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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刑事调解之利弊分析兰州市人民检察院屈静随着西方恢复性司法观念的引入与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检察机关刑事调解工作呈现出日渐蓬勃的发展态势。
检察环节的刑事调解，是指被害人与加害人在检察人员的主持下，通过加害人向被害人认罪悔过，求得被害人的谅解，双方达成和解协议之后，由检察院对加害人依法作出不予逮捕、不起诉的决定或者建议公安机关撤销案件。
作为我国刑诉法领域内的新兴事物，检察机关刑事调解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对化解社会矛盾起到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但由于其缺乏明确而扎实的法律依据作依托，没有统一而确定的操作规程进行规制，检察机关刑事调解对司法实践产生的消极影响不容忽视。
一、检察机关刑事调解的积极作用。
（一）社会效益1、有利于弘扬我国“以和为贵”的传统文化。
在我国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儒家的“和谐”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对社会的政治、经济、司法等各个领域都有着极其深厚的影响。
调解自古以来就是传统中国独特的司法形式，其广泛存在于中国民众生活之中，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便宜、灵活。
新中国在法治建设的过程中，曾经一度摒弃过伴随中华民族千年的调解制度，但受西方恢复性司法观念的影响，司法机关重新审视了我们传统文化的精髓——调解制度。
虽然调解制度目前还不够成熟，但终归会成为我国司法领域内主导的纠纷解决方式。
2、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构建社会和谐。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题。
所谓和谐是指各种矛盾和关系配合协调，相生相长，并达到共同发展的一种美好境界。
而对和谐的最大妨碍就是冲突，尤其犯罪更是其中的极端形式。
因此，不断致力于对冲突、犯罪的防范和矫治，不断进行体制创新、法律完善，实现对社会关系全面有效地调整，一直以来是人们不断追求的目标。
而检察机关刑事调解则着眼于修复、弥合被犯罪行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将促使犯罪人重新融入社会作为主要目标之一，是人类社会解决冲突的和谐模式，契合了现代人追求和谐的理想。
论少数民族诉讼语言文字权以刑事诉讼程序为视角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石。
其中，少数民族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语言文字权是一项至关重要的权利，它不仅关系到少数民族当事人能否充分行使诉讼权利，还体现了一个国家法治的文明程度和对多元文化的尊重。
少数民族诉讼语言文字权的法律依据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有着明确的规定。
我国宪法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
”刑事诉讼法也明确指出，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
这些法律规定为少数民族在刑事诉讼中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
然而，在实际的刑事诉讼程序中，少数民族诉讼语言文字权的实现还面临着一些现实的挑战和问题。
首先，语言翻译服务的质量和及时性有待提高。
在一些地区，由于缺乏专业的少数民族语言翻译人员，或者翻译人员的水平参差不齐，可能导致翻译不准确、不完整，影响诉讼的公正性和效率。
其次，法律文书的制作和送达在语言文字方面也存在不足。
部分法律文书未能充分考虑少数民族的语言习惯和文化背景，导致当事人理解困难。
此外，一些司法工作人员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权的重视程度不够，缺乏相应的培训和意识，在工作中未能积极主动地保障少数民族当事人的权利。
为了更好地保障少数民族诉讼语言文字权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实现，我们需要采取一系列的措施。
首先，要加强少数民族语言翻译人才的培养和储备。
通过设立专门的培训机构、提高翻译人员的待遇等方式，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投身于少数民族语言翻译工作，提高翻译服务的质量和水平。
其次，要规范法律文书的制作和送达。
在法律文书中应当使用少数民族当事人能够理解的语言文字，必要时应当提供双语版本，并确保送达的及时性和有效性。
同时，要加强对司法工作人员的培训，提高他们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权的认识和重视程度，使其在工作中能够自觉遵守法律规定，积极保障少数民族当事人的权利。
《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中的有效辩护问题研究》篇一一、引言随着司法体制的改革与完善，认罪认罚从宽程序逐渐成为我国刑事司法领域的一项重要制度。
这一制度的实施，不仅有助于提高刑事诉讼效率，同时也为被告人提供了更为宽大的认罪态度与量刑建议之间的协商空间。
然而，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中，如何进行有效的辩护，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仍然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本文旨在探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中的有效辩护问题，以期为司法实践提供参考。
二、认罪认罚从宽程序概述认罪认罚从宽程序，是指刑事诉讼中，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并对其犯罪行为给予认罚的处罚态度，经过法院的审查与核实，对其采取相对宽大的量刑建议的制度。
这一制度体现了我国刑事司法的人性化、科学化与公正性。
三、有效辩护的必要性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中，有效辩护对于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有效辩护有助于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防止其因缺乏有效辩护而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其次，有效辩护有助于实现司法公正，确保被告人在认罪认罚过程中得到充分的法律帮助与保护。
最后，有效辩护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促进案件的顺利解决。
四、有效辩护的挑战与问题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中，有效辩护面临诸多挑战与问题。
首先，被告人的法律知识储备不足，难以进行有效的自我辩护。
其次，部分地区律师资源匮乏，导致被告人无法获得充分的法律帮助。
此外，部分被告人对法律制度的理解不深，难以理解并运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中的相关权利。
最后，司法实践中存在对被告人权利保障不足的问题，如对被告人的知情权、辩护权等保护不够充分。
五、有效辩护的途径与策略针对上述问题，为实现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中的有效辩护，可采取以下途径与策略：1. 加强法律宣传教育，提高被告人的法律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
通过开展法律知识普及活动、设立法律咨询点等方式，使被告人了解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的相关规定与权利。
2. 完善律师制度，提高律师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中的参与度与作用。
胡旭晟:中国调解传统研究--一种文化的透视【内容提要】调解是古中国最具有文化代表性和最富于文化韵味的司法形式，其源远流长。
调解的形式有官府调解、官批民调、民间调解等，其范围虽仅限于民事案件和轻微刑事案件，但均贯穿了“息讼”、“德化”以及“和谐”等原则与精神，是依法调解和依礼调解的互补，体现了中国传统诉讼文化的最高价值导向。
调解有强大的理论体系和社会观念作基石，故而能踏入雅俗与共的主流文化之列，成为一种长久的文化传统。
在讲求法治的今天，调解因其目的性的需要，更显恒古的价值，亦因其弊端而需理性批判。
【关键词】调解/中国/传统/文化【正文】中图分类号：D9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951(2000)04-0020-16 中国传统社会曾经存在过多种特殊的司法形式，比如春秋决狱、家族司法、调解等等，而其中，调解尤其具有独树一帜的风格和意义。
如果说“春秋决狱”主要是文人士子们的作为，属于雅文化或“精英文化”之列，而“家族司法”主要是乡绅耆老们的生活，属于俗文化或大众文化之列，那么“调解”（或称调处）则是文人士子与乡伸耆老们共同的事业，属于雅俗与共的主流文化之列。
尽管调解的范围仅限于民事案件和轻微刑事案件，也尽管古代中国的法律条文极少提及调解，但事实上，调解构成了传统中国法律生活中最经常、最主要的内容之一（注：清代名幕汪辉祖在《佐治药言》中说：“词讼之应审者十无四五。
”这即是说，“词讼”之中，十之五六付诸调解息讼，而“词讼”（即民事案件和轻微刑事案件）在任何一个社会都占据着法律纠纷的大多数。
），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古中国最具有文化代表性和最富于文化韵味的司法形式，其内涵之丰富与深邃远非其他司法形式可比；当然，同样重要的是，调解乃是中华民族亘贯古今、最具生命力、也最为世界所注目的法律传统。
一、源流（一）调解的原始形式我国的调解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至原始社会。
在原始社会中，没有阶级，也没有国家和法律，但在这个人类初级的社会形态里，却有组织和秩序。
扫码查看研究计划书视频扫码了解更多考博信息中国人民大学XXXX年报考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研究计划考生姓名：XXXXXX考生编号：______报考院系：法学院报考专业：刑法学考生报名号：XXXXXXXXX公元年月日扫码查看研究计划书视频扫码了解更多考博信息报考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刑法学博士研究生研究计划—刑事和解若干问题研究1 研究背景刑事和解制度自20世纪70年代在美、英等国司法实践中适用以来，已有二、三十年的发展历史，目前被许多国家和地区所接受。
引入我国后，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出发给刑事和解下了不同的定义，当前在国内、外较通行的一种表达方式是指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的和解，也被称为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和解(victim offender reconciliation, VOR)，它的基本内涵是在犯罪发生后，经由调停人（通常是一名社会自愿人员）的帮助，使被害人与加害人直接商谈、解决刑事纠纷，其目的是为了恢复被加害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伤害，以及恢复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和睦关系，并使加害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
在我国，刑事和解制度也引发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热烈探讨和积极探索，司法机关也在事实层面大量存在着“刑事和解”，随着中央“要科学分析影响我国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的精神的提出，刑事和解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十分关注的热点。
2 研究目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和为贵”的思想，党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给刑事和解的理论研究造就了时代背景。
再加上我国司法界已有的刑事和解的大胆尝，应否借鉴以及如何借鉴刑事和解制度的问题，已经摆在我国立法与司法界眼前。
我国悠久的调解历史、“厌诉”的文化传统、新时期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以及建设和谐和社的目标设定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和解的事实，均有利于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的建立，作为一项新的制度，如何使之在实践中更完善，并与现行刑事法律制度相衔接，是值得深入思考、研究的重要课题。
刑事和解适用范围的匡定作者：戴承欢蔡永彤来源：《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3期戴承欢1，蔡永彤2(1.湖南文理学院，湖南常德415000；2.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上海201100)摘要：刑事和解指在犯罪发生后，经由调停人的帮助，使被害人与加害人直接商谈、解决刑事纠纷。
刑事和解案件适用范围过宽或者过窄，都有可能导致被害人刑事诉讼程序中重新被边缘化。
刑事和解原则上只适用于涉及个体权益遭受侵害的犯罪，并需要通过对故意与过失、轻罪和重罪等概念范畴的界分，来确定刑事和解的具体适用范围。
关键词：刑事和解；确定根据；适用范围中图分类号：D915.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074(2011)03�0111�05作者简介：戴承欢，男，湖南常德人，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编辑部编辑，副研究员，副教授。
蔡永彤，男，江苏靖江人，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
近年来，刑事和解作为中国刑事法治实践中拿来主义的典型司法制度，引起了实务部门、诉讼法学界乃至新闻媒体的热烈关注。
不过遗憾的是，绝大部分论者都局限于刑事和解这个制度本身，倾向于单个地考察其理论基础，分析利弊得失，并从比较法上探寻必要的完善路径。
有鉴于此，本文将采取一种稍微不同于学界惯常采用的视角，将从本土化实践的角度考察刑事和解在我国当下刑事司法中的最大触角外径。
一、问题的导出：刑事和解在不同案件语境下的不同命运最早有据可查的刑事和解实践是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2002年开始试行的《轻伤害案件处理程序实施规则》，该《规则》规定，在轻伤害案件中，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达成和解的，检察机关可对犯罪嫌疑人作出相对不起诉的决定。
不久，北京市政法委在整个北京市范围内试行轻伤害案件的刑事和解制度，此后全国一些省、市（地区）甚至县级政法机关纷纷开展了刑事和解的试点工作。
从这些规定所涉及的刑事和解适用范围上来看，基本上都主要适用于犯罪情节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犯罪嫌疑人，当然不同地区的检察机关或者政法机关之间又有所不同。
浅议刑事和解的正当性[摘要] 刑事和解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西方国家。
近年来,刑事和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国司法实践中。
由于这种制度与传统的刑事司法制度存在广泛差异,本文就制度的确立理论、政策和法律依据及实践意义谈粗浅认识。
[关键词] 刑事和解;正当性刑事和解是一种以协商合作形式恢复原有秩序的案件解决方式,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加害人(即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形式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后,国家专门机关对加害人不追究刑事责任、免除处罚或者从轻处罚的一种诉讼制度。
?①作为一种源于西方的法律制度,其在中国存在的正当性,仍然受到质疑。
②笔者对刑事和解制度的中国化持欢迎态度。
一、理论依据(一)恢复性司法理论。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新型刑事案件处理机制发端于欧美国家,其理论基础是近年来西方刑事政策领域倡导的“恢复性司法”。
上世纪七十年代,在西方世界,以犯罪人为中心的监禁政策基本失败。
在此情况下,西方国家开始对现代刑事追诉模式进行反思,认识到片面强调公诉制度导致了对犯罪的原始矛盾即被害人与加害人矛盾的遗忘,特别是对被害人权益保护和情感慰藉的缺失,因而出现了从“报应性司法”向“恢复性司法”的转变,旨在通过调解、道歉、真诚悔过、赔偿损失等方式,恢复被犯罪行为破坏了的加害人、被害人和社会之间正常的利益关系。
基于此,西方国家另谋出路,刑事和解制度应运而生。
“目前刑事和解在国际上得到了普遍的认可,并成为当今世界刑事司法领域的一种潮流。
”③恢复性司法理论的特点是改变传统刑事司法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国家对犯罪人的追诉上而忽视被害人权益的机械司法现象以及由此带来的尴尬,旨在把加害人与受害人组织到一起,让加害人向被害人悔罪、分担并理解有害的影响,,在补偿方面达成一致,就将来的行为构筑理解。
“恢复性司法主张国家在行使刑罚权的同时,应当考虑到被告人和被害人的感受,关注预防犯罪、罪犯回归社会的问题,对国家强力控制社会、垄断刑罚追诉权,从另外一个侧面提出了反思。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2024年度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重大、重点课题立项的公告文章属性•【制定机关】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日期】2024.08.22•【文号】•【施行日期】2024.08.22•【效力等级】司法政务文件•【时效性】现行有效•【主题分类】检察机关正文2024年度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重大、重点课题立项公告经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决定，2024年度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重大、重点课题立项13个。
现予公布：一、重大课题[GJ2024A01]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持续做实“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研究：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高景峰，中国政法大学熊秋红，广东省珠海市人民检察院张和林[GJ2024A02]全面深化检察改革推动四大检察全面协调充分发展研究：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朱雅频二、重点课题[GJ2024B01]检察机关加强人权司法保障研究：贵州省人民检察院王永金[GJ2024B02]协同健全监察机关、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相互配合制约体制机制研究：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李爱君[GJ2024B03]检察履职服务保障金融高质量发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田宏杰[GJ2024B04]检察机关服务保障“一带一路”建设研究：中国人民大学时延安，最高人民检察院国际合作局刘志远[GJ2024B05]检察机关推动构建以证据为中心的刑事指控体系研究：最高人民检察院重大犯罪检察厅元明，中国政法大学郭志媛[GJ2024B06]检察机关强化民事执行全程监督研究：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检察厅蓝向东，中国政法大学王毓莹[GJ2024B07]行刑反向衔接检察监督机制研究：最高人民检察院行政检察厅张相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郑雅方[GJ2024B08]检察公益诉讼专门立法重点问题研究：河南省人民检察院田凯[GJ2024B09]检察机关侦查职能定位和工作机制研究：华东政法大学魏昌东，江苏省常州市天目湖地区人民检察院刘继春[GJ2024B10]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检察实证研究：最高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厅缐杰[GJ2024B11]数字检察发展趋势和运行规律研究：浙江省人民检察院胡东林，浙江大学胡铭三、注意事项1.一般课题、自筹经费课题将另行通知，未获立项者不予通知。
论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适用范围张吉喜;孙明泽【摘要】民间纠纷应当仅限于自然人之间有关人身、财产权益的纠纷,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应该成为民间纠纷的主体.“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应当以生效的判决或者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启动追诉程序作为认定前一次犯罪的标准.对于“渎职犯罪”,应该作广义的理解,一些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失职行为也应当列为渎职类犯罪.《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323条的规定符合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精神,应当对公诉案件的和解适用范围进行限制.【期刊名称】《石家庄学院学报》【年(卷),期】2014(016)001【总页数】5页(P51-55)【关键词】公诉案件;当事人和解;适用范围【作者】张吉喜;孙明泽【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重庆401120;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重庆40112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D915.3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第五编第二章规定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其中，第277条从正反两方面规定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范围。
根据第277条的规定，从正面来看，下列两类案件双方当事人可以和解：“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犯罪案件，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
”从反面来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的，不适用当事人和解公诉案件诉讼程序。
另外，《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以下简称《公安规定》）第323条在《刑事诉讼法》第277条的基础上补充规定了其他五类不适用当事人和解公诉案件诉讼程序的案件。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对“民间纠纷”“在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渎职犯罪”以及《公安规定》第323条的理解影响着当事人和解公诉案件诉讼程序的适用范围。
本文对上述四方面内容进行探讨，以期对司法实践中当事人和解公诉案件诉讼程序的适用提供参考。
我国民族自治地方变通施行刑法的路径转换民族自治地方变通施行刑法是基于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某些少数民族地区的客观需要由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90条明文规定的一项法律制度。
但是长期以来，这一表达我国刑法特色的制度未能在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中得到落实。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并非因为我国刑法在民族自治地方已经得到全面施行而无变通之必要，而是因为现行的刑法变通施行制度存在重大缺陷。
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由自治区、省的人民代表大会直接针对刑法制定变通、补充规定的制度设计不能适应我国民族自治地方变通施行刑法的客观需要。
因此，有必要开拓思路，探索我国刑法在民族自治地方变通施行更为合理可行的技术路径。
从我国民族地区的现实看，相对于改变刑法上的罪刑标准这种直接变通方式，通过对我国刑事诉讼法进行变通立法来到达我国刑法变通施行的目的是更好的选择。
一、我国刑法变通施行制度面临的困境依照1997年《刑法》第90条的规定，刑法在民族自治地方变通施行需要通过直接变更刑法中的罪刑标准得以实现。
但是，这样的变通立法在迄今为止的我国法律实践中尚无成例，②而理论上对此的探索乃至标准设计却不鲜见。
一般认为，刑法的变通方向应限于出罪化、轻缓化变通。
也就是说，对于刑法中的犯罪规定予以变通，就是根据少数民族的特点限缩法定犯罪的范围，将某些虽然符合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但是在少数民族地区被认可的行为排除在犯罪之外;对于某些犯罪的刑罚规定予以变通，就是根据少数民族的特点在刑事责任上做轻缓化处理，即规定更轻的刑罚甚至作免除处分的规定。
有学者结合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及社会现实，对刑法关于成心杀人、成心伤害、过失致人死亡、盗窃、强奸、强制猥亵妇女、重婚等犯罪的罪刑标准的变通立法做了探索，并对变通规定的内容提出了较为具体的建议。
虽然这种直接变更刑法中罪刑标准的变通立法能够为民族自治地方的刑事司法提供刑法变通施行的实体标准依据，并且也具有较强确实定性，但是从可行性和合理性的角度看，这种变通方式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适用我国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指，在对犯罪行为做出处罚的时候，不是一味地追求极端的惩罚力度，而是采取宽严相济的方法，根据犯罪的性质、情节以及当事人的认罪态度等具体情况作出判决。
在我国的少数民族地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同样适用，如何合理的运用这种政策是当地司法机关的一项重要任务。
首先，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背景是多元的，犯罪的性质也与汉族地区有所不同。
在处理犯罪时，对于少数民族犯罪行为，应根据他们的社会文化背景、生活环境、教育水平的不同，适当运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采取灵活的执法原则，做到既有法律威慑力又不伤及其文化习惯。
其次，做好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犯罪心理的分析，采取适宜手段进行处理。
譬如说，在少数民族的部落地区，打砸抢的盛行现象不少见，这多是因为当地经济落后、群体文化闭塞，同时也是由于当地社会秩序较为混乱。
在处理此类犯罪行为时，应采取适宜手段进行处罚，不应过度执法，而是在重刑与缓刑之间做出更量化和创新的罚款、社区监管、帮助追赃等措施，既可以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又可以有效地减缓当地犯罪率。
最后，在适用刑事政策时，应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维稳工作的推进。
维稳是社会治理的基本要求之一，对于一些近年来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种暴力犯罪事件，不仅需要加强执法，更需要加强对犯罪的心理学分析、对案件的研究，全方位地了解案件的底层原因，为完善治理方式、深化司法改革提供指导和建议。
总之，在我国的少数民族地区，适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必先融入当地社会文化的背景，同时，采取灵活的执法手段，在刑讯逼供和过度执法方面要避免践踏人权，进一步推进有关工作和做好各项细节。
这不仅有益于加强当地司法机关的公正性，更有助于维护当地少数民族地区的安定和发展。
聚焦司改JU JIAO SI GAI认罪认罚制度与刑事和解实证研究◎丁育华殷婷内容摘要：刑事和解和认罪认罚制度都规定了对刑事被追诉人的从宽处理，两项制度的从宽处理都表现为程序和实体两方面。
以认罪认罚从宽为基准，将刑事和解中的从宽统一于认罪认罚制度中的从宽，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实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统一。
关键词：认罪认罚制度；刑事和解；宽严相济一、问题的提出公诉案件刑事和解作为2012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项特别程序，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全面铺开的大背景下，面临着适用上的一系列困境。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需要体现犯罪嫌疑人的悔罪性。
而积极主动地退赃退赔、弥补已经造成的损失正是悔罪性的体现。
“认罪”作为启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和公诉案件刑事和解的共同前提，倘若认罪认罚从宽中“从宽”的力度过大，作为适用前提,公诉案件刑事和解很可能被架空，恢复性司法理论从此又将束之高阁；倘若“从宽”力度不够，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的积极性又会大打折扣。
公诉案件刑事和解制设立的初衷是想通过量刑上的减让，鼓励加害方主动地去求得被害方的谅解，使被害人的利益得到最大限度的补偿，以提高被害人的诉讼地位J然而，随着程序的实施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岀台，公诉案件刑事和解的适用面临了一些挑战。
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公诉案件刑事和解的适用困境1.适用范围不同。
依据2018年《刑事诉讼法》第288条第一款的规定，公诉案件中的刑事和解的启动范围仅限于轻微的刑事案件。
具体而言应满足以下条件：起因上，只能是“由民间纠纷引起”；案件上，限于《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刑罚的案件和除渎职罪以外的可能判处7年有期徒刑以下的过失犯罪案件。
从规定可以看出，《刑事诉讼法》为防止公诉案件刑事和解陷入“花钱买刑”的怪圈，在适用范围上，从起因条件、犯罪客体、法定刑期等方面对公诉案件刑事和解进行了严格的限制。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与其说2012年《刑事诉讼法》是对公诉案件刑事和解的确立，倒不如说是对其的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