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徽州士绅的文化权力与乡村自治-2019年文档资料

明清徽州的绅商——兼谈明清绅商和近代绅商之不同
梁仁志
【期刊名称】《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1(039)003
【摘要】徽州绅商早在明清时期已经形成,这是商、绅合流的产物..徽商通过捐纳或捐输等途径转变为"绅商",并由此在地方获得权威和民众认可,而近代的绅商,往往借助商会等组织提升自己的权威.微州绅商推动了明清徽州士绅社会的建构,特殊的"绅商"身份也有助于商业经营活动的顺利开展,但是,这一特殊的身份又强化了徽商的封建性,从而阻碍了徽商向近代的转型.
【总页数】5页(P271-275)
【作者】梁仁志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芜湖,241003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129
【相关文献】
1.中国近代社会群体研究的新成果--读《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 [J], 郑成林
2.晚清徽州的绅商冲突——以《陶甓公牍》中记载的屯溪水灾救助纠纷为例 [J], 张萍
3.明清徽州绅商投资家乡农业水利状况及原因 [J], 梁诸英
4.绅商阶层与民族主义的地方化书写——以清末民初修建个碧石铁路的绅商为例[J], 吴兴帜
5.近代绅商与经济伦理观念的变迁——以绅商社会流转观念的变迁为例 [J], 刘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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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自治：皇权、族权和绅权的联结>——清末乡村社会政治特征的诠释[摘要]本文认为，清末乡村社会的政治特征主要是，以代表皇权的保甲制度为载体，以体现族权的宗族组织为基础，以绅权为纽带而建立起来的乡村自治政治。

关键词乡村自治保甲制宗族士绅长期以来，学术界有关清末乡村社会政治特征的主要观点有三个，即皇权政治、乡绅政治和宗族政治。

皇权政治认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从来都是在封建王朝的科举制度、官僚体系以及正统思想的控制之下，乡村组织和地方精英只是国家政权的附属，皇权控制清末乡村社会的一切。

乡绅政治认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存在着国家、士绅和村庄三方面的三角结构。

在清末国家没有完全渗入自然村，各村庄是相对封闭的，村庄内各阶层中最上和最下层与外界关系较多，国家对村庄的联系是通过乡保进行的，而乡保是国家与士绅之间的缓冲器，各村庄是由士绅形成乡村领袖管理的。

宗族政治则认为，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主要在宗族统治控制下，国家只不过是个放大的宗族组织。

应该说，这些观点都从不同侧面揭示了清末乡村社会的政治特征。

但是，如果根据这些特征来描述乡村社会的政治模型，则有以偏代全之嫌。

因为，清末乡村社会的政治特征应该是，以代表皇权的保甲制度为载体，以体现族权的宗族组织为基础，以拥有绅权的士绅为纽带而建立起来的乡村自治政治。

一、保甲制度乡村自治的载体清末的保甲制度作为国家控制乡村社会的制度安排，是与官治体制相区别的自治体制。

中国传统社会自废封建建立郡县制以来，国家行政权力一般只到县一级，皇权止于县政，县以下建立的正式组织是保甲制度。

但各朝各代设立保甲制度的目的并不一样，在同之政主于教，齐之政主于兵，秦之政主于刑，汉之政主于捕盗，魏晋主于户籍，隋主于检查，唐主于组织，宋始正其名，初主以卫，终乃并以杂役，元则主于乡政，明则主于役民，清则主于制民，且于历朝所用之术，莫不备使。

清代康熙四十七年，清圣祖玄烨下诏曰弭盗良法，无如保甲，宜仿古法而用以变通。

中国的绅士政治与现代农村管理提要：中国是一个幅员广阔、人口众多的国家。

新中国成立后关于农村工作的文件、经验、做法层出不穷。

农业学大寨、学习大邱庄、华西经验、刘庄做法、南街典型。

但是这些基本上都属于农村事业上的经验。

具体到农村如何管理，一直都是在探索中前进。

只有找到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管理方法，才能真正落实中央、省委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要求，适应农村工作的新形势，顺应农民群众的新期盼。

关键词:绅士政治农村管理几千年的中国一直是一个以农业为主导的国家，农村、农业构成社会和经济的主体。

近代以来，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农村和农业受到很大冲击。

但是，农村、农业依然是中国社会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三农问题”仍然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大问题。

05年中央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方针“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

其中前十六字都属于物质层面的东西，说的是和经济息息相关的不同侧面，只要经济搞上去了，这些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而管理民主，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一、中国绅士政治的形成及发展中国古代农村其实都是靠“自治”的。

那时官员可没有像现在这么多，行政职权只到县一级。

村里搞得好不好，完全靠“村民自治”。

千百年来，中国农村管理靠的是儒家思想和泛神崇拜作为精神支柱，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社会作为组织结构，小农经济、小手工业作为经济基础的。

每当社会出现辉煌时期，都有一批当地的精英在管理。

这些精英包括经商有道的富商、退休返乡的官员以及乡间文人、宗族里的长辈。

这些人或是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或是有文化和见识，或是辈分高有威望，他们热爱家乡，对家乡的公共事业热心资助和认真规划。

地方自治主要体现为绅士政治。

当时能成为绅士需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必须是读书人。

读书人读的是《四书》、《五经》，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属于管理学的内容。

古人尚贤，认为读书人就知书达理。

那时候的读书人不简单，既要为人师表，还要知晓礼俗，有些还会治病，深通岐黄之术，还能挥笔成文，写状子、写对联，一手好书法，古代农村治理的重任就由这些绅士们承担着。

内容提要 关于鲁迅小说意义的阐发不能脱离对其所展现的社会空间的准确认知。

借鉴社会史研究视野来认识小说《离婚》中的人物关系，爱姑与七大人其实处于乡土社会的绅一民关系格局中。

围绕爱姑的婚姻纠纷调解事件，小说生动地展现了中国传统社会形态，尤其是绅权的基础、特征与运作的过程。

对于鲁迅小说中“士绅”这一人物类型及其嬗变尚有待系统研究。

关键词《离婚》“士绅”“绅权”乡土社会 《离婚》写于1925年，是鲁迅小说集《彷徨》的最后一篇。

关于鲁迅的每一篇小说的研究都已相当充分，不过贴近《离婚》这一短篇小说来分析，依然有含混模糊的地方。

在既有研究中，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慰老爷、七大人一般被视为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典型形象”，“体现出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本质”；爱姑则是一个富有反抗精神同时又有局限性的劳动妇女形象，“她对压迫她的封建统治和封建礼教并没有本质的认识，而却又幻想用个人的力量去反抗压迫”。

关于小说讲述的故事，林非先生的阐释具有代表性，他指出爱姑找慰老爷、七大人裁决婚姻矛盾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的不觉悟”，对于七大人的信任是“多么严重的误解”；而作为封建阶级的代表，七大人“一方面十分腐朽，另一方面又很有权威，这种权威造成了人民群众的一种莫明其妙的畏惧心理。

”那么，被压迫者何以“不觉悟”而对统治者抱有信任呢?被压迫者对统治者的“误解”与后者权威的建立之间有何关系?人民群众“莫明其妙”的畏惧心理究竟是怎么回事? 拓展学科视野，借鉴社会史研究成果，或能对小说人物关系有更加明晰的认识：爱姑与七大人其实处于中国乡土社会的绅一民关系格局中。

围绕爱姑的婚姻纠纷调解事件，小说生动地展现了中国传统社会中很重要的权力形态——绅权的基础、特征与运作的过程。

在《离婚》这一短篇小说中，亦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史信息。

另一方面，对小说意义的阐发应当与对小说所呈现的社会空间的准确认识相结合。

一 小说开篇，通过船上一群人之间的谈话，得知庄木三和爱姑父女两人要到慰老爷家请求七大人裁决爱姑的婚姻纠纷。

论中国古代的绅士自治张福坤内容摘要：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存在着一种独具特色的地方政治制度——绅士制度。

绅士是一个独特的社会集团，他们位居“四民”之首，介乎于官民之间，他们具有人们公认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特权以及各种权力。

绅士阶层的崛起特殊、构成复杂、职能广泛、特权明显、社会影响深远，在维系社会秩序的稳定运行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本文试从绅士阶层的发展演变、制度来源以及属性、绅权自治以及与其他基层控制形式的关系等方面分析，构成封建皇权统治的基础和重要保障的特色封建政治制度。

关键词：绅士;绅士自治;自治职能;特权中国绅士阶层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或层面。

他们具有人们所公认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特权以及各种权力，并有着特殊的生活方式。

他们是封建政权向乡土社会延伸的重要桥梁，高居于无数平民之上，支配民间社会经济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充当着民的代言人;同时他们也是官僚的后备军，政府官吏均出自这一阶层。

中国绅士不仅是封建文化的占有者，而且也是封建文化的传播者和输出者，在维系社会秩序的稳定运行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费正清指出：“在过去1000年，士绅越来越多地主宰了中国人的生活，以致一些社会学家称中国为士绅之国。

”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绅士这一特权阶层从来就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它是在封建皇权的统治下，为实现地方社会政治力量均衡发展、有效维护封建统治而作出的一种制度安排，是封建专制制度下的必然产物。

一、中国绅士的基本涵义及其发展演变概况中国的绅士阶层是在明清时期作为一个具有内在同一性的社会集团登上社会舞台的。

它拥有“绅士”、“士绅”、“乡绅”等多种称谓，但关于绅士阶层的基本涵义却众说纷纭。

早先的费孝通认为“绅士是退休的官僚或是官僚的亲亲戚戚”; 张仲礼先生认为:“绅士的地位是通过取得功名、学品、学衔和官职获得的, 凡属上述身份即自然成为绅士集团成员。

功名、学品和学衔都用以表明持该身份者的受教育背景。

传统社会绅士的乡村治理张健　(咸阳师范学院政法系,陕西咸阳712000)摘要　传统中国,帝国行政机构的管理并没有渗透到乡村一级,乡村治理主要依赖绅士阶层。

绅士权威基础来源于帝国赋予的身份及特权,民间认同是获得权威的决定因素。

绅士依靠自主网络实现了乡村的有效治理,但是其治理活动有一定的局限性。

关键词　帝国;绅士;乡村治理中图分类号　S 2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09)05-02272-03R ural G overnance of G entlem en in the T raditional SocietyZH ANG Jian (Departm ent of P olitics and Law ,X ianyang N orm al University ,X ianyang ,Shaanxi 712000)Abstract In traditional China ,the m anagem ent of the em pire adm inistrative institution had n ot been perm eated into countryside.T he rural g overnance m ainly relied on gentlem an stratum.T he auth ority basis of gentlem en was originated from their status and privilege entrusted by the em pire.T he folk ap 2proval was the decisive factor for obtaining the auth ority.G entlem en relied on auton om ous netw ork to realize the effective treatm ent of countryside ,but their g overnance activities had certain lim itations.K ey w ords Em pire ;G entlem an ;Rural g overnance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青年项目(06CSH017)。

明代徽州进士的著述及其治学取向宋长琨引言徽州以文化鼎盛历来为人们所称道：“徽为朱子阕里，彬彬多文学之士。

”1“人文郁起,为海内望，郁郁乎盛矣。

”2因之，徽州有“东南邹鲁”的美誉。

3徽州，在宋代是新安理学的发源地，在清代是徽州朴学的故乡，正是这两门学问，引导了宋、清两代的主流精神和社会意识，并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演进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作为社会思想文化的精英，进士群体是这两种思想潮流的领军人物。

宋代新安理学的奠基者朱熹（绍兴十八年）、程大昌（绍兴二十一年）、王炎（乾道五年）等和清代徽州朴学的代表人戴震（乾隆四十年）、金榜（乾隆三十七年）、洪朴（乾隆三十六年）、凌廷堪（乾隆五十八年）等，是宋、清两代徽州进士中的娇娇者。

与宋、清的辉煌相比，明代徽州既没出现朱熹这样的影响中国近千年的思想大师，而明代徽州进士中同样也没有戴震这样的领袖群伦的学术领袖。

明代徽州与明代徽州进士的思想和学术，与之前的宋和其后的清，虽然均无法相提并论，但有明一代，徽州学人尤其徽州进士，其著述量之大，足以构成一个独立的研究课题。

通过明代徽州进士的著述，我们可以观察他们更关注什么问题，他们把主要的精力投放在了哪些方面，他们都思考了些什么，进而考虑他们的思想水准，评价他们的价值取向。

一、明代徽州进士著述的总体情况根据周晓光《徽州传统学术文化地理研究》对徽州进士著述的记述，笔者进行了统计，属于明代徽州进士的著作共有345种，1985卷。

4这个数字远非明代徽州进士著述的全部。

出现误差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周晓光先生所依据的主要是徽州府志的相关记载，这些文献显然不够全面，许多记述因此被遗漏了。

其中比较明显的疏漏是，有些《四库全书总目》存目的书籍，竟然没有计入其中。

如程敏政的著作，在《总目》中有的《宋纪受终考》三卷、《道一编》六卷、《唐氏三先生集》二十八卷及附录三卷、《咏史集解》七卷，就没有被周先生列入其中。

记载明代徽州进士著述的文献多而繁杂，要统计徽州进士著述的可考数据，需要对这些文献进行系统的爬梳。

明清时期的徽州宗族与乡村治理This model paper was revised by the Standardization Office on December 10, 2020明清徽州宗族与乡村治理：以祁门康氏为中心郑小春（巢湖学院思政部，安徽巢湖 238000）[摘要] 本文以民间合约为切入点，对祁门康氏宗族处理纷争的实态进行了个案介绍，最后指出：民间合约是宗族惯用而有效的解纷方式；在传统乡村治理中，宗族发挥着多方位的自我调控功能，是国家扶持和利用的主要社会力量，并与国家一道形成了“协调共治”的景象。

[关键词] 徽州宗族；康氏；民间合约；乡村治理Clans and Country Government of the Ming and Qing in Huizhou:a Case Study on the Kang Clan in QimenZHENG Xiao-chun(Marxism and Ideology Department ,Chaohu College, Chaohu 238000) Abstract: Based on civilian agreements, the paper describes the real situation of how the Kang Clan dealt with their disputes. It suggests that civilian agreements were habitual and effective ways for clans to solve their problems. In traditional country government, clans played a role of self-regulation in various aspects. They were main non-governmental sectors that government supported and utilized at that time and thus the vision of “co-government in harmony” was formed.Key words: Huizhou Clan; Kang Clan; civilian agreement; country government明清徽州向有“尚气好讼”①的风习，事无巨细，稍有不合，即可能诉诸官府，形成词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