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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的治学思想由宋至清初，思想界主流绕了一个圆圈：“程朱理学—阳明心学—程朱理学”。
清初学者阎若璩曾在《潜邱札记》中指出清初学风的三个弊病，即陋、俗、虚。
为突破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在人们思维方式上所设置的藩篱，戴震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戴震幼年从学时就对宋元以来理学家随意解释经传、歪曲孔孟学说的原旨感到不满，对其宣扬的明心见性、明道穷性、主静主敬的那一套求学途径极不赞同。
他指责“宋以来儒者，以己之见，硬坐为古贤圣立言之见，而语言文字实未之知。
其于天下事也，以己所谓理，强断行之，而事情原委隐曲，实未能得。
①”他决心通过治经来还先儒的本来面目，揭穿宋明理学家托名诠经、实为乱经的实质。
他指出：“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辞也，所以成辞者字也．必由其字以通其辞，由辞以通其道，乃可得之。
２”这是针对宋儒妄谈义理、轻视训诂之学而提出的。
他十分重视对名物的考证，主张通过文字音韵来判断了解古代经书的涵义，如他说：“凡故训、音声、算数、天文、地理、制度、名物、人事之善恶是非，以及阴阳气化、道德性命，莫不究乎其实。
３”所以戴震强调治经要获得“十分之见”，。
所谓十分之见，必征之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巨细毕究。
本末兼察。
若夫依于传闻以拟其是，择其众说以裁其化，出于空言以定其论．，据以孤证以信其通，虽溯源可以知源，不目睹渊泉所导，循根可以达杪，不手披枝肆所歧，皆未至十分之见也。
４”在这里，他强调学者治经必须“巨细毕究，本末兼察”，所得结论要合乎客观规律，经得起多方验证。
他教授生徒时，鼓励弟子独立思考，从疑章难句中发现问题，敢于怀疑旧注，责难先儒。
他纠正了许多后世对先秦经传的附会解释，在学术上多发古人所未发。
戴震对当时学人或称新立异哗众以扬名，或迎合名家附骥以得利的治学态度极为不满。
他指出“其得于学，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蔽人；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
有名之见，其弊二，非掊击前人以自表爆，即依傍昔儒以附骥尾。
二者不同，而鄙陋之心同。
作者： 冒怀辛
出版物刊名： 江淮论坛
页码： 59-62页
主题词： 哲学思想 戴震 唯物主义观点 评价问题 阴阳五行 理学家 形而下 十八世纪 思想家理学思想
摘要：<正> 戴震(公元一七二三--一七七七)是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末期伟大的唯物主义思想家。
对于他的哲学思想,在许多方面还值得进一步细致地分析研究。
今年是戴震诞生二百四十周年纪念,以下几个问题和粗浅的意见,先提供出来,希望同志们批评纠正。
一、关于戴震的宇宙观戴震解释易系辞“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语,是本着一元论的主张,反对了宋儒的理气二元论。
宋朝理学家认为“道”或“理”是形而上的虚无缥渺的东西。
理学家认
为“道”是“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把“道”加上神秘主义的色彩。
戴震与此相反,他认为“形而上”是指“形以前”,“形而下”指“形以后”。
“形”的“以前”、“以后”,以是否“成形质”来区分,而“道”就是“一阴一阳”,流行不巳的“气”,不是“形而上”的。
这是研究戴震哲学思想的一个关键。
论述戴震的主要思想、着作及其影响一主要思想教育思想： 1，但却，“人虽有智有愚”他认为人与人之间的素质是有差别的，但只是“等差凡几”。
所以他强调人只要通过学习，虽愚也可以“极而至“而智愚之甚远者盖鲜”“大致相近”，。
“虽愚必明”乎圣人之神明”。
他认为愚是可以改变的，只要“加之以学，则日近于智”，。
因此，他强调“君子慎习而贵学”“士不通经，则材不纯，识不粹，不足他认为学生首当通经，这是学问的根本，他说：”以适于化理。
在学习方法上，戴震反对死记硬背或生吞活肃的“食而不化”的办法，认为“食而不化”不可能真正掌握知识。
因此，他主张自学自得。
“其得于学，不以人蔽已，不以已自蔽，不为一时之此外，戴震反对沽名而学。
他说：”认为为学者不应为了表现自己而挟击前人，也不应依傍过去人物，名，亦不期后世之名。
作前人的尾巴；不应以先入之见为主，也不应私智穿凿附会。
凡此都是说要注重独立思考。
而独立思考又必须“实事求是，不主一家”哲学思想2“执义理而后能考核”的学术思想，既反对程朱理学空谈义他提出过“由故训以明义理”、理的虚玄无物，又反对乾嘉考据的矫枉过正。
“道，犹行也；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谓之他坚持“气化即道”的宇宙观，谓：”也就是说，阴阳五行永不停息的运动构成了道的“阴阳五行，道之实体也。
”并且说：道。
．真实内容。
、“生生者”与“生生而条理者”以及“自然”他重新梳理了“化之原”与“化之流”、“变，“本然”的关系，认为宇宙生命及其变化的源头是“仁”，“仁”是“生生者”“必然”、。
换言之，人道本于性，而人性源于天道；天道固，即“理”化之流”是“生生之条理者”“天无不善，人道、人性自然也就无不善；人的生命价值与宇宙生命的意义就融汇于于是，人合一”的境界：基于本然之德，归于必然之常，以全其自然之顺。
“就事求理”主要理学思想，可分为以下四种：?的自然观。
“气化即道，理到气中”“理欲统一”的伦理观。
的认识论。
“自然人性论”，训诂学思想3“因声而知义”等训诂学主张。
论戴震的女性伦理观
戴震是清代思想家、文学家，被誉为“戏曲之父”和“文学大师”。
他的女性伦理观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主张男女平等，倡导尊重自然，反对任何形式的压制和剥削。
在《春闺梦》一书中，戴震以女性视角来探讨女性的命运与自由。
他认为，女性应该有自己的思想和追求，不应该被限制在传统的婚姻和家庭中。
他批判了封建社会对女性实行的一夫多妻制度和遗弃女婴等行为，呼吁重视女性的权利和地位。
戴震还提出了“男能当女，女能当男”的思想，反对对男女的刻板印象和性别歧视。
他认为，男女之间应该是平等的，不应该因为性别而有所区别。
他强调人的内在世界的重要性，认为每个人都应该被看作是独立的个体，而不是被社会角色所定义。
尽管戴震的女性观点超越了当时的社会，但他并不认为女性应该在婚姻和家庭中完全自由。
他仍然认为，女性应该遵守传统的家庭观念和道德标准。
他主张尊重自然规律，认为人的性别差异是不可逆转的，男女之间应该各司其职，共同建设家庭。
总的来说，戴震的女性伦理观是以崇尚自然和平等为主要特点的。
他认为，男女之间应该平等相待，在家庭和社会中都应该享有自由和权利。
他对封建社会传统观念的批判和对女性权利的呼吁，在当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于当今社会的性别平等运动也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汇报人：日期:contents •戴震的生平与思想背景•戴震的理欲观概述•戴震理欲观的核心内容•戴震理欲观的现代意义•戴震理欲观的局限与不足•戴震理欲观的影响与发展•结论与展望目录01戴震的生平与思想背景1戴震的生平简介23戴震，原名戴秉权，字震，号东原，安徽休宁人，清代著名思想家、哲学家、经学家、考据学家、皖派代表人物。
戴震出生于一个手工业家庭，自幼聪敏好学，10岁应童子试，15岁应乡试，16岁中举人。
戴震曾先后在南方多所著名书院讲学，培养了一大批学术精英。
戴震所处的时代背景此时，儒家思想已经高度发展，但随着封建社会的衰落，理学逐渐暴露出其弊端。
戴震生活在清代中叶，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也是传统文化向近代转型的关键时期。
戴震所处的时代背景为他的思想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土壤。
戴震的思想来源戴震的思想来源复杂，既包括传统的儒家思想，也包括道家、墨家等诸子百家的思想。
戴震对佛学也有研究，并深受其影响。
此外，戴震还吸收了西方的科学知识，这也是他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
01020302戴震的理欲观概述理欲观的定义与内涵定义戴震的理欲观是一种对理性和欲望关系的看法，他认为理性与欲望并非绝对对立，而是存在内在的统一性。
内涵戴震强调理性和欲望的相互依存和转化，认为只有通过满足基本的欲望才能实现真正的理性，同时理性和欲望的统一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
理欲观的理论基础以气为本情欲归仁血气心知理欲观的历史地位对传统理欲观的突破对现代哲学的启示03戴震理欲观的核心内容理欲平衡是指个人的欲望和社会的规范、道德相协调。
在戴震看来，人的欲望是合理的，但需要通过社会规范和道德来进行调节。
协调理欲意味着既不能完全压抑欲望，也不能放纵欲望。
要使欲望与道德规范相协调，需要寻求二者之间的平衡点。
理欲的平衡与协调VS理欲的动态平衡与变化理欲的实践与应用戴震认为，理欲观具有实践和应用价值。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应该通过自我反省和实践，不断调整自己的欲望和行为，以符合社会的规范和道德。
[论文关键词]生生之仁生生仁自然生命德性生命[论文摘要]戴震从天道与人道两方面论述“生生之仁”，由天道而人道，他着重关注人道之生生：一方面肯定生生，即生命的需要和满足，为此他提出了“生养之道”和“与天下共遂其生则仁”的观点；另一方面也肯定仁，即伦理规范的作用，为此他提出了“为相生养之道”的观点。
这两方面的肯定，平衡了人外在的自然生命和人内在的德性生命。
这种平衡，既避免了只注重生命的确证而陷入穷欲和动物自然本能追求的泥潭的后果，又避免了高扬道德而对生命漠视乃至采取虚无主义态度的后果。
以生生释仁始于宋儒，他们把原始儒家阐释出来的标志人的伦理性、精神性品格的仁范畴与《易》之生生结合起来，使仁提升为表示天人合一论的本体范畴。
他们的致思灵感或来源于对自然界的观察：自然界万物发育流行，生生不已，他们由此而设想其背后有所谓“生理”、“生机”、“天地之心”(张载)、“天地生物之心”(朱熹)，这种天之生理具于心乃为人道之仁。
“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之所得以为心者也。
”[1] 既然自然界发育流行、生生不已，由天道而人道，那么，人的本质也应该是生生不已。
人道也应围绕这生生不已而展开。
但理学家们却没有按照自身的逻辑发展下去，他们忽视了生生而转向了仁的格外关注。
因为他们的关注点是未有天地之先就已经存在着的所谓神秘“天理”及其它在人伦社会中体现出的道德秩序、道德理性、伦常纲目和体现在个人身上的道德先验性：“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
”[2]而在他们的视域，仁乃是表示伦常纲目、道德理性、道德先验性之总目，他们最终确证了仁的形上性、绝对性和普遍性。
其生生释仁的目的似乎只是为仁找到本体依据，后却用仁来规定人道，用仁来压制生生。
所以很多学者说理学属于禁欲主义，是专制主义理论，大概就缘于此。
戴震对程朱理学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和深刻的解构，其论生生之仁就是一个显证。
试析戴震的理欲观及其意义戴震被誉为“儒学复兴”的先驱，他倡导“大同理想”，提出理想境界是“至诚、至明、至洁、至真”的，“理欲”则是戴震哲学的核心。
他认为，理欲即“理想的愿望”，是一个可以驱动人们前行并拓展人类文明的动力。
戴震的理欲观对于今天的社会意义重大，特别是在人们对未来社会的想象与探索过程中。
下面，我将通过阐述戴震的理欲观及其意义，并举例说明戴震的理欲观在当代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一、戴震理欲观的内涵戴震将“理想”与“欲望”结合，将理念和行动紧密关联起来，提出了“理欲”的概念，强调理念和行动的内在统一和互动。
他认为，“理欲”是具有自我完善、自我约束和人类进步功能的理念行动，既体现了人的自我本体，又表明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
换句话说，“理欲”是一种目标导向的、具有动力性的理念行动，是一个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核心动机。
二、戴震理欲观的意义历史的发展证明，人类社会文明始终在不断地演化和变革，在这个过程中，理念和行动之间的关系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这正是戴震理欲观的意义所在，从以下几个方面给出说明：1、理念与行动的动态互动戴震将“理想”与“欲望”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强调二者之间的内在互动关系。
在他看来，理想的实现需要行动来支持和驱动，行动的目标和方向则需要理想的引领和指导。
因此，构建一种理念与行动之间的动态互动关系，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实现理想，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2、理念与行动的相互激发在戴震的理欲观中，理念和行动的相互关系不仅是一种互动关系，同时也是一种充满激发力的关系。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和欲望，理想的实现需要行动的支持和推进，行动的目标和方向则需要理想的引领和指导。
因此，理念与行动之间的相互激发可以加速理想的实现，促进行动的顺利推进。
3、理想的价值取向戴震认为，“大同”的理想境界是“至诚、至明、至洁、至真”的，他发明了“志君者弘大同”的口号。
这样的理想境界有助于培养人们的基本品质，帮助人们认识到自我本体的完美，明确自己的人生价值取向。
戴震伦理思想的特点分析及影响探讨戴震是中国明末清初思想家、哲学家，他的伦理思想对中国历史上的社会变革和道德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戴震的伦理思想体现了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传统，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深化和发展，形成了独特的伦理观。
本文将对戴震的伦理思想的特点进行分析，并探讨其对中国社会和思想的影响。
戴震的伦理思想的特点：1. 以仁爱为核心戴震将仁爱作为伦理思想的核心，认为仁者爱人，爱人则尽善尽美。
他强调人们应该发扬仁爱之心，以仁爱之心对待他人，达到和谐共处的境界。
这种以仁爱为核心的伦理思想，体现了儒家思想的传统，也是戴震伦理思想的重要特点之一。
2. 倡导敬畏天命戴震在伦理思想中强调了对天命的敬畏和顺从。
他认为人应该顺应天命，顺应自然规律，不违背自然法则。
戴震将天命作为伦理行为的准则，强调了人们应该遵循天命，顺从自然规律，遵循天道，不可超越。
3. 强调道德修养戴震认为，人们应该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培养自己的品德和修养，做一个有德之人。
他强调人的修养和德行要比物质财富更加重要，提倡人们要以德立身，以德养德，从而实现个人的境界提升和社会的和谐共处。
4. 提倡节俭和勤俭持家在戴震的伦理思想中，他提倡了节俭和勤俭持家的生活态度。
他认为人们应该节俭，勤劳，勤俭持家，以良好的生活方式，来实现个人修养和社会的和谐。
以上就是戴震伦理思想的主要特点，其伦理思想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是在儒家传统思想的基础上进行深化和发展，特别是在注重天命，追求道德修养和强调节俭勤俭持家方面有着自己的独特见解。
1. 对中国社会和思想的影响戴震的伦理思想对中国历史上的社会变革和道德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的伦理思想注重了个人的德行修养和社会的和谐共处，强调了人们应该尊重天命，追求道德境界的提升，以及节俭勤俭持家的生活态度。
这些思想对于中国社会和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社会稳定和道德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指导。
浅评戴震的义理之学戴震首先继承了经顾炎武等人倡导、惠栋确立的汉学的治学宗旨，高度重视文字、音韵、训诂等基本功的重要性。
他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
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
” 又说：“仆自十七岁时，有志闻道，谓非求之六经孔孟不得，非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无由以通其语言。
宋儒讥训诂之学，轻语言文字，是犹渡江河而弃舟揖，欲登高而无阶梯也。
” 可见其对基础工具类学问的重视。
不过，由于清学的主体（考据学）大都属于形而下的学问，对学者的天分要求相对并不高，梁启超写道：“凡加入派中者，苟能忠实从事，不拘大小，而总可以有所成。
” 而形而上的学问才相对更需要天分，再加上人的普遍心理又希望别人认为其成就来自于天分而非勤奋，所以一些高才之士往往不满足于自己的学问一直停留在形而下的阶段，去研究些形而上的学问也是人之常情。
作为清学最杰出的代表，尽管戴震继承和发展了汉学的基本治学理念，并且在考据学领域建立了非凡成就，可是针对当时学术界开始普遍形成的重考据轻义理的局面，戴震坚持主张两者的结合。
他说：“言者辄曰：‘有汉儒经学，有宋儒经学，一主于故训，一主于理义。
’此诚震之大不解也者。
夫所谓理义，苟可以舍经而空凭胸臆，将人人凿空得之，奚有于经学之云乎哉？惟空凭胸臆之卒无当于贤人圣人之理义，然后求之古经：求之古经而遗文垂绝、今古县隔也，然后求之故训。
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
贤人圣人之理义非它，在乎典章制度者是也。
” 由此可见戴震认为固然不可离开考据空谈义理，可考据本身也存在着为义理之学服务的意义，所以戴震晚年最得意的著作并非其《声类表》、《声韵考》等考据之作，却是大谈义理的《孟子字义疏证》，这便不令人感到意外了。
在《孟子字义疏证》中，戴震首先斥责程朱理学导致的“后儒以理杀人”，把原因归为理学之理欲二分之说。
戴震说：“然则谓‘不出于正则出于邪，不出于邪则出于正’，可也；谓‘不出于理则出于欲，不出于欲则出于理’，不可也。
戴震性善说中的“礼”与“理”1. 引言1.1 引言概述戴震是明代思想家，他在《礼论》中提出了“性善说”，强调人性本善，主张以“礼”和“理”来规范人的行为。
“礼”是指社会习俗和规范，而“理”则是道德准则和原则。
戴震认为，人应该遵循“礼”和“理”的教导，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在戴震看来，礼和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礼是对社会规范的尊重和遵循，而理则是对于道德规律的理解和实践。
礼和理的结合，可以使个体行为合乎道德规范，进而构建和谐的社会秩序。
戴震认为，只有遵循礼和理的教导，人们才能实现真正的人格完善和社会和谐。
戴震的“性善说”与“礼”与“理”的关系，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考方式。
他强调了道德准则对于人们行为的规范作用，同时也提出了对于个体的性善的信念。
在当今社会，戴震的理论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我们应该从中汲取智慧，以实现个体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2. 正文2.1 戴震对礼与理的看法戴震对礼与理的看法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戴震对于礼与理的定位和关系的理论观点，二是他对于礼与理各自的内涵和意义的阐述。
戴震认为礼与理是一体两面，礼是一种外在形式，理是一种内在精神。
他认为礼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方式和行为规范，是社会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理则是道德规范和思维方式，是人类智慧和理性的表现。
礼是理的具体表现，理是礼的根基和内在动力。
礼与理相辅相成，相互作用，相辅相成，不可分割。
戴震强调礼与理的结合与平衡。
他认为，礼是对于理的实践，只有在实际行为中才能真正体现理念。
礼只有与理相结合，才能产生真正的效果。
在行为实践中，礼是对理的具体表现，理是礼的内在核心。
只有理的引导和支持，礼才能达到最佳效果。
戴震对礼与理的看法实质上是强调二者的内在联系与相辅相成的关系。
礼与理二者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人类道德和社会秩序的基石。
礼是理的表现，理是礼的基础，二者共同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2.2 礼与理的区别在戴震的性善说中，他对于礼与理的区别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好问好思的戴震阅读后
摘要：
一、戴震的求知精神
1.好问好思的个性
2.阅读广泛的兴趣
3.勤奋刻苦的学习态度
二、戴震的学术成就
1.儒家经典的深入研究
2.戴震的哲学思想
3.戴震对后世的影响
三、戴震的启示
1.培养好奇心和思考能力
2.勤奋学习，不断充实自己
3.学以致用，传承学术
正文：
戴震，一个充满求知精神的学者，他的一生都在追求知识的真谛。
戴震从小就展现出好问好思的个性，对于身边的一切事物都充满好奇，总是想要探究其中的道理。
这种好奇心和思考能力使得他在学术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戴震对知识的渴求不仅仅局限于一个领域，他的阅读范围非常广泛，无论是儒家经典还是诸子百家，都有所涉猎。
正是这种广泛阅读使得他在研究儒家经典时能够站在更高的角度，以更全面的视角去审视和解读。
戴震的学术成就
主要体现在对儒家经典的深入研究上，他的许多观点和理论都为后世所称道。
戴震的哲学思想具有很高的价值，他提倡实事求是，强调学以致用。
他认为，学术研究应该立足于实际，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学术的价值。
戴震的学术观点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回顾戴震的一生，我们不禁为他那种追求真理、敢于质疑、勤奋刻苦的学习态度所折服。
简述戴震的强恕去私的道德教育论
戴震是清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他的强恕去私的道德教育论在
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戴震认为，道德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人的品德和修养，使其成
为具有道德素质和高尚品格的人。
他主张的强恕去私是道德教育的核
心内容，指的是以谅解和宽容的态度来处理矛盾和冲突，特别是在私
人之间的纠纷中。
戴震认为，只有通过强恕去私的方式，才能真正化
解矛盾、化解纷争，从而实现和平与和谐。
根据戴震的强恕去私的理念，道德教育的内容应该包括宽容、谦虚、忠诚、正直、诚实、勤奋、刚毅等方面的素质培养，并且通过家
庭教育、学校教育及社会教育等多方面手段进行宣传和传承。
同时，
他认为政府和社会应该引导人们秉持强恕去私的态度，遵循道德准则，树立起公正正义的社会理念，以创造一个和谐、稳定、安全的社会环境。
总之，戴震的强恕去私的道德教育论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对于
现代社会的道德建设和价值观引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戴震与中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简评吴根友等著《戴震、乾
嘉学术与中国文化》
王国良
【期刊名称】《哲学分析》
【年(卷),期】2016(007)005
【摘要】明清时期的王夫之与戴震的哲学终结了宋明理学,开辟了中国哲学发展的新方向.王夫之、戴震哲学的巨大价值在中国近现代的学术发展中没有得到合理的
绍述与发扬.吴根友等著《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一书第一次从哲学的角度
对戴震和乾嘉学术做总结研究,其价值有四:一是系统总结分析了20世纪以来明清
学术与思想研究的大体上的四种范式或曰四种路径;二是肯定以戴震为代表的乾嘉
时代的哲学是以“道论”为其形上学;三是从古典人文知识增长的新视角重新认识、评价乾嘉时代历史考据学、语言哲学的思想史意义;四是阐明“实事求是”是乾嘉
学术方法的“活的精神”.
【总页数】9页(P3-11)
【作者】王国良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哲学系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B2
【相关文献】
1.《中国现代价值观的初生历程--从李贽到戴震》,吴根友著 [J],
2.乾嘉“道论”及其人文实证主义的求道方法——读吴根友等著《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 [J], 黄燕强
3.通向21世纪明清学术、思想研究的新范式——《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的主要论题及其延伸性讨论 [J], 胡栋材
4.乾嘉学术研究的新范式--读吴根友等著《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 [J], 蒋国保
5.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研究的新路径——吴根友《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评介 [J], 司马朝军; 王献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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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根友】试论戴震的语言哲学思想20世纪戴震与乾嘉学术思想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能够从语言哲学的角度研究戴震哲学的论者还属于少数。
李开先生在《戴震评传》中开始了这一研究，但并未由此看到这种语言哲学的出现对于整个清代哲学的转向意义。
本文则从中国哲学发展史的角度，着重考察以戴震为代表的乾嘉学者从语言学角度来思考哲学问题，开创了中国哲学的新转向，形成了不同于宋明理学，甚至也不同于清初哲学形态的人文实证主义哲学思考方式。
这一新哲学思考方式使中国传统哲学初步具备了前所未有的明晰性。
在追求先秦儒家经典原意的历史还原主义的旗帜下，展开了对先秦儒家经典，进而扩大到对先秦诸子典籍的文本考察，对于重新认识先秦经典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这一哲学运动虽然并没有带来19世纪后半叶中国哲学形态的新变化，但由这一实证哲学精神所培养起来的“求真”“求实”精神，为中国人培养近代的科学精神提供了自己的文化土壤。
其中，以戴震为代表的哲学家，还为新伦理学的建设提供了思想的资源。
当然，由于这一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是以对先秦儒家经典研究为起点的，而且其理论目标带有鲜明的复古主义倾向(尽管戴震本人是托古言志)，因此，其理论上的自身矛盾及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语言虽然能够通向道，但毕竟不是道本身。
经典中蕴含的思想虽然可以通过语言来把握，但对经典中的思想研究也不完全是一个语言问题，其中还应该有言说者的背景、说话意图等非语言因素的影响。
尽管戴震的理想是通过语言、制度、名物、训诂的综合研究来把握经典的原意，但即使如此，人文学的研究还有超越这些实证方法之外的东西。
而戴震本人对儒家经典中理、天道、道、性、命、仁义礼智、诚、权等概念的定义，也并非如自然科学那样，具有绝对的确定性，恰恰相反，这些解释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戴震本人的理解，并不具有他自己所想象的那样的客观性。
所以，我们看到以戴震为代表的乾嘉学者所开创的中国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并未完全取代其他哲学家的思考，其中，以章学诚为代表的历史文化学派对戴震及其学派批评，在很多方面都是相当中肯的。
【吴根友】试论戴震的语言哲学思想20世纪戴震与乾嘉学术思想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能够从语言哲学的角度研究戴震哲学的论者还属于少数。
李开先生在《戴震评传》中开始了这一研究，但并未由此看到这种语言哲学的出现对于整个清代哲学的转向意义。
本文则从中国哲学发展史的角度，着重考察以戴震为代表的乾嘉学者从语言学角度来思考哲学问题，开创了中国哲学的新转向，形成了不同于宋明理学，甚至也不同于清初哲学形态的人文实证主义哲学思考方式。
这一新哲学思考方式使中国传统哲学初步具备了前所未有的明晰性。
在追求先秦儒家经典原意的历史还原主义的旗帜下，展开了对先秦儒家经典，进而扩大到对先秦诸子典籍的文本考察，对于重新认识先秦经典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这一哲学运动虽然并没有带来19世纪后半叶中国哲学形态的新变化，但由这一实证哲学精神所培养起来的“求真”“求实”精神，为中国人培养近代的科学精神提供了自己的文化土壤。
其中，以戴震为代表的哲学家，还为新伦理学的建设提供了思想的资源。
当然，由于这一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是以对先秦儒家经典研究为起点的，而且其理论目标带有鲜明的复古主义倾向（尽管戴震本人是托古言志），因此，其理论上的自身矛盾及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语言虽然能够通向道，但毕竟不是道本身。
经典中蕴含的思想虽然可以通过语言来把握，但对经典中的思想研究也不完全是一个语言问题，其中还应该有言说者的背景、说话意图等非语言因素的影响。
尽管戴震的理想是通过语言、制度、名物、训诂的综合研究来把握经典的原意，但即使如此，人文学的研究还有超越这些实证方法之外的东西。
而戴震本人对儒家经典中理、天道、道、性、命、仁义礼智、诚、权等概念的定义，也并非如自然科学那样，具有绝对的确定性，恰恰相反，这些解释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戴震本人的理解，并不具有他自己所想象的那样的客观性。
所以，我们看到以戴震为代表的乾嘉学者所开创的中国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并未完全取代其他哲学家的思考，其中，以章学诚为代表的历史文化学派对戴震及其学派批评，在很多方面都是相当中肯的。
由于本文的主题所限，此处我暂不讨论章学诚的历史哲学及其对戴震的批评。
[1]不过，我们应当特别重视戴震在中国哲学史上的突出贡献。
在《孟子字义疏证》一书中，戴震对自己所讨论的理、分理、天道、性、才、道、仁义礼智、诚、权以及善、欲、私等概念和无欲与无私一对范畴皆有明确的定义，使中国传统哲学在思维的明晰性方面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中国传统的语言哲学主要包括“名实之辩”、“言意之辩”两大部分内容。
在乾嘉考据学时代，中国的语言哲学又有新的发展，其纲领性的表述就是戴震提出的“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的言能通意的“阶梯式”言意观。
在这一纲领性的表述中，“字”具有现代汉语中所说的字（词素）和词语两层意思。
词，又作辞，即是现代汉语中的言语。
而戴震本人的语言哲学思想可以包括四个部分：第一，名实之辩，第二，通过句法分析达到对传统哲学命题的重新解释；第三，通过句子和经典文本的语言脉络分析达到对传统哲学思想的还原性解释；第四，在言能达意的基本哲学立场上的所阐述的字→词→道的“阶梯式”言意观。
这种语言哲学与20世纪西方世界兴起的语言哲学“以拒斥形而上学”为己任的目标非常的不同。
[2]不仅如此，戴震的语言哲学思想还有强烈的现实政治关怀。
他以孟子“辟杨墨”，挽救世道人心自况，说道：“孟子辩杨、墨；后世习闻杨、墨、老、庄、佛之言，且以其言汩乱孟子之言，是又后乎孟子者之不可已也。
苟吾不能知之亦已矣，吾知之而不言，是不忠也，是对古圣人贤人而自负其学，对天下后世之仁人而自远于仁也。
”[3]这也是以戴震为代表的18世纪中国哲学的语言哲学家们与20世纪英美语言哲学家们的另一个不同之处。
一、“指其实体实事之名”与“称夫纯美精好之名”——戴震对名的分类戴震将名分为两大类，一为“指其实体实事之名”，二为“称夫纯美精好之名”。
他说：“学者体会古贤圣之言，宜先辨其字之虚实。
今人谓之‘字’，古人谓‘名’，《仪礼》云‘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周礼》云‘谕书名，听声音’是也。
以字定名，有指其实体实事之名，有称夫纯美精好之名也。
曰‘道’，曰‘性’，曰‘言’，曰‘行’，指其实体实事之名也；曰‘圣’，曰‘贤’，称夫纯美精好之名也。
曰‘道’曰‘性’，亦指其实体实事之名也。
道有天道人道：天道，阴阳五行是也；人道，人伦日用是也。
曰善曰理，亦称夫纯美精好之名也。
曰中曰命，在形象，在言语，指其实体实事之名也；在心思之审察，能见于不可易不可逾，亦称夫纯美精好之名也。
”[4]所谓“实体实事”之名，即是描述客观对象的名称与概念，不含价值判断。
而“称夫纯美精好”之名，是指一种价值的称谓，包含了价值的判断，是一种规范性的词汇。
但是，由于天地之大德表现在生生不息的过程之中，所以，用来描述这一最根本性的实体实事时，也暗含天地之气化，流行不已，生生不息，其实体实事即纯美精好，人伦日用，其自然不失即纯美精好。
生于陆者入水而死，生于水者离水而死，生于南者习于温而不耐寒，生于北者习于寒而不耐温。
此资之以为养者，彼受之以害生。
‘天地之大德曰生’，物之不生而以杀者，岂天地之失德哉？故语于天地，实体即美好，不必分言也，《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是也。
[5]这样，事实与价值，是与应当之间的内在联系性，由此而得以确立起来。
凡符合天道自然而无偏失的人伦行为，因此也获得了正面的价值意义。
只是人伦的行为与天道自然的行为还不完全一样，人道必须通过仁礼义的价值引导与规范，即通过“修道以仁”，“圣人修之以为教”而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五达道”，亦必须通过“智仁勇以行之，而后归于纯美精好。
”[6]在戴震的思想中，用来描述“实体实事”的概念与用来表达伦理与价值的规范概念，这二者之间是有所分别的，但在天道自然的层面，两者却又可以合而为一。
所以，戴震说：“善者，称其美好之名，性者，指其实体之名；在天道不分言，而在人物分言之始明，究之美好者即其实体之美好，非别有美好以增饰之也。
”[7]在《孟子字义疏证·道》篇，“纯美精好之名”又改成“纯粹中正之名”：“曰‘性’曰‘道’，指其实体实事之名；曰仁，曰礼、曰义，称其纯粹中正之名。
”“善者，称其纯粹中正之名；性，指其实体实事之名。
”[8]戴震之所以将描述“实体实事”与指称“纯粹中正”两类名称分开，与他对世界的整体看法有关。
他将世界分成物与则两大部分：“物者，指其实体实事之名；则者，称其纯粹中正之名。
实体实事，罔非自然而归于必然，天地、人物、事为之理得矣。
自然之极则是谓理，宋儒借阶于释氏，是故失之也。
”[9]通过对物与则的区分，戴震把客观世界与人对客观世界内部蕴涵的规律的认识这两者区别开来了，从而在朴素的唯物主义的经验论哲学立场上，对先验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进行了批判与解构，从而在肯定人的感性生活的基础上重新肯定道德原则的神圣性，并表达了这样一种新的社会理想：通过神圣而合理的道德原则使人实现自然之极致。
二、“之谓”与“谓之”的差异——戴震语言哲学中的句法分析在讨论何者为“道”的哲学形上学问题时，戴震首次引入语言学的分析方法，通过对古代汉语中两种谓语动词“之谓”与“谓之”在句子中的作用不同的分析，重新阐释了古典哲学众多命题的意义。
《易传》中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一著名的哲学命题。
程子对此两句话的解释是：“惟此语截得上下最分明，元来止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识之。
”朱子对此两句话的解释是：“阴阳，气也，形而下者也；所以一阴一阳者，理也，形而上者，道即理之谓也。
”程、朱的解释可以说是一种哲学的解释，即从自己的哲学体系出发对古典的哲学命题给出新的解释。
戴震从自己的“气化即道”的唯气论哲学体系出发，不同意程子、朱子的解释。
然而在他所处的时代，程、朱的哲学是官方哲学，不容置疑。
戴震不能直接说他们讲错了，而是借助语言的分析，以说理的方式来重新解释传统哲学中的核心概念——道，从而为自己的“道论”思想寻找经典的与语言学的支持。
他说：“气化之于品物，则形而上下之分也。
形乃品物之谓，非气化之谓。
《易》又有之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
’直举阴阳，不闻辨别所以阴阳而始可当道之称，岂圣人立言皆辞不备哉？……古人言辞，‘之谓’‘谓之’有异：凡曰‘之谓’，以上所称解下，如《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此为性、道、教言之，若曰性也者天命之谓也，道也者率性之谓也，教也者修道之谓也；《易》‘一阴一阳之谓道’，则为天道言之，若曰道也者一阴一阳之谓也。
凡曰‘谓之’者，以下所称之名辨上之实，如《中庸》‘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此非为性教言之，以性教区别‘自诚明’‘自明诚’二者耳。
《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本非为道器言之，以道器区别其形而上形而下耳。
”[10]为了更清楚地理解戴震的语言分析，我们用现代人的思维对戴震的说法作进一步的解释。
第一，戴震在此运用的是全称判断“凡曰‘之谓’”，“凡曰‘谓之’”，可以放在演绎推理的范畴之内。
第二，“凡曰‘之谓’，以上所称解下”，意思是说作为谓语动词的“之谓”在句子中的作用是：谓语之前的主语是用来规定谓语后面宾语的意涵的，这种句式“A之谓B”，“Y之谓X”，可以等值的替换成“B也者A之谓也”，“Y也者X之谓也”的判断句。
因而可以看作是一种用A定义B，用X定义Y的定义句式。
第三，“凡曰‘谓之’者，以下所称之名辨上之实”，意思是说作为谓语动词的“谓之”在句子的作用是：谓语之后的宾语是用来辨别谓语之前主语的，并不是对主语进行定义，这种句式“Y谓之X，A谓之B”，并不是要说明X、B究竟是何意或何物，而只是要辨别X、B二者之间的不同而已。
第四，依照戴震自己的语言分析逻辑，我们可以看到，“之谓”句式通过主语与宾语位置的变换可以除了在《绪言》（上）篇论道的文字中有同样的表述之外，现存《戴震全集》中还没有发现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句法分析。
戴震在此处所说“古人言辞，‘之谓’‘谓之’有异：凡曰‘之谓’，以上所称解下，……凡曰‘谓之’者，以下所称之名辨上之实”的说法，究竟是得之于语言学史的归纳结论，还是一种演绎的逻辑设定，我们一时很难判断。
因为，只有当我们通过全面的文献检索之后，对“谓之”与“之谓”句在上古汉语中的全面运用的例子进行分在此，我们首先将戴震的两种句式分析转换成现代汉语的表达式。
“A之谓B”，“Y之谓X”，可以翻译成：“A就是B”，“Y就是X”。
《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A谓之B，Y谓之X”，可以翻译成：“A称之为B”，“Y称之为X”。
《中庸》“自诚明谓由上的翻译转换可以看出，“之谓”句为下定义式的判断句，而“谓之”句则为一种解释句。
戴震通过对经典命题的句法分析，对于比较准确、客观地理解经典的原初意义的确有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