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简述洋务运动的评价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场重要的改革运动，其评价一直存在争议。
本文将从经济、军事、教育和政治等方面进行评价。
从经济角度看，洋务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该运动引进了西方的先进技术和工业设备，建立了一批工厂、矿山和铁路等基础设施，推动了中国工业的发展。
例如在造船方面，洋务运动期间中国建造了一批现代化的军舰，提高了中国海军的实力。
此外，洋务运动还引进了西方的管理制度和商业模式，促进了中国商业的发展。
然而，由于洋务运动实行了以军事需求为导向的工业化政策，忽视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导致了中国经济结构的不平衡，也没有形成可持续发展的产业体系。
从军事角度看，洋务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中国军队的装备水平。
通过引进外国武器和军事技术，中国军队在一些战役中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洋务运动还培养了一批西式军事人才，为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然而，洋务运动注重军备竞赛和西化，却忽视了军队的组织建设和士兵的训练，导致了中国军队的实战能力不足。
此外，洋务运动还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军阀割据和地方武装势力的膨胀，给中国的统一和稳定带来了隐患。
从教育角度看，洋务运动推动了中国的教育现代化。
该运动兴办了一批西式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培养了一批西方知识和科技人才。
这些人才的涌现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智力支持。
同时，洋务运动也引进了西方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推动了中国传统教育模式的改革。
然而，洋务运动在教育领域也存在一些问题。
由于洋务运动实行了以实用主义为导向的教育政策，忽视了人文教育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导致了中国教育的功利化倾向。
从政治角度看，洋务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政治体制的改革。
该运动试图借鉴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推动中国朝向现代国家的方向发展。
例如，洋务运动期间成立了一些现代机构，如翰林院和洋务局等，试图改革官僚体制和行政管理。
然而，由于洋务运动的改革措施往往只是表面上的形式主义，没有触及到根本的政治制度和权力关系的改革，导致了改革的局限性。
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极其重要而又十分复杂的人物。
他主管晚清国事数十年，权倾一时，位极人臣，对近代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然而长期以来史学界对他的评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一些人认为，李鸿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外国侵略者的大买办，出卖国家主权的卖国贼；另一些人认为，李鸿章是一个倾力于国家富强的实干家；各执一辞，大相径庭。
近年来，随着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化问题研究的深入，对李鸿章的评价又有进一步的变化。
当代已逝著名史学大家陈旭麓先生曾经指出：“洋务运动是近代化的开头，或者说是中国近代化迈出的第一步。
这个第一步与李鸿章的关系就很大。
”（1）他还进一步指出李鸿章是“向中国近代化迈出第一步的代表人物。
”（2）将李鸿章提升到了与中国近代化紧密联系的高度。
纵观洋务时代之李鸿章的洋务思想及洋务活动，笔者欲从中进一步阐述李鸿章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
一、李鸿章的近代化活动中国近代化始于何时？历史学家在近代化的研究中，有从鸦片战争算起者；也有认为是由戊戌变法开始；更多的是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所谓的同治中兴的洋务运动开始时算起。
我认为后一种比较近乎事实。
讲到洋务运动不得不跟李鸿章联系起来。
纵观整个洋务运动全过程，不难发现，在众多的倡导组织洋务活动的官僚中，与洋务运动相始终的只有李鸿章一人。
在所有的洋务官僚中，李鸿章兴办的洋务事业最多，涉及的范围最广，取得的成绩也最显著，中国近代化的许多“第一”都与他的名字联在一起，如中国第一家近代化企业、中国第一家由中国人自己修筑的商业铁路、中国人自行架设的最早的电报线、中国第一批官派留学生、中国第一支近代化的海军等等，因而被看作是洋务派的旗帜，洋务运动的旗手。
李鸿章虽然也是从科举之道上走出来的封建士大夫，然而其识见，用梁启超的话说，在同朝大官中“无人可以望李之肩背”（3）。
他对中外局势的变化，对中国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有清醒的认识。
他放眼世界，清楚地认识到：“华夷混一，局势已成，我辈岂可强分界画。
初三历史洋务运动评价及对今天启示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是中国尝试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和先进文化的一次努力。
本文将对洋务运动进行评价，并探讨洋务运动对今天的启示。
首先，对于洋务运动的评价，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来审视。
从积极的一面来看，洋务运动在改革思想和科学技术引进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
当时的洋务派大力推崇西方文化和科技，他们积极引进了铁路、电报等现代化设施，并且努力开办各类学校，培养人才。
这些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奠定了一定基础。
然而，从消极的一面来看，洋务运动也没有取得完全成功，一些政策的失败和思想的狭隘使得洋务运动很快陷入停滞。
其次，洋务运动对今天具有一些重要的启示。
首先，现代化需要全面发展，不能单凭引进外来的科技，而要结合本国国情进行改革。
洋务运动的失败表明，单纯引进技术和模仿西方制度并不能达到真正的现代化。
我们今天应该认识到，现代化是一个多维度的过程，不仅仅涉及技术层面，还包括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变革。
其次，洋务运动的失败也提醒我们，在引进外来文化和技术的过程中要注重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
我们可以学习西方的经验，但不能简单复制，应该结合自己的国情和实际进行改革创新。
最后，洋务运动的失败也教会我们，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需要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
洋务运动在一些层面上的失败部分源于官僚主义、腐败等问题，这也给我们提醒，在今天进行现代化建设时，需要注重改善制度环境，提高政府效能，加强民众参与。
综上所述，洋务运动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我们应该客观地评价这段历史，并从洋务运动中得到一些宝贵的启示。
今天，我们要在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不断探索，不断创新，结合自身国情，努力实现全面现代化的目标。
2024年山东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考试改编试题注意事项1.答卷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考生号等填写在答题卡和试卷指定位置。
2.回答选择题时，选出每小题答案后，用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如需改动，用橡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
回答非选择题时，将答案写在答题卡上写在本试卷上无效。
3.考试结束后，将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一、选择题：本题共15小题，每小题3分，共45分。
每小题只有一个选项符合题目要求。
1.在山西的陶寺遗址挖掘中发现，其中大型墓随葬品丰富、精致，有鼍鼓、特磬等重要礼器；而占墓葬总数将近90%的小型墓，墓室仅能容身，死者身无长物。
由此可知，陶寺文化时期（）A．音乐演奏技艺高 B．私有制已经形成C．已出现早期国家 D．宗法制开始萌芽B 本题考查古代文明的发展。
从随葬品和墓葬规格判断，陶寺遗址在墓葬随葬品方面存在明显的贫富不均现象，这说明陶寺文化时期私有制已经形成，故选B项；仅凭出土乐器不能说明音乐演奏技艺的高低，故排除A项；材料信息没有涉及有关阶级统治的暴力机关，故排除C 项；材料信息没有涉及陶寺文化时期具体的宗法继承关系，故排除D项。
2.汉初承用秦制，御史大夫既为副丞相，又是监察长官。
西汉后期至东汉，御史大夫转为三公之一，御史中丞不再履行相应的行政职责成为独立的最高监察长官。
这一变化有利于A.监察官员越来越专职化B.监察官员的职能被异化C.强化封建君主专制集权D.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C 本题考查汉承秦制。
根据材料汉初御史大夫既为副丞相，又是监察长官；西汉后期至东汉，御史大夫转为三公之一，御史中丞不再履行相应的行政职责成为独立的最高监察长官，可知中央监察机关由依附于丞相发展至独立的监察机构，监察官员成为独立的监察官员，这一变化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权，故C项正确；监察官员越来越专职化是这一变化的表现而非影响，排除A项；监察官员的监察职能并没有被异化，排除B项；材料没有涉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排除D项。
依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你如何评价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是我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变革运动，它是我国在面临外来侵略和国家崩溃的危机下，积极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和制度，力图复兴国家的历史事件。
在本文中，我们将从多个角度对依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来评价洋务运动进行深入探讨。
一、洋务运动背景1.1 社会背景洋务运动发生于晚清时期，当时的我国正面临着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和的巨大冲击，社会秩序动荡不安，国力渐渐衰弱。
1.2 外部压力西方列强通过侵略和不平等条约，瓦解了我国的传统体系，我国开始意识到自身的落后和弱小，因此有了进行洋务运动的动机。
二、洋务运动的推动者2.1 李鸿章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他致力于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改革我国的军事装备和工业制造，力图振兴国家。
2.2 曾国藩曾国藩在洋务运动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他重视近代化的军事力量，并提出了“革故鼎新”的口号，推动洋务运动的进程。
三、洋务运动的成就与问题3.1 成就洋务运动引进了大量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制度，对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我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和现代教育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3.2 问题然而，洋务运动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许多引进来的技术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应用和推广，加剧了我国在近代化进程中的不平衡发展。
四、对洋务运动的评价4.1 积极意义洋务运动的推动，推动了我国近代化的进程，加速了我国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吸收和应用，为我国的国家建设奠定了一部分基础。
4.2 消极影响然而，洋务运动也存在许多弊端，比如过度依赖洋人、局限于近代工业和军事领域等问题，未能真正解决我国社会的深层次问题。
五、个人观点洋务运动是我国近代史上一场重要的变革运动，它改变了我国传统社会的面貌，也为我国近代化的进程做出了一些贡献。
然而，洋务运动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和弊端，这需要我们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认真对待今天的发展挑战，注重创新和自主发展，寻找符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在我看来，洋务运动作为我国近代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和全面评价，以更好地启示我们今天的发展道路。
李鸿章，字子黻、渐甫，号少荃，晚清军政重臣，淮军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
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极其重要而又十分复杂的人物。
他主管晚清国事数十年，权倾一时，位极人臣，对近代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然而长期以来史学界对他的评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一些人认为，李鸿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外国侵略者的大买办，出卖国家主权的卖国贼；另一些人认为，李鸿章是一个倾力于国家富强的实干家；各执一辞，大相径庭。
阐述李鸿章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
一、李鸿章的近代化活动中国近代化始于何时？历史学家在近代化的研究中，有从鸦片战争算起者；也有认为是由戊戌变法开始；更多的是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所谓的同治中兴的洋务运动开始时算起。
我认为后一种比较近乎事实。
讲到洋务运动不得不跟李鸿章联系起来。
纵观整个洋务运动全过程，不难发现，在众多的倡导组织洋务活动的官僚中，与洋务运动相始终的只有李造厂、第一所近代化军校、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等。
有曾国藩和李鸿章共同创造的安庆内军械所。
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
不但促进了没落王朝的工业化，而且为在财政上捉襟见肘的政府提供了大量稳定的资金。
不过李鸿章始终没有逃脱时代对思维的束缚，李鸿章所建企业皆为官督商办体制，企业初建之时官府没有实力独立创办，便与民资合作。
待企业步入正轨，官府便想方设法排斥民资，形成官府独霸企业。
由于连年战乱政府不断从企业中抽离资金、强加冗员，长期的政策保护又使企业暮气沉沉。
这些重病缠身的企业随着外国势力的入侵和民族资本的崛起难逃悲剧命运。
李鸿章虽然是从科举之道上走出来的封建士大夫，思维上受到了种种束缚，有着一些过失，然而其识见，用梁启超的话说，在同朝大官中“无人可以望李之肩背”，他的功劳也是不可被抹杀的。
1、引进西方军事工业，建设近代化国防。
1862年，淮军首先接受近代军事装备与训练，这是中国陆军近代化的肇始。
1865年，他在上海开办了江南制造总局，同年，接管了天津机器局。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唐朝扬州叛乱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发生的？
导语：扬州叛乱是发生于公元684年，参战双方分别是唐朝和叛军。
那时正当武则天登上政治高峰感到的愉悦感的时候，一些忠诚于李唐的人对她开始心生
扬州叛乱是发生于公元684年，参战双方分别是唐朝和叛军。
那时正当武则天登上政治高峰感到的愉悦感的时候，一些忠诚于李唐的人对她开始心生反感，背后议论纷纷。
就在扬州，有几个胆大的文人借着酒劲就曾说了一些出格的话，于是酝酿出了震惊朝野的扬州叛乱。
下面就来了解一下扬州叛乱背景。
对于扬州叛乱之所以能够成功上演，也并不是偶然的事件。
关于扬州叛乱背景大致是发生在公元684年9月时期，武则天已是61岁的高龄，她自知年事已高，于是在洛阳加快了改朝换代的步伐。
为了能够早日称帝，她做了4件事。
也正是这四件事情，使得一股反对她的势力正在暗中酝酿叛乱，最终导致扬州叛乱的出现。
这四件事情分别是：第一：囚禁皇帝，临朝称制。
那时是在嗣圣元年的二月六日，她将自己的三儿子李哲拉下皇位继而扶立了最小的儿子当皇帝。
但他的小儿子并不比他的哥哥幸运，他平时都被软禁在偏殿，正殿上的龙椅上空无一人，而武则天则坐在龙椅后的纱帘中。
第二：逼杀废太子李贤。
由于李显不是武则天的亲生儿子，再加上他又是众多皇子中能干的一位，于是武则天害怕他将来会策反，于是就杀了他。
第三：追尊武氏先人，提拔武氏子弟。
在武则天称朝之后，大肆的提拔武氏家族，男的都封为王，女的则为王妃，并且还开创了外戚干政的先河。
第四：改各种名号。
首先，她先改年号;其次改旗帜;第三是改都号。
生活常识分享。
洋务运动是我国近代史上的一场重要运动，它是清政府在19世纪中叶为了应对西方列强的侵略而推行的一项改革运动。
在这个主题下，我将综合材料三的内容，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洋务运动进行评价。
1. 洋务运动的背景洋务运动始于19世纪50年代，当时的清政府面临着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内外交困的局面。
为了强化国家力量，实现自强自立，清政府开始推行一系列的洋务政策，力求引进西方技术和思想，推动国家现代化进程。
2. 洋务运动的积极意义洋务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近代化进程。
因为在这一时期，我国学习和引进了西方的科学、技术、经济和政治制度等方面的成果。
一些洋务派官员也积极倡导变法改革，如湖广会馆在军事、工业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
这些都为我国近代化的进程奠定了基础。
3. 洋务运动的消极影响然而，洋务运动也存在一些严重的问题。
由于西方列强的不断侵略和割地赔款，清政府的洋务改革也常常被误解为对外国侵略者的迎合和投降。
洋务运动的范围较窄，注重军事和工业的引进，却忽视了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的改革，导致改革难以深入人心。
洋务派的一些政策也存在弊端，如大规模依赖外国技术和人员，导致了技术和人才的外流，削弱了我国自身的独立创新能力。
4. 个人观点与理解洋务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近代化的进程，然而它也存在着很多弊端。
它的失败主要在于没有真正改变封建社会的根本结构，只注重技术的引进和模仿，而忽视了文化和制度的变革。
我认为洋务运动虽然有积极的一面，但在总体上并没有真正推动我国近代化的进程，其失败主要来源于对世界格局的错误判断和对我国国情的错误估量。
洋务运动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运动，它对我国的影响至今仍在发酵中。
我们需要对这段历史有一个全面、深刻和灵活的理解，以便更好地认识我们的国家和历史。
洋务运动是我国近代史上的一场重要运动，它是清政府在19世纪中叶为了应对西方列强的侵略而推行的一项改革运动。
洋务运动的背景可以追溯到19世纪50年代，当时的清政府面临着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内外交困的局面。
评价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洋务运动，听起来是不是有点高大上？其实呢，它就像是清朝时期的一次“自我改造”，想要把这个封闭的社会打扮得时尚一点，增加点现代气息。
那时候，面对西方的“强敌”，满清老爷们才意识到，嘿，不赶紧学习点新玩意儿，咱可就要被人甩在后头了。
于是乎，洋务运动就像是那种想要追赶潮流的年轻人，拼命学习新东西，试图把自己打造成“潮人”。
说到洋务运动，不能不提“中体西用”这句话。
这简直就是运动的核心理念啊。
意思就是咱们要保持中国的传统文化，但也不能对西方的先进技术视而不见。
这就像你一边吃着妈妈做的家常菜，一边偷偷在外面尝试汉堡，想在保留家乡味道的同时，来点新鲜感。
这种思想也挺有意思，毕竟老祖宗的智慧可不能丢，现代化的工具也得用上。
当然了，运动期间，清相关部门也开始建立起一些工厂、铁路，还引进了不少西方的科学技术。
想想看，那个时候的中国，还是骑马打仗的年代，突然有了火车、蒸汽船，真是颠覆了大家的三观。
这种变化就像是一个沉闷的村庄，突然变成了热闹的集市，大家都在忙着追赶时代的步伐。
不过，事情没那么简单，背后可是有不少辛酸苦辣，动不动就被各种利益纠葛绊住了脚。
洋务运动的成果也不是一帆风顺，尽管有了些新设备、新技术，但要真正实现现代化，光靠这些可不够。
想象一下，一个只会用新手机但不会下载软件的人，难免会觉得孤独，想要有更好的体验，得学会用各种应用。
清相关部门虽然知道要引进，但并没有真正把握住“用”的关键。
换句话说，得掌握“运用”的能力，光有表面功夫可不行。
再者说，洋务运动虽然开了个好头，但也暴露了不少问题。
有人说，运动的成功与否，主要看领导者的决策。
可偏偏那时候的领导者们，有些人眼光短浅，有些人只顾着自己的小算盘，往往没能坚持下去。
这就像是打麻将，明明有机会胡牌，却因为一时的贪心，把牌打得乱七八糟。
虽然洋务运动没有完全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但它确实为后来的变革打下了基础。
你想啊，它开启了中国学习西方的先河，像一扇窗户，让新思想、新技术慢慢透进来。
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化历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化历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内容提要：万事开头难，洋务运动引领中国迈出了近代化的第一步，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引路人。
由于洋务创办者的封建腐朽性，使得运动本身以失败而终。
洋务运动虽然失败，但是从运动中生成了资产阶级新生力量，领导中国一步步走向近代，没有洋务运动就没有戊戌变法和资产阶级革命，中国近代化不知道推迟多少年，从社会发展来说，洋务运动是成功的，功不可抹。
关键词：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化“引路人”主客观作用评价一历史事件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要看这一事件对历史发展的作用的大小。
洋务运动历时三十余年，作为中国近代化的开端，受到学者们的普遍重视，洋务运动可谓中国近代化的第一炮，可这一炮并没有放响，因而引起了对洋务运动不同评价的争论。
关于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化的作用，历来学术界众说纷纭，且不同时代受社会环境影响侧重点也不相同。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学者们给予它充分肯定，认为洋务运动是向西方学习变法图强，使中国由封建走向近化化；建国后的几十年则否定多于肯定，认为洋务运动是封建地主阶级维护封建统治的军事改革；处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当今社会的学者，则可能较多地用经济砝码来衡量它的历史作用。
下面就我个人认识来发表一些看法。
一、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迈出的第一步，它是一个“引路人”，引领中国进入了近代化的门坎儿。
（一）传统外交转向近代化外交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大清王朝同列强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已无法避免，1860年恭亲王奕訢等奏请设置“总理衙门”，清廷批准，从此清政府的对外事务多由奕訢出面主持，文祥从中策划，形成了中央的洋务派势力。
“总理衙门”是清政府专门办理中外一切交涉的机关，还兼管通商、海关、海防、订购军火、借款，主办同文馆和派遣留学生等事务，设有英、法、俄、美、海防五股。
1873年各国派遣公使同清廷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自1877年起，清政府也相继在英、法等世界各地设立了数十处领事馆。
公使馆和领事馆的设立，使清政府的外交体制逐步完备起来，走进国际社会，大大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流。
长期以来，史学界对洋务运动的评价一直众说纷纭，褒贬不一。
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重大课题。
为此，本文试图从现代化的视角来探寻洋务运动在中国现代化史上的地位。
一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是中国现代化的最早启动。
首先，洋务派面对新的形势，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最早的现代化思想。
19世纪中叶，现代化浪潮已从欧美席卷到世界各地，它打破了各国的隔绝状态，将不同的国家和民族连为一体，人类历史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
而在中国，清王朝遇到了开国以来最大的统治危机：太平天国运动如火如荼，蓬勃发展；英、法联合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凭借洋枪洋炮打败了“天朝”军队。
日趋衰落的清王朝犹如一座将倾的大厦，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政治统治的危机，促使统治集团发生了分化，出现了新的组合――洋务派。
他们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提出了应变的思想，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最早揭示这一思想核心的是冯桂芬，他在1861年就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①这可以说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最初框架。
后来，洋务运动最重要的领导者李鸿章曾多次阐述过相同的观点，如1863年2月他在致曾国藩书、1864年春在致总理衙门书和1865年9月在《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中，都反复强调了用外国长技来维护中国的“文物制度”的主张②。
另外，洋务知识分子如王韬等也都在其著述文字中阐述过类似的观点。
直到1898年另一位洋务官僚张之洞发表《劝学篇》，才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加以理论概括和系统阐发。
在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运动期间，“中体西用”的思想成为洋务派的理论纲领。
在这一理论中，洋务派把中学和西学的关系称之为“体”与“用”的关系，或称之为“道”与“器”的关系，“本”与“末”的关系，“主”与“辅”的关系，进而肯定两者的相对价值，即中学具有精神价值，西学具有物质价值；更进而肯定两者的功用，即中学用来“治心身”，西学用来“应世事”。
在这里，中学和西学的地位虽略有高低之分，如强调中学是“本”、“体”，而西学只是“末”、“用”，但同时这两者又被强调是相补相救，不可偏废的。
说到底，就是他们企图要以军火武器和科学技术的“西用”，来达到维护古老的封建王朝这个“中体”的目的。
显然，这一思想体现了落后的生产关系与先进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体现了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之间的矛盾。
从哲学上看，这种两分法是谬误的，因为它是一种既肯定新价值又不否定传统价值的相对主义。
然而应当指出，洋务派主张“中体西用”，“实已是一革命性的态度”③。
从理论上看，他们以这种思想模式将西学内容合法化，将指向现代的世俗价值目标引进传统框架内，肯定西学所指向的世俗价值，肯定其具有传统伦理价值所不能替代的实际功用。
这就等于承认中学还有所不足，还有待于西学补充，西学确有超越于中学的地方，从而动摇了“礼义至上”的传统伦理价值观的绝对、唯一的权威地位。
这是鸦片战争后中国思想界的一大进步。
从实践上看，这一思想不再像经世派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那样停留在书本上和口头上，而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有效的影响，它具有冲破传统思想的禁锢，开阔人们视野，引导人们追求新知的积极作用。
即以当时设立的学堂而论，尽管每所学堂以及每次派遣留学生几乎都强调“以义理为体，以格致为用”，但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实际上是以西学为主的。
有的只是规定“仍兼讲中学”：有的只是说“汉文经学，原当始终不已”，并不列为正式课程；有的只是要求学生在“闲暇”时阅读一些史鉴之类的书。
当发现某些学生偏重中学、荒废西学时，还认为是背离了设立学堂的宗旨而着力加以整顿④。
毫无疑问，“中体西用”思想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化理论⑤，它使中国人迈出了由“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变的脚步。
其次，洋务运动从西方引进先进技术和机器生产，实现了中国从手工业制造转入机器生产的起步。
美国比较现代化学者布莱克指出，在人类历史中，有三次伟大的革命性转变，第一次革命性转变发生在100万年前，原始生命经过亿万年的进化以后，出现了人类；第二次革命性转变是人类从原始状态进入文明社会；而第三次革命性转变则是近几个世纪正在经历中的事，全世界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国家从农业文明或游牧文明逐渐过渡到工业文明⑥。
社会学者、历史学者一般把人类历史上的第三次大转变理解为现代化⑦。
从这个意义上说，洋务运动就成了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起点。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农业为本的相当自足的社会体系，生产主要靠人力。
中国自古有较多的科技发明，并长期在世界占领先地位，但自14世纪后科学技术一直处于僵滞、停顿的状态，以致没有出现像西方那样的科学革命⑧，科技也未能大量用到生产上。
中国传统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心价值系统，重天人合一，重社会秩序与人伦规范。
在大部分时间里，中国面对的主要问题不是外部世界的挑战，而是源自内部的传统危机，但历史总是依照自身逻辑消解和克服这些危机，进入又一轮王朝循环。
然而自19世纪上半叶起，中国历史的内部要素与西方世界的霸权威胁及文明示范叠加在一起，共同制约着中国的历史走向。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清政府内部一批掌握实权的官僚，觉悟到中国对西方有不能不学之处，而所要学的即是西方之技术。
于是，在奕诉、曾国藩、李鸿章等重臣的倡导和主持下，洋务运动应时兴起。
1861年初，清政府宣布设立总理衙门和北洋与南洋两位通商大臣，是洋务运动的先声，然后以派员采购外洋船炮并自行仿造为开路，随之在各地建立起一批机器局、船政局、枪炮厂等军事工业。
70年代洋务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洋务派在继续兴办军事工业的同时，又着手兴办民用工业。
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最初两家也是手工业生产，没有使用机械动力。
但以后建立的诸厂均一开始就进口外国的机器设备，引进国外技术，以至聘用外国技术人员。
这些进口的机器设备在当时尚属先进。
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的机器设备均比较完整，在当时也较先进。
军事工业除了生产普通军火（如洋枪、洋炮）外，还生产机器设备、船只等。
如江南制造总局，除制造枪炮和弹药外，还制造“制器之器”，到1894年生产各种车床、刨床245台，其他机器310具。
天津机器局在1876？1879年间，自制了机床等设备177台。
1867年江南制造总局还建成造船厂，次年造成第一艘轮船，至1885年先后制造大小轮船10余艘。
洋务派创办的民用工业，机器生产更多地被采用。
如上海机器织布局开始建厂时，即派人到美国选购机器，其中包括轧花、纺纱、织布机械全套设备。
后来李鸿章决定扩充纺纱，又向英国增订机器。
当时，无论是纺织、钢铁工业还是其他制造业，都建立起了机器工业企业。
洋务企业尽管受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种种限制，机械化的程度还很低，各企业内部仍大量使用手工劳动，但它们毕竟引进了西方先进的机器和工艺，在生产技术方面发生了空前的大变革，使中国破天荒出现了现代工业文明的曙光。
再则，无论是军事工业还是民用工业，其主导产业为钢铁、矿产、铁路和棉纺织业，即当时所谓“机器矿路”。
这是符合工业发展本身的规律的。
生产工具和科学技术属于社会生产力。
新的生产力输入中国之后，必然会逐渐引起一切社会关系的变化。
马克思指出：“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
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⑨。
在洋务派创办的军事企业中，已较普遍地采用了雇佣劳动，大部分工人都是自由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他们的工资大体上是按照技术高低而决定的。
例如：在江南制造总局，“华匠学徒，按日点工给价”；“内地工匠、小工则人无定数，视工务之缓急为衡；价有等差，较技艺之优劣为准”⑩。
这显然存在着资本主义剥削关系。
而洋务派创办的民用工业，在性质上与军事工业相比则有很大的不同，它们不仅大量雇佣工人，而且以私人投资为主，所生产的产品计价出售，有明确的利润目的，进行的是商品生产。
企业中很明显地存在着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总之，洋务运动使中国迈出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第一步，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从此真正开始。
二持续30多年的洋务运动，又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首先，洋务运动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人现代民族主义意识的增长，推动了中国人与现代社会的接轨。
传统上，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意识是文化意义上的，他们认同的是一个外延可以推及天下的华夏文化共同体及其以此为统治合法性的世袭君王。
鸦片战争以后，传统的民族主义意识在新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开始改变。
人们逐渐认识到中国不过是多元世界中的一个有限的政治实体，这就萌发了现代政治意义上的民族主义。
而这种民族主义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不断强化。
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进一步受到外部世界的生存挑战和现代文明示范的刺激，发生了洋务运动。
洋务派高举“中体西用”的旗帜，创办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力图“借法自强”，这是现代民族主义在这一历史阶段的表现形式。
李鸿章说：“资取洋人长技”制器练兵，是“御侮之资，自强之本”（11）。
他在创办轮船招商局时又说：此举是为了“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12）。
张之洞在筹办广州织布局时同样也说：这是为了“自扩其工商之利，以保利权”（13）。
可见，在洋务派“借法自强”的口号里，包含着保卫民族利益、争取社会进步的核心。
洋务运动带来了现代生产力和大工业生产方式，从而刺激和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
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中国社会进一步出现了各种体现民族主义的思想和主张。
70年代以后，洋务派虽也创办了一些工商企业，但数量甚少，经营不力，发展缓慢，社会效益也十分有限，难以与外国资本相抗衡。
许多洋务知识分子对这种状况日益不满，他们开始批评洋务运动步子太小，速度太慢，提出“必须破除积习，大为更张”，加快发展工商业的速度（14）。
郑观应针对官办工商业运用封建衙门式经营方式的弊害，力倡“不用官办而用商办”（15），政府应鼓励和支持民族工商业。
他认为：“商务者国家之元气也，通商者舒畅其血脉也。
”他提出“商战”口号，激励人们扩展工商业：“西人以商为战，士、农、工为商助也，公使为商遣也，领事为商立也，兵船为商置也。
国家不惜巨资，备加保护商务者，非但有益民生，且能为国拓土开疆也。
……彼既以商来，我亦当以商往。
”（16）他因此断言：“习兵战不如习商战”，“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17）。
显然，在“商战”的口号里，充满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感。
此外，洋务知识分子还谴责外国侵略者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特别是对不平等条约中所规定的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等条款，表示了极大的不满，认为这些规定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并给中国带来了无穷的祸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