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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中共乡村党组织形态研究晋察冀边区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边区人民建立的第一块敌后根据地,是坚持全国持久抗战的坚强堡垒和统一战线的模范区,而根据地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巩固、发展等,都离不开有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和拥护的中国共产党。
近年来,虽然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的研究已取得相当丰富的成果,但是对于边区中共党组织的研究,除了一些在传统革命史叙事模式之下的重视党组织机构沿革和人事变动的“区域”组织史外,对边区党组织运行实态,尤其是乡村基层党组织的实态研究,迄今仍未见有成果发表。
鉴于此,与以往边区党的组织史研究侧重组织沿革和制度条文而忽视实际运作不同,本文在掌握既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将研究重点转向党组织的实践和实际运行层面。
通过爬梳边区基层各级党组织的有关档案资料,运用历史学,并借鉴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重点探讨晋察冀边区乡村党组织的规模、党员群体、干部群体、党群关系等实际状况,及其乡村党组织与乡村社会的互动关系,以深入揭示抗日战争时期边区作为全国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模范、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验场和新中国的雏形的内在发展逻辑,并从中概括出边区中共乡村党组织领导军民进行抗日斗争和边区建设的经验、教训,为新时期中国乡村党组织建设和社会文明建设提供一些有益的历史借鉴。
论文共分导论、主体和结论三部分,其中主体部分凡五章,每章间存在相互交织、互相联系和相互影响的关系。
论文第一章介绍了抗日战争前边区乡村环境,并追溯了抗战前党组织的运行状况。
第二章考察了抗日战争时期在边区乡村党组织的重构中党员组织规模的扩大及其存在的问题,以及为解决这些问题而进行的党组织的调整和巩固。
第三章从乡村党员的社会构成、身份构成和支部教育方面,分析了党员群体的基本状况,说明边区党组织确立了以乡村农民为主体的社会基础,但这并不必然建基于党组织所期望的党员素质和乡村农民现实利益的满足上。
第四章以乡村干部群体为对象,从乡村干部群体的社会成份、任用与流动、纪律执行和工作效能的角度,探讨了乡村干部群体的基本形态,分析了党组织的干部政策和路线在实践中矛盾、调整对各项工作的影响。
战时政治对晋察冀边区农村社区的影响[3] 《记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解放日报》1943年3月10日。
其四,开展节约运动。
为了保证军政所需和救灾度荒,节约运动在社区内得到了广泛的开展。
政府与干部“节省开支,反对浪费”,“自动要求减低生活待遇”。
农民们积极支前,但自己采树叶、集野菜、“节衣缩食,准备度荒”,如井陉的印吉子,“原全家每天吃粮二升,在荒旱的情况下,减少半升,多吃糠菜,缝补旧衣,节布一匹”。
边区农民勤劳生产,同时又节衣缩食,从而保证了大部分家庭实现“耕三余一”计划[1]。
其五,进行生产互助自救运动的宣传教育。
应该说,广大农民长期适应的传统个体生产方式及其所产生的“各人自扫门前雪”的个人意识,与互助合作的集体劳动是有矛盾的。
因此,即使在那大家必须共同“自救”、“共存”的特定环境下,劳动互助也需要在遵循自愿互利的原则下,“特别加强群众的教育”。
当年,共产党的教育办法是:“通过劳动公约,开会检讨,奖励表扬模范;利用谈话、群众力量、黑板报、壁报来批评落后”,“克服自私的思想”[2]。
其中,对农民们最有效的教育方法之一是英模学习运动,开展向那些具有忘我无私与自我牺牲精神的典型人物学习,使整个社区内农民形成你追我赶,比学赶帮,积极生产与工作的潮流,从而使边区基本保证了军需民食,“家家有饭吃,有衣穿”[3]。
宣传教育还包括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内容,最主要的是集体化方向的宣传,认为今日之劳动互助,仅是“向集体经济过渡的”“初级形式”,将来要“从各方面都使”小农“经济合作化起来”,变成“集体经济”[4]。
农村社区内的上述互助自救与互助共存的艰苦努力,一方面削弱了封建半封建势力,社区内各阶层之间的财产关系尤其是土地关系发生了“悄悄的”变革,大多数贫苦农民的土地迅速而普遍地增加,土地与阶级结构都呈现“两头向中间挤”的现象[5],共产党在农村土地改变的目标大体已经实现;另一方面,根据地内“没有大多数人忍饥挨饿而少数坐享其福,大发其国难财”的现象,同时,“全体军民在共同的顽强斗争里,大家在贡献着每人所能贡献的力量”,军政民团结一致“同甘苦,共患难,都过着吃糠咽菜忍饥受冻的艰苦生活”[6]。
简析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土地政策简析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土地政策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抗战时期，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晋察冀边区实行了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
本文利用搜集到的一些史料，经过爬梳剔抉、分析筛选，就晋察冀边区土地政策贯彻实施的现实背景、具体过程、社会效果和历史经验等四个方面略陈管见，并拟刊诸枣梨，以求教于方家同好。
一、土地政策贯彻实施的现实背景抗战之前，晋察冀边区的农村形势是，大部分土地集中在地主手中，租佃关系依旧是封建土地制度下的一种基本剥削关系和主要社会经济关系，造成了佃户朝不保夕的艰困生活，地主和佃农的阶级矛盾日趋尖锐。
据对北岳区28个县中的88个村庄的调查表明，当时占农村人口总数%的贫农、雇农，每户占有土地只有亩;占%的富农，每户平均占有土地27亩;而仅占人口总数%的地主，每户平均占有土地则在97亩以上。
由于土地占有高度集中，分配极不合理，广大无地和少地的农民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向地主租佃，其租额一般占总收获量的50% -70%用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这种高额地租使地主占有了佃农的大部或全部剩余劳动，有时甚至包括佃农的部分必要劳动。
这只是正租，还有“背租’川杂租’川小租”等各种各样的额外榨取团。
此外，还普遍存在超经济剥削，如高利贷、小斗出大斗进，佃户代地主承担差役、赋税等。
同时，在有些地区，地租剥削与封建性高利贷剥削如同孪生兄弟，形影不离地纠结在一起，对贫苦农民实施更为残酷的剥削，其主要形式是呈日益增长趋势的预租制和押租制。
预租是佃农预先交纳钱粮作为地租。
有时佃农为了得到土地的佃种权，不得不预交相当于一年或几年地租额的保证金作为押租。
随着押租额的不断增长和押租率的持续升高，押租的性质也由最初的地租保证蜕变为名目繁多、花样翻新的高利贷剥削，以至于成为地主对佃农任意役使的工具和把柄、敲诈勒索的本钱和手段。
2022年1月总第199期第1期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Chengdu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Serial No.199,No.1Jan.202292晋察冀边区的“三三制”村政权建设*张同乐（河北师范大学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 历史文化学院，河北 石家庄050024）摘 要：村政权是抗日民主政权的基石。
晋察冀边区经1938-1940年村政建设，广大乡村实现了由村长制到村民委员会制的过渡，大批抗日人士走上了村长的岗位。
为推进全民族抗战和边区民主建政进程， 1941年之后的晋察冀边区村选贯彻了 “三三制”思想，在更加扩大的民主范围和统一战线的基础上进行村政建设。
村级抗日民主政权的 “三三制”建设，表明中国共产党人政权观日渐成熟。
它适应了全民族总动员的抗日斗争的客观需要，适应中国社会阶级构成“两头小中间大”的国情，使各抗日阶级、阶层、党派代表进入基层抗日民主政权的领导，行使议政从政的权利，促进了乡村社会治理，从而极大地激发了乡村民众的抗日救国积极性，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为解放区和新中国成立后村政建设积累了经验，树立起了“模型”。
关键词：晋察冀边区； “三三制”；村政建设中图分类号：F2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42（2022）01-92-12·历史与文献·收稿时间：2021-08-2*基金项目：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三个‘历史决议’的地位作用研究”（项目编号：21JJD710010）作者简介： 张同乐（1957—），男，河北师范大学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① 《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1999年版缩印本），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第20页。
“‘三三制’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各根据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时，在人员分配上采取的政策。
晋察冀观后感抗日战场上的英勇抵抗抗日战争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段极为黑暗而残酷的时期。
在这场战争中，晋察冀地区成为了中国人民抵抗日军入侵的主战场之一，不仅承受了巨大的战争损失，更展现出了英勇抵抗的勇气和坚强意志。
晋察冀地区的抗战精神和顽强抵抗，让我们铭记于心。
晋察冀地区，位于我国华北平原，地处战略要地，成为了日军入侵的重点区域。
面对敌人的侵略，晋察冀地区的老百姓不畏艰险，勇敢地进行抵抗。
不论是军民还是地下党，他们都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抗战的精神。
抵抗的火种在晋察冀地区迅速蔓延，构筑了钢铁长城，为整个抗日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
晋察冀地区的英勇抵抗不仅体现在战斗过程中，也表现在后方的无私奉献和组织能力上。
抗战期间，晋察冀地区不断动员民众参与抗战，壮大力量，支援前线。
同时，地方政府也充分发挥了组织协调作用，保障了前线战斗的顺利进行。
他们组织起民兵队伍，建设抗日根据地，为敌人制造了巨大困扰，使得日军在晋察冀地区始终无法取得突破。
在晋察冀地区的抗日战场上，不仅有军人的英勇抵抗，还有普通百姓的拼死护家。
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守护着家园，用血肉之躯筑起了反侵略的堡垒。
无论是妇女、老人还是儿童，他们都积极参与抵抗，为保家卫国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他们虽然没有军人那样的训练和装备，却以顽强的意志和无畏的勇气，展现了中国人民抗战的坚强意志。
晋察冀地区的英勇抵抗贯穿了抗日战争的始终，渗透到了每一个抵抗的角落。
在这片土地上，有无数的英烈，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了抗战事业。
他们舍小家为大家，舍生忘死，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幸福。
他们的英勇事迹被传颂至今，成为了后人学习的榜样。
总结一下，晋察冀地区在抗日战场上展现了中国人民的英勇抵抗精神。
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抗战的意义，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捍卫着民族尊严。
晋察冀地区的抗日英雄们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激励着我们继续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84ARCHIVES & CONSTRUCTION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绿衣使者”*刘 意（南方医科大学，广东广州，510515）自清代开办邮政，中国邮政车船等均以绿色为主，到20世纪30年代，邮政部门已将绿色作为行业标志，故人们常称穿着绿衣的邮政人员为“绿衣使者”。
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绿衣使者”，以往学界较少关注。
在作为战斗堡垒的晋察冀边区，面对敌人疯狂“扫荡”，“绿衣使者”穿插于火线之中，用自己的青春、汗水甚至生命，构建起信息、物资、人员流动的生命线，巩固了晋察冀边区政权。
一、 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绿衣使者”的责任使命1938年，边区政府在阜平陈庄创办了晋察冀边区临时邮政总局，在边区腹地恢复了一些邮政局、所，组织开辟了通往北岳区各县的邮路，并向外逐步开辟了通往晋西北与延安的主干线和向南越过正太铁路通往太行区的辅助干线，沟通了晋察冀边区根据地与延安中共中央及驻太行区八路军总部的联系。
［1］当时大致有4套开展交通工作的班子：边区政府交通科，晋察冀日报社的发行科，中共地方党委和军队的交通通信组织。
在当时，建立交通联络十分艰难，需要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
以冀南三分区为例，“开始时依靠党的地方组织，找到一些基本群众，主要是便利工作的妇女、小孩、卖艺人、出家的和尚，来往传递信件、报刊。
这些人，虽然能完成传递任务，但时间经常不能保证；同时，由于1942年开展整风运动，大批革命干部到太行或延安参加整风，交通站又增加了护送干部过往的艰巨任务。
这样的艰巨任务，光靠交通站的几个联络点的干部和几个妇女、小孩完成任务是困难的。
尤其敌人对平汉铁路封锁非常严，铁路两侧均挖有7米深、7米宽的封锁沟，沟上设墙，夜间在马头南北各路口和炮楼周围都有巡逻的日本兵”。
［2］因此，根据对敌斗争的需要产生了冀南三分区武装交通队。
该交通队的任务是传送党政军文件，护送过路干部，运送新闻报刊、冀南钞票以及其他军用物资。
中共的武装队和活跃在敌占区的各类秘密交通队，组成了纵横交错的交通网，承担护送干部和传递文件的“双重任务”。
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民生问题与乡村治理
夏松涛
【期刊名称】《晋阳学刊》
【年(卷),期】2013(000)003
【摘要】抗战初期,晋察冀边区的民生问题尤为突出.为了改善民生,共产党积极发展群众团体,保持群众团体的独立性,逐渐促使群众团体成为政府和农民的联络纽带和沟通桥梁.最终,在行政性治理和社会性治理的双重治理下,抗日根据地的民生问题得到较大改善.这是乡村治理结构在近代中国的一次重要变动,也是“小政府--大社会”模式在抗日根据地的一次有益尝试,还是诠释晋察冀边区作为“模范抗日根据地”的一把钥匙.
【总页数】7页(P55-60,94)
【作者】夏松涛
【作者单位】湛江师范学院思政部,广东湛江524048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265.9
【相关文献】
1.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军粮供给机制研究 [J], 邢帅
2.全面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文化启蒙——以乡村妇女社会教育为例 [J], 胡小京;钟之华
3.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公营民用厂矿探微 [J], 陈旭明
4.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商业贸易的人员阶层分析 [J], 李春峰
5.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防疫卫生运动考察 [J], 刘意;张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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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政治对晋察冀边区农村社区的影响“ 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是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开创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也是当时各敌后根据地建设的模范。
有关这块根据地各方面建设的研究,国内外已有不少,然而,战时政治对农村社区的影响的问题,则有待深入探讨。
一抗战开始之初,华北各地的国民党军队纷纷南撤,地方政府作鸟兽散。
在晋东北地区,败退的国民党军队和日本侵略军经过的地方,粮物洗劫一空,五台县仅一天就被国民党军队拉走驮骡“达六、七千头”。
那整天“爱国”,“为民”口号震天响的国民党地方政府及其大小“父母官”们,除五台、盂县二县县长外,均逃散一空[3]。
会党蜂起,自古“兵匪一家”,在这里再次现身说法。
尽管蒋介石当时也有“人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和“抗战建国”之号召,然而,事实却有“国军”所到之处,农民纷纷逃亡的现象,有的地方还甚于逃避日军。
对这里的农民,蒋介石的号召显然并未奏效。
与国民党军队和官吏们逃离与掠夺晋察冀边区人民相反,中国共产党与八路军开入了晋察冀敌后,面对疯狂凶残的日本侵略军和遭受兵匪荼毒的几千万晋察冀边区人民,他们的口号是:“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保家卫国”,“誓与华北人民共存亡”;他们的行动是:痛击日军,肃清与改造土匪,统一抗日武装,严明纪律,宣传救亡,恢复地方秩序。
中国共产党与八路军的言行,一举改变了广大农民长期形成的“兵匪一家”的传统认识。
以致八路军所到之处,“瓢食壶浆,受到民众的热烈拥护和爱戴[4]”。
广大农民“把民间的枪枝拿来,连人带枪一齐参加八路军[5]”,八路军也被农民称为自己的“子弟兵”。
“阜平营”、“平山团”等部队的出现,就是八路军已扎根于敌后民众之中的佐证。
[2]《冀中军区的简略介绍》(1939年9月1日),《八路军军政杂志》第1卷第9期。
[3]《晋察冀边区是怎样创建起来》,(1939年3月11日),见魏宏运:《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总论编)第55—56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