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英》文化内涵浅析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Ｓｔｕ　ｉｅｓ　

之围，皆是项羽一生中的重大转折，这三大事件对项羽形象进行了全方位的聚光，最能暗　

示司马迁对项羽的个人态度，也最能展现项羽的个人形象。　巨鹿之战是史记第一段大场面，项羽在其中如一尊金刚，光芒万丈。《司马迁评传》中概　

括这一事件：“巨鹿之战。项羽破釜沉舟，奠定了灭秦的盖世功勋。战前，项羽杀宋义夺军，　

大义凛然；战时，项羽勇冠三军，士卒感奋，楚战士无不以一挡十，呼声动天，大败秦军；战　后，项羽召见诸侯，声威显赫，被拥为上将军……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　

不膝行向前，莫敢仰视。”巨鹿之战是项羽一生中最恢宏的战斗，在这里，司马迁加以铺垫　夸张，集中刻画项羽之英勇善战，至高潮处，妙笔生花，气势如潮，扑面感受到司马迁对这　

个叱咤风云的历史英雄之景仰。　鸡门宴，楚汉两个最高领导人第一次见面交锋。刘邦有备而来，假意奉承，狡猾地推　

脱为“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　。”宴席上，项庄舞剑，剑剑指向沛公；亚父范增　“数目项王，举所佩玉块，以示之者三”．项羽却默然不应。历来对于鹃门宴不杀刘邦有多　种说法，或日是项羽过于自信．认为小小刘邦不足为患；或日项羽妇人之仁，才会在鸿门　

宴上放走刘邦．铸成大错，从而开始了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其实，项羽放走刘邦是有原因　的。起初，项羽和各路诸侯约定，“先入关者为关中王”，于是刘邦在战术上一路躲避，拣小　道直奔成阳，把难攻的城池留给项羽和各诸侯去讨伐。因此刘邦才顺利到达咸阳，第一个　进了关中。虽然刘邦取巧，但如果项羽不让刘邦为关中王，还要将他杀死，那就意味着要在　

各路诸侯面前失信，甚至在自己的地区、自己的军民中丧失人心，因此，他言必信，行必　果，放过了刘邦。司马迁写鸿门宴，虽然处处暗藏杀机，但其实自始至终项羽都没有打算　

杀刘邦，这是一个遗憾。但正如项羽自刎一样，这是他耿直坦荡的人格决定的选择。　垓下之围，兵少粮尽，夜闻四面楚歌，项羽大惊，想到自己的虞姬骓马，禁不住慷慨悲　歌。并非“英雄不流泪，壮士无悲歌”，项羽的一支垓下曲，叹自己，怜美人，哀名马，千古动　

人心肠。有学者考究，垓下曲是司马迂特为项羽所作，借以衬托他当时的心境与气概，依　据当时兵荒马乱血流成河的场面，有谁知道项羽是不是放声高歌和高歌了什么？假如这　

一推测属实，那么司马迁不仅是为他心仪的英雄杜撰了悲歌，还在文中述写了英雄末路　的慷慨悲壮，称项羽的热泪悲歌令“左右皆泣，莫能仰视”。司马迁一支垓下曲的引用，立　

时托出了一位有情有义的盖世英雄。　项羽在乌江畔自刎一节，乌江亭长劝他渡江，回江东称王。然项羽认为无颜再见江东　

父老，毅然引颈。杜牧有诗云：“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李清照的诗写道“生　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这些诗歌～方面可见后世对项羽英雄　气概、宁死不屈的赞赏，另一方面都强调了一个事实，即项羽是“能走而不肯走”，这样一　

来，英雄末路的自刎，就不再是无奈之下的举动，而是有选择有意义的行为。当前有大江，　后有追兵，英雄失志，霸王穷途，乌江亭长劝其渡江，然而司马迂文中写道：“项王笑日：　

‘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一个“笑”的动作，把项羽慷慨赴死的人生悲剧渲染得无以复加。　项羽重情重义，笑对生死，宝马赠亭长，头颅送故人，此等豪情，千古之下叫世人为之折　服！历来多少文人墨客为此写下壮丽诗篇，热情讴歌项羽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英雄本色！　司马迁也是心折于这样的一位英雄，以至于分不清写史的客观与写小说的戏剧、杜撰和　情感，一再为项羽赋歌，将传说的细节融入文中，写他别美人，哀名马，战虽败，不失其气　

节，引颈自刎，慷慨赴死，其叱咤风云的英雄气概和可歌可泣的儿女情长，俱在《项羽本　纪》中成就了千古绝唱。　综上所述，司马迁一面心赞项羽的铮铮铁骨，遗憾于他的失误和失败，一面暴露了他　的性格缺陷和种种错误决策，这种看似矛盾的心态，其实正是司马迁对项羽这一悲情勇　士的敬仰与叹惜。司马迁以史家的深刻见解，充分肯定了项羽在反秦战争中建立的不世　

功业，并一反班固等史家的成见，以“不以成败论英雄”的态度给了项羽公正而应有的历　

史定位。成也罢，败也罢，项羽都以他的英雄气概与悲剧魅力矗立在历史长河中引后世去　

景仰。　【参考文献】　

Ｉ　１　ｌ司马迁．史记ｌ　Ｍ　１．　［２］雷鸥．奸雄时代与古典美德的哀歌一关于刘邦和项羽的另类质疑［Ｊ］．文艺研究，２００７，４．　

［３］杨宁宁在“义”的视域下看项羽的道德错位［Ｊ］．广西民族大学学报，２００９，１．　［４］马宝记．历代项羽诗颂及其精神意蕴［Ｊ］．渭南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０９．５　

４２《大江周刊・论坛》２Ｏ１Ｏ年２月　蔻　嚣篝　

【摘要】《聊斋志异》之《黄英》篇因超　越了对普通神怪故事的简单叙述，具有　

深刻文化内涵而受到读者的关注，文中　

拟从士魂与商才的联姻、对男尊女卑意　

识的反叛以及作者自身意识的渗透诸　方面对《黄英》一文的文化内涵作一简　

要分析。　【关键词】－ｋ－Ａ．；商人；菊　

《黄英》作为《聊斋志异》中较有特　

色的一篇短文，其描写重点并未放在对　精怪或者魂魄的大肆宣扬之上，反而是　

以人的日常生活作为落点．描写了一种　士与商身份的交叉演变过程，从而反映　出作者自身在士商价值取向上的矛盾　

心理。　

一、士魂与商才的联姻　

随着明清之际中国商品经济的发　

展。大众开始从心理上认可商业活动的　合理性，不再以经商为耻。与此同时，仕　

途经济一再受到阻碍，士人转而开始关　注商业活动．甚而儒商合一，形成新的　

生存观和价值观。　“明清中叶以后。士与商之间已不　易清楚地划界限了。事实上，明清作者　

所谓‘四民不分’或‘四民相混’，主要都　是讲±与商的关系。明清社会结构的最　

大变化便发生在这两大阶层的升降分　合上面。不但士人早已深刻地意识到了　

这一变化，商人亦然。”（余英时《士与中　

国传统文化》）正是由于士商的界限开　始变得模糊，两者的地位也不再悬殊，　士商间的通姻成为可能，并最终成为将　

这两大阶层打通的桥梁之一。　《黄英》中的士人马子才因爱菊结　识了陶家姊弟。陶氏姊弟作为菊精，一　

方面代表了菊的最高品格——既为菊　

精，必为菊之精气凝聚而成，乃菊花之　首：自称陶姓．则说明他们身上还带有　

士的影子；另一方面，陶氏姊弟为生活　所迫，同时充当了商的角色。在陶弟眼　

中，“种无不佳，培溉在人”，任何的枯枝　

败叶都可在他手中重生。此时的陶弟身　兼±商双重角色，既懂得艺菊之法与商贾之道，也不乏儒雅，可　与谈诗作赋，这种士商角色的转换与融合为后来陶姊与马生的　

结合埋下了伏笔。　

一贯奉行士人“守贫好贫”准则的马生对陶生以菊获利的行　

为甚是不屑，曾一度欲与其断交，可见士商最初确实是不两立　的。马生后来的由于心系佳菊与陶弟重新醉在一处，和好如初，　

并在陶家靠贩菊而发家之后，“意属黄英”，并最终取其为妻则　可视为是士人对商人的初步接纳。至于婚后马生的起而要求两　

家分清财产乃至别室而居，最终却合居如初，则更完整地展示出　

来士对商由最初的抗拒到后来逐渐融合的过程。　当然，士人在对商人逐渐接纳的同时，并不会轻易放弃坚守　已久的立场，依旧怀有许多拒斥的情愫。可以说陶弟之死正是士　

与商斗争的结果。正是陶弟以一番商人的宏论推翻了士的立场：　

“自食其力不为贪，贩花为业不为俗。人固不可苟求富，然亦不必　务求贫也。”陶弟用这一理论为自己的自食其力作出了铁铮铮的　

辩解，并靠着贩花为业的方式帮马生脱贫致富了。然而人妖之间　的矛盾固然难以调和，士与商的争斗也必将激烈地进行下去。当　作者借马生之手杀死陶弟时，其内心深处的争斗可见一斑。马生　

虽然无意杀死陶弟，却是直接元凶，这也可以看作是士人对商人　

意识的扼杀，是士商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陶弟死后的重新化为　醉菊．也就是回到了士的最本真状态，作者似乎是想借此向读者　

表明，陶弟并未真正死去，只是被马生除去了“商”的外壳，重新　

还原了士的精神。　最终马氏子弟都与士家联姻的结局似乎也可以看作是商人　

向士人的再次返归。在士人灵魂深处，即便是为生活所迫成为经　商之人，他们依旧追寻士入最初的精神：放任、旷达、超拔、隐逸　

等，他们需要借守护这些外在的东西而寻回中国土人的真正气　魄所在。　二、对男尊女卑意识的反叛　如果细加追寻，读者会注意到《黄英》一文不仅揭示了士商　

之间的融合过程，同时也是对男尊女卑、妻随夫贵等传统观念的　

反叛。　马子才在与黄英成亲之初，执意不肯“入赘”而要“择曰另　娶”。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男人女家的“入赘”式结婚甚至是耻　

辱的，不为一般人所接受．《黄英》篇中的马生，与其说是不屑于　与商人为伍，因而不肯与黄英共享富贵，毋宁说是其耻于夫凭妻　贵，而宁愿别室而居。“仆三十年清德，为卿所累。今视息人间，徒　

依裙带而食，真无一亳丈夫气矣。人皆祝富，我但祝穷耳！”可见　马生之所以宁愿穷，只是不愿“依裙带而食”而导致自己失了丈　

夫气概。当黄英表示“床头金任君挥去之，妾不靳也”时，马生回　应“捐他人之金，抑亦良丑。”此处表明马生并非多么清高不爱　财，只是不愿花费女人的钱财。马生对妻子既有眷恋心情，又对　

妻子的钱财有拒斥心理，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让马生无法心安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豳　

理得享用妻子财产，这无疑让他失去了做丈夫的绝对尊严。　

作者在行文中充满了埘黄英的赞颂：她不但才貌双全，能诗　

会赋，并且持家有道，颇具经商天分，就连家中大兴土木之事，都　由黄英一手操办，一反以往文学作品中温婉可人，娇柔无助的女　

主人公形象。这里有着对“女强人”的称赏与赞颂。更是对女性主　

人翁意识的增强。　文章最终让马生在“东食西宿，廉者当不如是”的嘲笑中“自　笑无以对，遂复合居如初”，这是马生对妻子财产的一种接受。也　是对黄英的一种承认。马生的搬回妻子住处，无疑是一种“入赘”，　

对黄英财产的承认与接受，则意味着儒士对商人正当财产的认　

可，两者的合二为一更是马生对“娶鸡随鸡”的无奈接受。　三、作者自身意识的渗透　

众所周知，仕途失意的蒲松龄将太多情怀都寄托在毕其一生　的力作《聊斋》上。《黄英》一文先以黄英命题，将秉性清高的菊花　

引了出来。菊有黄花之意，以黄英命名陶姊，正隐喻了陶姊与菊的　特珠关系，陶姓则进一步将陶氏姊弟将嗜菊的陶渊明联系了起　来，可见作者在此处是别有用意的。　身为菊精的陶弟嗜酒如命，并最终因酒丧命，重新还原为菊　

花的本相，从商的角色重新回归士的状态。这正是作者为士人树　

立的一支旗子，要求士人回归到传统的文化精神上来。作者的创　作心理相当矛盾，一方面，他开始意识到商人正在作为独立的力　

量登上舞台，开始在社会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另一方　

面，面对士人精神的沦落　蒲松龄依旧痛心，他仍然极力呼唤土族　精神的回归。　陶渊明曾有“我昔爱菊已成癖，传种不惮求千里”的诗句．这　恰恰与《黄英》主人公马生的癖好极其相似。马生因“闻有佳种。必　购求之，千里不惮”而遇到陶氏姊弟，而脱贫致富，我们似乎也可　

以将这看作是作者的自我期望。作为士人，他不愿破坏自身名节　以求富贵，而生活的困窘又使得他幻想能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帮　助自己度过难关而无需自折身份。当时商贾之风的盛行让蒲松龄　

不由将目光投向了从商这条路径，士人耻于从商的观念又让他从　骨子里排斥这种想法。于是中和之道便是先让陶氏姊弟从商致　富，再通过联姻让马生利益均沾．最后借马生之手去除陶生“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