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中医中药(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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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中医中药
[概要]： 从文化进步的角度看，中医中药没有寻求到自我进步的道路，约束了人们对病理和生理的理解；从尊重科学的角度看，中医中药既缺乏经验基础又缺乏逻辑基础；从维护生物多样性的角度看，中医中药在倡导不科学施治的同时，破坏了生物的多样性；从人道主义的角度看，中医中药蕴含着装腔作势的医理解释，推行毒物、异物、污物入药。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告别中医中药。
1879年，浙江儒学保守派人士俞樾发表《废医论》，最早，也最之，在我国陆续形成了三种不同的对待中医中药的态度。以汪大燮为代表的一派，主张“废除中医中药”；以余云岫先生为代表的一派，主张“废医存药”；以周雪樵为代表的“《医学报》派”，主张对中医进行改良，即推行中医科学化。可是，医之不存，药之何附？可见，“废医存药”不是中医中药的出路。又，中医越是科学化，中医暴露出来的问题也越多，足知，中医科学化拯救不了中医。于是，在知识界的名流中，主张废除中医中药的居多，其中包括严复、蔡元培、章太炎、梁启超、陈独秀、鲁迅、张东荪、蒋梦麟、丁文江等。经过120多年艰难的探索，笔者以为，对待中医中药的正确态度是自觉地与之告别，而不是人为地去废除它。
1 从文化进步的角度看
医学属于科学范畴。凡是科学的东西，都应该自觉地寻求自身的进步。然而，遗憾的是，中医一直没有寻求到一条可以使其进步的道路。1904年开始的中医改良，本想探讨一条进步的路径。可是，这样的探索进行了100多年，却总是事与愿违。中医科学化不但没有为中医中药的未来指明前途，反而更多地暴露了中医中药的缺点。典型的例子是，曾经被中医称为“大补之王”的人参（Panax ginseng,L.），经科学化研究以后，既没有发现其确切的营养价值，也没有发现其确切的药用价值。相反，却发现了它对于某些疾病（如高血压、便秘、咯血、重感冒、失眠、过敏）的有害作用。进入90年代以来，还有相关文献支持这些结论［２-5些人认为，中医是越古老越可靠，中医的前途不在于科学化，而在于复古。可是，复古只会掩盖中医的缺点，不会给中医带来任何积极的后果。
由此，中医走入了一种既不可能科学化，也不可能复古的尴尬境地。 众所周知，中医祖于不立方剂的《内经》和《难经》。在马王堆汉墓中发现西汉古方以前，中医史家常以东汉张仲景著《伤寒论》始立伤寒之方为中医方剂的开始。嗣后，复有河间医生刘完素著《素问玄机原病式》始明温暑，易州张元素传《医学启源》理脾胃，其徒弟东垣老人李杲写《兰室秘藏》讲内伤，张子和以《儒门事亲》攻痰饮，丹溪先生朱震亨以《丹溪心法》究阴虚，至此形成了“中医六宗”。中医史上也还出版过《医林改错》那样的书。这看上去，中医也是不断进步的和求实的。其实不然。中医六宗带有标榜性质，并无实质性的差异。那些自认为可以进行医学纠错的人，自己所犯的医学错误甚
就世界范围看，最古老的医学都是草本医学。笔者曾经考查过古相似的起源。只不过，古中国的草医草药不但晚起于其它文明地区，
高春媛女士曾经出版过《文物考古与中医学》一书，其中对甲骨文医学资料总结得比较详尽。笔者阅读后发现，甲骨文中只有一个勉强可以解释得过去的“病”字，却没有一个“医”字，哪怕是不可靠国还没有医学。至于立有方剂最早的中医著作，则是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14种医书，其存续年代在公元前193年左右。如果拿它与其它文明地区的医学做比较，中国古代医学的肇始年代，不仅与古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医学形成的反差较大，与古希腊医学所形成的反差也是相当大的。对此，笔者已经指出过，19世纪50年代，法国考古学家在伊拉克发现的由20 000多个瓦版残片组成的《尼尼微医书》，其明确可追溯年代达到了公元前2100年，比夏启王朝立国还要早大约100年左右，比甲骨文的存续年代早大约700年，比马王堆医书早1 900年。古希腊的医学原来以为是公元前8世纪才开始的。但是，由于在公元前16世纪的草纸书中发现了古埃及人使用过来自克利特人的药方，这一证据把希腊医学的历史往前推进了800多年。遗憾的是，如此久远的医学历史文物和文献证据，在中华文明的考古中还没3］。
6世纪，中国可能还没有“医”，只有“巫”。由于中国古代的“医”起源于“巫”，使得中国的“医”一开始就与“巫”搅在了一起。至于中国古代何时才把“医”和“巫”分开，至今没有定论。有人以秦越人（扁鹊）为中国最早的“医”。其依据是《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了扁鹊的一个誓言：“信巫不信医，不治也。”于是，扁鹊成了中医的鼻祖。有考据认为，扁鹊生于周威烈王19年（公元前407年），卒于周赧王五年（公元前310年）。如果这个说法确实，那么，中医鼻祖扁鹊比西医鼻祖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60～377年）小53岁。更有甚者，我们至今没有发现扁鹊有任何医学著作流传后世。《汉书·艺文志》所记载的《扁鹊内经》极有可能是伪托扁鹊之名刊刻的，而且已经失传。希波克拉底则无可置疑地留下了包含53 要论历史悠久，希腊医学比中华医学的历史更悠久。要论内容丰富，希腊医学比中华医学的内容更丰富。更何况希腊医学在希波克拉底之后，有盖仑（公元2世纪）和阿维森纳（公元9世纪）两次里程碑式的发展。可是，当16世纪化学医学兴起的时候，欧洲人还是告别了他们的祖先遗留下来的草医草药，走上了化学医学的道路。继化学医学革命成功之后，医学在19世纪末又发生了生理医学革命。DNA双螺旋结构发现以后，20世纪的人类正在酝酿一场基因医学革命。在中国，既没有跟上化学医学革命的步伐，也失去了生理医学革命的机遇。医学科学的多次长足进步，在改变人们对生老病死的理解的同时，也改变了社会的文化风貌。可是，所有这些进步居然没有触动中国传统医学的任何方面。因此，从文化进步的角度看，我们有理由告别中医中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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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为“中国古代无科学”做驳斥的学者，总是试图指出中国和西方存在“不同的科学”。这样的假定是虚幻的。衡量一种理论是否属于科学，最简单的判定方式就是看它是否建立了明晰而可靠的原理关系或因果关系。中医之所以不属于科学医学，就在于它的经验判断
有人以为，尽管中医不属于科学医学，但应该有资格被称为经验医学。其实不然！中医的绝大部分概念和陈述没有经验基础。诸如太阳、太阴、阳明、厥阴、少阳、少阴之类的概念在经验世界是不存在的。也有一些概念，表面上看似乎存在某些经验基础，但仔细分析后不难发现，它们脱离经验世界很远。药性的“五味”（辛、甘、苦、咸、酸）和“四气”（寒、热、温、凉）表面上看很有些经验的味道，其实它们不能在经验世界中得到任何解析。另有一些表面上看属于经验世界的存在，但它的描述方式却不具有任何经验性，而且描述也不精确。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医的“脉诊”。这种描述不精确的诊断方法，罗列了14种“有病”脉相，却没有列出“正常”脉相。没有“正常”作参考，又如何能判断“有病”？可见，中医脉诊方法不具备起码的
此外，中医也完全不是理性医学。理性科学以完全形式化的推理为特征。表面上看，所有被完全形式化的概念只存在于理性思维领域，远离经验世界。可是，几乎所有的理性概念都具有经验的可还原性。比如，“点”在经验世界是不存在的，但你可以将桌子上的某个位置叫做“点”，你也可以将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叫做“点”，如此等等。遗憾的是，没有任何中医概念达到了这样既高度抽象又可做经验还原我们不妨以
“帝曰：‘其有不从毫毛而生，五脏阳以竭也，津液充郭，其魄独居，孤精于内，气耗于外，形不可与衣相保，此四极急而动中，是气拒于内，而形施于外，治之奈何？’歧伯曰：‘平治于权衡，去菀陈时服，五阳已布，疏涤五脏，故精自生，形自盛，骨肉相保，巨气乃平。’帝曰：‘善’。”［8,“平治于权衡，去治疗水肿比喻成称东西，只要把蕴积的部分去掉，保持一种平衡，水肿就可以好了。这个原则其实不是什么原则。“肿了的病人要消肿”，实在没有任何深入的趣味。而在如何才能消肿方面，歧伯推荐的“缪
缪刺疗法可见于《素问·水热穴论》。人若有水肿病，可判断为“肾俞积阴”。按照“以左取右以右取左”的缪刺原则，左边水肿刺右边，右边水肿刺左边，一直刺到“见血立已”。可是，水肿病人基本上是左右俱肿或全身浮肿的。如此，如何才能“以左取右以右取左”呢？至于用这种方法处置水肿病人，会不会出现“以复其形”（消肿）的医疗效果，大概只能由患者的生命去作赌注了。至于“开鬼门，洁净府，精以时服，五阳已布，疏涤五脏”之类的医疗措施，则没有任何明确的操作含义。它是不是巫术，我们姑且不去断言，但至少它为
无可讳言，水肿病曾经是一种难以理解和治疗的疾病。在科学还不发达的古代尤其如此。虽然水肿病被发现得很早，但直到19世纪，英国医生John Blackall 和Richard Bright才将肾源水肿、肝源水肿和心源水肿区别开来。1898年，英国生理学家斯大林（Ernest H.
Starling）描述了作用于毛细血管膜的水压力和胶体渗透压力之后，人们才逐步认识到，水肿是因为这两种力的平衡遭到破坏引起的。细胞内外钠离子含量的变化最有可能破坏这种平衡。这也是西药医生劝告水肿病人少吃食盐的科学依据所在。至此，关于水肿的认识才走上
自从有人类以来，人类就一直在探索着征服各种疾病。在这些探索中，毫无疑问地取得了不少有益的经验。但是，当人的认识进步以后，以往落后的认识必然要被更科学的认识所替代，这正如热的运动学说必然淘汰热的物质学说一样。既然我们已经有了科学的医学，那些古代曾经发挥过作用，而现在明显落后的医学方法和理论，就必然要遭受被淘汰的命运。
3 从维护生物多样性的角度看
最近20多年来，由于化学药品自身的局限性和广泛被滥用的现实，欧美医药学界出现了一种自然疗法（Natural Therapeutics）的研究取向。古代文明地区曾经流行过的草医（Herbal Medicine）和中国古代所特有的针灸（Acupuncture），受到了这一研究取向的重视。值得指出的是，草本医学并不为中国古代所独有，而是16世纪以前所有古文明中都流行过的医学方法。因此，欧美医药学界推行的自然疗法也不是只参考中国古代的医学记载。此外，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自然疗法研究具有很强的科学性，与中国古代滥用自然界的恩赐有着根本性的不同。以对姜的药用价值研究为例，我们可以比较二者
关于姜的药用价值，世界各文明古国的医书中都有记载。而王安石说，姜能“疆御百邪”，明显是过于夸大了，李时珍写作《本草纲目》的时候，辑录了姜的药用价值达44种。但是，经西方自然疗法医药学家核实。目前确认的姜的药用价值只有两种，即对骨软骨炎（osteoathritis9nausea10
中医既没有标准化的诊断，又没有标准化的治疗。因此，滥立方剂在中医文献中是一种普遍现象。随便翻开一本医书，往往是一种疾病立有若干个方剂，一个方剂又同时使用了若干种“药物”。尽管保留在各种中医文献之中的“良方”、“验方”、“奇方”、“神效方”汗牛充栋，却都没有切实可靠的临床依据。正由于此，中医方剂的“有效”没有普遍意义。有的“疗效”甚至是非常有害的。其中，将鸦片用于止痛和止泻就是有害“疗效”的例子。虽然西医为了缓解病人痛苦，也从鸦片中提取单体吗啡用于止痛，但在使用上却有严格的规定。其所以做出这样严格的规定，就是因为西医既认识到了吗啡的药用价值，也认识到了吗啡的毒性作用。这种把“有效”建立在安全的基础上的施治和用药原则，与中医滥用“药物”（下文将论及，它们中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