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文化研究的“前世今生”

物质文化研究的“前世今生”

摘要：物质文化研究一直是人类学、考古学的研究阵地,从20世纪80年代兴起至今,世界范围内的物质文化研究逐步发展成为多学科参与的、多领域合作的、多元文化发展的、开放包容的学术领域。不同的角度和立场对物质文化有不同的理解,人与物的关系立于两者相互指认与指称的认识基点上。纵观来看,当前学界对物质文化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主客二元对立的“人—物”观以及“与物共生”的人物关系。在具体的文化认知和价值观的塑造下,物作为一种社会生物存在于不同的文化体系之中,成为一个文化之物,承载着人类的观念和行为,饱含并充盈着特定精神情感的生命体。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当代物质文化研究共同的方向在于反思和批判自启蒙运动以来的主客二元对立的人物关系,重新考察人与物的关系,主张从被制造、被控制、被支配的静态物性理论向混融、互动、共生的动态物性观念过渡,倡导人与物互为主体性,人和物都具有能动性,都作为行动者参与到关系网的构建。本文通过梳理物质文化的研究路径,尝试对当前的“人—物”关系作出新的解读。

关键词：物质文化;二元对立;与物共生;天人合一;

物质文化研究一直是人类学、考古学的研究阵地。在传统人类学的研究中,物质文化作为一种外在于人的客观实在,作为他者的社会文化和历史遗存,成为该学科考察、搜集、展示、研究的对象。20世纪下半叶,文化研究逐渐成为显学,随着后现代思潮的渗透,以及后殖民主义批评的崛起,人类学从“人的视角”探究物的文化转向以“物的视角”考察不同时空中的物的踪迹以及它们和人的关系。因此,20世纪七八十年代物质文化研究亦应运而生,旨在批判长期以来语言—事实、人—物、心—身的分裂状态,重新考察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关联性以及事物如何参与社会生活。随后物质文化研究很快拓展了包括消费研究、身体研究、商品的社会生命研究、技术研究以及日常生活研究在内的多个向度,涵盖文化人类学、科学与技术等多个领域,并借助这些学科的理论来拓宽物的内涵,挖掘物的社会和文化意义,最终汇入当前文化研究的主流,“物”不再是外在的物、功能的物、载体的物,而是参与者、行动者、言说者。1996年,由伦敦大学学院(UCL)创办的《物质文化学报》标志着物质文化研究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方向,伦敦大学学院下属的以丹尼尔·米勒等学者为首的人类学系也成为当前物质文化研究的主要阵营。围绕物质文化研究的话题,对物及其文化的认知,以及对人—物关系的不断探索成为20世纪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理论思潮狂欢的盛宴。本文试图通过对西方物质文化研究的内容进行梳理,就其人—物关系的“前世”(主客二元对立的“人—物”观)和“今生”(“与物共生”的人—物关系)进行路径区分与理论解读,客观分析其研究结果,尝试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物观进行比较,以达成对二者文化模式的深层理解。

一、物与物质文化

物(物质)是宇宙构造的创生元素和存在形式;物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和变迁最具说明性的凭证;物是人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必需品和必备品;物是我们能看到的客观实在,所包含的复杂性和所附着的意义却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威廉姆斯在《关键词》一书中对物质做了描述:广泛地指称所有生命和非生命的物质材料所表现的事情;包括各种对事物的成因和演变的解释、判断以及社会活动;人类有目的的物质生产和获得的实践活动[1]。物质文化,顾名思义,应该是客体本身的文化或保留在客体物质上的文化。在这种物与人的对立中,物体即使有文化,也是外在于人的……在这种对立中,人往往被当作是“个体”的自然形态,而物则被当作是“产品”的自然形态;认识是富于个性和特性的,而产品则相反,是生产的结果[2]。1843年,“物质文化”一词出现在《牛津英语词典》中,其解释引用了美国历史学家普莱斯考特有关墨西哥的“物质文明”的游记[3]。在传统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的“物质文化”研究中,物的范畴更多的指向人工制品,如器物、工具、遗迹等。物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这些物的背后承载着人类的观念与行为,也就是文化。因此,对物的研究也就是对社会文化的研究。从哲学意义上讲,“物质”一般被认为与“精神”“意识”“理念”相对,是非人的,是外在于人的客观实在。若从“人自身”的角度考察,那么人的身体(肉身)也被普遍认为属于物质范畴,与人的精神相对立。物质与精神相对立是西方现代哲学中的稳固结构。从“质料”角度理解,“物质文化”中的“物质”指一切与人的活动相关的自然存在物和人工制造物。在兼容并包、观点丛生的物质文化研究中,“物质”所涵盖的范围相当广阔,其含义远远超越了质料性的实体物,通向一种广义的物质性。社会学物质文化研究中“物”具有专门的学科特征,物参与到社会生活实践当中,是物的社会属性的体现。这些关于物的多学科多维度的考察,延伸了物的文化意义与价值,加深了物与人更深层的关系连结。

物质文化研究的“前世今生”

在物质文化研究的过程中,物与文化同等重要。物质文化研究的内核是“文化作为物质”和“物质作为文化”的双向演进,表现为社会生活中人与物亲密纠缠的互构关系。物在思维观念、审美情趣、历史文化背后的转换与推移过程中可以形成自己的文化。物作为客体的存在形式是长期的、固定的、不宜变动的,而文化的存在将其自身融入到物的层面上。因此,物便不再是单纯地存在于主体之外的客体了。同样,我们也需要明白通过什么来表现文化,或者说文化需要通过哪些媒介或渠道将自身的内涵展现出来。通常来说,文化的表达和文化所要传达的意义都与物质密不可分,物质的生产与消费、制作与运用也在造就着文化实践的背景。

在物质文化研究中,“物质”与“文化”相辅相成,互为表里,作为文化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的物质需要文化的渗透,同时透过物质体现出来的文化意义也成为物质文化研究的落脚点和归宿,物所体现的价值是需要文化行为参与的。物质文化研究中的文化所强调的并不是物质对于文化的外力作用,而是更多的物质传递给文化的表述、象征与带有物质特性的物质氛围。因此,物质文化研究中的“文化”就是“物质”,“物质”就是“文化”,物质和文化相互分离的状态越来越模糊,物质所承载的功能需要文化层面的意义建构,反之,文化的意义形成以及文化场域的建立也需要物质的作用。 二、物质文化研究的“前世”——主客二元对立的“人—物”观

如果只是以“物”为研究对象在知网中进行检索,检索到的文章成千上万,这些文章几乎涵盖所有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如果更进一步以“物质文化”为研究对象进行检索,那么现代以来,尤其是文化概念被广泛讨论以来的众多人文社科领域都包括在内,所以我们对物质文化的研究由来已久。就目前来看,物质文化研究的三条主要路径分别为:马克思主义的“商品”路径,以涂尔干、马塞尔·莫斯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符号—文本”路径和以海德格尔、梅洛-庞蒂为代表的现象学的“物性”和“具身性”路径。

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的商品论,以马克思、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在马克思看来,物就是商品,是资本主义经济、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劳动产品一旦成为商品就有了拜物教的性质,但他没有明确批判商品拜物教。但在卢卡奇、霍克海默、马尔库塞、阿多诺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拜物教意味着物质主义,而物质主义意味着“人性的物化”,商品的世界使人迷醉不自知,人也异化为物的屈从者,被生产者的意识形态操控。卢卡奇将物化、物象化、异化不加区分的混乱使用,构建了他的物化理论。例如,他在《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一文中对物化结构的定义是:“从这一结构性的基本事实里可以首先把握住,由于这一事实,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4]从这个概念我们看出卢卡奇的物化概念和马克思异化劳动的相似性,人和物是截然对立的。法兰克福学派将现代社会的文化定义为“文化工业”,在以阿多诺为代表的正统法兰克福学者看来,物是对立于人的思想意识的衍生物,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工具理性将人的思想整合为物品、工具,物取代人占据支配地位,使人性堕落。客体物以标准化、同质化的商品的形式存在于大众的日常生活中,背后是文化工业体系的运作。消费者沉迷于商品的迷惑中全然不知自己已是商品的奴役。文化工业导致“本真”人性的衰落,从而使文化的价值和意义退化。

沿着物作为商品的视角,法国学者让·鲍德里亚有了新的研究视角。他超越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领域,在他的学术观念中,商品带上了文化的色彩,礼物交换不仅仅是经济行为的物物交换,也具有特殊的文化属性——互惠价值。鲍德里亚早期的思想主要受到马克思和后来的批判理论关于商品的论述,他的思想对物质文化研究极具影响力,直接影响了物质文化研究的主要分支——消费研究。鲍德里亚在他的着作《消费社会》《物体系》中指出,在当今时代,消费成为人们的主要活动,物被当作符号,人们消费的不是物的使用价值,而是符号价值。消费社会成为一个符号控制体系,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物质化”为可消费的“商品—符号”,鲍德里亚的“商品—符号”理论对于我们从非实体的物质性角度理解物质文化大有裨益。布迪厄的《区隔:品味判断的社会批判》已成为当代文化人类学和文化研究领域的经典着作,他将人类学的“他者性的田野”(例如原始部落、少数族群、有色人种)引向了现代社会。《区隔》中布迪厄考察的是物品和群体身份建构的关系,他调查的结果是,现代社会中,物品是区分社会阶层的标志,人们通过消费不同的商品来构建符合自身阶层的身份,因而通过考察商品消费可以探寻不同阶层差异性的趣味和习性。

其次,以涂尔干、马塞尔·莫斯、玛丽·道格拉斯、列维-斯特劳斯和罗兰·巴特为代表的早期人类学家认为,物是人类劳动和创造的结果,因此,探究物是为了探寻某一特定地区、特定时期、特定族群发展的程度和状况。他们将视角聚焦在像图腾、仪式、圣典、圣物等的社会遗迹和风俗习惯上,从而得出物是社会文化结构的产物,早期人类学的物质文化研究蕴含着主客对立思想的结论。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主张把社会现象当作客观事物,社会事实必须用社会事实来解释,把社会现象当作物来考察是将事物与个体进行区分开来,事物是外在于个体的,图腾是社会事物,是集体意识的物质性表达。马塞尔·莫斯是涂尔干思想的继承者,长期受涂尔干的影响,他最大的贡献之一是开启了物质文化研究的又一重要分支领域——礼物研究。他认为礼物交换现象就是社会的“总体”,他这种总体性的构想就是涂尔干结构思想的延伸,在代表作《礼物》中,他这样写道:“人们将灵魂融于事物,亦将事物融于灵魂。人们的生活彼此相融,在此期间本来已经被混同的人和物又走出各自的圈子再相互混融:这就是契约与交换。”[5]45莫斯从不同地域、种族、部落的有关礼物交换的民族志中得出人与物的“混融”、物的“曼纳”现象帮助我们重新思考人与物的关系以及探讨物的文化意义和功能[5]140。与商品的作用是将人与物直接发生关系相比,礼物的作用是物作为一种中间形式来连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两种物的形态虽然有其各自独立的价值作用,但是在与人相处的过程中都发挥着物的整体效应。英国着名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是涂尔干、莫斯的坚定支持者。在她早期的着作《洁净与危险》中,道格拉斯分析认为,物的洁净和肮脏的分类是社会结构和文化秩序建构的结果,她写到:“没有哪套特定的分类象征可被孤立地理解,但我们仍然有希望,即在所研究的文化中通过其与总体分类结构的关联来找出这些分类象征的含义。符合秩序的物被赋予了洁净的(有序的)意义,在秩序之外,或对秩序有威胁和破坏性的物被视为危险的不洁(无序)之物。”[6]在涂尔干和莫斯的影响下,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开启了物的符号研究。他从《野性的思维》里看到:物不仅在自然层面满足人的实用需求,更重要的是物作为指涉意义的符号,是人构建文化系统的要素[7]。罗兰·巴特将研究对象转向大众流行文化符号。如果说列维-斯特劳斯将索绪尔的语言学引入人类学建立了结构人类学,并把结构主义的方法推向语言之外直指原始文化的话,那罗兰·巴特将结构主义的方法推向现代文化和日常生活研究。在巴特看来,意识形态系统是符号系统,文化中的事物都是携带着意识形态讯息的符号,例如,旗帜、标语、服装、玫瑰花都是讯息[8]。总体来看,以上学者主要聚焦于总体性的社会结构、文化秩序、集体意识。他们对“符号—文本”的考察试图说明物作为符号和社会事实的相互解释关系,也就是涂尔干所说的“用社会事实解释社会事实”。总之,物作为符号是社会事实的表征,符号的意义有助于社会结构的建立和社会秩序的维持。但显而易见,物质文化并非只作为符号、文本,我们的身体和我们朝夕相处的人和物也确确实实存在着,也就是说,将物质文化视为符号并不意味着要对存在视而不见。因此,现象学为我们提供了另一条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