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的动态计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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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的动态计量分析
摘 要：文章运用动态计量的研究方法分析了经济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在长期中，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是影响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因素且为正向影响；在短期内，人均gdp和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对城乡收入差距比率的影响为反向的，第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为正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响会越来越趋近于零；在城乡收入差距的未来预期波动中，影响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因素是人均gdp，其次为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且其影响越来越大，而第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的影响最小。因此，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就要不断提高城乡居民的人均gdp、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和第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
关键词：城乡收入差距 影响因素 动态计量
中图分类号：f21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3）03-036-03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方式、比例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生的收入差距和旧有的平均主义现象、既有的脑力与体力劳动差别以及源于政治因素的各种社会现象交织在一起，使收入分配格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而其中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尤为显著。
一、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总体上经历了一个“由缩小到扩大”的变化过程。尽管不同学者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结果可能有所不同，但是对于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的扩大趋势还是有共识的（蔡昉与万广华，2006）。本文采用城乡收入差距比率来衡量城乡收入差距，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1978年—2010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纯收入的变化趋势图、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增长率与农村居民纯收入年增长率以及城乡收入差距比率的变化趋势图分别见图1、图2和图3。
由图1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有了显著性的提高，但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幅度要明显大于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的增长幅度，特别是在1990年以后。由图2可以看出，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年增长率的波动曲线形状大致相同（除了1981年—1983年之外），但城镇居民收入年增长率总体上高于农村居民收入年增长率（除了极个别年份之外），而且从2003年之后，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年增长率波动趋于平缓，这说明影响居民收入的因素不断趋于稳定。从图3可以看出从改革开放之前到1978年，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比率为 2.57，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城乡收入差距整体趋势是在波动中不断扩大，且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即收入差距先缩小（1978年—1985年）然后在波动中逐渐扩大（1985年之后）。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与改革课题组经过数年跟踪调查做出的一份全国性调查报告显示，如果把医疗、教育、失业保障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世界最高。该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城乡之间的人均收入比率由1995年的2.8提高到2002年的3.1。然而，调查人员认为这还不能真实地反映出城乡之间实际收入的差距。报告指出，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没有涵盖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实物补贴，比如城镇居民很多享受公费医疗，城镇的中小学能够获得国家大量财政补贴，城镇居民享受养老金保障、失业保险、最低生活救济，而农村居民却没有这些补贴和保障，如果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估计城乡收入差距可能要达到四五倍，甚至是六倍。
二、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
根据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的研究可知，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有很多，既有经济发展方面的因素，如经济增长、城市化水平、工业化进程、城乡居民的人力资本状况等；也有制度性因素，如财政支出结构、歧视性制度因素（如城乡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劳动力市场歧视等）、税收结构等。本文着重分析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经济发展方面的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增长、城市化水平以及工业化进程。按照通常的研究习惯，经济增长可以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元/人）来衡量，城市化水平可以用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工业化进程可以用第二、第三产业
占gdp的比重（%）来衡量。本文选取的数据样本是1978年-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数据来源于《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
本文研究的是城乡收入差距比率与人均gdp、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以及第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之间的关系，采用1978年-2009年的年度数据，实证研究选用的模型的具体形式为：
y=a+bx1+cx2+dx3+ε
其中，y为城乡收入差距比率，x1为人均gdp，x2为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x3为第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
由于收集的数据是时间序列数据，因此要对数据的平稳性做出一系列的实证检验，以确保后面所做的回归分析是真实回归，避免“虚假回归”。
1.序列的平稳性检验——单位根检验adf。
由于实证研究将涉及johansen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 要求所有的变量必须同时满足同阶单整， 因此需要首先采用adf检验来确定各个变量是否同时满足同阶单整。根据单位根检验的结果可以看出，y、x1、x2、x3的一阶差分序列在5%的置信水平上拒绝原假设，即不存在单位根，所以这四个变量是服从i（1）单整的时间序列。
2.长期均衡关系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
根据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在5%的检验水平上，模型变量之间有且只有一个协整关系，即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根据
eviews5.0计算的结果，可以得到协整方程为：
y=-180.43+0.011x1+5.69x2-0.75x3+ε
（0.004）（2.08）（1.32）
上式反映了城乡收入差距比率与人均gdp、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以及第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括号内的数字为各个协整系数的标准差。从协整方程可以看出，在长期中，人均gdp的提高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为正，但系数较小（0.011），说明影响不是很显著，人均gdp平均提高1元，会使城乡收入差距比率平均增加0.011个单位；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对城乡收入差距比率的影响最为明显（5.69）且为正，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每上升1%，就会使城乡收入差距比率增加5.69个单位；第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与城乡收入差距比率呈反向变动关系，即第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每上升1%，就会使城乡收入比率下降0.75个单位。
3.误差修正模型。
如果经济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则这些经济变量之间一定存在某种长期均衡关系，但是这种均衡关系的短期调整过程如何，还需要进一步研究。engle和granger（1987）提出，如果包含在var模型中的变量存在协整关系，则可以通过建立包含误差修正项在内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来研究模型中的短期动态特征。
根据误差修正模型的结果显示，误差修正系数为负，说明当解
释变量上期产生一个上升（下降）变动时，误差修正机制促使本期的解释变量产生相应的下降（上升）变动，误差修正机制发挥了作用。由于后面的实证分析要涉及到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为了保证实证研究的有效性，有必要首先对误差修正模型的估计结果进行几项必要的检验。lm自相关检验显示：lm1=9.99，p值=0.87；lm2=22.75，p值=0.12，因此模型不存在自相关。white异方差（无交叉项）检验显示，x2值=176.74，p值=0.55，因此模型不存在异方差。联合正态性检验结果显示，jarque-bera值=15.23，p值=0.05因此模型符合正态分布。综上所述，误差修正模型稳定且不存在偏差，根据误差修正模型得出的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应该是可靠的。误差修正机制作用的具体测度可以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获得。
4.人均gdp、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第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对城乡收入差距比率的冲击——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描述的是一个内生变量对误差冲击的反应。具体地说，它描述的是在随机误差项上施加一个标准差大小的新息（innovation）冲击后对内生变量的当期值和未来值所带来的影响。如图4-图6，横轴表示滞后阶数，此处给出了滞后10年的情况，纵轴表示城乡收入差距比率对人均gdp、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以及第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的单位新息冲击的反应程度。从脉冲响应函数图可以看出，城乡收入差距比率对人均gdp的单位
新息冲击的反应先为负向（前5.5期）然后为正向（5.5期以后），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响会越来越小，逐渐趋向于0；城乡收入差距比率对非农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单位新息冲击的反应在前5期内为负向，在第5期之后反应为正向，且影响逐渐趋于平缓；城乡收入差距比率对第二、三产业占gdp比重的单位新息冲击的反应总体是正向的，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影响越来越小，逐渐趋向于0。
5.城乡收入差距比率波动解析——方差分解。
为了说明人均gdp、非农人口占总人口以及第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对城乡收入差距比率的影响程度，我们对上述模型进行了方差分解，即对脉冲响应函数中的各个冲击项同时对一个解释变量回归所得到的说明系数进行正交化分解，以测算出各个冲击项自身对被解释变量的贡献度。表1是城乡收入差距比率的方差分解结果。
从表1可以看出，在城乡收入差距比率的波动中，人均gdp是城乡收入差距比率变动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收入差距比率的贡献率在总体上越来越大，即其对收入差距的影响越来越大；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的贡献率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大，即其对收入差距的影响越来越大；第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对收入差距比率变动的贡献率先快速增大（第1-8期）后缓慢减小（第8期以后）。
以上的实证分析是分析影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经济发展方面的因素，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歧视性制度因素，如城乡的户籍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