,则荆公于中国数千年文学史中,固已占最高之位置矣”②,对其诗歌的评价尤为甚高,“荆公之诗,实导江西派之先河,而开有宋一代之风气。
在中国文学史上,其绩尤伟且大,是又不可不尸祝也。
”③王安石在诗歌创作上用力甚勤,笔者据《临川先生文集》与《王荆文公诗笺注》统计,现存诗歌共有一千六百五十二首,可见其诗作十分浩博。
宋代诗家勇于创新,宋诗继唐之后,将中国古代诗歌艺术推向新的发展天地,创造出有别于唐诗的独特风韵,表现出与唐迥异的宋调。
诚如明代胡应麟《诗薮》云:“至介甫创撰新奇,唐人格调,始一大变。
”④近年来学界也多关注王安石诗歌,据《宋代文学研究·王安石研究》一文可知,当今学界对王安石诗歌的主要研究方向在如下三个方面:“王荆公体”研究、荆公体的源流以及一些具体作品的辨说。
学界在王安石诗歌研究上涉及到意象时未能将其作为整体的一个理论地系统加以阐释。
故此,笔者将把王安石诗歌“意象”,作为研究主体,对王安石诗集中的“意象”进行详尽地分析梳理,探索其主要诗歌意象与诗境、思想内容、诗歌艺术特色的关系,从侧面进一步展示王安石诗歌的独特风韵。
国内研究现状分析王安石一生诗作颇丰,学界不乏对其诗歌的研究。
二十世纪以来,学术界关于王安石的研究逐渐深入,有专著,更有大量的期刊论文。
现将已有研究成果简要梳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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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诗经》中意境的创造作为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不仅是后世诗歌现实主义传统的源头和各类题材的滥觞,同时也是中国古典诗歌创作各种艺术手法衍生的园圃,尤其是抒情文学的独有的艺术至境形态,亦即意境创造的导源。
《诗经》的意境创造,对后世诗歌创作乃至有关“意境”理论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
……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
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
”从根本上讲,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区别即在于主体色彩的展现程度与物我结合的深浅程度,王氏对这一点已说得很清楚。
有我之境主体色彩浓烈而物我结合程度较弱,无我之境主体色彩较淡而物我结合程度极深。
但无论有我无我都是物我交融有我存在的艺术境界。
就有我之境而言,《周南·卷耳》、《小雅·何草不黄》这两首诗可为代表,前一首写一个行人一方面深情地怀念着家中的妻子,一方面又不得不驾车驱马,翻山越冈地在外奔波,因而忧伤满怀,愁苦难奈,惟有借酒遣怀,然而却愁情更甚。
诗人虽然没有着意地把内心的穷愁借外物的描绘渲染来加以体现,但古道山冈,仆病马疲,斯人憔悴,无不显明眼中景即心中情,只因心苦,故所见无一不苦,虽无孤馆斜阳或泪眼飞花,但也可算的是“以我观物。
故物皆着我之色彩”。
后一首写一个戍卒终日奔劳,困苦不堪,长年过着非人的生活,简直与野兽无异。
诗中着意渲染了一幅秋草枯败行人凄苦的画面,“纯是一种阴幽荒凉景象,写来可畏……,诗境至此,穷仄极矣。
”因其内心惨怛,故而放眼皆悲。
这两首诗均能将心中所感现之于眼中所见,虽然在物我结合,以物写我方面还不成熟,很多东西还得靠直抒胸臆来体现,但是诗人极善于将内心的情绪巧妙地扩散到身之所处的周遭环境之中,并用一种暗示或隐喻的方法渗透到眼见的事物上,固是写景不多,伹能以情见景。
这未尝不是一种值得称道,带有原始色彩和朴素意味的有我之境。
在无我之境的诗歌中,则以《周南·苜》为典型。
如今凡言此诗者,几乎无不提及方玉润那段经典评析:“读者试平心静气,涵咏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绣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
”意境之美,真是妙不可言。
所以如此,就在于作者已将自己的整个身心完全融人到劳动过程和劳动环境之中,诗歌是作者在劳动过程中极其自然的从胸肺之中流淌出来的,以至于连空气中都洋溢着和乐的气息。
所以尽管没有运用任何比兴手段,只是写了采摘的过程、前后的动作,但读来却觉有说不出的生动,真切,“自呜天籁,一片好音”。
与后来的汉乐府的《江南》同得藏精于拙,藏深于浅,妙化自然之至味。
在这里,人与境已合二为一,人成为境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正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一样,人境已不可分,人的情感与境本身所蕴含的情感也融为一体,不可两分,是为“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
若单就此诗而言,《诗经》中的无我之境实在要比有我之境高明许多,这是因为无我之境重在自然平和,而诗经中的诸多民歌大都是情感自然流露之作,因而后世认为难达之境,在诗经中反而易达。
盖因采风的主观需要,《诗经》中搜集的此类作品太少,时常令今人扼腕。
二、景境与情境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境,非独谓景物也。
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
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
这实际上就已经将意境分为景境、情境两类了。
景境即以写景为主,情境则偏重写情。
而这两类在《诗经》中,主要是在《国风》中,篇章较多。
但因其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产物,又因为“诗者志之所之也”,亦即“诗言志”的缘故,所以其情境的创造胜于景境,所谓“《三百篇》下讫汉、魏、晋,言情之作居多,虽有鸟兽草木,藉以比兴,非仅描摹物象而已”。
“古诗多言情。
后世之诗多言景”。
然而《诗经》中也有写景佳妙、景境生动者,如《王风·君子于役》这首诗包蕴了这样的丰富内涵:牛羊吃饱了,可以悠然返圈:群鸡跑累了,可以随意回窝;可自己那日盼夜盼、望穿秋水的亲人却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来,更不知他生活怎样,是否衣食无忧。
诗歌就这样通过日暮黄昏时分的这一特定景象的描绘,把女主人公曲折复杂的内心情绪纤细人微的揭示出来了,并由此而构成了一种迷离怅惘、深情绵渺的艺术境界,感人至深。
后世以意境佳妙著称的,如陶渊明《饮酒》中的“狗吠深巷中,鸡呜桑树巅”,王绩《野望》中的“树树皆秋色,山山惟落辉。
牧童驱犊返,猎马带禽归。
”《诗经·国风》中的诗歌,因多是里巷歌谣之作,有感而发。
均来得非常自然,尤其是写景。
相比之下,情境的创造虽然也是自然形成,却多属有意为之。
表现方式上或一唱三叹,或喷薄而出,其突出特点是情发于衷,着意倾诉,多数情况下是有所求而不可得,因而往往有有心栽花之恨。
如《周南·汉广》、《邶风·北门》、《王风·黍离》这三首诗,它们代表了《诗经》情境创造的三种类型,即愁肠百转式、有苦难言式和呼天抢地式。
《汉广》写一个男子追求一个女子而不可得。
诗中备诉追求对象的高不可攀、遥不可及,追求过程的阻碍重重、难泳难方。
尤其是每章的后四句“迭咏江汉、觉烟水茫茫,浩渺无际,广不可泳,长更无方,唯有徘徊瞻望,长歌浩叹而已”,因而也就收到了一唱三叹、回肠荡气的抒情效果,诗人内心的千般渴念,万般愁苦也因此而表现得曲折委婉,摇人心目。
与之情境相类的有《周南·关雎》等。
《北门》写一个小官吏“位卑多劳,生活贫困”、“公私交迫,忧苦无告”,内不足以畜妻子而有交趟之忧,外不足以谢勤劳而有敦迫之苦”。
诗以自述的口气极写那种困顿失意之情。
全诗情哀语悲,字字自肺腑中挤压而出,有说不出的沉重与无奈。
与之相类的有《邶风·式微》等。
《黍离》一诗今人多认为是漂泊者的诉忧之词而前人多认为是大夫悯宗周之作。
其实这首诗究竟为何而作尚在其次,最值得关注的是诗中所抒发的那种如醉如噎、如狂如癫、沉郁悲愤、高呼长嘘有似恨意通天、惊心动魄的情感。
体味诗意,凄凉至极,悲怆至极,沉痛至极。
颇近于所谓“以血书者”与之情境相类的有《魏风·园有桃》等。
这三首诗虽然抒情的内容与程度不同,但都采用自述的口吻,有一种敢于把自己内心的荣辱悲哀包括不足为外人道的东西,整个端出来给人看的坦荡精神。
愁则愁矣,悲则悲矣,痛则痛矣,真性真情,没有任何虚饰。
“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是可谓“写真感情者”。
从整体上看,《诗经》中的景境创造略显薄弱,但情境创造殊不逊于后人。
三、情景交融与虚实相生关于情与景,前人所论备矣,诸如“夫情景相融而成诗,此作家之常也”,“作诗本乎情景,孤不自成,两不相背”,“作诗必情与景会,景与情合”,“诗家两题,不过写景言情四字”。
“景无情不发,情无景不生”,“雅人深致,正在借景言情”,“作诗有情有景,情与景会便是好诗,若情景相睽,无作也”,等等。
这些话不但点明了情景在诗歌创造中的不可或缺,而且还言及景情相依、不可偏废、情景交融方能写出好诗的道理。
足见前人早已认识到情景交融是写出好诗的不二法门,而这不二法门的运用,也早在诗经时代就已开始,如《秦风·蒹葭》、《陈风·月出》这两篇作品,其意境幽渺空灵,风神摇曳,荡人魂魄的上乘佳作,而其意境之高妙则主要归功于情景交融的艺术表现手法。
《蒹葭》一首诗所以自始至终笼罩着一种带有梦幻味道和迷离意绪的、荒凉但不惨凄的氛围,就在于诗人将内心情感的抒发放在了秋霜初降、河流九曲、芦苇丛生、清凉四漾这一背景里面,使秋日的萧瑟荒凉、芦苇的迷离无边与内心的苦求不得、惆伥感伤、茫然自失的情绪浑然融为一体。
寓情于景,景中含情,化成一片。
而所有动人的情韵皆自此生。
《月出》一篇写月下思慕美人之情,若虚若实。
诗人有意将一个步履轻盈,身形曼妙,容颜娇好的佳人置于莹澈如水、如梦如幻的月光之下,月人相映,人如月美,幽丽清雅,飘渺灵动,“其情调的幽隽可爱,大似在朦胧的黄昏之中,听凡俄令的独奏,又如在月光皎白的夏夜,听长笛的曼奏”。
从而营造出一种迷人的意境。
从这两首诗可以看出那时的诗人不但已经开始运用了情景交融的艺术手段,而且运用得十分成功。
虚与实作为一对文学理论范畴,它的含义具有双重性。
一方面如前所说的是指写实、写虚;另一方面它又有实写、虚写的意思。
在意境创造上,就前者而言表现为由实生虚,即从实写的景、形、境诱发和开拓出一个更深层次的审美想象空间;而借虚写实则指借助想象的途径来表达自己内心的真实情感。
前者景是实而情是虚,后者景是虚而情是实。
例如《邶风·击鼓》一诗,它是戍人怨嗟之作,首章很善于选取典型画面,颇有点蒙太奇的味道。
先是一个近景,写击鼓练兵,接下来是一个远景,写众人筑城,然后是一个特写,推出郁闷南行的主人公,二章写战毕不归,三章写荒林失马,四章回忆跟妻子分手的情形,末章抒发不能重聚践约的悲情。
从客观上看,就是这些内容,伹我们读此诗时的感受却决不仅于此。
三章最可玩味,仿佛可见诗人牵马慢行于边境荒野之中,心神恍惚不知所属,可能念及荒野沙场,战事随时突发,说不准何时便会身死异地,从此白骨青蒿,远留塞外,孤鬼游魂,再难返乡,一时间万念俱灰,脑海里一片空白。
蓦然清醒之际,马已不知跑往何处,于是四处寻马,最后得于林下,牵马返行,又觉迷惘未尽。
不觉回忆起与妻子话别时的情景,这便是第四章的内容了。
“困苦危难之地而写儿女情长之事,倍增其哀怨”。
末章的呼号大有锥心泣血、撕肝裂肺之痛,真让人不忍卒读。
同时又很自然地想起在那个烽烟不绝、战乱频仍的社会里,有多少人因战久戍,因战而亡。
于是乎倍觉战之可厌而和之可贵。
这里读诗所见到的情景是实,而由此生发的一系列感受联想是虚,实的多是场景,虚的多为情感。
而虚的这一部分又是作者有意运用一些艺术手法在读者的头脑中引发出来的,这便是由实生虚,作者正是通过这一手法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深邃丰富的完整意境,虚实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