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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豪放词派北宋词坛自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唱出豪放之声以来，欧阳修、王安石颇有些继承，到苏东坡横空出世，大力提倡以诗为词，抛开音律、抛开艳科恋情，写下了诸多豪壮之词，开一代豪放之风。
到靖康之变宋室南渡之后，在内忧外辱的时事刺激下豪放词派迅猛发展，到辛弃疾手中成就巅峰。
豪放词题材广阔，不仅描写花间月下，还描写军国重大题材，使词能像诗文一样地反映生活，它境界宏大，气势恢弘，不拘格律，崇尚直率，不求含蓄婉曲。
(一)苏轼北宋时豪放派的代表人物是苏轼，苏轼的词风洒脱旷达，开创豪放词风，他用广泛的题材、开阔的视野代替了五代婉约词儿女之情、离别之感;用恢宏豪放的风格取代了含蓄婉约风格;又直接抒发情感，突破了格律的限制;还用诗的语言写词，为词开拓出新天地。
1、《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2、《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3、《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
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二)辛弃疾辛弃疾是南宋时期最著名的豪放派词人。
他的词无所不包，既写景状物又抒情议论。
他更用散文的笔法填词，大量运用比兴、典故，极大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完成了词体的解放，实现了词风的变革，把豪放派词创作推向顶峰。
1、《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
清真词风与大晟创作群体第四章清真词风与大晟创作群体第三节御用词人与北宋后期的俗词创作大晟词人是宋徽宗时期御用文人的代表，此外，还有曹组、王安中等等，形成宫廷词人创作圈。
如前所言，这些词人创作中以雅相尚，大致树立起一个风雅词的创作传统。
然而，御用文人的创作又是复杂的，他们的审美趣味是随着徽宗的口味而变化。
徽宗作为一国之君，是正统、伦理道德的化身，他必须倡导雅正。
况且，对雅词他也是有所嗜好的。
作为一个享乐的个体，徽宗生活奢靡荒淫，他同时又嗜好俚俗谑浪的格调。
不同的角色、不同的场合，徽宗表现出不同的嗜好。
于是，御用词人的创作也就呈现出两种趋向：在创作雅词的同时，不避声色与俚俗。
这股俗词创作的风气影响了北宋后期的整个词坛，俗词创作蓬勃发展，形成空前绝后的盛况，是北宋俚俗词创作的黄金时段。
由于徽宗年间同时存在着强劲的“风雅词”之创作倾向，而且，这种创作倾向得南宋词人大声弘扬，南宋朝野又普遍抵制徽宗年间蔚为壮观的俗词创作，所以，北宋末年这种俗词创作现象始终没有引起词论家的重视，成为词史研究中的一个空白点。
一、徽宗的喜好与世风的转移宋徽宗从本质上讲是一位耽于声色之乐的纨绔子弟。
他在位26年，尽情享乐，奢侈糜烂。
作为帝王，他既无治国方略，昏庸无能；又好大喜功，愚昧自负，最终导致北宋政权的崩溃。
徽宗所为，一改北宋历朝帝王的规制，同时带动世风的转变。
徽宗年间的社会财富之积累，达到令人羡慕的程度，朝野呈现出繁华似锦的虚象。
北宋自太祖开国，至徽宗朝已涵养生息一百五十余年。
虽然北宋社会内有“冗官”、“冗兵”之积弊，外有辽、夏“岁币”之支出，但是，社会经济仍在不断向前发展。
真宗景德二年（1005）十二月，宋、辽“澶渊之盟”订立，此后，北宋内外一直没有较大的战争骚扰破坏。
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人口迅速增长，“以史传考之，则古今户口之盛，无如崇宁、大观之间。
”（《文献通考》卷十一《户口》）国库也日益充裕。
朝廷在元丰、元祐库的基础上，增设了崇宁、大观、宣和等库。
宋词概述宋词是继唐诗之后的又一种文学体裁，基本分为：婉约派、豪放派两大类。
婉约派的代表人物：南唐后主李煜.宋代词人：李清照、柳永、秦观等。
豪放派的代表人物：辛弃疾、苏轼、岳飞、陈亮等。
词，诗歌的一种。
因是合乐的歌词，故又称曲子词、乐府、乐章、长短句、诗余、琴趣等。
始于隋，定型于中晚唐，盛于宋。
词在晚唐、五代、宋初多是酒席宴前娱宾遣兴之作，经柳永、苏轼，逐渐扩大了词的题材，至辛弃疾达到高峰，成为和诗歌同等地位的文学体裁。
词最初主要流行于民间，词所配合的音乐是所谓燕乐，又叫宴乐，隋代已开始流行。
大约到中唐时期，诗人张志和、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等人开始写词。
晚唐词人温庭筠以及以他为代表的“花间派”词人以李煜、冯延巳为代表的南唐词人的创作，都为词体的成熟和基本抒情风格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词终于在诗之外别树一帜，成为中国古代最为突出的文学体裁之一。
进入宋代，产生了大批成就突出的词人，名篇佳作层出不穷，并出现了各种风格、流派，与唐代诗歌并列，成了“唐诗、宋词”。
宋词的发展共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晏殊、张贤、晏几道、欧阳修等承袭“花间”余绪，为由唐入宋的过渡；第二阶段，柳永、苏轼在形式与内容上进行了新的开拓以及秦观、赵令畤、贺铸等人的艺术创造，促进宋词出现多种风格竞相发展的繁荣局面；第三阶段，周邦彦在艺术创作上集大成，体现了宋词的深化与成熟。
在北宋词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中，晏殊、欧阳修的创作，主要在于继承;张先、晏几道的创作,则已稍露宋人特色。
第一位变革者就是柳永。
他广泛地接触社会，反映了都市生活的某些侧面，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部分城市下层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情感。
他还善于吸取民间歌词的养分，有效地扩大了词的体制。
因此，柳永的创作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对宋词的发展起了奠基的作用。
北宋中后期, 苏轼在柳永的基础上，进一步加以“变革”。
词至苏轼，“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已成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
若干追随者学其作词，虽各有所得,却不拘一格,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使得北宋词坛出现了多种风格竞相发展的繁荣局面。
宋代词人介绍【全】辛弃疾1104～1207年，南宋诗人。
字幼安，号稼轩，济南历城人。
耿京聚兵山东，节制忠义军马，留掌书记。
绍兴三十二年，令奉表南归，高宗召见，授承务郎。
宁宗朝累官至浙东安抚使，加龙图阁待制，进枢密都承旨卒。
曾寓居江西上饶、铅山达十余年。
其词热情洋溢，慷慨悲壮。
笔力雄厚，艺术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
有《稼轩长短句》。
欧阳修1007～1072年，北宋文学家、史学家。
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吉州吉水（今江西）人。
天圣进士。
累官知制诰、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
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
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风与其散文近似，语言流畅自然，其词深婉清丽。
有《欧阳文忠集》，词集有《六一词》、《近体乐府》及《醉翁琴趣外编》。
周邦彦1056～1121年，北宋词人。
字美成，号清真居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
历官太学正、庐州教授、知漂水县等。
徽宗时为徽猷阁待制，提兴大晟府。
精通音律，曾创作不少新词调。
作品多写闺情、羁旅，也有咏物之作。
格律谨严，语言曲丽精雅。
长调尤善铺叙。
为后来格律派词人所宗。
旧时词论称他为“词家之冠”。
有《清真居士集》，后人改名为《片玉集》。
吴文英1212～1272年，字君特，号梦窗，晚年又号觉翁，四明（今浙江）人。
一生未仕，但平生所交，皆一时显贵，作词较多，是一位重要词人。
其词典丽而工，多雕琢，音律合谐。
今传有《梦窗词》。
李清照1084～？，南宋女词人。
号易安居士，齐州章丘（今山东）人。
父李格非为当时著名学者，夫赵明诚为金石考据家。
早期生活优裕，与赵明诚共同致力于书画金石搜集整理。
金兵入据中原，流寓南方，明诚病死，境遇孤苦。
所作词，前期多反映其悠闲生活，后期多悲叹身世，情调感伤。
形式上善于用白描手法，自辟途径，语言清丽。
词调强调协律，崇尚典雅、性致，提出词“别是一家”之说，反对以作诗文之法作词。
今有《李清照集校注》。
王灼云：若本朝妇人，当推词采第一。
作长短句能曲折尽人意，轻巧尖新，姿态百出；阁巷荒谣之语，肆意落笔，自古缙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藉也。
女词人李清照的后期作品介绍女词人李清照的后期作品介绍李清照是宋代著名的女词人，婉约词派代表，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
以下是店铺精心整理的女词人李清照的后期作品介绍，希望能帮到大家！李清照的后期作品李清照是宋代著名的女词人，素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
李清照擅长写词，《如梦令》、《醉花阴》等都是李清照词曲代表作品。
李清照的词分为两个时期，分别是前期和后期。
李清照前期的词曲风格明快，吟唱出自己对大自然的喜爱之情。
李清照后期的词风压抑沉闷，抒发了自己离乡愁绪之苦。
李清照后期的作品有《声声慢寻寻觅觅》、《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临江仙庭院深深几许》等。
李清照是婉约派的代表人，她的词风多变，通过对景色和人物的描写和刻画，引发世人的深思。
《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是李清照后期的词曲经典作品，全词内容为：“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
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
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
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词人在上阕通过描写“薄雾”、“愁云”、“瑞脑”、等意象突出了季节环境。
秋天到了，词人感觉到窗外一片压抑愁闷的景象，生活在这样萧瑟沉闷的天气中，词人的心情也逐渐愁苦和抑郁。
随后，词人写到了重阳佳节，借此节日来反衬出自己孤身一人的寂寥感。
中秋佳节本该是家人赏菊喝酒团聚的日子，但今年的重阳佳节，只剩下词人孓然一人，心中不免有些孤苦和凄凉。
下阕中，词人借上阕意象，抒发了自己思念丈夫思念亲人的心情。
李清照的词风诗有诗的特点，词有词的风格，而李清照的词又有另一番独具一格的风格！她的《论词》里提出了“别是一家”的独特风格，她自己也是婉约派的一名代表，她的词全局上是以委婉、文雅和清风而著名。
李清照的人生是坎坷的，但是她的词风却开创了词史上的新纪元。
李清照出身于官宦之家，从小生活就比较的富裕，而且见识也比较广泛，虽然那个时候是北宋的末期，整个社会都处于黑暗之中，可就是那个时候李清照开始了“别是一家”诗词的开端。
宋代主要词人及其作品风格简介北宋：王禹偁（公元954——1001年）字元之，巨野（今山东巨野）人。
宋太宗朝进士。
做过翰林学士、知制诰。
他是首先起来反对绮靡文风的诗文家，著有《小畜集》等书。
潘阆（公元？——1009年）字逍遥，大名（今河北大名）人。
宋太宗朝赐进士，曾任国子博士（国立大学教官）、参军。
他能诗词，今传只有《酒泉子》词十首。
寇准（公元961——1023年）字平仲，下邽（今陕西渭南）人。
进士出身。
宋真宗朝宰相。
他能诗，不是词家，但他那首可能是自度曲《江南春》词，却脍炙人口。
林逋（公元967——1028年）字君复，钱塘（今浙江杭州）人。
终生不仕。
后人称其“和靖先生”（死后谥号）。
以诗著称，词流传很少。
其《长相思》（吴山青，越山青）是广为流传的小令。
范仲淹（公元989——1052年）字希文，吴县（今江苏苏州）人。
进士出身官至参知政事。
词作不多，其边塞词《渔家傲》（碧云天，黄叶地）情感悲凉，突破了男女与风月的界限。
今传《范文正公诗余》，仅有五首。
晏殊（公元991——1055年）字同叔，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
少年时以神童召试，赐同进士出身。
宋仁宗朝官至宰相。
他的词主要反映贵族士大夫闲适自得的生活及其流连光景、伤感时序的愁情。
词的可取之处是工于造语。
例如他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浣溪沙》），经过苦心的刻画而又不显得斧凿痕。
在写景方面具有这种特色的作品较多。
张先（公元990——1074年）字子野，吴兴（今浙江湖州）人。
宋仁宗朝进士，官至都官郎中（刑部所属曹司的主官）。
有《张子野词》传世。
他喜欢雕琢字句，喜欢写一种朦胧的美，以善于用“影”字著名。
人称“张三影”例如“云破月来花弄影”（《天仙子》）、“无数杨花过无影”（《木兰花》）、“隔墙送过秋千影”（《青门引》）等名句。
欧阳修（公元1007——1072年）字永叔，自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吉州永丰（今山西永丰）人。
宋仁宗朝进士，官至参知政事（副宰相）。
宋词的两股潮流作者简介：龙先生名沐勋，字榆生，别号忍寒居士，以字行。
1902年生，1966年病逝，为20世纪中国词学宗师之一，敏于词作，长于论述，勤于编撰。
龙先生1929年开始写词学论文，具有同时代一般研治诗词学者所不及的敏锐思辨力和广阔的视野。
其论文一交往昔词界评点论词的形式，推进了当时词学研究的学科建设。
一般词的批评家，爱把宋词分作豪放和婉约两派。
前者以苏轼作为代表人物，后者以秦观作为代表人物。
这种就风格上的分法，虽是出于明人张，但据南宋俞文豹《吹剑续录》的记载：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词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外，晓风残月’。
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
”公为之绝倒。
可见这个差别之说是由来已久的。
但为什么会有这两种不同风格和流派呢？因两者写作的动机和作用各不相同，当然就会产生和他的内容相适应的不同风格。
我们知道，词在宋代是配合着管弦来唱的，当然首先就得讲究协律，从而达到“音节谐婉”的地步。
而且这种唱词，大多数流行于都市，为了迎合市民心理，就得偏于描摹男女恋慕和伤离念远的情感。
当时这类作品，就是王世贞所说的“香而弱”（《艺苑卮言》）的一派。
这一派的特点，就是一要音节和谐，二要情调软美。
由于这两个条件的限制，就很难容纳丰富的内容和表达豪爽的气概，使作者只在音律和技巧上打圈子，陷身于泥淖而不能自拔。
但这些作品的“语工而入律”（《避暑录话》卷三记当时赞美秦观词的话），在当时是最受歌者和听众欢迎的，所以一直成为所谓词的正宗。
它的远源，是从花间一派来的。
我们与其说它是婉约派，不如说它是正统派，而把以苏轼为首的豪放派称作革新派。
正统派的特征就是特别重视协律。
从北宋的柳永、秦观、周邦彦以至南宋的姜夔、吴文英，虽然面目各有不同，而步趋却是一致的。
柳永以后，一般称秦七（观）、黄九（庭坚）为当代词首（见陈师道《后山诗话》）。
秦词受柳永影响，曾被他的老师苏轼所讥评，至作为“山抹微云秦学士，露花倒影柳屯田”的对句（见《避暑录话》卷三），并且当面斥责他：“不意别后，公却学柳七作词！”（见《高斋诗话》）正因为秦词的和婉缠绵，所以能盛行于淮、楚（今苏北）一带。
槐榆柳学习心得系列之唐宋词赏析编号：007词的发展（六）宋词发展到南宋中期，出现了辛弃疾、姜夔两个代表性人物，历代文人每每拿此二人与北宋的苏轼、周邦彦相比评。
实际上，文学价值的评判标准历来是复杂的，或以纯粹的美学理论为基准，或以阐释人性本质的深浅程度为标杆，或从能否反映时代的本质和精神来考量，如此等等，从来没有一个统一的准绳和范畴。
所以，诸如苏词和辛词孰高孰低的一类问题，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糊涂账，不如搁置为妙。
况且，这也不是一个甚至连业余爱好者都算不上的人可以来说话的。
这里来谈南宋中期词家创作高峰的心得体会，就用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在《母与子》中的一段话来做为开篇：“一切能永存的艺术作品，是用时代的本质铸成的，艺术从来不是独自一人进行创作。
他在创作中反映了他的同时代人的精神，整整一代人的痛苦、热情和梦想。
”这也许是学习南宋词高峰期特点的最佳视角。
六、南宋中期从公元1163宋孝宗隆兴元年至公元1264宋理宗景定五年，约百余年。
这一时段从历史角度讲，其实横跨了南宋中期及部分晚期。
但从词的发展脉络来讲，就没有必要再进行细致地划分。
南宋在这一百年里，大体是前七十年对金，后三十年对蒙，基本维持了偏安的局面。
在这种乱中有稳的局势下，南宋涌现了许多忧国忧民的爱国志士，同时，也迎来了文艺繁荣的复兴时代。
南宋时期维持了近百年学派间互争雄长和欣欣向荣的景象，形成了继春秋战国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百家争鸣”的盛况。
可以说，南宋是古代中国学术思想的巅峰时期，其中理学思想的诞生，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作为程朱理学集大成者的朱熹，是继孔孟以来最杰出的儒家学者。
王国维：“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宋词的发展也同样迎来了自己的高峰期，词人数量和作品数量都达到了历史空前的水平。
这一时期的词人，基本上分为两大阵营，一个是以辛弃疾豪放风格为代表的新体派，另一个是以姜夔婉约风格为代表的传统派。
御用词人与北宋后期的俗词创作大晟词人是宋徽宗时期御用文人的代表，此外，还有曹组、王安中等等，形成宫廷词人创作圈。
如前所言，这些词人创作中以雅相尚，大致树立起一个风雅词的创作传统。
然而，御用文人的创作又是复杂的，他们的审美趣味是随着徽宗的口味而变化。
徽宗作为一国之君，是正统、伦理道德的化身，他必须倡导雅正。
况且，对雅词他也是有所嗜好的。
作为一个享乐的个体，徽宗生活奢靡荒淫，他同时又嗜好俚俗谑浪的格调。
不同的角色、不同的场合，徽宗表现出不同的嗜好。
于是，御用词人的创作也就呈现出两种趋向：在创作雅词的同时，不避声色与俚俗。
这股俗词创作的风气影响了北宋后期的整个词坛，俗词创作蓬勃发展，形成空前绝后的盛况，是北宋俚俗词创作的黄金时段。
由于徽宗年间同时存在着强劲的“风雅词”之创作倾向，而且，这种创作倾向得南宋词人大声弘扬，南宋朝野又普遍抵制徽宗年间蔚为壮观的俗词创作，所以，北宋末年这种俗词创作现象始终没有引起词论家的重视，成为词史研究中的一个空白点。
一、徽宗的喜好与世风的转移宋徽宗从本质上讲是一位耽于声色之乐的纨绔子弟。
他在位26年，尽情享乐，奢侈糜烂。
作为帝王，他既无治国方略，昏庸无能；又好大喜功，愚昧自负，最终导致北宋政权的崩溃。
徽宗所为，一改北宋历朝帝王的规制，同时带动世风的转变。
徽宗年间的社会财富之积累，达到令人羡慕的程度，朝野呈现出繁华似锦的虚像。
北宋自太祖开国，至徽宗朝已涵养生息一百五十余年。
虽然北宋社会内有“冗官”、“冗兵”之积弊，外有辽、夏“岁币”之支出，但是，社会经济仍在不断向前发展。
真宗景德二年（1005）十二月，宋、辽“澶渊之盟”订立，此后，北宋内外一直没有较大的战争骚扰破坏。
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人口迅速增长，“以史传考之，则古今户口之盛，无如崇宁、大观之间。
”（《文献通考》卷十一《户口》）国库也日益充裕。
朝廷在元丰、元祐库的基础上，增设了崇宁、大观、宣和等库。
当时仅京师一地，就有府库92座。
金人攻陷汴京，遣使检视内藏府库，共74座，金人“役禁军搬三日不绝。
”（皆见《三朝北盟会编》卷七十一）都市经济的繁荣，更是盛况空前，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序》概言崇宁年间京师的富丽昌盛，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为孟元老的叙述作了形象的注释。
这一幅幅生动具体的历史长画卷，再现了汴京都市风采。
北宋后期社会财富的积累和繁华的虚像，给统治者的纵情声色提供了充分的物质基础和口实。
在一片升平歌舞、阿谀奉承声中，统治者失去了理智，文恬武嬉，朝野对日趋恶化的内外矛盾和危机很少觉察。
徽宗年间，正色立朝、直言进谏之士，都被远远排斥出朝廷。
徽宗听不到一点不同意见，臣僚奏章中充斥着谀颂之辞，社会的繁华虚象也仿佛在证实着“圣王”业绩。
因此，徽宗自我感觉良好，毫无愧色地认定自己可以追迹尧舜，治下乃太平盛世，国力异常强大。
于是，君臣生活奢靡，挥霍无度，放纵享乐。
徽宗初始也不敢任性所为，经蔡京等奸佞怂恿、鼓励，且曲为之解说，才日益放肆享受。
蔡京说：“陛下无声色犬马之奉，所尚者山林竹石，乃人之弃物。
”（《续资治通鉴》卷九十二）蔡京子蔡攸也说：“人主当以四海为家，太平为娱。
岁月能几何？岂可徒自劳苦。
”（同上，卷九十三）这些言论深得徽宗欢心。
于是，徽宗不以国家为己任，而是以四海天下供奉一己之享受。
后愈演愈烈，如筑艮岳以像杭州凤凰山，都人称万寿山等。
徽宗甚至多次轻车小辇，微服出行，出入狭邪，因此与名妓李师师之间便有了说不清、道不白的关系。
上行下效，徽宗年间奢侈成风。
蔡京“以金橘戏弹，至数百丸。
”（张知甫《张氏可书》）王黼“于寝室置一榻，用金玉为屏，翠绮为帐，围小榻数十，择美姬处之，名曰‘拥帐’。
”（《清波别志》卷三）君臣朝歌暮嬉，酣玩岁月。
徽宗年间世风趋于浮靡。
淫靡世风表现在歌舞娱乐方面，就是俚俗词风大为盛行。
徽宗虽然有很深厚的艺术修养，很高雅的欣赏趣味，但是，由于耽于淫乐的天性使之然，他又特别喜爱淫俗谑浪、靡丽侧艳的风调。
平日与群小相互戏谑、游乐，无所不至，群小也因此获得高官厚禄。
蔡攸得宠于徽宗，“与王黼得预宫中秘戏。
或侍曲宴，则短袖窄裤，涂抹青红，杂倡优侏儒中，多道市井淫媟谑浪语，以献笑取悦。
”（《续资治通鉴》卷九十二）王黼后来官至宰相。
宣和间讨徽宗欢心的另一位宰相李邦彦，“本银工子也，俊爽美风姿，为文敏而工。
然生长闾阎，习猥鄙事，应对便捷，善讴谑，能蹴鞠。
每缀街市俚语为词曲，人争传之，自号‘李浪子’。
”（《宋史》卷三百五十二《李邦彦传》）这些都十分投合徽宗嗜俗嗜艳的口味。
徽宗的喜好与臣下的迎合，使北宋后期世风为之一变，词风为之一变。
所以，北宋末年唱曲填词，皆不避俚俗，且为时尚所趋。
宋词起于民间，流行于酒宴歌席，迎合了宋人的享乐要求，以俚俗语写艳情是其必然的倾向，所以，宋词与市井俚俗有着天然的联系。
与散文、诗歌相比，歌词更容易与徽宗年间追逐声色的淫靡世风融为一体，以俗白靡曼的口吻表达难以遏制的“人欲”。
经柳永大量创作，北宋俚俗词风得以确立。
但是，俚俗词风一直受到宋词“雅化”倾向的压抑，不得舒眉一搏。
北宋末年新的社会环境和淫靡世风，为俚俗词的发展提供了大好时机，柳永词风得以张扬。
以俗语写艳情，以至滑稽谐谑，盛行于宫廷和社会上层，并影响到整个词坛的创作风气。
这是柳永之后俚俗词最繁荣的一个时期。
宫廷审美趣味的转移，影响面极为广泛。
原来流行于民间下层的艳曲俗词，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宫廷和社会上层。
作俗词、唱艳曲，不仅不妨碍仕进，而且有可能“夤缘遭遇”，飞黄腾达。
所以，词人们再也不必自我掩饰、自扫其迹，或曲为解释，而是大张旗鼓地创作俚俗小调。
同时，从边地流入中原的俗曲也再次备受青睐。
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五说：“先君尝言，宣和间客京师时，街巷鄙人多歌蕃曲，名曰《异国朝》、《四国朝》、《六国朝》、《蛮牌序》、《蓬蓬花》等，其言至俚，一时士大夫亦皆歌之。
”社会上下层的共同趋尚，汇集成一股声势浩大的创作潮流，构成宋代俗词创作最为昌盛的壮观。
流风遗韵，一直延续到南渡之后。
《碧鸡漫志》卷二又说：“今少年妄谓东坡移诗律作长短句，十有八九，不学柳耆卿、则学曹元宠。
”时风浸染，积重难返。
南宋词坛后来强烈的“复雅”呼声，便是对这一创作倾向的全面反拨。
有为之士，还将这种创作现象与北宋亡国联系在一起抵制。
宋高宗于南渡初年战乱频仍之时，特意下诏到扬州，销毁曹组词集的刻板（《碧鸡漫志》卷二），就反映了南渡之后朝廷态度的根本性改变。
此后，俗词就失去了适宜创作的环境，就再也没有如此辉煌的时光。
二、俗词创作之概况与成就徽宗年间俗词创作的涉及面极其广泛，以下拟从三个方面评介。
1、俗词作家队伍之广泛正如前言，徽宗年间俗词创作的潮流汇卷了社会上下层，所以，参与到俗词创作之中的作家，数量极其庞大。
不同社会地位和阶层、不同政治观点、不同风格流派的作家，都被卷入到俗词创作之中，他们的歌词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
从皇帝的近臣和御用文人，到一般的士大夫文人，乃至被排挤出朝的元祐党人，以及释道神仙与民间艺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创作出不同内容、不同风貌的俗词。
首先是徽宗亲信近臣。
上文言及蔡攸、王黼、李邦彦等人，出将入相，位极人臣。
他们的升官秘诀就是善伺人主意，投其所好。
以俗词相谑浪调笑、献媚讨好，就是诸多手段之一。
李邦彦等人当年“人争传之”的俗词，今天已经全部失传。
然而，从徽宗其他近臣的作品中，依然可以窥豹一斑。
王安中，政和间以善写阿谀颂圣文章而得徽宗擢拔，官至尚书右丞。
为文丰润敏拔，“以文辞自显，号为杰出”（周紫芝《初寮集序》），有《初寮集》传世。
王安中的词应制谀颂成分很浓，他的审美趣味是紧随着徽宗转移的。
其《洞仙歌》云：深庭夜寂，但凉蟾如昼。
鹊起高槐露华透。
听曲楼玉管，吹彻《伊州》。
金钏响，轧轧朱扉暗扣。
迎人巧笑道，好个今宵，怎不相寻暂携手？见淡净晚妆残，对月偏宜，多情更、越饶纤瘦。
早促分飞霎时休，便恰似阳台，云梦归后。
这首词写一次艳游的经历。
上阕写所游之秦楼楚馆清幽高雅的环境和美人的歌乐一曲，是初到歌楼的一段熟悉、应酬过程，双方都还有点温文尔雅。
下阕则转入两情相悦、携手相亲、梦入巫山云雨的艳事记载，语言风格也转为浅俗流利。
词人用口语恣意描写歌妓娇媚依人、巧笑玲珑、情意缠绵、楚楚动人的形象，以至分手之后仍时时回想。
徽宗游李师师家，感受大概亦如此。
其次是朝廷的御用文人。
这批词人的创作趣好及职能，与上述亲信近臣相似，都是以颂圣逢迎为其主题。
不过，他们的地位则远远不如徽宗的亲信近臣，他们是依靠阿谀攀附权贵进身的。
他们的词作风格，最受徽宗的审美趣向支配。
历代词论家都从“风雅”的角度观察大晟词人的创作，多数人故意忽略了他们大量靡曼谐俗的艳情小曲。
先来读一首大晟词人的作品：草草时间欢笑，厌厌别后情怀。
留下一场烦恼去，今回不比前回。
幸自一成休也，阿谁教你重来？眠梦何曾安稳？身心没处安排。
今世因缘如未断，终期他日重谐。
但愿人心常在，到头天眼须开。
晁端礼《河满子》晁端礼虽未到大晟府任职而卒，但他的词作则已随同流俗，且时时依据大晟府的要求从事创作。
《河满子》写男女相思艳情。
当年聚散匆匆，别后烦恼无限。
日日盼望重逢，嘴里却要强自支撑：“阿谁教你重来”。
这种种假意掩饰，最终被苦痛所冲破，下阕转为对天的祷告与对重逢的期望。
整首词都是由俗语组成，浑似备受离别煎熬的市井歌妓脱口而出的肺腑诉说。
与柳永词相比，更少了一些文人化的修饰，平白朴实的口吻倾诉出满腹真情。
其俚俗化程度更为彻底，将柳永的俚俗格调更向民间推进了一层。
《碧鸡漫志》卷二认为晁端礼、万俟咏“源流从柳氏来”，况周颐《历代词人考略》卷十六评晁冲之慢词“紆徐排调，略似柳耆卿”，再加上前文所引王灼之语，个别词论家也注意到大晟词作之靡曼谐俗一面。
御用文人并不仅仅限于供职大晟府者，在徽宗周围还聚集着一批以文字供奉朝廷的文人，他们的作为就与大晟词人一样，围绕着徽宗的喜好逢迎创作。
最典型的例子是曹组。
曹组字元宠，颍昌（今河南禹县）人。
六举未第。
宣和三年（1121）特命就殿试，中五甲，赐同进士出身，徽宗在玉华阁亲自召见，赐书曰：“曹组文章之士”。
官至阁门宣赞舍人。
有《箕颍集》20卷，不传。
《全宋词》录曹组词36首。
关于曹组被召殿试，《名贤氏族言行类稿》卷十九载：亳人曹元宠，善为谑词，所著《红窗迥》者百余篇，雅为时人传颂。
宣和初召入宫，见于玉华阁。
徽宗顾曰：“汝是曹组耶？”即以《回波词》对曰：“只臣便是曹组，会道闲言长语。
写字不及杨球，爱钱过于张补。
”帝大笑。
球、补皆当时供奉者，因以讥之。
从这一条记载中可以看出，曹组是靠自己的才思敏捷以及投合徽宗嗜俗的审美心态而得帝王欢心的，其作用类似于朝廷弄臣。
这首《回波词》《全宋词》漏收，可以让读者窥见曹组作词的风格，略略弥补百余首《红窗迥》失传的遗憾。
曹组的《红窗迥》虽然已经全部失传，但流传至今的作品中仍不乏浅俗艳冶者，大致也能展现他这方面的创作才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