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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治党理念和借鉴意义作者：张大伟来源：《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4年第01期收稿日期：2013-11-12作者简介：张大伟（1973-），男，安徽灵璧人，中共上海松江区委党校党史党建研究室主任，讲师，上海 200233*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外执政党治党理政比较研究”（批准号12&ZD07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摘要]中国和新加坡两国在经济发展、文化习俗和价值观念方面存在很多共同点，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和中国共产党均长期执政。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意识形态、纲领建设道路，经济发展、成果分配策略，联系群众、服务群众机制，遏制腐败、保持廉洁经验，党员队伍、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的治党理念，给我们带来很多启示：深化纲领建设，牢牢把握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推动经济发展，真正让成果为全体人民所共享；积极应对考验，扎实做好联系民众服务群众工作；坚持从严治党，坚持不懈地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加强自身建设，使党员干部队伍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
[关键词]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治党理念中图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4）01-0107-06中国和新加坡两国虽然在自然环境、社会发展阶段等方面存在差异，但同处于经济蓬勃发展的东亚地区并且保持着较高的发展速度，汉语（华语）是两国主要的语言，文化习俗和价值观念等社会人文背景也相近。
就两国的政党制度来说，相对于西方两党制或多党制的轮流执政模式，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长期执政模式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模式存在某种相似性，具有借鉴意义。
一、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主要治党理念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成立六十多年来，在经济、政治、文化、科教、生态诸方面为国家和人民作出了重要贡献，形成了独特而成功的治党理念。
（一）独具特色的意识形态、纲领建设道路如果从意识形态角度来考察人民行动党，可将其历史分为两个阶段：执政以前，有较为明确的意识形态取向——民主社会主义；执政以后，人民行动党开始把新加坡的生存放在其行动纲领的第一位，即确保新加坡这只小虾在大鱼出没的汪洋中不被吞噬，而意识形态逐渐被置于次要地位。
![李光耀的政治观[权威资料]](https://img.taocdn.com/s1/m/b1b62bc2b8f3f90f76c66137ee06eff9aef8499c.png)
李光耀的政治观美国学者认为“李光耀本能地反对所谓的‘政治正确性’”，也就是敢于讲一些在西方话语霸权下很犯忌的大实话，这些话会让西方一些人“感到震惊甚至不安，但往往具有启发意义”。
去年美国两位学者采访了年近九十的李光耀，然后从他过去卷帙浩繁的讲演和著作中辑录了许多言论，编成了一本书《李光耀对中国、美国和世界的真知灼见》，出版后引起了很大反响。
两位美国学者说，他们的目的“不是回顾过去，而是启迪未来”。
他们认为“李光耀本能地反对所谓的‘政治正确性’”，也就是敢于讲一些在西方话语霸权下很犯忌的大实话，这些话会让西方一些人“感到震惊甚至不安，但往往具有启发意义”。
进入21世纪，大家深感世界正在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风起云涌，容易心浮气躁，如果能静下心来听一听、想一想被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誉为“令我万分钦佩的李光耀”的一些言论，一定会大有裨益。
只要适合的民主没有人会怀疑李光耀是亲西方的，但西方不断有人指责他是“威权主义者”，甚至“独裁”。
在如何对待西方民主的问题上，他最鲜明地表现出了坚持独立思考、敢于走自己的路的大无畏个性。
他的基本观点是：我们要民主，但我们要适合新加坡、对新加坡有利的民丰.为此，他对一些学者显得有些“大不敬”。
他说：“我已经学会了忽视专家和类似专家的人提出的批评与建议，尤其是社会科学、政治科学的学者。
他们的理论讲的都是社会应该如何发展才能最接近他们的理想状态，尤其是应该减少贫困、增加福利。
我一向努力做正确的事，但不一定是政治上正确的事。
”李光耀一点也不反对西方在自己的国内实行他们的民主，而且对英国的治理方式心存好感，但他也看出西方民主的弊病，并且善意地予以提醒。
他对金钱和媒体在选举中的作用十分反感，而福利问题则是近几年他最替西方担心的问题之一。
他说：“当你实行大众民主时，要赢得选票，你就不得不给选民提供更多的好处。
而且，如果你想在下一届选举中打败对手，承诺给的好处比以前要更多。
因此，这就类似于拍卖过程中的不断加价，而这样做的代价、债务却留给下一代人，让他们承担。
李光耀的伟大在于他的理性和独特2015-03-23新加坡开国之父李光耀走了，对新加坡乃至整个华人世界来说，都是巨大的损失！作为当代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李光耀的影响力远不止新加坡一地，他对亚洲乃至整个世界的观察视角总是很理性很独特。
李光耀一生曾与无数政治领袖会面，其中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他与中国五代领导人的交往。
自1976年首次访问中国至今的39年间，李光耀共访华33次，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李光耀是罕有的与五代中国领导人都有过会面的国际政治家。
李光耀与他们的会谈和交流，不仅推动新中关系的发展，也对亚太乃至世界格局产生了重要且深远的影响。
过去30多年，几乎没有哪位外国领导人比李光耀与中国领导人在一起的时间更长。
从邓小平到习近平，李光耀一直扮演着世界顾问的角色。
在大洋彼岸，从尼克松到奥巴马，李光耀为每一任美国总统提供建议和咨询。
李光耀不仅是亚洲新世纪的最佳向导，而且总能解答世界上有关中国崛起的诸多难题。
中国领导人是否真想取代美国成为亚洲的统治性力量？李光耀说：“为何不呢？他们对于命运感的再度觉醒是一种压倒性力量。
”对于那些重新将焦点放在亚洲地区的国家而言，李光耀建议关注中国的邻国。
这些国家正意识到经济上依赖崛起中的巨人的弊端。
只要关闭拥有13亿人口的市场，中国便能实施经济制裁。
随着领土主权争端愈演愈烈，国际社会担忧中国北京会诉诸武力解决争端，但李光耀不同意这种判断，除非中国受到其他国家的刺激。
他说：“中国明白，其经济增长依赖包括能源在内的进口，它需要开放的海洋运输线。
他们将极力避免过去德国和日本犯下的错误。
”在李光耀看来，中国正在打一场有着强烈信念的持久战。
李光耀说：“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这是中国雄心所在。
”要想实现这一目标，不仅要保持经济高增长率，还要比现在更谨慎和敏锐，以避免出现引发军事冲突的偶然事件或失误，这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中国强调不是霸权，大国小国都平等，但当有争议时，中国会说你让十三亿人不高兴。
浅谈新加坡宪政制度对我国的借鉴意义一，新加坡的历史新加坡是东南亚的一个岛国，该国位于马来半岛南端，与经济战略地位重要的马六甲海峡毗邻。
文献记载显示，新加坡早于公元3世纪就有人居住，主要是马来人。
公元14世纪，新加坡开始受到重视。
室利佛逝王子拜里米苏拉在该区域建立了马六甲苏丹王朝。
伴随着英国在世界的殖民扩张，新加坡现代史从19世纪初开始。
当时的英国扩张其在印度的殖民版图的同时，日益重视与中国的贸易。
在与荷兰人的竞争中，英国迫切需要一个港口。
1818年末，总督莱佛士在马来半岛南端建立了一个新的贸易港。
新加坡开始隶属于英属印度殖民当局管辖。
1824年，英国进一步确立了新加坡的殖民地地位。
1826年，新加坡成为海峡殖民地。
1832年，新加坡成为海峡殖民地政府所在地。
1867年4月1日，新加坡正式成为英国的直辖殖民地，由位于伦敦的殖民地办公室直接管辖。
20世纪初，新加坡已经跃升为全世界第7大港口。
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占领新加坡达3年6个月。
1945年8月，英国重新管辖新加坡。
1959年，新加坡取得自治地位。
1963年7月,新加坡经过全民公决,同意新、马合并成立马来西亚联邦,新加坡摆脱了英国近一个半世纪的殖民统治,正式成为马来西亚联合邦的一个州。
1965年8月9日,新加坡从马来西亚联邦独立，正式成立新加坡共和国。
二，新加坡的政治制度1965年12月,新加坡议会制定《新加坡共和国独立法》,用法律的形式确认了新加坡的独立地位。
《独立法》规定:新加坡从1965年8月9日起正式独立,成立新加坡共和国,同时,新加坡《独立法》与1955年《新加坡州宪法》共同组成《新加坡共和国宪法》。
直至1979年,新加坡议会修改宪法,才把两个法律正式合并为一个宪法法典,即《新加坡共和国宪法》。
新加坡的政治制度主要吸收了英国的议会君主制度，新加坡实行议会共和制。
新加坡实行三权分立制度；立法行政司法互相监督制衡。
(一)总统总统是新加坡的国家元首,也是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加坡国家权力的象征。
李光耀和新加坡的廉政建设日期：2004-12-13 浏览次数：次官僚机构腐败，政府官员贪污，这在东南亚一些国家被视为难以根除的恶性肿瘤，而新加坡在独立后几十年里，经过艰苦的努力，毅然决然地铲除了这一危及国家政权生存的瘤疾。
这是新加坡创造的奇迹。
新加坡何以能出污泥而不染，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高举法律之剑，执政党领导者率先垂范。
他们结合国情，制定了严密、完整的法律法规制度，使治理腐败有法可依，严格执法，“刑上大夫”，促使政府官员廉洁自律，建立起一个诚实廉洁高效的政府机构。
严格、详细、明确的《反贪污法》。
50年代末，新加坡还是个贫穷落后的东南亚小国。
1959年，35岁的李光耀出任国家总理，掌舵新加坡。
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认为，新加坡的生存依赖政府的廉洁、高效，只有这样才能促使社会稳定，形成良好的外国投资环境，促进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李光耀对政府官员们说：“作为一名公务员就要保持廉洁和奉献。
要想挣钱就经商去吧！谁不听劝告，就要受惩罚。
”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把廉政建设纳入国家法制轨道。
1960年新加坡政府颁布了《反贪污法》，后又多次修订，使之日臻完善。
该法令一共35条，主要有：“对贪污的惩罚”、“对与代理人进行非法交易的惩罚”、“对举报人的保护”等。
该法的一大特点是严密、详细、明确，有相当强的操作性，这一方面使执法人员能迅速公正地断案，另一方面又使犯罪分子无空可钻。
另一大特点是对“贪污”定义范围较宽，惩罚严厉。
主要表现在对可惩罚的“非法所得”的定义涵盖广泛，包括任何以金钱和非金钱形式表现的利益、好处；被指控者如果澄清不了“多余”的财富从何而来，这部分“多余”的财富就可以当作贪污的证据而受到指控。
贪污者除被罚款外，还可被判刑；违法犯罪人职位越高，处罚越重。
自律和他律相结合的《公务员手册》李光耀强调指出：国家兴旺的关键是要有一个廉洁的政府。
政府官员保持廉洁和献身精神，是政府牢固的基础。
政府不可超越法律法规。
政府部门招聘公务员，要实行公开招聘，公平竞争，择优录取。
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从分析西方殖民主义之后非西方国家国家能力低下的原因入手，提出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需要具备强政府、法治和民主问责三个基本要素。
在福山看来，政治发展顺序非常重要，在进入现代化转型之后，应首先建立强势政府而非民主制度，在尚未建立有效统治能力之前就推行民主化的政府无一例外会遭受失败，在此之后才能有新加坡国家治理的特色及启示李路曲 张飞龙／文民主问责。
其实福山的这一观点很大程度上已为后发展国家尤其是新加坡的政治发展所印证。
新加坡是一种强国家治理模式，一党长期执政，以现代法治来维持政治秩序，政府高效而廉洁，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但政府的规模并不大，并发展了与多元化经济社会相适应的民主政治。
当前新加坡人均GDP 已达5.5万美元，超过很多西方发达国家，是后发展国家中最早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
强政府与小政府新加坡是一个面积仅有718.3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550万的城市国家。
但是统计数据显示，在人口规模和地域面积与之相当的中国城市中，政府机构的规模要比新加坡大得多。
新加坡只设有中央政府，没有地方政当前新加坡人均GDP已达5.5万美元，超过很多西方发达国家，是后发展国家中最早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
图为2013年8月9日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和大家一起在新加坡国庆游行庆典上挥舞闪光棒。
府，是一级政府的行政组织构造，其中内阁各部16个，法定机构40个左右，这其中还有近20个相当于中国的行业协会。
以与新加坡城市面积和城市居民规模相当的中国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为例，中国是市—区—街道三级政府结构，不但市一级政府设有直属的政府分支机构——局、委、办，而且还有区一级政府及其分支机构——局、委、办。
中国省会城市平均人口约为654万人，[1]较大城市下辖的区平均人口约为117万，省会城市人口规模与新加坡几乎没有什么差距。
因为新加坡的流动人口要远远多于中国的省会城市，但中国省会城市的政府行政机构却远远多于新加坡，市一级的政府机构平均约有60个左右，[2]此外每个区政府的行政机构设置平均也达到近42个，[3]加上每个省会城市平均8个区，这样一来，中国省会城市的政府机构比新加坡要多5倍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