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北美企业家商务谈判行为及其价值观念的比较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京)2000年02期,第74～86页
陈维政，1951年生，四川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教授；J. Paltiel，1952年生，加拿大Carleton大学教授；
黄登仕，1960年生，西南交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调查研究，指出中国企业家和北美企业家在与商务谈判有关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上确实有较大差异。中国企业家由于受长期计划经济体制和国有经济体制的影响，在商务谈判中比北美企业家更重视国家的利益，更关注政府及其主管部门的意见和政策，同时受到的制约因素也相对较多。但由于中国企业家的个人利益与谈判结果没有太多直接的联系，因此不及北美企业家对谈判那么急迫和主动。此外，调查还表明，在处理人际关系和人情面子等问题上，中国人的利益意识和法制观念正在逐渐取代传统意识，从而越来越倾向于用法律和正式的手段解决分歧和冲突。
关键词：商务谈判行为/经济/意识/价值观念
中国近十年来在经济上的高速增长，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家来中国投资或开展贸易，涉外商务活动也因此在中国变得日益重要。随着涉外经济活动的增加，中国企业家和外国企业家在商务洽谈中行为方式的差异以及对商务合同的不同认知态度也引
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本研究就是为了比较和分析中、外企业家在这些方面的异同。
一、国内外理论界对中、外谈判行为的比较研究
随着中国在国际经济贸易活动中的地位变得日益重要，各国的专家学者开始对中国人的谈判行为产生了兴趣，并进行了较广泛的研究，其中影响比较大的研究者包括: 英国的比尔·斯科特(1981)，他在《贸易洽谈技巧》一书中以专章分析了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商务谈判人员的不同谈判行为方式。他认为中国谈判人员具有三个突出特点:
顾面子、具有专门知识、对西方人不信任。
美国的卢西恩·派伊(1983)，他在《中国人的商务谈判作风》一书中对中国人的商务谈判行为作了透彻的分析，指出中国人的谈判行为具有如下特点:(1)注重原则，轻细节；(2)注重“意向性”协议，但又可能随时取消； (3)注重对方的威望和名声；(4 )以拖延战术来考验对方的耐心； (5)反对妥协而喜欢强调共同利益；(6 )合同的签订是双方维持长期关系的开始；等等。派伊的这部专著在西方影响极大，已成为要与中国打交道的人的必备指南。但是，派伊在此书里只是分析了中国谈判者的行为特点，而较少分析中国的社会文化与这些特点之间的联系，因而不能很好地说明中国人为什么有如此谈判行为。
美国另一研究者Scott D. Seligman(1989 )曾试图通过深入分析中国特有的社会文化来揭示中国谈判人员的独特行为。他在 Dealingwith Chinese一书中作了精辟的分析和总结，他指出:(1 )由于孔子的儒学思想影响，中国人注重诚、信、礼、义和人际关系，因此与中国人谈判成败的关键是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相互信任；(2 )由于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个高度集中的自上而下的统一管理体制，恰当的“接待单位”和官方渠道是进入中国市场的必要条件；(3 )中国人都工作和生活在“单位”里，集体观念强，中国谈判者是代表集体表达意见，而不是代表他个人；(4)中国人的“面子”观念极强，不仅能“伤面子”、“丢面子”，还能“给面子”、“赏面子”，掌握好这一点对奕结果影响很大；等等。
对中、西商务谈判进行比较研究的最近的成果是澳大利亚学者Carolyn Blackman(1997)的Negotiating China，她在该书中总结了中国人在商务谈判中与西方人存在显著差异的行为和价值观念:(1 )中国人有着长期而普遍的讨价还价的传统(haggling tradition)，无论是在市场上，在工作单位里，还是对政府机构。他们与西
方人谈判时更是如此，往往在讨价还价方面表现出惊人的执着。(2 )中国是一个群体性很强的社会，每个人都属于某个群体，如亲友、同事、同学、同乡、战友等，并且认同和依赖于所属群体，区别对待己群和他群( In-group vs. Out-group)。与西方人谈判时，这种己群意识更明显，“内外有别”成了区别对待中国人和外国人的一条普遍的准则。(3 )中国人在谈判时受政府官僚机构的影响较大，既要考虑政府有关部门的看法，又要他们审批，故决策较慢。与此同时，中国人也常常以政府部门的意见作为有效的谈判策略，迫使西方人让步。(4 )中国人在谈判中较注重人际关系和情面，常常表现得含蓄、委婉和模棱两可，不如西方人那样坦率、明确和直截了当。(5 )中国在谈判中注意非正式的接触，以便在正式谈判之前充分了解对方并建立相互信任，而西方人倾向于开门见山，公事公办。
以上这些研究成果对帮助西方人了解中国人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这些研究有较大局限性:一是西方人对中国谈判者的分析是从外部来看中国人，不免带有偏见和片面性；二是迄今为止对中国人谈判行为的研究，还基本上是行为特点的分析，从中国的社会文化和社会心理等较深层次来研究的还比较少。
近年来中国一些学者也开始了这方面的比较研究。例如，张强(1992)在其专著《谈判学导论》中专章比较了中国人与西方人由于文化差异而形成的不同谈判行为；苏永青(1990)在《最新谈判竞争术》一书中以专章比较了日本人、西欧人、阿拉伯人、拉美人和韩国人的不同谈判行为；章瑞华等人的《现代谈判学》(1990)中也讨论了不少国家和地区的谈判风格，包括犹太人、美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和华侨等。这些比较分析在下列方面存在缺陷；首先，比较分析的材料大多转引自外国的研究，而不是自己调查来的第一手资料；其次，都是作为谈判学著述中一个方面的讨论，而不是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对谈判行为进行专门比较研究，故深度和系统性都不够。
另外，中国一些专门从事外贸实务的工作者近年来也根据我国外贸方面的实际经验整理和编写出了一些关于商务谈判的教材和资料，总结了我国企业家在商务谈判中的经验和教训，其中也分析了中、外谈判者在谈判行为和方式上的特点。但是，这类研究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对具体事例的分析，而理论分析不足。
二、本项研究的理论框架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确定本课题的研究范围既不是单纯的商贸谈判学研究，也不是单纯的社会文化学或社会行为学的研究，而是以上学科的交叉研究，侧重于比较分析中国、北美企业家在各自不同的社会文化影响下不同的价值观念和谈判行为。通过问卷调查、焦点小组调查、访谈调查和个案分析等实证性研究来验证我们的理论假设。
本研究基于以下假设:
1.由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企业家在商务谈判过程中较依赖于双方对道德原则的遵循，如“诚”、“信”、“礼”、“义”等；北美企业家则较重视利益机制的作用和法律、合同的约束。
2.由于数千年来的封建人治社会体制的影响，中国企业家在商务洽谈过程中较注重人际关系、人情面子以及非正式的处理方式；北美企业家则受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影响较大，更倾向公事公办，依靠大家共同遵守的商务活动规则——合同与法律，遇到问题时更倾向于按正式方解决。
3.由于中国长期处于一个主要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高度集权的社会结构中，加上传统思想的强化，中国企业家在相当程度上仍保留了较传统的价值优先顺序:国家、民族＞企业、集体＞家庭、个人。北美企业家则长期生活在以个人奋斗和竞争为主导的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里，其价值优先顺序可能正好相反:个人、家庭＞企业、集体＞国家、民族。然而，由于中国现在的分配机制和利益机制尚不完善，中国谈判者有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