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土地非农化市场农民的地位——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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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威烨[1];王明黔[1]
作者机构: [1]贵州大学经济学院,贵州贵阳550025
出版物刊名: 中国市场
页码: 27-28页
年卷期: 2020年 第34期
主题词: 不完全契约理论;城市农民工;边缘化危机
摘要:改革开放至今,由于政策法规的不完善致使大量农民工滞留城市,无法融入城市主流社会,被动处于边缘地位,这给中国的城镇化可持续发展带来了许多显在和潜在的影响。
鉴于农民工边缘化问题与制度经济学的前沿研究成果——不完全契约理论中的许多机制存在着内在逻辑关系,因此,文章运用经济学研究中的规范分析方法,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视角对此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研究表明,城市农民工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被动处于边缘化地位受到不完全契约理论中的参照点效应、剩余控制权、专用性投资等机制的影响。
绪论单元测试1.国土空间规划中的三类空间不包含哪个空间()。
A:城镇空间B:生态空间C:国土空间D:农业空间答案:C2.国土空间规划分级中不包含下列哪一级()。
A:省级B:乡村级C:乡镇级D:国家级答案:B3.国土空间“双评价”指的是()。
A:空间限制性评价B: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C:可持续发展评价D: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答案:BD4.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审批体系的原则()。
A:提高科学性B:加强协调性C:体现战略性D:注重操作性答案:ABCD5.目前我国国土空间规划由增量规划向存量规划转型。
()A:错B:对答案:B第一章测试1.以下哪些内容不属于国土空间规划的核心概念()。
A:实施与监督B:国土与需求C:空间与布局D:规划与目标答案:A2.下列不属于市场失灵的表现是()。
A:公共物品缺失B:外部性C:垄断D:不正当竞争答案:D3.“三生空间”包括以下哪些内容()。
A:生存B:生活C:生产D:生态答案:BCD4.以下哪些属于联合国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A:陆地生态B:消除贫困C:社会平等D:体面工作答案:ABCD5.PRED系统理论是指人口、资源、环境、发展的问题,各要素相互作用影响、相互制约。
()A:错B:对答案:B第二章测试1.什么是城市化进程中城乡冲突的核心()。
A:文化B:人口C:政策D:土地答案:D2.“市民参与的梯子”理论中最顶层的方式是()。
A:权利代表B:合作C:市民控制D:征求意见答案:C3.区域协调发展的三个条件()。
A:改善迁移B:去中心化C:加强集聚D:消除分割答案:ACD4.城乡冲突中的资源冲突包涵哪些方面()。
A:耕地保护B:基础设施建设C:环境污染D:湿地保护答案:ACD5.竞租是空间经济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是一个“意愿支付租金”的虚拟概念。
()A:对B:错答案:A第三章测试1.省级国土空间规划的核心是什么()。
A:强化中心城区B:市域统筹C:政策总纲D:落实答案:C2.以下哪项不属于土地利用规划分区的原则()。
谁来提供城镇化过程中的公共物品杨振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享受到的基本公共服务差距,俨然已构成城乡差距的重要内容。
近日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指出,推进农业转移人口享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
城镇化过程中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是促进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的保障。
防止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公共物品的供给不足,创新公共物品提供的灵活机制,破除妨碍公共物品提供的制度性障碍,是新型城镇化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公共物品的供给历来是经济学难题城镇化是伴随经济发展而形成的一个自然过程,城镇化过程中需要提供大量的公共物品以满足“新城镇居民”和城市规模扩张的外在需求,而公共物品的供给历来是经济学难题。
公共物品通常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非竞争性是指一个人对该物品的使用不影响他人对该物品的使用程度,非排他性是指一个人对该物品使用无法阻止其他人使用。
公共物品往往会出现供给不足的情形,供给不足的根源在于市场的失灵,依靠市场机制解决公共物品面临着定价和收费的难题:如果按照边际成本定价,增加一个公共物品的使用者而增加的边际成本为零,因此即使收费,收费也应该为零才符合经济效率;如果按照平均成本定价又面临着平均成本无法核算的困境,同样,即便能够准确核算出其平均成本,由于收费的困难,成本的分担也是一个难题。
城镇化过程中的农村基础设施、社会保障、义务教育等都具有公共物品属性,因而其供给也面临着诸多难题。
然而,公共物品的私人供给也并非没有先例,只要有合理的制度安排,公共物品由私人提供可能更有效率。
城镇化过程中的公共物品,有的虽具有公共物品属性,但在供给过程中同样出现了私人供给模式且更有效率。
谁来提供城镇化过程中的公共物品传统观点认为,公共物品就应当由政府、靠财政来提供。
公共物品是否一定要由政府提供?调研中,我们发现城镇化过程中公共物品的供给存在多种方式,并非全部由政府来买单。
成都市城镇化过程中的新农村建设实践表明,政府、农民集体以及社会资本都可能成为公共物品的提供者。
农地非农化中不同利益主体博弈行为分析肖轶;魏朝富;尹珂【摘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的加剧扩张和建设用地需求的不断增长而带来的农地非农化在近年来表现得尤为突出,已经严重影响着我国的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因此,从决策主体行为出发,研究农地非农化问题,对于我国城市化的正常推进以及农地的有效保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从博弈论的角度探讨农地非农化过程中相关利益主体的行为倾向和博弈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中央政府应该加大给予地方政府和农民进行耕地保护的奖励以及提高违规的惩罚力度,抑制农地非农化的速度,遏制违法占用,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减少耕地资源的闲置和浪费;(2)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应完善相关政策,缩小城乡土地价格差异,提高征地补偿标准,逐步建立公正的补偿机制和科学合理的补偿标准;(3)地方政府应进行土地利用制度和模式的创新,注重力拓土地后备资源,盘活存量资源,减少建设占用农地,不仅能有效地解决经济建设和耕地保护的两难困境,而且能有效地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合理利用.【期刊名称】《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年(卷),期】2011(021)003【总页数】5页(P89-93)【关键词】非农化;不同利益主体;博弈【作者】肖轶;魏朝富;尹珂【作者单位】西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重庆,400716;西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重庆,400716;重庆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重庆,400047【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F293.2农地非农化是城市化进程顺利推进的空间保障,是土地资源配置的过程,也是土地增值的过程。
伴随着人口增加、经济增长和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农地非农化问题已日益成为研究者们密切关注的课题。
近年来,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农地非农化与经济发展间关系的探讨[1-2]、农地非农化对土地保护和生态环境的影响等[3-4]。
重庆市作为城乡统筹试验区,农地非农化现象十分突出,追寻近年来重庆市土地利用的轨迹可见,每年有大量耕地转化为建设用地,并且这个速度还在递增,造成大量农地非农化以及耕地资源浪费的原因与土地利用过程中相关利益主体的行为倾向和博弈行为有着直接的关系。
《乡土中国》信息类文本阅读试题精选一、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从远古神农氏开始,中华先祖就开始种稻、黍、稷、麦、菽五谷为食,制耒耜劳作工具为耕,种麻纺线成布为衣,磨制器物为家什,完成了从山上狩猎、水中渔猎到定居生活的转变,实现了从蒙昧到文明的过渡,开启了农耕文明之先河,这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深厚的滋养。
农耕文明是世界上存在最为广泛的文化集成,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中国农耕文明集中升华了亿万民众的实践经验,反映了中华民族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规律的认识和把握。
农耕文明不仅包括农业生产技术,还包括相应的生产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思想观念、生活礼俗、民族心理等文化形态。
从中国特色的农事节气,到大道自然、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从各具特色的宅院村落,到巧夺天工的农业景观;从乡土气息的节庆活动,到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从父慈子孝的祖传家训,到诚信重礼的乡风民俗,无一不是中华农耕文明的鲜明标签和重要表现。
农耕文明不仅直接影响了农业生产,还间接影响并塑造了中华文化的个性和特质。
聚族而居、精耕细作的农业文明孕育了内敛式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农政思想、乡村管理制度等。
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中华农耕文明与儒家文化及其他文化经过不断碰撞融合,形成了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家国一体、天下为公、大同世界、和谐向善、诚信包容、尊尊亲亲等独特的文化内涵。
这些文化内涵早已渗透进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润物细无声般影响着中国人的生产生活。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
”“兴文盛礼乐,偃武息氓黎。
”……品味着这些古老的歌谣,我们仿佛看到一幅绵延千年的农耕文明演变图景。
在城市文明、工业文明快速发展的当代,古老的农耕文明并没有过时,反而愈发彰显出独到的价值和无穷的魅力。
农耕文明不仅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干成分,也是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不可多得的资源宝库。
因此,我们必须将其更好地传承和发扬下去。
一方面,要善待历史的馈赠,切实发掘好、保护好优秀农耕文化遗产,积极培育乡土文化人才,支持农村地区优秀戏曲曲艺、少数民族,文化、民间文化等传承发展:另一方面,要积极运用现代文明的价值理念去滋养农耕文明,推动农耕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
城市化对农村地区的影响的辩论辩题正方,城市化对农村地区的影响是积极的。
首先,城市化可以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经济发展。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农村劳动力可以转移至城市,参与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从而提高了就业率和人民生活水平。
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显示,全球城市化率每提高1%,就会带动农村人口减少0.2%。
这说明城市化对农村地区的就业机会有着积极的影响。
其次,城市化可以改善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政府将会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投入,改善农村地区的道路、水电、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并提高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
这将大大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
正如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大力推进城市化,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得到了显著改善,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
最后,城市化可以促进农村地区的文化交流和信息传播。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农村地区与城市之间的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信息传播更加便捷。
这有利于农村地区的文化发展和知识更新,提高了农村居民的文化素养和综合素质。
正如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所说,“城市是文明的摇篮”,城市化可以带来文明和知识的传播,对农村地区有着积极的影响。
综上所述,城市化对农村地区的影响是积极的,它可以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经济发展,改善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促进农村地区的文化交流和信息传播。
因此,我们应该积极推进城市化,为农村地区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
反方,城市化对农村地区的影响是消极的。
首先,城市化导致农村地区人口外流,加剧了农村地区的人口老龄化和留守儿童问题。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大量的年轻劳动力涌入城市,导致农村地区的人口外流,加剧了农村地区的人口老龄化和留守儿童问题。
据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农村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率已经超过20%,留守儿童数量超过1000万。
这说明城市化对农村地区的人口问题有着消极的影响。
其次,城市化导致农村地区资源流失和生态环境恶化。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农村地区的土地资源和水资源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导致农村地区资源流失和生态环境恶化。
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产生原因解析摘要: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的产生原因是一个十分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问题。
本文对其作了文献述评,探讨了土地股份合作制的理论本质,即分成制。
本文认为以农地非农用收入为主的社区型土地股份合作制的产生原因是集体成员权约束下不断增值的集体收入的第二次分配;以农地农用收入为主的社区型土地股份合作制的产生原因是规避市场风险,节约交易成本;农民自主组建的土地股份合作制的产生原因是分散风险,提供激励和甄别企业家才能。
关键词:土地股份合作制分成制产生原因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发轫于广东南海以来,在全国各地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
近几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社会条件的转变和国家发展战略地调整,土地股份合作制又一度成为理论界热烈讨论、实践界纷纷探索的热点问题。
然而,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为什么会产生?在相同的条件下为什么有些地方产生了土地股份合作制,而有些地方则没有?不同形式的土地股份合作制产生原因相同吗?如果不同,那分别是什么?这些带有源头性质的问题,理论界进行了大量研究,但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矛盾分歧较大。
本文尝试对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的产生原因进行具体解释和分析。
本文结构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对已有文献做一个回顾和评述;第二部分是阐述土地股份合作制的理论本质;第三部分是对土地股份合作制的产生原因进行解析;第四部分是小结。
一、文献回顾和评述对于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的产生原因和条件,已有的研究文献进行了多层次多视角的探索,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六种说法:(一)利润与矛盾说。
这是一种最普遍最宽泛的解释。
当外部利润凸显,原有的体制导致村庄内外面临许多矛盾,通过土地股份合作制制度创新来协调和化解这些矛盾。
如农村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因征地补偿导致的村集体和农民与政府之间的矛盾以及征地收益和集体经济收益在村集体与农民、农民与农民之间分配不均衡的矛盾;在家庭承包责任制下,人地合一的“凝固效应”与农业结构调整、农业规模经营、农村劳动力转移之间的矛盾以及小农经济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在农村城镇化、现代化过程中,土地分户承包、农民分散住居与村庄统一规划和统一管理之间的矛盾。
社会学:乡村社会学考试资料三1、填空题()属于社会交往的活动。
正确答案:朋友谈心2、名词解释土地股份合作制正确答案:属于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一种产权制度安排,即在按照人口落实社员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基础上,按照“依(江南博哥)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将农民的承包经营权转变为股权,流转给经营组织经营,经营收入在扣除必要的集体积累以后按照社员的股份进行分配。
3、问答题社会现代化的涵义和内容正确答案:社会现代化是指人们利用近、现代科学技术全面改造自己生存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的过程。
内容:第一,经济现代化。
经济是社会的基础,经济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经济现代化是以生产方式的现代化为特征的,它包括生产手段的革命性变化和合理的产业结构的形成,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增长。
第二,政治民主化。
民主和广泛的社会参与是现代政治的重要特征,但这种民主并不意味着无休止的利益争斗和低效率,而是以制度化和效率为基础的。
这就是说现代民主是以效率为特征的,政治现代化是以民主和效率为标志的。
第三,组织管理的现代化。
现代组织管理则强调合理的分权和明确的规则,并通过受规划约束的分权实现组织运行的高效率。
现代管理的突出特征是科层化。
第四,城市化。
在现代社会中,工业化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劳动人口及其家属也向城市转移,于是城市化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特征。
第五,生活方式的现代化。
现代社会以发展经济为基础,以追求个人生活水平的提高为动力,人们倾向于科学的、实际的态度对待生活,从而表现出世俗化特征,即人们的生活不再由“神圣的”理念来支配,而是关注自己的现实生活。
第六,人的现代化。
人是社会的主体,人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生产者、消费者。
没有人的现代化,也难有社会的现代化。
4、单选属于中国早期的社会调查的著作是()。
A.《定县社会概况调查》B.《清河:一个社会学的分析》C.《沙南农民调查报告》D.《华南乡村生活》正确答案:D5、填空题由于人们的兴趣相同而结成的群体是()正确答案:趣缘群体6、填空题人文环境失调包括()失调、()失调两个方面。
浅析土地非农化过程中失地农民保障问题作者:徐倩段鹏辉来源:《价值工程》2010年第08期摘要: 土地非农化是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内在要求和表现形式,是人口增长、经济发展,以及工业化、城市化的必然产物。
土地非农化过程中,很多农民失去了土地,而且由土地引发的失地农民的权益保障问题也凸显出来。
本文主要分析了土地非农化对失地农民产生的影响,并探讨解决失地农民权益实现的政策性思考和建设。
Abstract: The non-agricultural land is the inherent requirements and form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bjective laws, the inevitable outcome of the population growth,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During the process of non-agricultural land, many farmers lost their land, some problems caused by the interests of landless peasants were promin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the non-agricultural land to the landless peasants and explores the policy thinking and construction on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landless peasants.关键词: 土地非农化;失地农民;农民保障Key words: non-agricultural land;landless peasant;guarantee for peasants中图分类号:F323.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08-0241-020引言国土资源部地籍管理司数据显示:截止2007年10月31日,全国31个省(区、市)土地调查总面积142.60亿亩(未包括港、澳、台地区),其中建设用地4.91亿亩,占3.4%,且2007年度全国净增建设用地568.4万亩,其中,占用农用地478.0万亩。
城市化对农村发展的影响辩论辩题正方辩手观点:城市化对农村发展有积极影响。
首先,城市化能够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与农村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农村产品能够更快速地进入市场,农民收入也会相应增加。
据统计,中国农村人均收入在城市化进程中逐渐提高。
其次,城市化能够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
城市化过程中,政府会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投资,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水平,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
最后,城市化可以带动农村产业升级和转型。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农村地区的产业结构也会发生改变,传统的农业产业逐渐向现代化、多元化发展,这对农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名人名句,毛泽东曾说过,“农村包围城市”,城市化可以带动农村的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经典案例,中国的精准扶贫政策,通过城市化进程,帮助农村地区脱贫致富,改善了农村居民的生活条件。
反方辩手观点:城市化对农村发展有消极影响。
首先,城市化导致农村人口大量外流,造成农村劳动力短缺。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农村地区的劳动力大量外流至城市,导致农村地区的劳动力短缺,影响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其次,城市化加剧了农村资源环境的恶化。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村地区的资源环境受到破坏,土地资源过度开发和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影响了农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最后,城市化拉大了城乡差距。
城市化过程中,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相对落后,农村居民的生活条件得不到改善。
名人名句,朱自清曾说过,“乡愁是一张小小的车票,我在这头,黄鹂在那头。
”城市化加剧了农村地区的人口外流,加剧了农村地区的人口流失和乡愁。
经典案例,中国一些农村地区因城市化而面临着资源环境恶化、农村人口外流等问题,导致农村地区的发展受到限制。
在当前城镇化进程中谁是农民?——“路线之争·新三农辩论”系列之四一、当前对三农政策具有重要影响的话语有两种不同类型,一种是实践理性,一种是道德理性。
实践理性关心真相,道德理性关心立场。
前文讲的是实践理性,而当前影响三农政策的还是一个重要方面是道德理性,即是否为农民讲话的问题。
一般来讲,整个社会都有共识,就是农民不仅是中国最大多数的人口,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所作牺牲最大,在当前也处在社会底层,是中国社会的弱势群体。
这个意义上讲,站在农民立场上讲话,就是站在弱势群体一边,在现代社会,这样的站位本身就具有正义性。
没有农民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
只有让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有出路,有前途,中国现代化才可能实现,民族复兴才有希望。
既然农民是弱势群体,站在农民立场上讲话就不会错,为农民说话就不会错。
这样一来,就可能出现决策中不分轻重缓急,舆论中不分是非对错,一律以立场站队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当前中国社会已经高度分化,谁是农民已不是那么容易区分,站在农民一边,保卫农民利益,可能恰恰是保护了强势农民的利益而损害了真正弱势农民的利益,且可能正有人借农民这一身份来说事,以达到其他目的。
二、一般来说,当前中国农民的分化首先表现在区域上,即可以分享到城市经济辐射好处的沿海发达地区及大中城市郊区(包括城中村)的农民,和无法分享到城市经济辐射好处的广大中西部一般农业型地区的农民。
因为可以分享城市经济的好处,发达地区农民经济状况一般都比较好,收入比较高,其中一些人正是外来务工农民租房的出租者。
因为经济发展和城市扩张,被纳入到城市建设规划区内的农村征地拆迁,农民从征地拆迁中获得了远多于之前从事农业生产所可以获得的收入。
少数地区(尤其是珠三角和大城市近郊农村、城中村)农民成为土地食利者。
显然,沿海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郊区农民是农民中的强者,这个强者群体中,最受到媒体关注并从农民身份中获益的是征地拆迁农民。
不完全契约理论视角下的农户信用行为研究农村金融肩负着为“三农”发展提供金融服务的重要使命,但是受到农民财产权利不完全的束缚,农村信贷制度存在着供需匹配错位问题,制约着农民收入增长和农业产业化发展。
在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出“加快构建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发展农村普惠金融,降低融资成本,全面激活农村金融服务链条”。
普惠金融的“机会平等”体现在农户的贷款申请权利和贷款内容上,普惠金融“商业上的可持续性”需要控制债务人违约行为,但是由于缺少可抵押财产,农户的违约机会成本低,债权人对农户违约行为控制困难。
通过对已有农户信用行为研究文献的分析,文献研究多从信用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缺乏从农户债务契约的角度分析农户信用行为。
契约治理机制的研究文献集中在某一种机制的研究,没有对契约治理机制与行为进行系统性研究;自我履约机制和再谈判机制在农村经济研究中多集中在农业合作组织和农产品销售行为领域,在农户信用行为的研究中应用较少,上述机制在农户缺少可抵押财产时有助于实现契约的事后效率。
由于契约初始阶段存在着不可证实信息,不可能缔结完全契约,本文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的视角,将农户的信用行为分为农户的缔约行为和农户的履约行为两阶段,构建了一个农户信用行为的理论分析框架,通过委托代理模型,分别探讨农户信用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对契约治理机制的行为反应,并基于农户调研数据和案例进行实证检验。
为解决农业产业化的金融支持问题,以及保障普惠金融的落实提供理论上的决策依据。
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有:1.受到财富约束影响的农户的实际债务契约融资成本高于预期水平,虽然长期债务契约关系有利于农户和债权人,但是受到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债务契约关系的短期化加剧农户的融资成本的增加;2.农户的借款决策和借款能力与农户家庭人口数量正相关,农户经济作物的土地面积、社会资本与农户的借款决策正相关,但是影响程度低于家庭人口数量,农户的借款金额与农户债务关系持续期正相关,农户在借款渠道上仍以正规金融机构为主,农资赊购行为虽然普遍存在,但是在回归分析中没有发现对农户借款决策有影响;3.在自我履约机制中,声誉资本由于受到外生金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供给不足的限制,影响到自我履约机制的效率,有抵押物的惩罚对互惠行为有效,但是在农户联保小组内的互惠行为效力有限,信贷员工资激励制度对自我履约机制起到辅助激励的作用;4.不同融资渠道的债务契约弹性不同,农户与债权人在再谈判机制中受到谈判力、对谈判破裂担心的程度的影响,达成的谈判结果不同,契约弹性越大,农户越容易采取侵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但是自身利益也不能得到保障。
第七章(了解)农村文化的含义:只在特定的农村社会生产方式基础之上,以农民为主体,建立在农村社区的文化是农民文化素质价值观交往方式,生活方式等深层心理结构的反映。
(背)农村文化的特征:1.农民是农村文化的主体,2.农村社区是农村文化的载体,3.农村社会生产方式是农村文化的底色(背)中国传统农村文化的特点:1.乡土性,2.封闭性,3.相对静态性4.多样性(背)农村文化变迁的原因:1.农村经济发展是农村文化变迁的根本性动力,2.非农化特别是乡镇企业的高速发展加速传统农村文化的变革,3.传统农村文化在城市文化冲击下发生变迁,4.农村文化变迁中的民族性与世界性,5.往返于城乡之间的农民工,是城市文化的传播者,把城市的现代文化引入农村,促使农村传统文化的变革。
(背)城乡文化交流的特征1.随着人口流动加快,城乡文化交流正进入一种持续和广泛的状态2.城乡文化交流中,形式上出现多样化3.农村地区经济的稳步发展为城乡文化交流提供了物质性基础4.加快农村地区的精神文明建设,是城乡文化交流中农村文化在建的一个关键因素5.城市文化在城乡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增大和范围扩大(背)中国民间信仰的特征1.功利性和世俗性2.多神性和包容性3.蒙昧性和神秘主义4.地方性和统一性第八章(背)农村教育的含义:1.农村教育具有过渡性特征,2.农村教育对象具有特殊性,3.农村教育目的具有特殊性(背)农村教育的功能:1.农村教育应立足于提高农村人口素质农村人口素质低,造成一系列问题,一是农民思想观念陈旧,不易接受新知识,新技术,二是农民的心里素质非常脆弱,怕担风险,不敢应用科技成果,三是农民对新技术,新成果,新信息反应迟钝,缺乏接纳,消化吸收能力,四是影响了农民对下一代进行人力投资的欲望,进而使其陷入科技文化素质低—人力资本投资少—贫困—科技文化素质低的恶性循环。
2.农村教育是实施科教兴农战略,促进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农业的根本出路,在科技和教育发展,农村教育事业是落实科教兴农战略的根本措施,大力发展农村教育,推动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繁荣农村经济,实现农业现代化,科技是关键,教育是根本,必须加强农村教育,这是一项根本性的,长期的战略任务。
对农民寻求非农活动的社会学阐释(一)在理论上, 向来有两种彼此“对立”的视角: 整体论和个体论。
前者在研究农民由乡村向城镇迈进寻求非农职业和城市生活的时候, 关注于宏观的结构性、制度性因素的制约作用(甚至被叫做“决定作用”), 认为个人不过是社会关系的载体和体现, 而具有整体意义的社会关系和结构, 才是解释社会变迁的关键因素。
换句话说, 社会宏观结构层面上的种种关系,如城乡关系, 工农关系, 经济上的发达地区(或国家)与欠发达地区(或国家)的关系, 经济-政治-文化上的中心与边缘的关系,等等, 是制约农村劳动力要不要、能不能、以及怎样由传统农业向非农特别是城镇的工业和服务业转移的源头, 也是转移以后这些个人又将如何生存、社会整体又将怎样演变的起因。
整体论研究视角的理论渊源, 可以在自称受到马克思深刻影响的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中找到。
后者则把变迁的关键归结为行动者主体, 认为不是社会整体, 而是微观上的个人, 凭借对资源的占有情况和对市场信息的了解程度而在现有的务农收益和外出从事非农的预期收入之间作出的“理性选择”。
除了古典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之外, 在很大程度上, 这一视角是与韦伯传统有密切关联的,尤其是社会学中的所谓“现代化”理论, 其把社会的变迁归结到行动者个人作为有理性的主体在投入/产出上的计算和在价值观上的改变。
随着各个行动者个人在观念和行动上的改变, 社会整体(如果的确有所谓整体的话)也就改变了,最终将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
本文作者一方面承认,上述看来相互对立的理论各自都在自己所限定的范围内–或者在宏观上或者在微观上–有其理论解释的力度, 另一方面又深深感到,这种在整体与个体、宏观与微观两个极端上提出问题并试图解决问题,又都有其不可克服的内在困难。
当然, 如何克服社会学理论中的这一“经典性难题”,一直是理论家们苦苦追求的目标,也是在经验研究中无法绕开的障碍。
而且, 试图仅仅简单地将上述对立着的两极凑在一起是无济于事的。
关于中国农村土地私有化的辩论[美]卢克•埃里克森著官进胜译2008年4月28日网站刊登了卢克•埃里克森题为《耕者无其田:中国农村土地私有化的必然结果》的文章,分析了当前世界垄断资本在全球和中国大力推动土地私有化这一现象,认为其托辞是“耕者有其田”,而其真实本质是为资本夺取中国土地大开方便之门。
作者认为“耕者无其田”将必然加剧中国农村和农业的危机,并将最终动摇中国社会的稳定。
作者还以详细的资料揭露了当前推动中国土地私有化最卖力的国际机构——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的黑暗历史记录,这将使我们对土地私有化浪潮保持高度警惕。
文章内容如下。
关于农村土地私有化的辩论中国农村最近出现了针对现行土地政策的抗议活动,国际社会给予了广泛的关注。
西方主流报纸《金融时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与《华盛顿邮报》都对中国农民的抗议活动进行了报道。
美国的农村发展研究所和卡托研究所持续支持中国及其他国家的土地私有化,也对这些报道进行了政策分析,并认为私有化是消除贫困与社会不稳定的解决方式。
黑龙江省最近发生了“土地抗议活动”,并引发了中国其他地区类似的抗议活动,农民要求重新掌握集体土地,以阻止地方官员把集体土地出售给大型私人企业。
然而,西方媒体却误解为中国农民要求私有化。
其实,农民的真实目的恰好相反,他们是在阻止集体土地的大规模私有化以及集体土地被少数社会精英占有。
农民看到耕地、森林、草场这些集体财产被卖给私人投资者和公司,他们便以各种方式进行反对,包括要求把土地平均分配给每家每户。
在这些抗议活动中,农民并不是认为私有制优于公有制,而实质上他们想把集体土地从腐败的官员手中夺回,以阻止官商勾结侵吞集体资产。
西方主流媒体文章乌托邦式的分析与卡托研究所和农村发展研究所的观点一致,认为土地私有化、土地集中到少数优秀农民手中以及多数农民城镇化,将会提高农村地区的效率和生产,促进国家的总体发展,最终实现繁荣昌盛。
这一观点建立在对美国发展模式的线性和有限的分析之上,表明了他们几乎不了解中国迥然不同的历史与现实,同时也显示出这些观点背后的政治设想与企图。
2017·01经济学中的契约或者说合同概念,将所有的市场交易(无论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显性的还是隐性的)都看作是一种契约关系,并将此作为经济分析的基本要素(肖卫,2009)。
在个体完全理性和完全竞争的环境下,个体之间能够通过不断地订立契约达成交易,但由于在现实交易过程中,契约双方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交易过程中所产生的交易成本、信息不完全性和信息的不对称性,以及契约方在契约过程中不确定的偏好秩序等因素的存在,使得交易不能达到完全均衡的状态。
在土地非农化市场中,作为市场交易主体之一的农民,并不是主动进入土地非农化市场而是在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被卷入到市场中,而这个市场并不是完全竞争条件上的市场,农民作为非农化土地的供给者进入或者退出市场不是完全自由的,它受国家意志代理人的控制,小农自身的生存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岌岌可危。
农民和外来户作为两个“有限理性”的主体,其所交易土地的行为有较大不确定性,特别是在双方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双方交易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交易成本和机会主义行为,导致双方交易的基础是不完全的契约形式而不是完全的契约形式(张涌,2008)。
而在土地非农化交易过程中,由于农民并不直接拥有土地的所有权,因此土地价格收益在农民、农村集体、国家等不同主体间根据其所掌握的产权进行相应分配。
农民在土地非农化市场的形成过程中一直处于被动、弱势的地位。
一、农民的有限理性传统经济理论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他们假设行为实施者具有理性的算计能力,对所处环境的信息有全面了解,他们能够根据自己的偏好,在众多可选方案中选择能够达到帕累托最优的方案,以满足自身的需要。
但现实情况是,行为实施者需要通过各种途径搜集信息以获知可选方案,实施者的计算能力也并不能达到完全理性,再加上外部世界信息获取的有限性和不确定性,并不能完全把握各种可选方案可能产生的后果,从而并不一定达到帕累托最优。
因此,需要用符合实际的理性行为,来取代传统经济理论中“经济人”那种完美假设的理性行为。
符合实际的理性行为,就是符合当事人在其所处环境中实际具备的信息搜寻和分析能力的一种理性行为。
由于当事人受到自身能力包括记忆、计算以及预见能力的限制,所以现实生活中当事人对理性的追求只能是对完全理性的一种无限制的接近而已(尹希果,2012)。
农民作为市场交易的主体,一方面和所有市场主体一样,只能达到有限理性;另一方面受传统小农观念的影响,对市场经济认识不足,传统乡土社会的人情世故也阻碍了土地的商品化进程。
农村土地非农化市场的不稳定均衡性随着区域市场体系的发展将愈演愈烈,逐步导致视野狭窄的农民由于难以判断农村土地非农化市场的价格趋势,无法做出理性的判断导致他的利益受损。
二、农民信息获得的不完全性和不对称性现实生活中的经济主体总是想得到更多关于商品和服务以及其他相关经济主体的信息。
对于商品和服务的更多信息的取得就表现为信息不完全问题,而对于其他相关主体的信息的了解就表现为信息的不对称问题。
在不完全契约的分析框架下,对市场交易双方的契约关系的理解上并不能以完全信息假设为基础,而应该将信息获得的不完全和不对称作为经济主体达成契约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苏志强,2013)。
对于市场中的买方来说,他们在选择与农户进行交易之前,会在更大范围的土地非农化市场中进行考察,以便充分获取有关土地地理位置、价格等相关信息,在各种信息间依据自身的偏好选择合适的交易对象和交易方式。
而作为卖方的农户,其实际掌握的土地资源的供给受需求的影响明显,只有当买方需求出现时,农民作为卖方才将土地投入市场中与买方进行谈判以达成契约。
相较于买方主动进入市场来说,农户是当买方需求信号发出时,才选择是否进入市场,在时间上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受买方预期标准的影响,并不是所有的土地都可以进入到市场中,这是一个单向选择的过程,只有符合买方标准的土地才能进入市场,双方在土地市场中是处于不对称地位的。
相对于买方在土地非农化市场中处于主动地位,农户往往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他们与市场的联系存在着空间上的距离,而且自身对市场机制不明确,导致他们很难直接从市场中获取充分的信息。
由于农户在土地非农化市场中处于信息相对弱势的一方,不完全契约条件下的土地非农化交易也催生了土地经纪人这一角色。
相对于普通农户,经纪人在信息的获取上较有优势,拥有广泛的人脉关系网络,对信息较为敏感。
在乡土社会,土地经纪人这一角色多由乡村精英来担任。
在村庄土地非农化市场形成过程中“土地经纪人”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他们既是农户与上级主管部门沟通的桥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土地非农化市场农民的地位———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雷娜115【城市广角】梁,也是农户与外来买家交易的媒介。
在土地非农化交易市场发展的初期,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胆量冲破政策的红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只是赋予了农户土地的使用权,农民集体组织或村委会作为集体土地的承包方才具有土地的所有权,村民并不敢妄自将土地卖给非本集体农民。
“土地经纪人”依靠自身所拥有的社会资本,组织农民合作,推动了村庄土地的大规模非农化交易。
他们要最终获取收益,需要运用自身的社会资本去处理交易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凭借着自己在区域范围内的声望和资金实力,将相邻农户的土地直接集中交易或者组织农民合作并与农民约定好分成条件;运用与政治精英的个人关系,向村委会申请建房所需的宅基地时,并争取比普通农户缴纳更少的土地补偿费;提前与当地土地管理、城市规划等部门沟通,或者在相关部门监察时及时处理好关系;拥有各种渠道与买家沟通,对更大区域土地非农化市场的信息较为敏感,对当地土地或房屋价格也有一定的发言权和掌控权。
在土地非农化市场中,农民作为被动的接受者所能获得的市场交易信息非常有限,其关于土地价格的信息大多来自于买方从更大区域范围所带来的,信息的不完全性也导致了买卖双方在市场中的不对称性地位,而土地经纪人的出现更加剧了农民在市场中的弱势地位。
三、国家权力掌握着剩余控制权农民被卷入市场,在土地非农化市场中对土地价值的认知不断提高,但由于他们知识的有限性、信息获取中的不完全性使得他们在土地非农化市场中一直处于弱势地位,再加上我国独特的土地所有权制度更加剧了这种弱势地位。
交易成本的存在,造成了契约的不完全性:初始契约不可能详尽地预见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并对其做出可行的规定。
于是,必须有人拥有剩余控制权,对事先无法规定的剩余权利进行控制。
一方拥有的剩余控制权越大,谈判能力越强,得到的剩余就越多(杨瑞龙等,2006)。
我国农村土地实行农民集体所有制,农地所有权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集体依法组织土地发包或对土地进行再调整;特定社区范围内的农民在保证国家和集体利益的前提下通过承包合同等形式按人口或人劳比例平均分配土地,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拥有承包经营权(冀县卿,2007)。
在不完全契约中剩余控制权直接来源于对物质资产的所有权,村集体拥有村域范围内土地事实上的所有权,因此掌握着对土地资源的控制权,当农民每交易一块土地时,都必须征得村集体的同意,并向村集体交纳一笔土地补偿金,而在土地补偿金价格的制订上村集体拥有较强的谈判能力。
土地资源作为一种商品,除了具有一般商品的属性,受供需的关系影响,作为一种战略资源,也受国家权力的控制。
土地资源具有外部性特征,单纯的市场手段无法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因此需要政府力量进行调节。
土地管理、城乡规划等部门作为国家权力在基层的代理人,主要是对国家土地资源、城乡规划进行管理,他们在土地用途管制、土地交易上的收放会对土地非农化市场产生巨大的震动,对土地非农化市场交易中的农户行为产生影响。
农民在处理这些权力关系上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也增加了土地非农化契约达成的交易成本。
一旦更高层级的政府出台政策,农民往往无能为力,他们的权力得不到保障,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土地非农化市场随时面临着终结的可能。
四、结论本文从不完全契约角度分析了农民在土地非农化市场中的弱势地位。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农民被卷入到土地非农化市场中,但由于农民自身有限理性的存在,对信息的不完全性和不对称性的拥有,导致他们无法公平地参与到土地非农化市场的竞争中来。
由于我国特殊的土地制度,在土地非农化市场中农民只拥有土地的使用权,而不拥有所有权,农村集体因为掌握集体土地的所有权,享受着对土地的剩余控制权。
在契约不完全的情况下,土地非农化交易双方需要付出大量的交易成本以达成契约。
借助于不完全契约理论,我们对土地非农化市场中农民的主体地位有了更加深刻地认识,农民在表面上获得非农比较收益,但其在市场中的弱势地位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变,只是以一种更加隐蔽的方式存在。
在现实情形中要改变长期以来小农的这种弱势地位,必须建立专门的渠道帮助农民获得土地非农化的价格收益信息,确保农民在市场中能够获得相对完全的信息。
参考文献:[1]肖卫,朱有志.秩序演进与中国农村改革:一个基于契约经济学的分析[J].制度经济学研究,2009,(02).[2]蒋媛媛,李雪增.不完全契约理论的脉络发展研究[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2).[3]张涌.农地非农化市场中的博弈行为分析[J].集体经济.学术探讨,2008,(08).[4]尹希果,马大来.农民和企业合作经营化土地的演化博弈分析———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J].农业技术经济,2012, (05).[5]苏志强.从完全契约到不完全契约———不完全契约成因分析[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9).[6]杨瑞龙,聂辉华.不完全契约理论:一个综述[J].经济研究,2006,(02).[7]冀县卿,钱忠好.论我国征地制度改革与农地产权制度重构[J].农业经济问题,2007,(12).作者单位:上海大学社会学院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