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散文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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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中国从东周王朝到秦帝国,进⼊了中国的“轴⼼时代”。
世界历史上的轴⼼时代,体现在思想上集⼤成者的出现,⽂化上的继往开来。
这样的轴⼼时代很多,如古希腊、古罗马、古印度等,但有幸的是,唯有中国,由⾃⼰的民族传承了⾃⼰的轴⼼⽂化,没有出现⽂化断层。
先秦时代,社会的特征就是“乱”。
从尧舜禹汤的贤君盛世,到春秋战国的战⽕频仍,中国陷⼊了巨⼤的苦痛。
作为社会中坚的知识分⼦——“⼠”,地位更是发⽣了根本变化。
春秋之前,“⼠”是“天⼦、诸侯、⼤夫、⼠”的最低⼀级,是统治者;到了春秋,⼠成了“⼠农⼯商”的最⾼⼀级,是被统治者。
然⽽,中国的“⼠”们留下的第⼀个宝贵财富就是:居庙堂之⾼⽽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忧其君。
他们没有纠结于⾃⾝地位的⾼低,思考的⾸先是如何将乱世建设成为有序社会,如何将⼈民从“率兽⾷⼈”的状态下解脱出来。
这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
不以物喜,不以⼰悲,中国的“⼠”们⾸先思考的是国家的稳定、民族的团结,⼈民的安居乐业,是公平、正义、秩序等等社会价值,⽽没有任何的个⼈私利。
⾯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统治者,他们没有考虑个⼈安危得失,或率尔⽽起痛斥其弊,或秉笔直书不留余地,或仗义千⾥毁家纾难。
当民族处在危难之时,中国的“⼠”们奋不顾⾝,前赴后继;危难解除功成名就后瓢然⽽去,不带⾛⼀⽚云彩。
所以,“⼠”逐渐成为了对⼈的敬称以⾄被滥⽤,如战⼠、⼥⼠、⽂⼠、死⼠、⽅⼠、侠⼠、道⼠等等,可惜的是,我们当代被普遍称为“⼠”的⼈,是否能够理解“⼠”的含义,是否仍然具有忧国忧民不计个⼈的情怀?儒家和孔⼦中国⽂化最重要的是孔⼦的儒家。
儒家从产⽣起就是社会上影响最⼤的学说,经历了先秦百家争鸣时代,到汉武帝时正式占据统治地位,从此⼀直是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
五四新⽂化运动对传统⽂化进⾏了彻底的否定,儒学受到了彻底的颠覆,当时的中国,各种声⾳并存,问题和主义相争不下,直⾄共产党建⽴了新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成了舶来的马克思主义。
诚然,儒学尤其是发展到理学以后,其糟粕尽显,为有识之⼠所不齿和痛恨,然⽽,以鲁迅为代表的⼀个时期的⽂化达⼈们,对其矫枉过正式的全盘否定,这种做法今天看来也未必能全盘肯定。
先秦诸子散文2020-11-09在平日的学习、工作和生活里,大家经常看到散文吧?散文对作者主观感情的要求是所有文体中仅次于诗歌的。
如何写一篇“形散而神不散”的散文呢?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先秦诸子散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先秦诸子散文1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社会经济政治急剧变动的时代,也是哲人辈出的时代,又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兴盛和发展的重要时期。
国家天下靠什么来治理,建立怎样的社会秩序才是最好的社会等问题是先秦诸子普遍关心和广泛讨论的问题。
参政者的社会政治经济变革的实践活动,刺激了思想人物做深入的思考,由此而引出诸多的思想和理论。
道德、仁义、礼法、刑政等成为思想界广泛关注和探讨的政治哲学范畴。
一方面,久有传统的“礼”早就具有“法”的意义,以自然与道德为存在的前提,始终受到执政者的重视;另一方面,新兴的“法”层出不穷,逐渐发展,不断融入具有法的规定性的“礼”。
于是,先秦诸子纷纷对“礼”和“法”的起源及其表现方式、功能作用,以及对“礼”与“法”、“礼”与“刑”的关系等著书立说,发表意见,反映了当时思想界不同的政治倾向和主张,成为先秦思想史上的重要内容。
考察先秦诸子对“礼”与“法”的观念的论述,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和理解中国古代礼的观念中所包含的“法”的意义,进一步了解所谓“法出于礼”、“礼归于法”的历史演变过程。
古人论及先秦诸子,习惯于以学派分疏为线索,或分论六家之要旨,或罗列十家之著述。
这一思路实源出于《荀子·非十二子》篇和《庄子·天下》篇,也成为直至今日我们研究诸子的方法。
在一定程度上,这确实反映着思想发展的源流与脉络,各家各派自有其特征可以言说。
但是,思想本身又不能完全以门户相对立而固守一说,而是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特别是在面对相同的社会政治问题时,古代哲人们所进行的思考及所得出的答案,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补充,相互吸收,这不仅表现在同家而不同派的思想中,而且也表现在不同家的思想中。
援引神话最多的先秦诸子散文援引神话最多的先秦诸子散文在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思想大放异彩,各家学派纷纷涌现。
而在这些学派中,散文也是一种极具代表性的文体,其作品经常援引神话和传说,以丰富的意象和象征来阐释哲学思想,体现出对自然、人性等方面的深刻洞察和审视。
本文将以《庄子》、《墨子》、《老子》等先秦诸子散文为例,探讨其中援引神话最多的特点和意义。
1. 庄子的《逍遥游》《庄子》中最为著名的散文之一便是《逍遥游》。
这篇散文中,庄子以“鱼游于水,人游于道”为开头,引用了“周旋于无穷之中”的神话故事,以此来阐释自由自在、顺其自然的人生态度。
通过援引神话,庄子表达了他对自由、自然规律的理解,呼应了其道家思想中“无为而治”、“顺其自然”的核心观点。
神话的运用使得庄子的思想更加生动和形象,令人深思不已。
2. 墨子的《饮酒》在《墨子》的散文中,墨子也常常援引神话来进行论述。
在《饮酒》一文中,墨子通过描绘舜帝的美德,以及神话中盖聂与文种的故事,来阐发他对仁爱和宽容的理念。
通过这些神话故事的援引,墨子展现了他对人性的理解和关怀,同时在引经据典的基础上,扩展了对于道德和人生的深刻思考,使他的散文更加丰富而有深度。
3. 老子的《道德经》在《道德经》中,老子的散文亦常引用神话来进行探讨。
比如在第四十二章中,“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通过运用“道”这一神秘概念,融合神话中的天地自然的造化过程,表达了他对宇宙万物生成的理解。
这种援引神话的方式,使得老子的思想更具有古朴深远的韵味,也更加深刻地展现了他的哲学思想。
总结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先秦诸子散文中援引神话的现象是比较普遍的。
这种做法不仅丰富了他们的文字表现力,更重要的是为他们的哲学思想赋予了更加深刻的内涵和意蕴。
对于我们当代读者来说,也可通过援引神话的方式,更好地理解和体味先秦诸子散文中的思想和智慧。
个人观点个人认为,援引神话在先秦诸子散文中的应用,不仅增添了文学的浓厚色彩,更为我们揭示了当时先贤们对于自然、宇宙、人生的思索。
[先秦诸子散文]关于先秦诸子散文[先秦诸子散文]关于先秦诸子散文篇一 : 关于先秦诸子散文一、关于先秦诸子散文先秦诸子散文产生于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时代,主要的著作有《论语》《孟子〉《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
,,先秦诸子散文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春秋战国之交为第一个发展阶段,以《论语〉和《墨子〉为代表。
《论语》是较短的语录体散文。
《墨子》在对话中有议论,初具议论文的规模。
战国中叶为第二个发展阶段,以《孟子》和《庄子》为代表。
《孟子》是对话体论辩文,《庄子》接近专题论文。
战国后期为第三个发展阶段,以《荀子》和《韩非子》为代表。
先秦诸子散文大多文情并茂,极具文采,善用譬喻陈说事理,论辩是非,增强了说服力,而排比、夸张等修辞的大量运用更使文章辞采缤纷。
总之,先秦诸子散文无论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墨子: 名翟,鲁国人,一说宋人,战国初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先秦诸子散文代表作家。
早年接受儒家教育,后聚徒讲学,创立与儒家相对立的墨家学派。
主张“兼爱”“非攻”“尚贤”“节用”,反映了小生产者反对兼并战争,要求改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愿望,他的认识观点是唯物的。
但他一方面批判唯心的宿命论,一方面又提出同样是唯心的“天志”说,认为天有意志,并且相信鬼神。
墨子的学说在当时影响很大,与儒家并称为“显学”。
三、《墨子》是战国时期墨家学派的著作总集。
《汉书》记载,《墨子》原有71篇,而流传至今的仅15卷53篇,失18篇。
学术界一般认为是由墨子的弟子及其后学在不同时期记述编撰而成。
《墨子》是我国论辩性散文的源头,运用譬喻、类比、举例、推论的论辩方法进行论证,逻辑严密,说理清楚。
语言质朴无华,多用口语,在先秦诸子散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篇二 : 先秦诸子散文所谓“诸子”,是指春秋战国时期诸家学派的代表人物。
据有关典籍记载,春秋战国时期主要学派有这样十一大家:儒家,代表人物是孔丘、孟轲、荀卿;墨家,代表人物是墨翟、宋钳;法家,代表人物是商鞅、韩非;道家,代表人物是老聃、庄周;农家,代表人物是许行、陈相;名家,代表人物是公孙龙;杂家,代表人物是吕不韦;纵横家,代表人物是苏秦、张仪;此外,还有阴阳家、小说家。
先秦诸子散文
春秋末年开始,奴隶制逐步为封建制所代替,经济、政治、意识形态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尤其是士”阶层兴起壮大,活跃于整个社会。
他们代表不同阶级、阶层的利益,针对当时的社会变革,发表评论,提出各自的主张,展开论辩,在思想文化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汉人刘向、刘歆父子和班固等人对先秦文化学术进行总结整理,把诸子分为儒、道、阴阳、法、
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
春秋战国之交《论语》《孙子兵法》的出现,显示了中国散文内容和风格的重大变化:由占卜语录变为师生谈话录,由王公号令变为私家著述。
《论语》中所记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谈,活泼自由, 语言中还体现出一定的人物个性。
《孙子兵法》已是一部兵家的专著。
全书结构谨严,各篇中心
明确,论证周密,文句整饬而流畅,写得相当熟练。
到了战国中期,语录体仍旧通行,《孟子》与《墨子》《庄子》的一部分就是,但它们已不像《论语》那样只是后学的追录,而是一个学派师徒们的集体著作;所记的也不限于单人的语录,而普遍采用对话的形式。
如《孟子》多记论辩之辞,每章围绕一定的中心展开,多带驳论的性质。
《庄子》中依然存在论辩对答的成分,但基本上已是一种专题论文的形式。
作者不仅反驳论敌的谬误,还从正面深入地阐述自己的主张。
这反映了对话语录体向专题论说文体的转化。
到了战国后期的《荀子》《韩非子》,则完全摆脱了对话体,成为专题论著。
它们不是一个学派
的集体著述,而是学者的个人论文集;不是以驳论为主,而是以正面论说为主。
这是百家争鸣不断深入的结果。
《荀子》《韩非子》的大多数篇章,都写得中心明确,条理清楚,逻辑严密,论证充分,有很强的说服力,标志着先秦论说文体的成熟。
诸子散文,从孔子开始,就注重文采。
诸子作品中,只有《墨子》比较朴实,其他都文情并茂。
特别是到了战国中后期,游说之风兴盛,口才成了入仕的重要条件,促进了士这一阶层对语言技巧的研究,比喻、排比、夸张、映衬等修辞手法被普遍地使用,寓言的运用也成了论说场合的新风气。
寓言的风行,大大地增添了论说的形象性,使先秦文学园地更添光彩。
文风方面,《论语》言简意赅,富哲理,多警句;《墨子》讲究逻辑,善于运用日常生活中的具
体事例作论据,多用类推法,文章浅显易懂而又结构谨严;《孟子》雄辩,明白流畅,激情荡漾, 气势磅礴;《庄子》汪洋恣肆,想像奇特,精微玄妙,句式灵活多变;《荀子》论证缜密,条理清晰,托譬设喻,务求义尽,可谓典型的经师、学者之文;《韩非子》气盛言宜,剖析入微,犀利峻峭,锐不可当。
他们从不同的方面,对后代散文家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在文体方面,诸子也有很大的创造性。
其中有大量政治、伦理、哲学、军事、教育等方面的专题论文。
有驳论性质的辩难问对,有谏议上书,有学术思想的评述,有解说,有杂文,有故事形式的说理文。
这表明各种论说文体在先秦已大体齐备,作者们依据内容来选择适合的体裁,大体上做到了各得其宜。
注释:
本文摘录自《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