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利益机制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浅析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利益机制的发展曹展明作者单位：南京政治学院研究生六队2003年4月南京浅析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利益机制的发展摘要：意识形态自降生之日起就带有明确的利益指向。

意识形态结构性矛盾的内核是阶级利益实现方式的异化。

马、恩对意识形态的利益机制进行了深刻的揭示。

现代科技发展使意识形态的利益机制更趋复杂。

要增强对意识形态利益机制的现实关注。

意识形态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其概念雏形始自英国哲学家培根（FrancisBacon，1561－1626），他在《新工具》（1620）中提出的著名的“四假相说”被人们认为是意识形态概念诞生的先兆。

至于“意识形态”（Ideology）确切概念则是由法国学者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1754-1826）引入西方哲学史的。

特拉西认为，所谓意识形态也就是“观念学”，其主要任务是研究认识的起源、界限和认识的可行性的程度。

他甚至认为“意识形态是哲学上的基础科学。

”①在特拉西那里，意识形态的概念不仅担负着理论和哲学认识论上的责任，而且有着实践的意义，即意识形态是真正的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和教育学的基础。

早期意识形态家的利益指向特拉西的意识形态概念试图为大革命后的法国建设提供科学的认识基础，与法国启蒙运动思潮的基本精神相契合，有着非常明确的利益指向性－保证整个社会中人们利益的协调和关系的和谐，拒斥宗教和种种旧的传统观念，以及那些正在维护谬误观念的政治制度。

正是因为以特拉西为首的法国意识形态家们坚持了上述的利益观，他们和他们所持有的意识形态观念在法国大革命及其后的年代里，承受了拿破仑给予他们的两种截然相反的命运－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特拉西被委以法兰西研究院伦理学和政治学学院院士的称号；而在随后遇到的恢复帝制的问题上，法国意识形态家们又因与拿破仑意见相左而被贬黜，甚至被指责为秩序、宗教和国家的破坏者。

这样，在以后沿用“意识形态”的概念中，就产生了对其内涵持有肯定和否定两种不同理解的现象。

这种对意识形态范畴的矛盾的理解，一起延续到了今天。

当然，对意识形态的矛盾态度并不完全取决于拿破仑一人的主观意愿。

特拉西时代的意识形态的历史进步性并不能掩盖其所固有的空想的谬误成份，作为一名彻底的感觉主义者，特拉西简单化的感觉主义立场既不能科学地解决认识论基础的更新问题，也不可能如其所自称的那样为政治学、伦理学、经济学、教育学等学科的改造提供坚实的基础。

试图凭借感觉经验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引出正确的结论，结果是：在围绕阶级利益的斗争中，最初的意识形态家们尴尬地败下阵来。

马、恩对意识形态利益机制的剖析马、恩对意识形态利益机制的剖析是与马克思意识形态学说的历史发展相伴随的。

尤其是在马克思意识形态学说的创立阶段，马、恩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出发，论述了意识形态的含义、本质和特征，特别是指出“跳出意识形态”的根本途径，揭示了意识形态理论中长期困扰人们的关于主观意志与“虚假观念”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问题，使对意识形态的认识豁然开朗。

《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是代表马克思意识形态学说成就的扛鼎之作。

马、恩对意识形态利益机制的剖析主要基于以下两点：一、意识形态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

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

”②很清楚，意识形态作为一定历史时期的精神生产的产物，必然体现着统治阶级的利益。

统治阶级总是希望精神产品的生产能给本阶级带来最大的利益，或者说，他们追求意识形态上的获益最大化。

结果，表面上的意识形态差异引起了各阶级深层次的不同反应，从而形成社会整体性的互动－阶级斗争。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进一步强调了意识形态、阶级对立与阶级利益之间的内在联系：“各个时代的社会意识，尽管形形色色，千差万别，总是在一定的共同的形态中演进的，也就是在那些只有随着阶级对立的彻底消逝才会完全消逝的意识形式中演进的。

”③诚然，阶级对立的消逝并不一定代表着阶级利益的趋同，但更显而易见的是：超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不存在的，只有透过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才能客观准确地认识意识形态的本质。

马克思通过对意识形态内在矛盾的深刻分析，揭示了他所批判的意识形态的“虚假性”。

在这里，意识形态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现实利益性、明确的价值指向性和实践的目的性，使意识形态的政治属性显露无遗。

二、意识形态扭曲现实关系，掩饰利益本质。

自培根的“假相说”或“偶像说”，到特拉西时代意识形态理论在现实中的曲折命运，甚至在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对“集体无意识”的阐述，意识形态似乎始终徘徊在曲面的透镜后面。

是马克思对意识形态与现实关系间的作用机理进行了彻底的剖析，使意识形态真正从观念的泥沼中走出，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批判的有力武器。

马克思说：“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地位的新阶级，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④如果说马克思的论述是直白而犀利的，那么恩格斯的分析则显得细腻而耐人寻味，在他晚年著名的历史唯物主义书信中，恩格斯写道：“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有意识地、但是以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

推动他的真正动力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

”⑤恩格斯的认识是强有力的，他亲自步入现实关系的屏风背后，将意识形态暗影里的阶级利益推到台前。

他明确指出了意识形态的真正功用：以虚假的意识形式完成有意识的利益追求过程－这才是那种推动力的真正源泉－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建构更为坚实和牢固。

现代科学发展对意识形态利益机制的认识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意识形态问题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意识形态的研究才又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

现代科学的飞速发展为意识形态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工具，而意识形态研究则在多样化的社会生活中找到了有价值的研究范本，人们对意识形态的利益机制有了新的认识。

这种情况，在社会生活剧烈变动的当代中国显得尤为突出。

一是对个体意识形态概念的认识。

在我国，由于长期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执行纯而又纯的思想文化体制，意识形态概念在很大意义上是社会整体性的，即仅从理论层面上体现社会在一定时期内理论思维的总体结构，却鲜有考虑到作为社会生活真正主体的人的利益存在，忽视了个体在利益和情感上的特殊需求，忽视了个体存在是社会整体存在的必要前提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出发点。

社会整体的意识形态概念长期占居社会思想意识主流，它在规范和整合社会思想道德体系的同时，压制了社会成员充分发挥蕴涵在其人格个性和自主精神中的生产力与创造力。

改革开放后日益崛起的个体意识形态概念将主要关涉点落到作为个体的“主体的人”的身上，通过对个体对利益的诉求的承认和规范，实现着社会的整体利益。

虽然目前对它的认识还主要停留在心理学的层面，具有因人而异且难于准确把握的特点，但由于它突出了作为“社会分子”的人的主体价值，有利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较好地回答了个人利益价值与其在社会历史发展中作用的关系问题，“因而既有研究的价值，又有从知识社会学角度加以改造和提高的可能。

”⑥对于这种由经济因素引起的意识嬗变现象，法国社会学家列维-布留尔（lévy brühl）曾从生产力对意识与思维的影响方面进行过阐释：基于较低生产力水平的集体生活导致了集体表象对个性意识的压制，其外显形式必然是一种“稳定的、停滞的、差不多是不变的”⑦思维；而经济上的发展和对个人利益的觉醒则引起思维方式上对新经验的需求，从而使个体开始清楚地意识到作为个人的自我，并“把自己和他感到自己所属的那个集体区别开来。

”⑧抛却列维-布留尔作为“欧洲中心主义”信奉者的身分背景，他在上世纪初叶对人类意识与思维演变的研究，对我们理解个体意识形态概念崛起过程中利益机制的影响无疑是有帮助的。

二是对社会阶层间意识形态差异的认识。

中国社会发生的由政治利益主导向经济利益主导的转换，在催生个体意识形态概念的同时，也使社会阶层的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

占有经济、政治、知识以及其他类型资本的人群对利益要素进行重臵，使原来的社会阶层迅速分化和重新组合。

一方面，原来的阶层结构发生变异，新生阶层迅速崛起，某些旧阶层趋于消亡，其成员向其他阶层分流，各阶层间的经济和政治差别逐步拉大。

比如目前的“六类人员”，即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科技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就均属于新生阶层，是当前社会财富的有力创造者和利益的享有者；另一方面，现有阶层内部又分化出亚阶层，阶层内部关系进一步复杂化。

比如工人阶层内部分化出了国有企业工人、城镇集体企业工人、乡镇企业工人和雇用工人等亚阶层，农民阶层中分化出农村村务干部、农村劳动者和农民工等亚阶层。

它们在内部根本利益一致的情况下，存在着利益要求上的不同。

与这种社会阶层内部及彼此间关系持续调整对应的是社会各阶层意识形态差异的产生。

这种差异源于各阶层主体对经济利益的不同诉求，外显形式则是各阶层社会性格的日益多样化和个性化。

近年来一些新出现的社会阶层的代名词，如大款、小资、IT人士、白领、中产阶级等，就具有鲜明的社会性格特征，体现了各阶层间的意识形态差异。

以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和埃利希.弗洛姆(Erich Fromm )为代表的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曾对社会性格与意识形态间的联系进行过探究。

他们认为，社会性格是指在同一社会文化背景下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所共有的性格特征。

它在总体上是一种惰性的力量，无论社会是处在平衡发展或是变动时期，社会性格对意识形态和经济基础总是起着保护的作用，它深深地植根于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中，不会轻易发生改变。

另一方面，经济基础和生产方式的改变会对社会性格的形成产生根本性的影响，特别是当社会处于大转型期间，传统的社会性格有可能发生消解甚至崩溃，从而转向新的社会性格，意识形态的变迁随之发生。

实际上，无论是在赖希和弗洛姆用以作为研究范本的十九、二十世纪的欧洲工业社会，还是在延续着农业-儒教传统文明的工业化进程中的当代中国社会，归根到底，新的生活方式和利益取向的多元化才是产生新的社会性格的根源。

由意识形态利益机制调整引发的思考一是意识形态的领导权问题。

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