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璧光为什么要学习于成龙精神课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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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于成龙学什么?
作者:黄胜弘
来源:《党员生活》2017年第04期
一部名为《于成龙》的历史电视剧在央视热播,生动诠释和弘扬了于成龙“以民为本、勤政清廉、敢于担当”的为官精神,在触动观众心灵的同时,也引发了对新时期党员干部的思考和启迪。
当前,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征程已开启,我们需要千千万万“于成龙式”的好干部。
新时期的党员干部该从于成龙身上学习什么?
清正廉洁知民情。
于成龙二十多年的宦海生涯,一生廉政清洁,深得百姓爱戴。
廉洁就是一面镜子,时刻提醒着我们要抵得住诱惑,要以廉為镜正己身,坚守初心,继续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严格遵守党纪国法,扎扎实实干事、清清白白做人,永葆清正本色。
敢于担当解民忧。
为保一方百姓平安,于成龙不计个人安危,查处贪官污吏,力图收复民心、安抚百姓。
时下,全面从严治党进入新阶段,落实从严治党责任有了新拓展新要求。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党员干部要自觉强化“朝受命、夕饮冰”的责任感,撸起袖子加油干,努力创造经得住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工作业绩。
勤政务实谋民利。
于成龙在罗城时,疏盐行、除灾耗、清杂派,打造出百姓安居乐业的新气象。
勤政务实是领导干部的立身之本、兴业之基。
作为新时期的党员干部,要模范践行党的宗旨和全面从严治党新要求,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和善始善终、善做善成的精神,大兴亲民之风,常行为民之举,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切实办好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切实解决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问题,用实际行动诠释公仆情怀和责任担当。
曾璧光为什么要学习于成龙精神?曾璧光为什么要学习于成龙精神?本文谈一谈:坚持廉政曾璧光由于其一贯坚持廉政的处世态度而因政绩卓越,身居贵州巡抚之要职。
在这段时期内曾璧光的政绩主要表现在对贵州腐败吏治的规范与建设对贵州奢靡风气的整治与变易以及重视贵州地区的文化教育三个方面。
曾璧光在贵州巡抚任上的突出贡献是其践行儒家“三不朽○1”的人生理想的写照。
(春秋时鲁国大夫叔孙豹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
立德,即树立高尚的道德;立功,即为国为民建立功绩;立言,即提出具有真知灼见的言论。
此三者是虽久不废,流芳百世的。
)一般认为我国历史上能够做到真三不朽的只有两个半人,分别是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王文成公王守仁和曾文正公曾国藩(半个)。
王守仁,又叫王阳明,是明朝的浙江人。
王阳明是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心学大师”,对于人生存在意义所作的哲学反思,具有反叛性、挑战性。
他的功劳在于使得人的主体意识得到空前提高,这个也是一翻思想意识的历史。
王阳明还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书法家。
曾国藩,曾国藩这个人物有点争论,但是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清朝时期的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文学上也有成就。
所以说,凡是“三不朽”人物都有够三条,立德立功立言。
他在中国近代史上颇有争议:他既是镇压太平天国的元凶,又是洋务运动的倡导者。
曾国藩大到治国、治军,小到治家、修身都有很多东西值得人们思考和学习。
毛泽东认为,曾国藩学术之所以有“可贵”之处,在于不拘泥词章文字本身。
毛泽东、蒋介石、梁启超等都把他作为人格偶像来崇拜。
毛泽东有一次给信黎锦熙写信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公。
”就是近代的人对我来讲,最佩服的人就是曾文公了,就是曾文公。
蒋介石多次告诫他的子弟说:“应多看曾文正,胡林翼等书版及书札”。
有人用对联总结曾国藩的一生:“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
”曾璧光说,我是一介儒生,我对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人生“三不朽”。
曾璧光为什么要学习于成龙精神?曾璧光为什么要学习于成龙精神?本文谈一谈:坚持廉政曾璧光由于其一贯坚持廉政的处世态度而因政绩卓越,身居贵州巡抚之要职。
在这段时期内曾璧光的政绩主要表现在对贵州腐败吏治的规范与建设对贵州奢靡风气的整治与变易以及重视贵州地区的文化教育三个方面。
曾璧光在贵州巡抚任上的突出贡献是其践行儒家“三不朽○1”的人生理想的写照。
(春秋时鲁国大夫叔孙豹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
立德,即树立高尚的道德;立功,即为国为民建立功绩;立言,即提出具有真知灼见的言论。
此三者是虽久不废,流芳百世的。
)一般认为我国历史上能够做到真三不朽的只有两个半人,分别是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王文成公王守仁和曾文正公曾国藩(半个)。
王守仁,又叫王阳明,是明朝的浙江人。
王阳明是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心学大师”,对于人生存在意义所作的哲学反思,具有反叛性、挑战性。
他的功劳在于使得人的主体意识得到空前提高,这个也是一翻思想意识的历史。
王阳明还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书法家。
曾国藩,曾国藩这个人物有点争论,但是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清朝时期的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文学上也有成就。
所以说,凡是“三不朽”人物都有够三条,立德立功立言。
他在中国近代史上颇有争议:他既是镇压太平天国的元凶,又是洋务运动的倡导者。
曾国藩大到治国、治军,小到治家、修身都有很多东西值得人们思考和学习。
毛泽东认为,曾国藩学术之所以有“可贵”之处,在于不拘泥词章文字本身。
毛泽东、蒋介石、梁启超等都把他作为人格偶像来崇拜。
毛泽东有一次给信黎锦熙写信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公。
”就是近代的人对我来讲,最佩服的人就是曾文公了,就是曾文公。
蒋介石多次告诫他的子弟说:“应多看曾文正,胡林翼等书版及书札”。
有人用对联总结曾国藩的一生:“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
”曾璧光说,我是一介儒生,我对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人生“三不朽”。
一代清官于成龙六四班樊正浩寒假里,恰遇电视剧《于成龙》热播。
一代清官于成龙为官一心为了百姓,我看了一会就被牢牢吸引住。
一连追了十多天,终于一集不落看完了这部感人至深的电视剧。
故事主要讲了清朝康熙年间清官于成龙为官的一生。
从年富力强走马上任,到坐在公案前魂归西天,23年的为官生涯中,于成龙自始至终都是那么清廉,从不贪污国家百姓一分一厘;他宁愿苦了自己也不愿苦了老百姓。
他为百姓,为国家,为天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是康熙皇帝的得力助手。
由于于成龙清为官正廉洁,才干卓越,因此皇上总让他去难治理的地方工作,其中在罗城、福建、直隶和两江的成绩最为显著。
在罗城,土匪当道,贪官横行,还合起伙来鱼肉百姓,百姓苦不堪言。
于成龙剿土匪,判贪官,使得罗城人丁兴旺,百姓安康。
在福建,官员互相包庇,冤案频发。
于成龙不顾亲王的威胁,重审案件,终于还百姓以清白。
在直隶,官员上下欺君害民,使得地方连年饥荒,百姓生活于水火之中。
于成龙置自己生死于不顾,开仓放粮,救治灾民。
在两江,皇亲国戚赫里仗着自己的特殊身份,横行霸道,无恶不作。
于成龙不怕皇权的威仪,克服重重困难,付出巨大牺牲,杀掉赫里为民除害。
于成龙在当官的这些年,干出了许多大事。
他在做官时有一句话:“身为百姓的父母官,却不为老百姓做事,要这个官还有何用?”他时刻严格要求自己,自提对联:“头上有青天,做事要存天理;眼前是瘠地,存心与民共治。
”来时刻提醒自己一心为百姓做事。
于成龙为了百姓日夜操劳,不顾身体的疾病,十几年间回家乡的次数屈指可数,最终累死在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他一心为民造福,大公无私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
“名节重于泰山,利益轻于鸿毛。
”一代清官于成龙值得大家学习。
《于成龙》观后感根据省委宣传部要求,观看了中央电视台一台黄金时间播出的开年大剧《于成龙》,观罢引人深思。
《于成龙》讲述的是发生在百姓身边的故事,件件关乎百姓切身利益。
一代廉吏于成龙的为官之德,是值得当代党员干部认真学习的,我们要始终牢记公仆的身份,在机关工作中多为群众办实事好事。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于成龙可谓百姓心中的父母官,党员干部的楷模,他为官清正廉洁,为百姓造福,在为他拍手叫好的同时,也给我们广大党员干部深刻的思考和启迪。
希望经常能看到这样的即接地气又传播廉政正能量的影视剧。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于成龙以天下为家,而百姓是天下的主人。
因此,他为天下大事考虑,实际是为百姓安危幸福考虑。
他名为官,实为仆,把全部的精力放在为老百姓谋福利上。
越是困难,越是危险,越是需要负责任的时候,他越是走在最前面。
他为了百姓,可以放弃自己的所有,甚至可以把自己的性命抛之脑后。
他全身心地想着老百姓,全身心地为着老百姓而丝毫不计较个人利益。
于成龙能做到如此清正廉洁,是他严于律己的结果。
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官吏,能做到于成龙这样,尤其不容易。
而于成龙却做到了,而且做的非常好。
这是因为于成龙的忘我,他的淡泊名利,严正无私,心无杂念,一心为天下百姓。
这正是《于成龙》一剧作为劝世之作的成功之所在。
在今天以民为先,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我们每一位党的干部都可以从中获得有益的警示。
观念激荡, 需常洗心灵之垢;物欲诱惑, 应常敲警世之钟。
在利益诉求多元、价值观念多样的今天,反腐倡廉不仅需要有制度的保障,同时离不开廉政文化的支撑。
这就是营造一个清正廉洁、勤政为民的时代氛围,在全社会倡导勤廉、和谐的价值观。
世界上有一种宝贵的东西,它看不见、摸不着,却能影响一个执政党的前途和命运。
赢得了它,执政党就有了优势和资本;失去了它,执政党就濒临危险的境地。
这就是民心。
古人云,“天下大势,常系民心。
019“天理良心”于成龙(1617—1684),字北溟,晚号于山老人,今山西省方山县来堡村人。
清顺治十八年(1661),四十五岁的于成龙出任广西罗城县令。
之后历经二十多年的仕宦生涯,官居两江总督。
一生中三次被举为“卓异”,得到上司和康熙帝的信任和赏识。
并且其清廉爱民的名声广为流传,得到当时治下百姓的爱戴和拥护。
康熙二十三年(1684),因经年累月醉心公务,积劳成疾,殁于两江总督任上,谥号“清端”。
康熙帝高赞其为“高行精粹。
清风是式”。
“天理良心”的思想来源儒家学说自先秦创立,几千年来,一直是中国历朝历代的主流学说。
它既是读书明理的必学道理,也是为官致仕的首要途径。
于成龙生活在明末清初之际,从小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
如古代大多数仁人志士一样,于成龙可谓是传统儒学的继承人,一生遵守儒家“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八大信条,从始至终坚持个人道德修养和经邦济世相结合的儒家“内圣外王”之道。
于成龙作为传统儒学的继承者,不可避免的奉行儒家忠君爱国的传统价值理念。
明清之际,许多仁人志士都忠于明朝旧主,不愿归附清朝统治,甚至涌现了一大批反清复明的杰出人士。
他们在清朝前期大多都投身于南明小朝廷积极反清复明,大势已去后,有人隐居避世,著书立说,有人则开始归附清朝,出仕为官。
在于成龙生活的山西地区,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明军和清军三股势力之间战乱反复不断,他从小饱经战乱加上饥荒旱灾,见到了百姓因为战争流离失所、妻离子散。
与朝代更迭、易家换姓来讲,百姓的安定生活显得更加尤为重要。
面对刘雪东(湘潭大学 湖南湘潭 411105)摘 要:副榜贡生于成龙为什么被著名的康熙帝评为“天下第一廉吏”,并且其官宦仕途从罗城县令一直做到了两江总督、兵部尚书。
这与于成龙初仕时确立并一直奉行的“不以温饱为志,誓不违天理良心”的伟大志向是息息相关的。
剖析挖掘于成龙“天理良心”的思想内涵,以及于成龙在仕途中是如何实践其“天理良心”,可以为我们现代官员干部从政为官提供借鉴意义。
引言面对“变局”,不做壁上观巧借“亦官亦绅”的双重身份脱胎换骨,打造湘军【忠告】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挺膺负责,方有成事之可冀。
面对“变局”,不作壁上观“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天。
”时代的任何“变局”都可能成为我们改变人生轨迹的契机。
任何一种新旧“体制”及政策的转换都可能成为我们个人营造发展舞台的“好风”。
任何想有作为的人,都必须顺应时代的发展,听从时代的召唤。
如果墨守成规,拘泥旧的体制束缚,就难以成功。
曾国藩在京时以理学家自居,理学讲孝道。
按礼制的规定,曾国藩无论时局发生什么变化,他都应该在家乡为母亲守丧3年。
但儒家礼法也有变通的办法,即当确实需要时,为官者可以不必等到守丧期满就去任职,这被称为“夺情”。
后世这种“移孝作忠”的事虽屡见不鲜,但当事人仍要遭到士人的白眼。
明代宰相张居正的“夺情”,曾引起朝政的大波澜,以至于张居正成为言官们攻讦的对象。
清代康熙时期,大学士李光地也有一次“夺情”,时人也争相攻击他,并说这是李光地的平生三大耻之一。
因此,当曾国藩最初接到湖南巡抚张亮基请他出山时,他委婉坚拒。
当咸丰帝的朱谕诏示他时,他也三缄其口。
为什么?这就是礼制的限制。
恰巧在这一天,郭嵩焘赶到湘乡为曾母吊唁。
县令朱孙诒知郭与曾的关系非常,故不敢怠慢,立即传官轿送郭嵩焘往曾国藩家。
120里的路,赶到曾家时已是深夜。
两人秉烛畅叙,当谈及时事时,曾国藩说明自己要守制,不能出来主持团练。
郭嵩焘则“力止国藩曰:…公素具澄清之抱,今不乘时自效,如君王何?且墨绖从戎,古制也’”。
郭嵩焘素知曾国藩野心勃勃,以整治封建秩序为己任,现在面临“乱世出英雄”的机会,你为什么不大大施展抱负,尽忠皇帝呢?郭又拿出“古已有之”的例子来说服曾国藩,情真意切,不可言表,给标榜“忠孝”的曾国藩一个很好的台阶下,但曾国藩为了表示尽孝的“决心”,仍表示不同意。
郭嵩焘又反复与曾国藩的父亲谈“保卫家乡”的大道理,曾父认为讲得对,便把曾国藩叫到面前教训了一番。
曾璧光为什么要学习于成龙精神?曾璧光为什么要学习于成龙精神?本文谈一谈:坚持廉政曾璧光由于其一贯坚持廉政的处世态度而因政绩卓越,身居贵州巡抚之要职。
在这段时期内曾璧光的政绩主要表现在对贵州腐败吏治的规范与建设对贵州奢靡风气的整治与变易以及重视贵州地区的文化教育三个方面。
曾璧光在贵州巡抚任上的突出贡献是其践行儒家“三不朽○1”的人生理想的写照。
(春秋时鲁国大夫叔孙豹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
立德,即树立高尚的道德;立功,即为国为民建立功绩;立言,即提出具有真知灼见的言论。
此三者是虽久不废,流芳百世的。
)一般认为我国历史上能够做到真三不朽的只有两个半人,分别是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王文成公王守仁和曾文正公曾国藩(半个)。
王守仁,又叫王阳明,是明朝的浙江人。
王阳明是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心学大师”,对于人生存在意义所作的哲学反思,具有反叛性、挑战性。
他的功劳在于使得人的主体意识得到空前提高,这个也是一翻思想意识的历史。
王阳明还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书法家。
曾国藩,曾国藩这个人物有点争论,但是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清朝时期的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文学上也有成就。
所以说,凡是“三不朽”人物都有够三条,立德立功立言。
他在中国近代史上颇有争议:他既是镇压太平天国的元凶,又是洋务运动的倡导者。
曾国藩大到治国、治军,小到治家、修身都有很多东西值得人们思考和学习。
毛泽东认为,曾国藩学术之所以有“可贵”之处,在于不拘泥词章文字本身。
毛泽东、蒋介石、梁启超等都把他作为人格偶像来崇拜。
毛泽东有一次给信黎锦熙写信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公。
”就是近代的人对我来讲,最佩服的人就是曾文公了,就是曾文公。
蒋介石多次告诫他的子弟说:“应多看曾文正,胡林翼等书版及书札”。
有人用对联总结曾国藩的一生:“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
”曾璧光说,我是一介儒生,我对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人生“三不朽”。
一、兴利除弊。
规范与建设黔吏治贵州战乱频繁百废待举之状态与民休息、发展生产乃为首要任务。
但地方官吏作风建设无法适应形势的需要时官场之中朋比结纳、馈送请托拉关系之风盛行贵州地区。
为了解决这一地区的问题与矛盾,清朝政权执掌者将于成龙从直隶调至两江。
据《清黔实录》记载同治六年二月癸卯年月日“升直隶巡抚曾璧光为贵州巡抚,光绪元年八月曾璧光病逝于任上。
这短短的九年时间,是曾璧光生命中的最后几年。
虽然此时他已年近古稀,但治事益愈发小心甚至达到事必躬亲的地步“凡奏折文议稿皆自写自批”。
怀着谨慎的态度秉承一贯的做法。
曾璧光对贵州地区自上而下地实施了一系列的整顿与革新。
吏治整顿一直是曾璧光关注的焦点。
在长期的从政生涯中曾璧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曾璧光上任贵州巡抚伊始便微服深入民间微服调查。
面对“州县各官厉民积弊处处皆然的状况他也不禁感叹”朝廷设官分职皆为治民而与民最亲莫如州县。
近年来积弊成习,亲民者反以累民。
甚有不知廉耻为何物,而“天理人心”四字置之高阁不问矣。
“吏员们越来越坏何时止乎”。
毕竟官场吏治的腐败自国家机器形成以来,一直是历朝历代普遍而长久的难题。
然作为治官之领导,并出于自己对此现象的深恶痛绝,曾璧光不得不大力着手整治首当其冲的便是禁“馈赠”之风。
针对“官员生辰、令节(元旦、春节等)、到任(官员到职上任)、署印、(代理官职。
旧时官印最重要,同于官位,故名)卸事自下而上无不递相馈送视地方大小区别等差,盈千累百。
曾璧光提出学习于成龙○1精神:“为正义之事不避危难、匡扶天下的责任情怀”;“为民作主、诚心实政的从政态度”;“勇于任事、开拓创新的为官品质”;“刻苦“以上率下,以正治政”“打铁还需自身硬”、“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的人格风范。
二、于成龙精神及其现实意义○1于成龙(1617年9月26日—1684年5月31日)字北溟,号于山,清代山西永宁州(今山西省吕梁市方山县)人。
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于成龙被任命为罗城县知县,在任上明确保甲制度,百姓安居乐业,全力耕作土地。
清康熙六年(1667年),于成龙升任四川合州知州。
后迁任湖广黄冈的知州,历任代理武昌知府,福建按察使,布政使、巡抚和总督、加兵部尚书、大学士等职。
康熙二十年入京觐见。
后升任江南江西总督。
康熙二十三年,朝廷命令于成龙兼管两地巡抚的政事,不久便在任上去世。
当地百姓听到于成龙离去的消息,一片哭号,依依不舍,相送数十里。
于成龙在20余年的宦海生涯中,三次被举“卓异”,以卓著的政绩和廉洁刻苦的一生,深得百姓爱戴,被康熙帝赞誉。
作为清代社会优秀官员的代表,在清朝一代具有重要影响。
康熙帝曾对他有极高的评价:“人臣之标准”、“天下廉吏第一”等等,确非溢美之辞。
近年来,歌颂于成龙的影视、戏剧在全国热播和上演,最近上海京剧院的《廉吏于成龙》在山西的激情演绎,都充分说明,虽然三百多年过去了,时代发生了巨大变迁,但是,于成龙精神仍然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举凡我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其必然是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者和代表者,与我们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一脉相承的。
于成龙精神集中体现了民族传统美德和廉政文化的丰富内涵。
联系当前科学发展和构建和谐的时代要求,作为后来者的我们,应着重从四方面学习继承并发扬光大。
三、为正义之事不避危难、匡扶天下的责任情怀于成龙生活于明末清初的社会大动荡时期。
这个时期鲜明的时代特征,是社会两大基本矛盾在持续加剧中走向尖锐化。
从阶级矛盾的尖锐化看,明末统治集团在全面腐败中迅速走向全面腐朽,社会黑暗无以复加,农民大起义的风暴风起云涌,最终在农民造反的烈火中埋葬了朱明王朝。
从民族矛盾的尖锐化看,明末统治者内外交困,在辽东与后金(崇祯9年改国号大清)持续的战争中连连失利,最后全面崩溃,由新兴的大清实现了社会的改朝换代。
作为一介布衣的于成龙,就经历了这样一个社会剧痛与剧变的特殊年代并走向成熟。
他自幼过着艰苦的耕读生活,曾在本州和省城刻苦攻读,也曾为生计下窑挖煤。
长期社会动荡和下层社会的磨炼,使他的学习和思想能紧密联系实际,关注社会民生,推崇知行合一、经世致用,形成了“为学务敦实行,不屑词章之末”的学习态度,在修身齐家的艰苦生活中,心底始终涌动着一种匡扶天下的社会责任感。
为此,他在明末和清初曾多次参加科举考试,由于时局纷扰和科场腐败,只在明崇祯12年取得一个副榜贡生的功名,这使他不得一酬鸿图壮志。
顺治末年,随着清统治范围的不断扩大,清廷亟需大批汉族知识分子充实基层政权,遂放宽政策多方延揽人才,选派明末有一定功名的人士到新攻占的地方任职,这就为于成龙走上政治舞台提供了一个意外的机遇。
面对这迟来的机遇,于成龙却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一是民族观念的压力。
即儒家学说中“夏夷君臣之辨”的观念,为异族统治者服务是否违背了儒家的忠孝节义观;二是社会风险的压力。
所去的南方县份既偏远落后,又战乱未止,在一般人看来,基本人身安全都没有保障,何谈升官发财、光宗耀祖;三是家庭责任的压力。
当时于成龙已44岁了,作为一家之主,上有老母下有妻小,家庭尚属温饱,正宜阖家团圆安享太平生活,而背井离乡,蹈险履危,智者所不为也。
因此,当他揭选(以抽签方式)为广西罗城知县后,竟然“亲者不以为亲,友者不以为友,自觉面目可憎”;已做官的同年学友也“慷慨仗义,反复开明粤西非吉祥之地,素知成龙家食尚可资给,力劝勿往,以缴凭(辞职)为高见”。
面对大家的一致反对,于成龙没有动摇,“私心自揣,读书一场,曾知见利勿趋、见害勿避古人‘义不辞难’之说何为也!”他依然坚定地选择了为治国平天下的信念而奋斗的人生归宿。
应当指出,这一选择与他同时期持反清复明态度的思想家顾亭林先生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殊途而同归的。
赴任前与学友辞行,他说:“我此行绝不以温饱为志,誓毋昧天理良心四字!”朴实的语言掷地有声,充分表达了我们民族知识分子位卑未取忘忧国,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尚的社会责任情怀。
四、为民作主、诚心实政的从政态度为民作主、诚心实政的为政态度,是于成龙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其做官后的必然表现,是以“忠君爱民”为核心的封建时代政治伦理为支撑的。
于成龙的官民观、政绩观以及廉政观,体现了其时代民本思想的最高境界。
他认为,“官之于民,犹父之于子也。
父不慈则子不孝,官不清则民不良”。
他强调官员必须从“诚”字出发,重官德、养[廉耻],对百姓{必时其饮食,体其寒暖,事事发于至诚;规其饥寒,勤其劝化,事事出于无伪。
盖无伪则有实心……若徒外面摭拾一二件便民好事,以为得意,亦市名也,其去残忍者几希耳!”秉持知行合一的人生理念,于成龙从顺治18年出仕至康熙23年病卒任上,历任知县、知州、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等职,在24年的官宦生涯中,无论官职大小、身处何时何地,面对何事何人,都能从真诚关心百姓、切实改善民生的强烈责任感出发,敢于直面突出矛盾,敢于触及难点热点,敢为别人所不敢为不愿为,而决不因循推诿、明哲保身,其诚心实政、勇于负责的为政态度突出鲜明,一以贯之。
顺治18年,于成龙初任广西罗城知县。
罗城作为民族地区,当时不仅经济社会落后,且迭经20年战争摧残。
因局势未稳,盗贼横行,清廷此前派去的两任知县,一个被杀,一个逃亡,后派的再不敢赴任。
整个县境荒草蔽野,劫后余生的百姓避居岩谷,县城内一片废墟,只有居民六家、草房数间,县衙也是三间破茅屋。
如此险恶的环境,加之水土不服、语言不通、缺乏最基本的生活条件,与他先后来到的九名随从不久即四死五逃。
困境中的于成龙置生死荣辱于度外,“毛头赤脚”与百姓打成一片,紧紧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针对杀掠成风的社会治安问题,针对地方大户挑动民族仇杀、不听号令的问题,针对发展经济中的诸多热点难点问题,敢于动真碰硬,大刀阔斧地推出了一系列整顿治安、恢复生产、民族和睦的举措。
县境内初步安定后,又着力于解决邻县豪强经常入境抢掠的突出问题。
在上报请示柳州府迟迟无果的情况下,他从“身为父母而可使子女遭殃乎”的责任感出发,又甘冒触犯“未奉命而专征,功成也在不赦之条”法令的严重后果,决心“奋不顾身,为民而死”,果断组织乡民练兵,并大造声势,声称要亲率前往征讨剿杀。
在强力震慑下,邻县豪强只得前来“乞恩讲和,抢掳男女、牛只尽行退还”。
事后,上司从当时社会亟需稳定、恢复生产的实际出发,并没有怪罪他,“反厌各州县之请兵不已、报盗不休为多事也”。
这样,又为罗城医治战乱创伤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三年时间,就使罗城这个广西遭战争破坏最重的县,呈现了“时和年丰、官民亲睦”的新气象,被树为全省治理的样板县。
到康熙19年,于成龙已升任直隶巡抚。
作为一方封疆大吏,他上任伊始,即着力解决了直隶宣化府民众长期“包纳荒粮”的热点难点问题,依然体现了他为民请命、决不因循苟且的为政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