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体育的历史沿革与思想演变

第一章 学校体育的历史沿革与思想演变

教学内容：1、学校体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2、我国学校体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3、20世纪后期学校体育发展的新趋势。

教学目标：使学生了解学校体育与社会发展之间的联系，了解学校体育发展中的人文主义传统和科学主义传统及其历史地位，了解中国学校体育思想发展的一些特点，从而更清醒地理解与把握学校体育发展的趋势。

重点难点：终身教育与学校体育的发展；新世纪中国学校体育课程改革。

第一节第一节学校体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一、现代体育思想的形成与体育的教育化

“体育”一词在汉语里既被用于专指学校体育（physical education），也被用来指更大范围内的与人体发展有关的身体活动（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这里所说的“现代体育”兼指二者，因为现代体育最初主要是在学校教育界内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现代体育的雏形在中世纪后期已初显端倪。在11-15世纪的骑士教育中，骑士七艺（骑马、游泳、投枪、击剑、狩猎、下棋和吟诗）的内容和形式，与现代体育已十分相似。

14-16世纪发源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以人文主义为自己的旗帜和纲领。哲学、科学、文艺、教育乃至神学，纷纷把人、人体和体运动……作为自己注意的中心。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对欧洲的学校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宗教改革者被称为新教徒以区别于天主教徒。新教各教派批判灵肉二元论，批判中世纪教会学校的重灵魂、轻身体的教育传统，而将体育作为教育的重要内容。马丁·路德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具有“真正的宗教信仰”以及“具备世俗生活知识和能力的人”；他指出“灵魂与肉体不是矛盾的，只有健康的肉体才能为宗教理想服务”，“保持身体健康是每一个基督徒的天职之一”。身体健全结实才能参加生产劳动，获得并保持财富，才可以救济贫困。他还认为：参加体育活动，不仅能驱散人们烦恼、苦闷，而且使四肢得以充分发展。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罗伦佑·瓦拉明确提出了“灵肉一致”的观点，强调肉体生活的价值并不亚于灵魂得救。最后，罗马教廷也承认“灵魂和肉体一并是上帝创造的，因而上帝的信徒不得偏废任何一个方面。对二者加以爱护是信徒应尽的义务”。

从“肉体是灵魂的监狱”到“灵肉一致”的转变，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由于充分肯定了人和人世的合理性，对人和人体的研究才成为可能；以发展人性和人体为己任的现代体育，也才有可能最终形成并获得发展。

现代学校体育形成的时代背景赋予早期学校体育以强烈的人文主义色彩。人们开始关心身体的娱乐与发展，一些民间游戏和军事训练活动开始被人文主义者用来作为培养绅士的手段。洛克认为，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学习“有用”的、能“获取个人幸福”的知识；通过体育获得健康的身体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健全的精神寓于健康的身体，这是对于幸福人生的一个简短而充分的描述。”②“我们要能工作，要有幸福，必须先有健康；我们要能劳苦，要能出人头地，也必须先有强健的身体。”③虽然身体健康非常重要，但体育活动的人文教化作用更重要。他认为：跳舞“使儿童在思想上和姿态上具有丈夫气概的作用比什么都强”，“击剑与骑马既然被认为是一个绅士的教养所必备的，要使任何绅士完全不去具备这种特色当然是很困难的。”①跳舞、骑马、击剑等，可以令人动作“优雅”和有“教养”。②显然，对于未来上流社会的绅士们说来，教育只是使他们的思想和言语行为能与其绅士身份相称的最好准备，体育的作用同样如此，人文价值而非单纯的增强体质或健康是绅士教育的基本取向。

二、学校体育思想的发展与学校体育的课程化和科学化

（一）学校体育思想的发展与学校体育的课程化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奠定与学校体育与学校体育思想的基础，科学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则促成了学校体育和体育思想的发展。

启蒙运动是继文艺复兴后欧洲的第二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启蒙运动以科学理性、科学规范和方法为指导，使近代科学的精神与文化功能得到广泛而充分地展现。

在这样的背景下，现代教育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学校体育逐渐完成了从“活动”向“课程”的转变。夸美纽斯是推动学校体育发展成为课程的先驱者，他确立了学年和班级教学制度，并提出了一系列教学原则。他认为，“身体不独是推理的灵魂的住所，而且也是灵魂的工具”。要做一个健全的人，在具备了学问、德行、虔诚之外，还必须拥有健康的身体，以保证人的机能和智能正常发展，达到“身心两方面的一种和谐”。“假如身体不健康、任何部分受了损害，它的客人—灵魂，便住在一个薄待客人的住所。”③在夸美纽斯看来，学校教育主要应加强对儿童手足等部位大肌肉的训练。

卢梭主张在非自然中效仿自然的法则、采用自然的方法对儿童进行包括体育在内的全面教育。把洛克和卢梭的体育思想变为教育现实的，是以巴塞之多等人为代表的博爱派教育家。“在约·伯·巴塞多提出新教育方法以前，乌国民教育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④巴塞多于1774年在德意志的德绍创建了一所博爱学校。德绍学校每年用暑假两个月时间让学生在野外进行体育活动，最初采用传统的骑士项目，如击剑、舞蹈、骑马、腾越等，后来陆续补称充了跑、跳、投掷等“希腊体操”和德国的民间的各种球类游戏及撞球游戏等，终于形成了以德绍五项（跑步、跳高、攀登、平衡、负重）闻名于世的学校体育课程的雏形。这所学校实施的体育被认为是近代学校体育的开端。

德绍学校的最大贡献在于它解决了如何对大多数儿童实施体育教育的方法问题。巴氏之后，德国乃至欧洲各地相继仿效建起了许多博爱学校，体育教育的课程方式因而得以传到欧洲各地，进而促使各地体育教育从内容到方法渐趋接近。在这种影响之下，德国的古茨姆茨及杨氏、瑞典的林氏等人，①先后创立了德式及瑞典体操体系，之后又进一步波及欧洲各国。影响所及，不仅促进了学校体育教育的统一，更促进了对各国民间体育方式的整理及统一。古氏首创大众化的体育组织及体育场，进一步解决了如何面向学龄青少年及多数民众开展体育的问题。

德意志教育家古茨姆茨进一步发展了学校体育的课程形式。古茨姆茨是1784年创办的雪尼芬撒尔学校的教师，从1786年起负责该校的体育课。该校摆脱了博爱学校中体育课的课外活动和游戏形式，体操通常安排在上午11：00～12：00进行；在教学活动中按照学生年龄和能力分组的教学组织形式；课被分为导入、观察、矫正、助成、测定、评价几个部分。

古茨姆茨的另一贡献是使体育方法体系化。他按4个分类原则对所选择的教材进行分类：按运动目的、运动性质、运动解剖学和运动类型分类。在1793年出版的《青年体操》( GymnistikfurdieJugend）一书，他在书上把体操方法分为固有的体操运动、手工劳动和游戏三大类，固有体操被作为基本运动，包括跑、跳跃、投掷、角力（摔跤）、悬垂、平衡、游戏性运动（举物、搬运、倒立、拔河、跳绳和翻滚等）、有秩序的运动（包括舞蹈、步行和兵式体操等）8项，1804年的第2版中又增加了剑术和射击等而增加为9项。②

裴斯泰洛齐是19世纪最伟大的教育家，也是使体育课程臻于成熟的代表人物。他提出了“教育心理学化”的思想，创立了和谐发展教育和要素教育理论。明确指出教育“在于按照自然法则发展儿童道德、智慧和身体各方面的能力，而这些能力的发展，又必须顾到它们的完全平衡。”③在他的和谐发展教育课程体系中，各门课程被分为体育与劳动、道德教育和重视知识积累的智育三类，体育的任务是要把所有潜藏在人身上的天赋的生理力量全部发展出来；没有各种体力的发展，劳动的教育、劳动的习惯、技能的培养训练就谈不到。①裴斯泰洛齐第一个用要素的观点去分析人体运动，他认为人体运动的基本要素是关节活动，它表现为简单的搬、推、拉、摇等基本动作；可以结合构成各种复杂的动作；自然赋予儿童的这种能力是体力发；展的基础，也是进行体育练习和各种体力活动包括劳动的要素。他主张按照关节活动的难易程度安排体育活动的教学顺序。②裴斯泰洛齐的体育课程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他的要素主义课程思想可以认为是科学主义课程论的先驱，但他的体育教学实践却恪守着卢梭以来的自然体育传统。

由于采用了课程化的形式和班级·年级授课的方式，学校体育也能大规模、批量化、标准化地培养劳动者。在工业化和民族主义运动高涨的背景下，各国先后立法要求学生必修体育·从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欧美一声多国家陆续制定了相应的政府法令或通过议会立法，将体育作为各级学校的必修课程从此，体育作为学校课程体系的重要部分而确立下来。

（二）体育和学校体育的科学化

扫除中世纪神学和古代权威加在关于人体及人体运动的种种认识上的谬误阴霾，冲破设置千年的禁区障碍，是正确认识人体及人体运动的必要前一提；而对于人体及人体运动本质的科学认识，则是体育和学校体育得以形成并沿着科学轨道发展的重要基础。科学技术革命和学校体育的课程化推动了体育和学校体育的科学化进程。

16世纪以前人类对自身和自身运动的认识充满了谬误与偏见，拉丁神父奥古斯丁的思想长期居于支配地位。他认为“圣经以外无知识。”意大利一托马斯，阿奎那试图把《圣经》和以亚里士多德、盖伦等人为代表的古代一科学传统统一起来。直到16世纪初，人们还普遍接受盖伦的这样一些看法：根据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观点，人体的生理机能也是三位一体的。受自然灵气和静脉血支配的植物性机能；受活力灵气和动脉血支配的动物性机能；受动物灵气（智慧性灵气）和神经液支配的神经机能；肝脏把食物化为血液，三种灵气混人血液，并在血管中作潮汐般的运动。③诸如此类观一点，使人类无法获得对于人体和人体运动的科学认识。

意大利安·维萨里在1543年发表的《人体的构造》中，他指出了盖伦的许多错误。男人并不比女人少一根肋骨，人体中没有耶稣可用来使死人复活的“复活骨”，等等。他不但背叛了权威，而且亵渎了神灵，故因此而被迫离开了任教的帕多瓦大学。维萨里在巴黎大学的同学塞尔维特把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他发现了心、肺之间的人体小循环，并且否认人体内存在三种灵气和两种不同的血液，这就为血液循环理论的最后形成奠定了基础。

英国生理学家哈维在1628年出版了《动物的心血运动及解剖学研究》①一书，第一个把血液循环的动力归结为心脏肌肉的机械收缩，并预言在动脉和静脉的末端存在着一种微小的通道。1660年哈维的预言便得到了证实。在他之后，阿·波雷利在1680年《论动物的运动》中，详细讨论了行走、跑、跳、滑冰、举重等时所发生的机械运动。②这样，对人体运动规律的进一步深入研究终于成为可能。

对现代生理学做出巨大贡献的另一位科学家，是瑞士生理学家哈勒。1757年哈勒系统地叙述了当时所获得的生理学知识，对于呼吸生理以及神经、肌肉与运动的关系，对于肌肉的应激反应等，都有独到的贡献。③

在文艺复兴以来现代生物-医学发展的基础上，体育和学校体育的科学化倾向日益突出。古茨姆茨在全面继承其前辈们成就的基础上，用《青少年体育》一书“填平了横在运动医学理论和新教育之间的鸿沟。”④在19世纪自然科学研究取得巨大进展的背景下，斯宾塞构建了科学主义课程理论的完整体系。他把全部教育内容分为五类，其中第一类（直接保全自己的活动—保持和维护身体健康）和第三类（为了正当地完成父母职责所需要的知识），体育都占有重要的地位。斯宾塞把教育视为某种将来的职责和权利的预备：“为我们的完满生活做准备是教育应尽的职责，而评判一门教学科目的唯一合理的办法，就是看它对这个职责尽到什么程度。”他第一个批评了英国社会重视牲畜却不重视儿童健康的社会风气，指出养育和学校体育都应该符合科学原理。在他的《教育论：论体育》中详细讨论了体育课程的性质、任务与内容，论述了人的养护与锻炼，认为游戏和自然运动优于体操：“生命的科学尽管还是很粗浅，可是已经了解了一切有机体（包括人在内）发育上的某些基本原理。现在所要作的、而我们将努力做到某种程度的，就是探求这些基本原理和儿童青年身体训练的关系。”他认为在“为了直接保全自己或是维护生命和健康，最重要的知识是科学，”学习科学“是所有活动的最好准备”。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