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优的分权和激励安排_一个正式模型

南 开 经 济 研 究NANKAI ECONOMIC STUDIES 2010年 第1期 No.1 2010111最优的分权和激励安排：一个正式模型杨其静∗摘 要：本文将工业化和城市化理解为是一个资源从低效部门向高效部门转移的过程。

借助一个正式模型，本文证明中央—地方分权下的辖区竞争将促使地方政府向工商企业提供尽可能多的帮助之手，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但与此同时，财力有限的地方政府也将向弱势群体伸出掠夺之手，从而危害了社会和谐。

因此，中央政府必须设定恰当的政绩考评体系，并赋予地方政府恰当的权力，以便促使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与维护社会和谐之间做出恰当的权衡。

关键词：分权；激励合约；增长；社会和谐一、导 言在上世纪90年代现代的联邦主义被提出(Weingast ，1995；Buchannan ，1995)，强调中央—地方分权可引发的辖区间对流动资本的竞争，促使地方政府构建友好的商业环境，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

在中国，除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权外，权威政治体制的保留是另一个制度特征，由此也就有了所谓的中国式联邦主义(Montinola e t al.，1995)。

随后，一些经验研究也证实财政分权、与国企进程、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Jin e t al ，2005；林毅夫、刘志强，2000；张晏、龚六堂，2006)①。

当然，学者们也逐渐意识到分权和辖区间竞争可能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副效应，比如全国性的公共投资不足(Davoodi and Zou ，1998)，教育、医疗等一般性公共品供给不足(Qian and Roland ，1998；傅勇、张晏，2007)，辖区间发展失衡(Cai and Tre isman ，2005)，地方保护主义(Young ，2000；周黎安，2004)，以及在安全和环境保护方面的恶性竞争(Oate s and Schwab ，1988；杨瑞龙等，2007)。

这就意味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央—地方的分权关系和官员政绩考核体系都应该做调整(严翼、陆铭，2003；王永钦等，2007)。

然而，至今为止，还缺乏文献严谨地考察最优的中央—地方分权和激励安排应该是什么，是如何决定的及其相互关系是什么②。

鉴于此，本文将尝试着做一些研究。

∗ 杨其静，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企业与组织研究中心，(邮编：100872)，Email ：qijing_yang@ 。

本研究得到了“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专项课题”和“教育部新世纪人才计划”的支持。

剑桥大学Reader Ha-Joon Chang 和香港大学Prof. Stephen Y . Chiu(赵耀华)提供了宝贵的修改意见。

参加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契约与组织理论研讨班”的师生也提出了有益批评；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意见；文责自负。

① 张晏，龚六堂（2006）的实证研究发现，只是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

② 在联邦主义框架下，虽然有少数文献以民主体制为背景讨论最优选举制度，比如，选区设定(Seabridg e, 1995)，但似乎还没有文献以中国这样的权威政治体制为背景，讨论中央与地方的最优分权和政绩合约。

杨其静：最优的分权和激励安排：一个正式模型112 我们将研究置于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即在一个资本稀缺、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努力将资源(比如，土地、环境、劳动力等)从低效率部门(比如传统农业)或者闲置状态向高效的现代部门转移，以图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

在这个过程中，为了克服高昂的交易成本，政府被要求参与到相关的资源的交易中。

然而，为了营造友好的商业环境，且向投资者和工商企业提供尽可能多的帮助之手，财力有限的地方政府将有可能向弱势的居民伸出掠夺之手，即要求后者与之进行不公平交易。

虽然这可能带来经济增长，但却危害着社会和谐。

不过，地方政府将如何在这两者之间做出权衡，取决于他们的政绩如何被考评和被授予多少行政资源来完成相关任务。

因此，中央不仅要将恰当的权利赋予地方官员，而且还需要设计出恰当的激励合约来诱导地方官员的行为，以便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之间实现某种平衡。

本文采取逆推法的方式来展开分析①。

首先，在给定中央—地方分权和政治激励安排的情况下，讨论地方政府的最优行为策略。

随后，讨论在给定分权安排下中央为地方制定的最优政治激励安排。

紧接着在第四部分讨论中央授予地方对相关资源的最优处置权安排。

最后是简单的结论。

为了行文方便，我们以地方政府参与土地交易为背景展开分析，虽然本文模型中的“土地”也完全可以被理解为环境、劳动力、知识产权保护等。

二、地方政府的最优策略我们设想在一个资本稀缺的发展中国家，中央政府将发展经济和社会和谐的行政职责下放给某一级两个同质的地方政府i 和j 。

在期初，每个地方政府拥有相同的辖区面积和人口数量N ；而且，根据分权安排可获得地方财政收入0t Z Ny =，其中0y 为人均GDP ，t (0,1)∈为地方税收比例。

由于1单位资本品必须与λ单位土地结合才能形成现实的生产能力，因此每个地方政府还被允许在任期内征用和开发L l N =⋅单位土地用于吸引资本和发展地方经济，其中[0,1]l ∈。

虽然这些土地正被用于低效的传统农业生产而产值很低(不妨令其为0)，但非农业的土地需求力量决定了其市场价值为0L p >。

为简化分析，不妨令资本品的价格为1K p =，则土地的价格为1L p p =×。

若地方政府i 以实际价格()ie a p p ≤向投资者供给土地，则可形成资本品1=(1)ie i K a p F λ−+，其中i F 是预期可吸引的流动资本数量。

不过，只有当地方政府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i I ，在本届政府的任期末，才可形成经济增长i i i G vI K αβ=，并由此增加社① 在另一篇论文《分权、增长与不公平》（《世界经济》2010年即将刊出）中，作者利用比较制度分析方法实证性地分析了辖区封闭、辖区间对流动资本的常规竞争和辖区间展开锦标赛等3种制度环境下地方政府．．．．的策略性行为。

事实上，本文就是在上述实证分析(positive analysis)基础上，站在中央政府．．．．和社会福利．．．．的立场上所展开的规范性分析(normal analysis)。

为了使本文故事叙述得更为自然和完整，作者应匿名审稿人和责任编辑的要求，而将前一篇论文的部分内容在下一小节中做了精简性的复述，其目的是为了展示本文的研究背景和逻辑基础。

南 开 经 济 研 究NANKAI ECONOMIC STUDIES 2010年 第1期 No.1 2010113会福利为ln i G ，其中非负的参数1αβ+=。

不过，在此之前，地方政府i 还必以实际价格()ir a p p ≤向居民征用所有L 单位土地，以防止错失相关权利和发展机会。

然而，这种不公平的交易必然引起相关居民对政府和社会的不满，而损害社会福利ln i ir E lp a =①。

可见，地方政府的上述行动对社会福利的影响为：ir =ln ln a i i W G lp +若中央赋予经济增长在政绩考核中的权重为[0,1]h ∈，则地方政府的预期效用为： 1=ln (1)ln i i U h G N h lp −+−ir a因此，当给定分权安排(,,)N Z l 和政治激励合约(,1)h h −，则地方政府i 将通过选择恰当的征地和售地价格、基础设施投资来争夺潜在的流动资本2F ，以便实现自己的效用最大化，即：(,,)max ln (1)ln ir ie i i i ir a a I U h G h lp a =+−s.t.1 (1)ie i ie ir i Z a p F a p La p I λλ−+⋅++≥ (1)j i i jy y F F ∂∂=∂∂ (2) 2i j F F F += (3) 其中：式(1)是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条件，其中左侧第二项表示预期的售地收入，右侧第一项表示征地支出；式(2)表示在均衡时流动资本在两地的边际收益应该相等。

基于此，根据拉格朗日方法可获得地方政府i 的最优决策②：*ir a ＝1h N η−，*a ie ＝111[()1](p )1h F F βληα−−−+−+，*i I ＝()1h F αηα⋅++； 并预期可获得经济增长：i v (1h F G αβαβηα=++，其中1/(1)(1)Z F h lp h ααη++=−+。

由此，我们很容易发现：当经济增长在政绩考核中的权重增加，则会刺激地方政府向投资者提供折价比例更大的土地和更多的基础设施，从而赢得更多的预期经济增长。

然而，为了营造这些友好的商业环境，财力有限的地方政府将以更加不公平的价格征用土地，以缓解其预算约束，从而更容易引发相关利益主体的反对而危害社会稳定。

① 更严谨的表述可能是ln i ir E lp a τ=其中参数()0τ>的大小，取决于特定的政治经济制度、社会文化等因素。

由于这会导致数学计算非常复杂，但又不能改变主要结论，故仍然选用了ln ir E lp a =。

② 逆推法求解。

第一步，根据式(2)和式(3)得到资本流动而达到均衡的条件i F =/()i ie i ie j je 2FI 1a p βαβαβαλ−+；第二步，利用对称性假设，即均衡时必然有i j I I =，ir jr a a =，ie a = je a ，从而求得最后的解。

杨其静：最优的分权和激励安排：一个正式模型114三、最优激励合约鉴于此，中央政府应该为地方政府设定一个合理的激励合约，以便他们在增加，增长和社会和谐之间的权衡最有利于增进社会总体福利，即1(1)max ln[()]ln[1i h hF h N W v lp αβαβηαη−−=+++ 由于220i W h ∂<∂，因此使得0i W h∂=∂的*h 就是社会最优解。

通过计算，可得： *(1)()2(1)(12)Z lp F h Z lp Fαααα++−+++−= 命题1：为了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经济增长在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中的最优权重应具有性质：*0h z ∂>∂，*0h p ∂<∂，*0h F∂<∂。

该命题所表达的含义非常直观。

(1)若地方政府被授予的财力较强，则中央政府可以加大经济增长在地方政府政绩中的权重。

或者说，若中央要求地方政府更多地承担起发展地方经济的职责而强化对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考核力度，则必须授予地方政府更多的财力，即事权必须与财权相匹配。

这是因为，如果地方政府从财政分权中获得的财权有限(t )，或者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低(0y )，且辖区狭小(N )，从而财力有限(Z )，但却被要求承担发展地方经济的主要责任，那么他们将很可能对弱势群体(比如，农民、打工者)采取非公平交易来获取资源，来营造友好的商业环境，参与辖区间对流动性资本的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