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汉学习型词典发展历程回顾与反思

英汉学习型词典发展历程回顾与反思作者：耿云冬来源：《辞书研究》2015年第01期摘要学习型词典的研编创新离不开词典“设计特征”的研究。

英语单语学习型词典在世界范围内所取得的成功已深刻印证了这一点。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有关英汉学习型词典设计特征的全面系统研究尚不多见。

文章以设计特征为分析视角，从历时维度爬梳了英汉学习型词典在现代中国语境下的发展历程，并对其中的得与失加以反思，期冀引发学界同行对学习型词典设计特征研究的深度关注。

关键词英汉学习型词典回顾与反思设计特征视角一、引言词典功能是经过设计的词典文本效能的体现。

在现代词典学研究领域，特别是学习型词典的研究中，设计特征研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artmann & ames（1998：37）在Dictionary of Lexicography（《词典学词典》）中就曾指出，词典文本的设计“不仅仅要考虑内容方面的特征（信息类别）和呈现方面的特征（信息安排），而且还要考虑到词典使用者的参考需求和技能”。

事实上，这一论述明确了传统词典学研究中对两大设计特征的关注，即内容特征和结构特征。

然而，面对当下及未来词典编纂技术化与词典文本数字化发展的趋势，我们认为，现代词典研编也需与时俱进，应把“技术特征”也纳入设计特征研究的范畴。

因此，设计特征研究可以看作是对词典文本设计的内容特征、结构特征以及技术特征的综合研究。

就学习型词典而言，其研编创新离不开词典“设计特征”的研究。

英语学习型词典在世界范围内所取得的成功已深刻印证了这一点。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学习型词典，其编纂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历史相对较为短暂，而且其发展“较多受到英语学习词典理论的影响，英汉学习词典也因其相对更易接受国外学习词典的先进编纂思想和需求量大等而成为国内学习词典发展历程中的佼佼者”（雍和明等 2010：407）。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目前有关英汉学习型词典设计特征的全面系统研究尚不多见。

本研究以设计特征为分析视角，从历时维度爬梳英汉学习型词典在现代中国语境下的发展历程，并对其中的得与失加以反思，期冀引发学界同行对学习型词典设计特征研究的深度关注。

二、英汉学习型词典发展历程回眸英汉学习型词典在近现代中国的兴起与发展主要得益于两大因素：其一，学习型词典的客观社会需求。

纵观英汉学习型词典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今日的发展历程，社会上的“英语热”几乎全程助推着英汉学习型词典在中国的编纂与出版。

早期的“英语热”更多重在通过英语的研习进而学习外国的先进思想与技术，以达救国之理想，正如吴敬恒于1934年给詹文浒主编的《英文文法作文两用辞典》所作的序言[1]中所言：“……如果要习科工，非习外国文不可。

习外国文，本来不止是做外交官刚八度，就为了要习科工。

那么我今注意读者，诸位靠了这部辞典，学精了英文，有好英文做了工具，赶快学精科工，救了我国，才不负詹先生等的美意……。

”由此可见，彼时国人对英汉学习型词典编纂的殷切需求。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英语热”再次席卷全社会，而此时的“英语热”则更多是出于对外交流。

英汉学习型词典的编纂不仅要满足广大语言学习者的需要，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辅助各行各业专业人士进行专业交流。

其二，对英语单语学习型词典编纂理念的借鉴。

这一点在改革开放以来的英汉学习型词典编纂与出版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牛津”“朗文”等优质单语学习型词典的原版引进与双解出版引发了国内同类词典编纂与研究风气的改变，比如，语料库词典编纂的全新模式、语言学理论在学习型词典中的应用以及学习型词典与外语教学结合的相关研究等（魏向清等2010：37）。

正是这种“他山之石”的“攻玉”之效，引发了我国学习型词典编纂与出版的热潮。

与英语单语学习型词典的创新发展之路相比，我国英汉学习型词典的编纂实践有其自身的特殊性。

具体到设计特征方面的创新，前者的实践重心在于面向非母语英语学习者的“全球化”设计，而后者则在于服务中国英语学习者的“本土化”或“中国化”设计。

可以说，我国英汉学习型词典研编创新的历程就是设计特征不断“中国化”的进程。

那么，何谓“中国化”？姚奔（1984：148—149）曾有一段精彩的论述：所谓双语词典中国化……主要是指从我国学用外语者的实际需要出发，掌握丰富的外语和汉语资料，比较两种语言的特点，既吸取外语词典的优点，又总结我国编纂双语词典的经验，进行综合研究，在继承传统，借鉴外语词典的基础上，要求有所创新，编纂出具有社会主义中国的时代特色，表现出我国辞书编纂的学术水平的双语词典来。

……双语词典编纂中国化涉及多方面的问题，从确定读者对象，总体设计，制定编写方针和细则到收词、体例、标音、释义、例证、建立语言资料库等，都值得探讨，都有继承、借鉴和革新的问题。

根据相关史料与研究（杨文秀 2003；雍和明等 2010：407—420；陆谷孙，王馥芳 2011：14—31；魏向清等 2011），我们将英汉学习型词典研编的“中国化”进程大致划分为五个时期：萌芽时期（1911—1948）、低潮发展期（1949—1977）、起步发展期（1978—1987）、快速发展期（1988—2000）和平稳发展期（2001至今）。

下文分述之。

1.萌芽时期（1911—1948）的初步思考考察这一时期的英汉学习型词典文本，可以发现，面向用户需求的朴素设计理念已经开始显现，强调在内容特征的处理上要切合国人学习英语的特殊需求。

以内容表征手段的设计为例，杨锦森等在《袖珍英华双解字典》（中华书局，1917）的弁言中谈到该词典的“五善”时，说道：“……行数字数之支配，明若列眉。

字有大小，墨色有重轻。

省目力，便检查。

其善二。

此书注重读音，而不加以繁复之记号。

凡字母之无音者，刊以斜体。

凡字之不依切音常例者，辙附注其变音焉。

学者检视，一目了然。

其善三。

……”可见，尽管此时英汉学习型词典的内容表征手段相对简单，但编者设计理念中所体现出的用户取向已非常明确。

再以信息内容的择取为例，陆费执在《英华万字字典》（中华书局，1926）自序中做了如下阐述：“多数学生亦自知文字基础未固，而尤以缺乏学生适用之字典为苦。

盖彼等所谓使用者，条件有三：字数适中，应有尽有，一也；指示正确之音，二也；解释简明，不蔓不晦，三也。

国文如是，英文亦如是。

”循此理念，陆费执在《英华万字字典》选词上“颇费踌躇”，“乃取桑戴克Thorndike常用万字表为选字标准，并就中国学生所需用者，略加损益而成此书”。

可见英汉学习型词典编纂者很早就已经关注到词典设计特征的“中国化”问题，体现出对中国英语学习者作为全球英语学习者特殊群体的关注。

对此，我们还可以从如下两段词典序言中找到进一步的印证：张世鎏在《求解作文两用英汉模范字典》序言中谈及编纂初衷时，言道：“昔尝译释英文字典多种，率尔问世。

各书虽自有其优点，意殊未惬。

则以囿于原书范围，未能夷芟增益如所见。

其间取材有不必即以举示我国学子者，往往兼收并蓄，缕析无遗。

而急待引申讲解者，反付阙如。

用者仅获睹字义之轮廓，而不能抉其精华。

以甲国人习乙国文字，遗传陶冶，彼此不同。

必以此点加以分析，方合需要。

”葛传槼在《英文用法大字典》的自序中也明确指出：“它是中国人专为中国人做的一部惟一的英文用法字典。

我说…中国人专为中国人做‟——是的，我是中国人，用这本字典的也都是中国人。

只有中国人（不一定我）才能做出这本或者和这本相似的书，也只有中国人才用得着这类书。

这本书里所讲的一切，大半是中国人所易于用错、误解，或忽略的。

”客观而言，就设计特征研究的理论准备与实践基础而言，本时期的相关探究还非常薄弱，但散落于词典序言之中的相关论述以及朴素的文本设计实践却已然昭示着我国英汉学习型词典设计特征研究的开端。

这一时期的英汉学习型词典代表作有《求解作文两用英汉模范字典》（张世鎏等主编，商务印书馆，1929）、《英汉求解作文文法辨异四用辞典》（詹文浒主编，世界书局，1936）、《英文用法大字典》（葛传槼主编，竞文书局，1942）等。

2.低潮发展期（1949—1977）的基本缺失自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之前的这段时期内，英汉学习型词典设计理念未能得以进一步发展，也没有“催生出真正意义上的英汉学习型词典”（陆谷孙，王馥芳 2011：20）。

究其原因，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复杂政治形势，随后的三年自然灾害，外交上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以及“文化大革命”等使得本时期的英汉学习型词典研编几乎处于停滞的边缘（雍和明等2010：415）。

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后十余年中，受当时国内提倡学习苏联“老大哥”的影响，外语方面是俄语一枝独秀，国人学英文、用英文的人数极少。

概言之，这一时期的英汉学习型词典编纂与出版既不具备良好的社会环境保障，也没有用户需求的有效驱动，错失了良好的发展机遇。

本时期内，仅有少数学人勤勉于英汉学习型词典的编纂，目标用户定位也多为初中级学习者，词典规模多为中小型，词典设计特征的研究基本缺失。

这一时期的英汉学习型词典代表作有《英华大词典》（郑易里、曹成修主编，读书出版社出版/三联书店发行，1950）、《学生英汉辞典》（熊绪义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62）、《简明英汉词典》（张其春、蔡文萦主编，商务印书馆，1972）、《新英汉词典》（《新英汉词典》编写组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英汉小词典》（陈羽纶、党凤德等编，商务印书馆，1977）等。

3.起步发展期（1978—1987）的理念复苏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外语教育事业的大发展，以及首次全国辞书规划（1975—1985）的制订与实施，英汉学习型词典的编纂与出版有了丰厚的社会土壤，呈现出全新的发展面貌：独立研编与引进出版开始有机结合，助推了英汉学习型词典研编事业的复苏。

在设计理念上，虽然第二代英语单语学习型词典的设计特征尚未被我国英汉学习型词典大幅吸纳，但“为中国学习者而编”的理念得以秉承并发展。

以《新英汉词典》（增补本）为例，当时英语界的名宿葛传槼、陆谷孙、林同济、杨岂深、伍蠡甫等俱在其列。

“强大的阵容不仅是质量的保障，更因为他们本身都是…过来人‟，其中名列首位的葛传槼教授是以自学成才享誉国内的大家，所以深知英语学习的甘苦。

”（朱绩崧 2010：63）因此，《新英汉词典》（增补本）的设计体现出强烈的“寓教于释”的用户友好理念。

以例证的处理为例：“（a）凡值得学习者留心之处，均用白斜体印出。

（b）如需升级到句子乃至语篇层面，则置入简洁明了但切中要害的按语。

如第773页make条make of短语义项①的例证及译文…The bridge is made of steel.这座桥是用钢材造的。

‟后接按语…[试比较：Steel is made from iron.钢是由铁炼成的。

]‟或者，干脆在同一词条下，以相似结构的例证，凸显细微的形态差别引起的语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