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余音遗响,不绝如缕——明末清初的北方学者

二十一、余音遗响，不绝如缕——明末清初的北方学者基于地理环境的限制，南北方学者的治学路径确有不同。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十《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比较北学南学说：“北地苦寒硗瘠，谋生不易，其民族销磨精神，日力以奔走衣食，维持社会，犹恐不给，无余裕以驰骛于玄妙之哲理。

故其学术思想，常务实际，切人事，贵力行，重经验，而修身齐家治国利群之道术最发达焉。

惟然，故重家族，以族长制度为政治之本(封建与宗法皆族长政治之圆满者也)。

敬老年，尊先祖，随而崇古之念重，保守之情深，排外之力强，则古昔，称先王，内其国，外夷狄，重礼文，系亲爱，守法律，畏天命，此北学之精神也。

南地则反是，其气候和，其土地饶，其谋生易，其民族不必惟一身一家之饱暖是忧。

故常达观于世界以外，初而轻世，既而玩世，既而厌世，不屑屑于实际，故不重礼法，不拘拘于经验，故不崇先王。

又其发达较迟，中原之人常鄙夷之，谓为野蛮，故其对于北方学派，有吐弃之意，有破坏之心，探玄理，出世界，齐物我，平阶级，轻私爱，厌繁文，明自然，顺本性，此南学之精神也。

”北方燕赵文化“慷慨悲歌”的独特性格，有时体现为河北豪侠之举，有时体现为世族士大夫之经史文章。

河北豪侠在乱世中是群雄逐鹿、椎掠行侠，在太平之世是饮酒狎妓、摴蒱六博，总之是勇武好气，但是这并不妨碍北方产生发达和成熟的学术思想、文学艺术。

因为勇武好气与经史文章二者在精神性格上是相通的，都是本之质朴务实，而以救济时艰为目的。

北学这种独特性格的形成，除了生存环境艰苦恶劣的自然地理原因以外，也还有政治地位卑弱、战争频繁惨烈与民族冲突持续不断等许多人文地理方面明末清初，既是王朝兴替的时期，也是民族冲突剧烈的时期，因此产生出一代性格慷慨的北方学者，再一次以其独特的性格孙奇逢与李顒、黄宗羲并称为明末清初的三大儒。

《清史稿·儒林列传》又说：“当是时，海内硕儒，推容城、盩厔、余姚、崑山。

”将其与李顒、黄宗羲、顾炎武并称。

四人都是由明入清的学者，对明朝的灭亡感怀至深，清朝建立以后均终身不仕，孙奇逢，字启泰，又字钟元。

容城人。

少倜傥，好奇节，而又克己好学，笃修内行，负经世之学，欲以功业自著。

十七岁时，举明万历二十八年的顺天府乡试，但遭父母连丧，守墓六年，孝行闻于乡里。

平生与鹿善继最为交好，常相与切磋学问，默明末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专权，东林党人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都遭惨杀，而这三人在京师时，都与孙奇逢交好。

当时鹿善继在京师大学士、兵部尚书孙承宗幕中任主事，孙奇逢闻难急忙给鹿善继写信，责以大义，请他急急相救，但鹿善继尚未能入朝皇帝，左光斗等人就已遇害了。

魏忠贤在左光斗死后，还诬陷他贪赃数万银两，追逼其家属，并且不准将遗骸运回桐城原籍。

孙奇逢就同鹿善继的父亲鹿正及新城人张果中三人，率先筹措银两，又召集士民募捐，从而使左光斗等人的遗骸孙奇逢名声大起，朝廷交章屡征，他都推辞不就。

大学士孙承宗和兵部尚书范景文都征召他赞画军事，他也推辞。

时值明末，京畿乱起，贼盗纵横，孙奇逢就携家人入易州五峰山避难，门生亲故相携同往的有数百家。

孙奇逢为众人部署设防，但讲学仍不止。

到顺治七年，孙奇逢南迁辉县苏门，九年又南迁苏州夏峰，在夏峰一住二十五年，当时学者因此又尊称他为孙苏门、孙夏峰。

他一面亲率子弟耕田，一面讲学不辍，四方学者都来求教于他，所居成聚。

这期间，国子祭酒薛所蕴请他主讲太学，比他作元代的许衡和吴澄，他以病推辞。

孙奇逢为清初大儒、理学家，其学说原本于陆九渊、王阳明，以慎独为宗，以体认天理为要，以日用伦常为实际，其生平之学，皆主于实用。

他修身务于刻苦自励，但待人却十分平易宽容。

人无论贤愚，苟问学，必以其性之所近相开导，使人人都能身体力行，而不务于虚名。

因此他与人从来不存介蒂，即使是武夫、悍卒、野夫、牧竖，也都能与他相近，名动天下而从著《读易大旨》五卷、《理学传心纂要》八卷。

康熙十四年(1675)卒，享年九十二岁。

死时，河北河南的学者同到百泉书院祭奠他。

有弟子甚众，早期以新安人魏一鳌、清苑人高鐈、范阳人耿极最著名，南迁后以睢州人汤斌、登封人耿介最著名。

鹿善继，字伯顺，定兴人。

祖鹿久征为荥泽知县。

父鹿正。

苦节自砺，急人之难，倾其家不惜，远近尊之为鹿太公。

鹿善继为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授户部主事。

天启元年(1621)辽阳城陷，改兵部职方主事，大学士孙承宗理兵部，推心任之，鹿善继在边关，布衣羸马，出入亭障烽燧间，与将士共拓地四百里，收复城堡数十座，孙承宗倚任他如左右手。

在关四年，鹿善继为人勤谨，性情慷慨。

还在魏忠贤陷害东林党杨涟、左光斗、魏大中时，就有胆略与阉党抗争。

魏大中之子魏学洢、左光斗之弟左光明赴京师，未进城，都先投奔鹿太公家，由鹿太公与孙奇逢代为四处奔走救助。

鹿善继和孙承宗在京师也力图援救，准备以带兵巡视蓟门为由特别谨见天子，然后设法陈情。

事一提出，阉党大哗，说兵部将提兵清君侧，严旨阻止。

阉党对左光斗三人拷问益急，搒掠甚酷，五日一追赃，家属百般无奈。

鹿太公急切募捐得数百金，可惜送到京师时，左光斗等人均已鹿善继归乡后，又逢阉党陷害周顺昌。

鹿善继又为之募捐得数百金，送到京城，无奈周顺昌也已被害。

天下士人与阉党的斗争更加激化，鹿善继的家江村邻近京城，多有阉党四处侦察，而遇难之家的子弟也不断前来投奔。

有人劝鹿太公留意，鹿太公说：“吾不惧也!崇祯元年(1628)，阉党尽诛，鹿善继重新被任用为太常少卿，世人尊称之为鹿太常。

数年又告归。

崇祯九年(1636)七月，清兵攻定兴，鹿善继告别鹿太公自江村入守定兴城，誓抗清兵，与知州薛一鹗共同守城。

坚守六日，城破，鹿善继死难。

家人还告鹿太公，鹿太公说：“我儿素来以身许国，现在果然为国而死，吾复何憾!”明朝褒扬鹿善继的功绩，追赠他为大理卿，谥忠节，敕建祭祠。

史臣评论他说：士大夫居官、归里，并无封疆守土保民之责，隐迹自全也是可以的，不一定必死才是勇敢。

然而有人慷慨捐躯，甘冒白刃而不悔，以至宗族覆灭，家财荡尽。

这样的人气节凛然，倾重名义，知道他们的人不能不王余佑字申之，一字介祺，号五公山人，卒后门人私谥文节，世称文节先生。

其先世为小兴州(今河北栾平北)人，本姓宓，自八世祖时徙居新城，赘于王氏，因改姓王。

晚年徙居献县，子孙亦自称献县人。

王余佑是明末清初之际燕赵的一位奇士，因不守章句，所以不甚知名，但他实际上所起的作用很不小，是上承孙奇逢、鹿善继，下启颜元、李塨的一位学者。

王源评论说：“北方学者多暗晦寡交游，著述亦不传于天下。

以予所闻，孙徵君(孙奇逢)而外，不过山右傅青主(傅山)、关中李中孚(李顒)数先生而已。

既与李刚主(李塨)、张文升订交，乃知有五公山人及颜习斋(颜元)诸君子。

然则燕赵之士之持高节抱经世大略，负绝学不愧通儒，而名不出乡里者固多也，岂遂淹没而无传乎!”王余佑等人因其生前不求闻达，死后家徒四壁，以至遗稿流散，故此不为人所知，但是凡有知道他的人，对他都十分敬佩。

颜元和李塨后来共创“颜李学派”，声望超过了孙奇逢，但二人对王余佑都雅相敬重。

颜元曾说：“夫子温良恭俭让，介祺得其二，温、恭是也。

”称王余佑气度包罗，可资师法，自谓生平不能及，以至对王余佑“以父道事之”。

李塨也说：“春风满座，经济满怀，吾不及五公。

”而王余佑卒王余佑的父亲王延善，明末为县诸生，尚义，值天下乱，散万金产结客。

伯父王建善，字恢婴，明崇祯十三年(1642)任山西临县知县，后又调河南鲁山知县。

王余佑自幼过继给伯父，曾随其到临县及鲁山。

王余佑有一兄一弟，兄王余恪，弟王余岩，也都以果敢尚义知名。

王余佑幼伟岸，有大志，聪颖，读书识大体。

十六岁时，补博士弟子员。

其为学，初随鹿善继学，后受业于孙奇逢，又与茅元仪(号石民)、杜越(号紫峰)、刁包(字蒙吉)等人为师友，并曾得到左光斗的赏识。

鹿善继、孙奇逢二人为明末北方的学术大师，对王余佑甚为器重，亟称之，而清初北方王余佑是理学家，《清史稿·儒林列传》有传，但是他不是死守章句，也不是空谈心性。

其治学以性理为根本，以实学及物为宗旨。

以明体达用为宗，以间邪存诚为要。

其治身心专以主敬为主，其于日用专以躬行实践为事。

待人则教以忠孝，和易简谅，持己则立身孤介、刻苦砥砺。

喜通任侠，敦尚气节，有古人狷介独行之风。

他治学是沿着实学一派的传统独开一径，所以举凡天文地理、礼乐政刑、耕桑医卜，以至西洋语文，无不穷析端委，上下数千年如指掌。

他书法遒逸，而于考据则多所疏略，盖其心意不重在此。

喜作诗文，但都由兴所之，本乎性情，不重推敲，且多不合格律。

兴酣笔落，顷刻数纸，写后复随手散失。

王余佑倾重的是实学，他的门人李兴祖说他“极纵横上下之说，数千百年间事，如烛照数计。

及指陈得失，蒿目时艰，真有坐而言可起而行者”。

他的实学和才能在当时就已被誉称为具有本之学、王佐之才、命世之才、皆霸王大略、足以安民济世。

李兴祖说：“从来讲理学者弊在拘方而不适用，谈经济者流为功利而不入于纯”，王余佑则能“本理学为经济”，明体达用一以贯之。

这个评价是很中肯的。

尹会一也极力称赞说：“嗟呼!吾尝怪世之人动以儒术迂疏为道学诟病，如先生者隐而未见耳。

使获见用于世，其不一雪斯言也与?”王余佑生长幽燕之地，自幼受性理实学的熏陶，又遭逢明末与阉党斗争及明亡的激变，故其为人颇有燕赵慷慨悲歌之遗风。

一是明末天启五年(1625)魏大中、杨涟、左光斗等人被魏忠贤逮捕入狱，魏大中长子魏学洢(字子敬)至京师抗争。

当时阉党二是随继父在山西临县时，条列时弊数千言上之，由于拂忤当事之意，继父被调鲁山，实欲困之。

王余佑见时世不可为，遂三是在明末清初，经历了父兄的死难。

明末兵乱，王余佑正校试易州，遂投笔而归。

路经容城，与孙奇逢谋起兵。

王延善率三子及二从子余厚、余慎联合雄县人马鲁建义旗，传檄起兵，聚众千余人。

孙奇逢也在容城起兵，共同收复了雄县、新城、容城三县。

这时清兵入关，诸人遣散。

不料王延善遭仇家陷害，以抗清的罪名被逮捕入京。

余恪、余佑、余岩三人准备进京赴难，余恪以余佑过继伯父为后不可轻死，于是偕余岩赴京。

二人驰马至琉璃河，夜闻人唱《伍员出关曲》，余恪说：“阿弟误矣!吾二人俱死，谁可复仇者?弟壮，可复仇，我死之!”挥余岩去，自赴京，大呼道：“我起义生员王某长子也，来赴死!”于是父子俱死燕市。

余岩归新城，夜率壮士入仇家，尽歼其老幼三十口，无孑遗。

官府急捕余佑、余岩兄弟，幸得保定知府朱嵚、易州道副使黄国安知其冤，为之力解乃免。

王余佑闻父兄罹难，痛不欲生，招魂葬父兄毕，即奉继父母入五公王延善敦尚气节，王余佑也和其父一样，任侠重友，慷慨好施。

困者周之，危者拯之，殁者敛之。

“信道笃而任道勇，近仁之质，得诸刚毅”。

王余佑一生生活困苦，他在五公山时的情形，是“一闲牧竖，藜藿不充耳”。

晚年主讲献陵书院，赖得他的布衣朋友河间知府王奂为他购置宅舍，副将孔毅为他买下二百亩田，才略为安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