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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政府时期纸币流通及其特点北洋政府时期推行的仍是以银元为主、两元（银两、银元）并行、银元铜元和纸币并用的货币制度。
关于银元、铜元的流通情况前面已作了论述，下面着重介绍纸币发行和流通中的有关问题。
民国元年（1912年）清帝逊位，各处大清银行均改为中国银行。
同年12月，财政部呈准由中国银行发行兑换券，明确规定：完纳各省地丁、钱粮、厘金、关税，购买中国铁路、轮船、邮政等票及交纳电报费，发放官俸、军饷以及一切官款出纳及商民交易，皆一律通用，不得拒收及折扣、贴水，并按券内地名，由各地中国银行随时兑现。
根据当时财政部1913年4月新订的《中国银行则例》规定，该行享有代理国库，经理和募集公债，特准发行钞票，铸造银币等权力，事实上已具有国家银行的性质。
中国银行发行的钞票，银圆票有壹圆、伍圆、拾元、贰拾元各种，自1914年铸发"袁头币"以后，即发行有票面印明"兑付国库"字样的钞票。
中国银行还曾发行铜元票，由该行北京、河南、南京、江西、张家口等分行发行，自1918年后，即逐渐并于各地的平市官钱局发行。
原由清邮传部奏准设立的交通银行，在辛亥革命以后，仍继续发行钞票。
1913年初，由袁世凯命令，使交通银行按照中国银行兑换券章程发行钞票。
北洋政府交通部于1914年3月另呈颁《交通银行则例》，规定该行不仅经管路、电、邮、航四项款项，并得"受政府之委托经理国库"、"受政府之特许，发行兑换券"等，因而也成为具有国家银行性质的银行。
交通银行在辛亥革命后，除继续发行钞票外，还获得分理国库权利，即中、交两行大致按七三比例处理，中国银行占七成，交通银行占三成。
1922年后，交通银行又增收资本，增强了经济实力。
当时，中国银行增收商股，总资本已近2000万元，交通银行也拥有国币1000万元。
可见中、交两行都是官僚资本为主的银行，是北洋军阀政府的两大金融支柱。
一元侨批的故事（原创版3篇）目录（篇1）一、一元侨批的定义与历史背景二、一元侨批的特点与功能三、一元侨批的衰落与转型四、一元侨批对现代社会的启示正文（篇1）一、一元侨批的定义与历史背景一元侨批，又称“侨批”，是我国历史上华侨华人通过民间渠道寄回国内的汇款凭证。
它源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当时，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许多农民、手工艺者和商人为谋求更好的生活，纷纷前往南洋、美洲等地谋生。
这些人在海外辛勤工作，然后将所得汇回国内，资助家庭生活。
侨批作为一种特殊的货币形式，见证了华侨华人为家乡和国家做出的巨大贡献。
二、一元侨批的特点与功能1.特点一元侨批具有以下特点：首先，它是一种汇款凭证，具有货币功能；其次，它主要通过民间渠道进行流通，具有较大的灵活性；最后，它涉及的范围广泛，既有个人之间的汇款，也有企业与团体的资助。
2.功能一元侨批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它不仅支持了侨眷的生活，促进了国内经济的发展，还对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此外，侨批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也见证了华侨华人的创业精神和家国情怀。
三、一元侨批的衰落与转型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推进，一元侨批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功能。
一方面，国内外汇政策的改革使得侨批的货币功能逐渐被取代；另一方面，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侨眷对侨批的依赖程度降低。
在这种背景下，一元侨批逐渐衰落，最终转型为其他形式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
四、一元侨批对现代社会的启示虽然一元侨批已经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但它仍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启示。
目录（篇2）一、一元侨批的定义与历史背景二、一元侨批的发展与演变三、一元侨批的特点与影响四、一元侨批的现状与未来发展正文（篇2）一、一元侨批的定义与历史背景一元侨批，又称“侨批”，是我国广东省潮汕地区特有的一种传统民间金融业务。
它起源于清朝末年，盛行于民国时期，至今已有百年历史。
侨批是海外华侨通过民间渠道汇款回家乡的一种汇款方式，主要用于资助家乡的亲人和乡亲，以及投资兴办公益事业。
中国货币本位制度的发展中国货币本位制度的发展自20世纪初至今，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本文将从清朝时期的纸币发行、民国时期的金本位制度，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人民币本位制度等方面，一步一步回答中国货币本位制度的发展。
清朝时期，中国金、银作为货币流通广泛，但由于历朝历代的战乱和政治动荡，导致金、银的产量不稳定，供应量不足，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清朝政府开始试验纸币发行。
在1900年代初期，清朝政府发行了一系列的纸币，如光绪年间的宝钞、大清银票等。
然而，由于清政府的规范不严和虚假发行等原因，导致纸币的价值逐渐贬值，引发了通货膨胀和经济混乱。
民国时期，为了稳定货币，恢复经济秩序，国民政府实行了金本位制度。
1928年，国民政府在中国建立了一个中央银行，即中国银行，并发行了一个以金本位制度为基础的货币——金圆券。
金圆券与一定数量的金本位挂钩，确保了货币的稳定性和兑换能力。
然而，由于当时中国国内金的供应不足以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以及世界性金本位制的崩溃，金圆券最终也无法完全维持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货币本位制度又发生了新的转变。
1948年，人民币（RMB）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法定货币诞生。
当时的人民币采取的是银本位制度。
然而，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和需要，1955年，人民银行宣布实行人民币本位制度。
人民币本位制度采用一定的黄金储备作为支撑，并与美元挂钩。
这个制度一度稳定了人民币的价值和国际兑换能力，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对外贸易提供了有力支持。
然而，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中国货币本位制度再次发生了变革。
1978年，中国政府启动了改革开放的进程，经济改革措施的实施导致了人民币的价值波动和贬值。
为了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和经济发展的需要，1994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实行有管理浮动汇率的人民币汇率新政策，取消了人民币本位制度。
这一改革使得人民币的汇率更加灵活，符合市场需求和国际经济环境。
民国时期的货币政策真正的货币统一是在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后。
南京国民政府继承了以前的政策，建都伊始就开始筹划统一货币。
1927年6月，财政部饬令各造币厂停止铸造袁世凯头像的银币，暂用孙中山先生纪念币旧模改铸银币。
1928年3月，经济学家马寅初率先提出“废两用元”，并从理论上论证“废两用元”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1929年11月，甘末尔提出《中国逐渐采行金本位币制法草案》，规定1孙（设计中的货币单位）等于美金4角。
但是由于大萧条，国际市场黄金价格一路上扬，而白银价格则一路下跌，1931年2月，1孙只值美金2角。
若继续推行草案，中国无法承受黄金汇兑损失。
货币改革不得不再次告吹。
1931年冬东北沦陷，大量银元从全国各地涌入上海，上海银元数量供求失衡。
1932年上半年约5500万银元流入上海，加上本地原有的42000万元，银元兑换银两价格波动加大。
上半年，银元兑换比率曾达到每百元兑白银74两，但5月末《凇沪停战协定》签署后，兑换比例下降到百元兑白银70两。
价格波动使得商人无法适应，银元价格的下跌，使银两负债的银元持有者蒙受了巨大损失，废两改元的呼声又开始高涨。
据统计，1935年4月26日的伦敦白银价格，比1931年上涨了3倍，而纽约市场白银价格则比1931年高出3.3倍。
从1932年开始，中国白银开始外流。
1934年受美国白银政策影响，中国货币流出高达2.27亿银元。
路透社报道，自1934年6月底到1935年1月，上海流通中银元共减少2.3亿元，除一小部分流入内地外，其余全部运往伦敦或美国。
面对白银潮水般的外流，国民政府从1934年10月15日开始征收白银出口关税和平衡税，以减少白银出口。
10月16日又设立外汇平市委员会在必要时候干预外汇市场，以稳定外汇市场价格水平。
委员会根据市场形势，委托中央银行买卖外汇和金银，平市基金则来源于政府征收的白银平衡税和财政部。
但是，这些措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白银外流问题，反而促使白银走私盛行。
简析清末民国时期广州金融风潮的应对清末民国时期的银与纸在广州人看来不是同一个概念。
银主要是指广州人惯用的银毫和银两等现金，而纸则往往是指银行发行的各种钞票。
正因如此，当时广州所发生的许多重大的金融事件，例如，银行的挤兑、财政的补贴、币制的改革等都是围绕着银与纸展开的，而通过税收、薪饷、公费等经济手段强行调节毫银和纸币的流通比例，加上适时采取强制性的或按照官商商定的比例封存纸币又成为广东地方政府和财政部门化解金融风潮、紧缩通货膨胀、稳定市场物价和维持金融秩序的重要的金融工具。
一、双毫救市，挽救垂危银行宣统三年( 1911) 3 月29 日，广州黄花岗起义爆发后清廷岌岌可危，大清帝国的纸币日渐不稳。
粤省路权的收回更引发了不用官发纸币的新思维，持有大清银行纸币的商民纷纷涌向大清银行兑现，一天被挤兑的现金达数十万元。
到了5 月更是演变为金融风潮。
同年春，票号义善源的倒闭导致大清帝国的另一家国家银行交通银行的50 万元放款无法收回，引发了交通银行的信用危机，5 月16 日，交通银行所发行的银元票被大量挤兑。
为了挽救垂危的两大国家银行、平息金融风潮，粤督张鸣岐一方面电商度支部截留洋债款10 万元援粤，并由大清银行总行分别电告各地分行准备接济粤省; 另一方面下令造币厂加工加点赶铸双毫以陆续收回所发纸币。
使大清和交通两大银行的金融风潮得以平息。
双毫只是当时广州人日常生活中使用最为频繁的2 角银币。
小币救大行确实有点不可思议，但粤省向用毫洋制，为国内币制之畸形者，尽管是畸形，但市面乐于行使，双毫乃由辅币地位一变为主币，一切商场支付交收悉以双毫5 枚合一元作为单位，毫银史可以说即是金融史，故叙述广东金融历史，不能不详述毫银之演变过程。
毫银成为广东历届政府化解金融风潮的有效工具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焚纸二成，政府挪凑倶穷民国初年广州政治动荡，财政支绌，纸币泛滥，币值猛跌导致金融风潮频发。
民国2 年( 1913) 底，广州面上的纸币币值跌至五八折。
论民国乡土币制民国时期乡村钱票成多元化态势,县有县票,乡有乡票。
这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产物,也是国家币制混乱的结果。
传统的乡绅在乡村钱票发行中占主导作用,并在国家货币体系之外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下层币制体系。
随着二三十年代县乡政制重建中士绅权力的逐步扩大,其代表下层币制的抗争力量发生了倒转,于是乡土币制让位于国币的单轨制。
自民初至抗战爆发前后,民间钱票在全国各地大量涌现,并与国家银行、省市银行发行的纸币一起,构成了民国币制的复杂统一体。
虽经官府“再四禁止”,可是屡禁不止。
乡村钱票“野火烧不尽”的缘由,是其植根于有着独特的经济、政治及文化内涵的乡土,即在国家币制之下,还存在一个相对独立、由权绅操纵的乡土币制。
①乡土币制以民国特殊的政治、军事、经济环境为背景,以时局变动而出现政权真空为契机,抓住官票无信形成的制度漏洞,以政治、经济上褊狭之地和封建割据形成的政府管理盲区作为生存支点。
(二)官绅、商人及“社会”的角力与制衡民国乡村社会分层“大体分为官绅、商人、社会三个界别”[28](P381)。
从一枚钱票的印文也可看到相似的社群分类,1945年12月辽宁通辽县地方临时维持会发行的“通辽县地方临时救济券”百元券上印有“商业代表”、“仕绅代表”、“农业代表”字样。
[29](P45)在民国特定的经济生态圈中,各阶层及其倚仗的生存力量,都可通过乡土币制这个多棱镜清晰地折射出来。
一是官府的统治力量。
地方政府的利益驱动是政府票的动因之一。
由于中央政权控制以白银为本位的税收,各省地方政权靠控制铜圆铸造以获利,县政权及以下部门则发行上述两种金属货币为本位的纸币。
国币省钞的制度缺陷给各县留下了巨大的获利空间,导致群起争利的局面。
但掌握权力资本的上层倚仗政权强力推行,完全忽略经济规律。
20世纪20年代,江口商会在会长廖哲夫任期内,曾利用“公成”、“宝康”两块招牌印发票子。
两种票子没有准备金,全靠强制发行。
当时,在江口流传一首歌谣:“公成、宝康,百姓遭殃,若要兑钱,给你一枪。
广东省造光绪元宝的认识与简介近年来，中国传统机制银币逐步走俏钱币拍卖场，一些珍稀银元备受追捧，成交价迭创新高。
中国是世界上最后一个结束银本位币制度的国家，世界上其他国家早已经退出货币流通领域的机制银币都随着旧中国国际贸易的开展而大量汇聚到清代和民国时期的旧中国流通。
由于中国人民银行的长期大规模收兑银元的行动使得民间老银元的实际存量越来越少，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成为稀有的文物收藏品的。
锈色辨伪。
银元中止流转后，存放不妥会生锈。
传世银元锈层很薄，呈墨绿色。
出土银元通常锈层较厚，部分锈层凸起。
两枚银元锈在一起，磕开后，外表有散布不匀的白色亮点，迎光而视闪闪发光，俗称“泛银”，泛银现象是无法作伪的。
陪葬出土银元大都泛酱红色，部分有绿色锈斑。
水坑银元通体泛绿锈。
真银元的锈色是前史的烙印，很难去掉，用碱水沸煮而不退。
事实上，迄今铸造的银、铜币的文字也没有哪一种可以与户部一两的文字相比。
最重要的两点：一是该币几乎每一笔笔画中以及纹饰中均添加了迄今难以模仿的圆点暗记，令人叹为观止。
二是背面盘龙龙眼内有两颗清晰的内视龙睛，直指龙珠，简直就是最优秀的盘龙浮雕作品。
至今为止的诸多的臆造币、仿造币文字和铸造上无一可望其项背!传世老包浆：颜色深沉多呈黑色，将币面牢牢地包裹着，或因经常把玩浮于表面的部分被摩擦后，但是字与字的粘连处却留下了难以去除的附着物。
一般的传世物品会有均匀圆润的磨损，而黑色的包浆点缀于银元面，使物品显得更有岁月的味道。
随着钱币收藏队伍的不断壮大，受价值规律影响，光绪元宝价值必然直线上升，随时间推移，增值潜力也越来越大，其收藏价值难以估量。
光绪元宝户部造当制钱二十文，品相精致，铸工精良，存世稀少，集观赏性、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于一体，值得广大藏友收藏投资。
针对于银元错版在银元市场当中非常稀缺，双旗币本身为机制币，正反两面采用冲压方式制成，在古代时期，在钱币的制作上要求非常严苛，不允许有任何差错，就例如现在人民币制作一样，有样本存在，银元也是如此，出现差错，一般都会销毁，但往往有少量“漏网之鱼”流入社会，也有发行后无法收回的情况。
光绪元宝广东省造为何看起来很新？真正行内高手告诉你古钱币是一个国家历史中组成的重要部分，就其特定的历史时期在钱币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具有很高的艺术观赏价值和文物价值。
而且材质珍贵，艺术价值高，由贵重金属或白银合金铸造，制作精美，图案考究，文字清秀，内容丰富，银光灿烂，其貌可人，也具有一定的保值和升值功能。
光绪元宝广东省造我国的银元，在早期，一般都是由能工巧匠用手工铸造而成，即使是用来铸钱的母钱也同样是由能工巧匠用手工雕刻的方式雕刻而成，因是用手工铸造与雕刻，故如果是银元往往每一枚之间都会有或多或少的细微差别，所以，如果钱币收藏爱好者在收藏银元的过程中，发现自己即将收藏的银元，不仅版别一模一样，而且其局部的缺陷也不差丝毫，这基本就可以断定自己即将收藏的银元是伪币的可能性在90%以上。
对于这种银元即使钱币收藏爱好者再喜欢，也不要轻易出手，当心受骗。
墨西哥鹰洋1821年独立后使用的新铸币，从1823年开始铸造的，1897以前的花边鹰洋和1898年以后的直边鹰洋。
晚清民国年间外国银元输入中国，1910年度统计流通银元约有十一亿枚，错版180度极为稀少十分珍贵。
银元收藏正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投资爱好者。
专家提出，将“银元”搬上电子盘交易平台，通过与互联网技术、金融资本相结合，将为银元市场注入新活力，快速实现文化产品流通，形成新的文化产业生态链，但同时更须加强鉴定工作。
光绪元宝广东省造银元吹后放到耳边一听，不响的也不一定是假币，这是金属货币一个不同于纸币的特点，后真非真即假，但“问题银元”仍然是银元，专业术语叫“劣币”，同样可以使用，也可以流通。
银元的价值体现两个方面，一是年号，越是久远的越有价值;一是银元表面的“净度”----银元在流通过程中，往往会被钱庄或是大户人家盖上专属戳记，经常流通的银元正反两面都会被戳上满满的印记。
银元戳记越少，价值越高。
很多买卖银元的，为了提高银元的价值，一般都会对银元的戳记进行修补。
民国时期广东筵席捐稽征之博弈探析（1923-1948）杨婷（暨南大学历史系，广东广州510632）摘要：20世纪20年代初孙中山主政广东，广东政府为缓解财政窘迫，增开财源，于1923年率先在广州市开征省河筵席捐，随后推广到全省。
在民国时期二十余年间，广东筵席捐发展逐渐步入正轨、走向成熟。
其征收方式一直徘徊于招商承办和同业认包之间。
同时，其征收过程在多方权力参与下，呈现出政府内部之间、饮食界馆商与包税商之间、饮食界馆商与政府之间为了各自的利益博弈互动的复杂格局，并由此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关键词：民国；广东；筵席捐；博弈中图分类号：K 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6883（2021）02-0073-07晚清以降，中国财政税制逐渐由传统的农业税向工商税转变。
税制转型过程中，地方政府除不断提高传统税目的税率外，还开征众多新式工商税。
筵席捐作为民国时期新增工商税目的一种，源于清末饭馆捐。
而正式以筵席捐为名征税则最早开始于广东，规定“凡酒楼菜馆饭店席艇，不论顾客多少，中西筵席按照筵席菜式价值所结银数征捐”［1］。
检索相关文献，关于筵席捐的研究主要是对全国范围内筵席捐的出台背景、税率、稽征方式、社会影响等方面进行概观，地方实证类研究较少。
广东是民国时期最早正式征收筵席捐的省份，相关专门讨论尚少。
相关研究主要见诸殷崇浩主编《中国税收通史》、金鑫主编《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史：地方税卷》等通史著作中，于广东筵席捐略有涉及。
王姣姣的《“增税”与“节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筵席捐探析（1928-1949）》，其中涉及广东筵席捐的起征以及同业抵制筵席捐活动。
孟育东《孙中山与国立广东大学的经费筹措》提及孙中山曾指定广州省河筵席捐为国立广东大学指定经费来源之一。
鉴于此，本文拟运用相关文献，对民国时期广东筵席捐的出台背景、税率、稽征方式以及捐税征收过程中各方力量的博弈进行长时段考察，并分析其中的发展变化，以管窥民国时期地方税制的演变路径。
民国初年广州戏院空间的公共化与阶层化民国初年是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也是广州戏院空间公共化与阶层化的重要时期。
在这一时期，随着社会变革与文化交流的深入，广州戏院空间呈现出了丰富多彩的面貌，同时也反映出了社会阶层的差异和文化观念的多元化。
一、广州戏院空间的公共化在民国初年，广州戏院空间的公共化表现在多个方面。
广州戏院不再只是贵族和富商的专属娱乐场所，而是向社会各阶层开放。
随着社会的变革，曾经只有上流社会才能享受的戏剧表演、歌舞演出等文化活动逐渐走入了普通百姓的生活。
这使得广州戏院成为了一个融合了各阶层文化与娱乐需求的公共空间。
广州戏院的空间结构和设施得到了改善和完善，以适应更多人群的需求。
戏院的舞台、座位、音响、灯光等设备进行了现代化的改造和更新，提升了戏剧表演的质量，吸引了更广泛的观众群体。
戏院还增设了更多的娱乐设施和服务设施，如餐饮、休息区等，使得前来观演的人们能够得到更好的享受和服务。
广州戏院的文化内容和形式也变得更加多元化。
除了传统的粤剧、京剧等戏曲表演，还增加了话剧、歌舞等各种类型的文化演出。
这些不同形式的文化表达吸引了更广泛的受众，丰富了广州戏院的文化内涵，也使得广州戏院成为了一个更加开放、多元化的文化空间。
民国初年的广州戏院空间的公共化体现在对各阶层社会群体的开放，对空间结构和设备的改进，以及对文化内容和形式的多元化发展。
这些变化不仅促进了广州戏院的社会功能与文化价值的提升，也加深了人们对共同文化记忆和情感的认同。
广州戏院的利益分配呈现出明显的阶层差异。
在广州戏院中，观众的座位通常是分为贵宾席、正厅和平民席等不同档次的座位，对应着不同的价格和服务。
这种座位的分配方式使得广州戏院中的观众身份地位明显区分，形成了明显的阶层化现象。
广州戏院的观众结构呈现出了显著的区别。
在民国初年，广州社会中贵族、富商和上层知识分子等精英阶层对戏剧表演和文化演出的兴趣往往高于普通百姓，因此在观众中的比例较大。
民國時期粵中民間貨幣本位的獨特現象
陳耀光
貨幣本位，是將某種特定的商品與貨幣單位保持固定的關係，作為衡量其貨幣價值的標準，該特定的商品，一般稱作貨幣本位。
理論上講，任何的商品都可以被選擇為貨幣本位。
歷史上，貴金屬是作為貨幣本位的主流。
紙幣在發明之初，以貴金屬為貨幣單位，具有可兌換性。
如明朝洪武年發行的大明寶鈔，以銅錢（製錢）為本位，面額一貫的，可兌換銅錢壹仟文，視為銅本位制。
至清朝末年，多種貨幣本位並行。
發行的紙幣，大多稱為兌換券，票面註明其可兌換之貴金屬貨幣本位。
如銀本位的有兌換銀兩、銀圓的；銅本位的有兌換銅圓、銅錢的。
古代乃至近代，紙幣的貨幣本位基本離不開金、銀、銅這些貴金屬。
至上世紀四十年代，廣東部份地區，主要是珠三角一帶，出現了一些以稻米、豬肉為本位的貨幣。
這一獨特的貨幣本位（筆者認為民間貨幣是正規貨幣的一種補充）現象，由於出現時間甚短，發行數量不大，使用範圍狹隘，存世品種稀少等原因，並未引起錢幣界的關注，甚至不為外人所知。
亦有票券收藏愛好者將牠與解放後計劃經濟時期的糧票、肉票歸為一類。
然，筆者並不苟同。
首先，我們分析一下這類錢票發行的時間和背景。
筆者所見之上述錢票有三、四十種，大部份是在1941年和1949年發行，也就是在粵省軍事吃緊，經濟枯竭的兩個時期。
1941年時期的歷史背景是：1938年12月廣州淪陷，香港隨即遭到封鎖。
國民政府的法幣供應不上，珠三角一帶居民習慣使用的港幣也受到限制。
1941年聖誕節，香港淪陷，港幣更被禁止流通。
當時，民間抵制偽幣；然而，法幣、港幣又接濟不上，市面出現錢荒，導致交易困難，民生困苦。
1949年的情形是：國民政府軍事失利，節節敗退，撤離首都南京，遷往廣
州。
國民政府進行的幣制改革，更是一敗塗地。
從法幣到金圓券，再到銀圓券，紙幣一天數貶，幾成廢紙。
加上零鈔奇缺，民間唯有自行發行錢票，救濟金融，維持商業的正常活動，拒絕對民眾資產的巧取豪奪。
一些以美元、港幣、豬肉、稻米為本位的民間錢票就此應運而生。
當時，廣西梧州出現了以港幣為本位的錢票，福建石獅的錢票也有以美元為本位的。
而廣東這批以稻米、豬肉為本位的紙幣，更為獨特，堪稱另類。
這類錢票，都屬於變相紙幣。
當時國民政府明令禁止地方發鈔，但非常時期，行非常之法。
廣東這類變相紙幣以打“擦邊球”的方式出現，并有所演化。
筆者將其分為三類：
第一類、這些錢票最初是以禮券等形式出現，作為金圓券或銀圓券的輔幣使用。
如：新會崖西李鄴香行禮券伍角（圖一）、中山浪網鄉廣興號信用酧贈券伍毫（圖二）、臺山西康鄉籌款施粥公益日會計數票贰毫（圖三）。
其發行基本上都是以鄉村作單位，一般由鄉里的祠堂、宗親會、實力商號發行，流通範圍也侷限在本鄉之內。
第二類、在有些地方，同樣爲了規避私鈔禁令，以米券、肉票的名義相繼發行錢票，如：中山小濠涌鄉（今珠海斗門區）鄺植槐堂胙金券貳角（圖四，注：胙=豬）、中山乾東鄉（今珠海斗門區）乾霧梁惇敘堂憑票伍毫（圖五）、新會古井慈溪趙本厚堂救濟會換米券半角（圖六）。
第三類、隨著幣值的進一步崩潰，物價一日數漲，有些民間錢票最終撕下了與金圓券、銀圓券輔幣掛鉤的這塊遮羞布，發行了純粹以稻米、豬肉為單位的貨幣。
如：太平達德堂稻穀券壹升（圖七，注：太平鎮在廣東有多個，據說此券屬清遠太平鎮）、新會古井文樓吳崇讓堂胙肉券半觔、壹觔、貳觔（圖八，注：觔=斤）、新會古井霞路村趙耿光堂胙肉票壹觔（圖九），新會沙堆鎮獨洲鄉林孔安堂義米券壹升（圖十）。
爲什麽筆者會認為這些票券是特殊時期貨幣的一種，并有別於計劃經濟時期的糧票、肉票？我們可以從以下幾方面進行考證：
首先，計劃經濟時期的糧票、肉票屬於憑證，沒有直接的購買力。
使用這些憑證的時候，還需要以貨幣來購買，憑證只是供給數量的依據。
而上述的票券，可以直接進行兌換、購買、及間接的物物交易，行使著貨幣的職能。
另外，這些票券，帶有強烈的貨幣色彩。
稻米、豬肉既是一個幌子，也是一種貨幣單位。
當然，稻米和豬肉也是當時影響民生最重要的商品之一，才被選為本位。
圖七的太平達德堂券註明有“無息支付”；圖十的新會沙堆鎮獨洲鄉林孔安堂義米券背面注有“憑券兌還每張折合市價一毫伸算”。
這些牽涉利息與兌換功能的元素，都是顯著的貨幣特徵。
低面額也是這類票券的共性。
每當輔幣嚴重缺乏之日，就是民間錢票出現之時。
這類票券發行的主要目的，就是填補市場輔幣供應之不足，因此，其面值一般都不高。
加上當時國民政府規定，主幣只能由中央銀行發行，地方銀行經政府特許的，可以發行輔幣流通。
民間錢票自然不敢冒大不韙，發行高額票券。
還有，這些票券，都是採用紙幣的形制印製。
特別是圖三的臺山西康鄉的贰毫券，採用了當時中國農民銀行紙幣的農耕圖案；圖四的小濠涌鄉貳角券採用了廣東省銀行紙幣的孫中山紀念堂圖案；圖七的太平達德堂壹升券也參照了廣東省銀行兌換券的寶塔風格。
這些特定的符號，隱含著票券發行者發行目的的強烈寓意。
以稻米為本位的貨幣，在比鄰珠三角的雲浮也有出現。
1949年，雲浮河口福謙堂發行稻穀兌換票貳觔、伍觔各兩款；同年，雲浮王石福利會發行儲蓄谷票貳觔、伍觔、拾觔三種。
以稻米為本位，亦並非民間所獨創。
增城縣銀行就在1949年初發行了“絲苗稻穀實物儲蓄券”壹司觔、伍司觔（圖十一）。
時值金圓券步入加速崩潰的時期，金圓券於1948年8月發行，流通十個月，貶值二萬倍。
作為民眾生存所依賴的稻米成爲了硬通貨，在增城縣取代了金圓券的貨幣地位。
增城縣銀行的“絲苗稻穀實物儲蓄券”簡則第二點列明：“……照票面數量十足兌取絲苗亦得按照當日行市折付現款（金圓券）”。
由此可見，當時粵中的很多地方，人民賴以為生的稻米已經成為最可信賴的、最值得依靠的貨幣本位，金圓
券的信用本位已經變得毫無信用可言。
透過對這些票券實物的綜合考證分析，粵中地區這些獨特的貨幣本位現象，是產生在這樣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
儘管牠只是曇花一現，卻已經烙下了歷史的印記，成為近代史上不可或缺的一個基因。
這些票券，或用於流通、或用於兌換、或用於救濟，但都是戰爭年代珠三角鄉土生活的重現，是金融發展史上特殊現象的見證。
票面還有著其他豐富的元素。
如圖八的吳崇讓堂的半觔、壹觔、貳觔券，上面印有吳氏宗祠與文炳閣，現均矗立在原址之上（圖十二）。
其他的一些人物、景觀等，據筆者所知，都有著許多鮮活的故事，等待有心人對這段歷史做更深入的研究與挖掘。
圖十二新會古井吳氏宗祠與文炳閣
附圖：
圖一、新會崖西李鄴香行禮券伍角
圖二、中山浪網鄉廣興號信用酧贈券伍毫
圖三、臺山西康鄉籌款施粥公益日會計數票贰毫
圖四、中山小濠涌鄉（今珠海斗門區）鄺植槐堂胙金券貳角
圖五、中山乾東鄉（今珠海斗門區）乾霧梁惇敘堂憑票伍毫
圖六、新會古井慈溪趙本厚堂救濟會換米券半角
圖七、太平達德堂稻穀券壹升
圖八、新會古井文樓吳崇讓堂胙肉券半觔、壹觔、貳觔
圖九、新會古井霞路村趙耿光堂胙肉票壹觔
圖十、新會沙堆鎮獨洲鄉林孔安堂義米券壹升
圖十一、增城縣銀行絲苗稻穀實物儲蓄券壹司觔、伍司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