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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娲造人》文本解读及研究综述、名师课例及pck研究和教学设计建议【前言】女娲造人，中国上古神话传说之一。
相传女娲以泥土仿照自己抟土造人，创造并构建人类社会；又替人类立下了婚姻制度，使青年两性相互婚配，繁衍后代，因此也被传为主职姻缘与情爱的皋禖古神。
女娲是中华民族的母亲，华夏民族人文先始，福佑社稷之正神。
她慈祥地创造了生命，又勇敢地照顾生灵免受天灾，是被民间广泛而又长久崇拜的创世神和始母神。
人，是从哪里来的？古时候，科学不发达，人们对此不能作出科学的解释，于是，许多民族都有神创造人的传说。
这篇课文是袁珂根据《风俗通》中的两篇短文,展开丰富的想象改写而成的。
文章内容浅显易懂,情节较易复述。
袁珂（1916—2001）四川新都人，神话学家。
主要论著有《中国古代神话》《山海经校注》等。
其中，《中国古代神话》是中国第一部汉民族古代神话专著。
【文本解读及研究综述】一．造人神话主题1.女娲造人神话来源神话故事，无论改写或流传，都有其历史来源。
而这更有利于我们分析文章主题。
东汉应劭《风俗通义》（《太平御览》卷七八引）出现了脍炙人口的女娲抟土造人的故事，即（1）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
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
故富贵者，黄土人：贫贱者，引絙人也。
这可能是古代文献所记载的我国神话中最完整的造人----创世之说了。
据此可知，袁珂先生在扩写改写时其实很大程度上受到此记载的影响。
其关于人之来源有着极大的一致性。
也都与其极大的趣味与故事性。
其文辞主题内容近乎一致。
考究了课文《女娲造人》，即此神话的来源则更有利于我们对文章主题的理解，更有利于我们进行教学设计和开展教学工作。
我们在教学时须向学生介绍这一历史记载，让学生养成一种神话的史学观。
学生以此极大的发挥自己的主观想象力，形成一种思辨的判断力。
（2）女娲祷神祠祈而为女媒,因置婚姻。
这一记载是对女娲这一传世女神的进一步刻画。
由此可见，在神话世界里，其对于人的出生和发展都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和不可磨灭的贡献。
《山海经》神话研究综述《山海经》全书仅3万1千余字，却涉及神话、地理、历史、方物、民族、民俗、天文、历法、宗教诸方面，被称为中国上古典籍中的“奇书”。
但以前《山海经》因其内容怪诞不经，多被当作“虚妄之言”。
历史上最早提到《山海经》的是司马迁，因他对其可信性表示了明确怀疑，这对《山海经》在华夏文明传统中的地位产生了根本影响，自汉刘秀整理作《上〈山海经〉表》、晋郭璞首次为注后，一千年间问津者寥寥，直到明清時才再次有学者进行校注释义。
其后如蒙文通、王国维、胡厚宣、顾颉刚诸先生的研究则开始使学界重新定位山海经在中国古代典籍中的地位。
至于《山海经》的研究方向，如郦道元、自隋唐至宋各史志、清毕沅等都视其为地理书，一直也有很多学者热衷于其地理考证。
但是尽管《山海经》的地理学价值不可否认，其地理学的研究视角仍存在局限性，而且或多或少地回避了地理描述中夹杂的大量神怪内容。
真正使《山海经》地位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却是20世纪初西方“神话”概念的传入以及人类学、神话学等现代学术理论与方法的引进，《山海经》中的大量神怪内容不再遭到史学家的诟病反而成为当代学者所从事的“中国神话”或“中国神话学”研究的基石。
一、20世纪初到70年代的《山海经》神话研究关于20世纪开始以来我国神话学的发展历程可以参考1994年出版的马昌仪的《中国神话学文论选萃》，从中可以明显看出，作为包含中国“原始神话”最多的古代典籍《山海经》，正是神话研究的重要部分。
其中沈雁冰先生可谓是奠定了现代《山海经》神话研究的基本格局，他反对把《山海经》当作实用的地理书，也反对把《山海经》看作“小说”：“他们不知道这特种的东西所谓‘神话’者，原来是初民的知识的积累，其中有初民的宇宙观，宗教思想，道德标准，民族历史最初期的传说，并对于自然界的认识。
”其著作《中国神话研究ABC》（1929）就对《山海经》的西王母神话、开辟神话、昆仑神话等进行了开创性研究，且首先注意到西王母在此经中还不是美人形而是半兽形。
山海经神话探源的文献综述山海经神话探源的文献综述2007-12-04 13:08:57|玩偶师[前言] 《山海经》是我国先秦典籍中一部具有独特风貌的作品。
自古称为奇书。
袁珂先生在《山海经校注．序》中曾这样说：“《山海经》匪特史地之权舆，亦乃神话之渊府。
”说《山海经》是中国神话的“渊府”，是为历来研究中国神话的学者所公认的。
鲁讯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亦说《山海经》“盖古之巫书”，又在《汉文学纲要》中说“盖以记神事”。
足以证明《山海经》是一部极具神话研究价值的古书。
那么产生这最古神话的根源何在呢？我们要如何认识《山海经》中的神话产生根源呢？本文综述中外学者关于神话起源的理论，以资借鉴。
[关键词]宗教祭祀起源神话《山海经》一、关于神话的起源问题，目前国外学者有影响的观点是安德鲁·兰和爱德华·B·泰勒的“神话起源于原始时代全人类的野蛮状态之中”。
安德鲁·兰认为，原始人的心理状态有以下特征，（1）相信万物皆有生命、思想、情绪，此即万物有灵观念；（2）原始人有强烈的巫术信仰;(3)相信人有灵魂，人死后灵魂仍存在；（4）鬼神观念，相信人的灵魂可以离开躯体而变化为其他事物的形式；（5）不死的妄想，人本可以不死，死是受了敌对者的暗算；（6）具有强烈的好奇心，对于现实的人的生死睡梦等现象要求解释，这些现象就导致了神话的产生。
泰勒也认为万物有灵是神话起源的根本的原因。
弗洛伊德则认为像梦以样，神话也是人类幻想的产物；与弗洛伊德同时代的奥托则认为是集体无意识产生神话；简·埃伦·.哈里森则认为神话与祭祀活动相关。
二、马克思关于神话起源也非常具有代表性。
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4）卷《政治经济学批·导言》中，马克思指出。
神话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任何神话，都是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
中国古代神话与西方神话的对比研究的文献综述中国古代神话与西方神话的对比研究的文献综述一、摘要神话是指古代人类受生产力水平低下的限制，不能科学地解释外物和自身，便借助想象和幻想，把自然力和社会现象拟人化或超自然化，以远古诗歌或散文为载体，用以说明世界起源、自然现象、社会生活和人生奥秘的故事和传说，在用文字记录成文之前，大多是通过民间长期的口耳相传。
神话是人类最古远的文化遗产，是世界文学的最初源头，也是原始民族观、信仰意识等精神文化内涵的主要载体，是人类集体无意识的雏形，对民族精神的形成与发展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神话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内涵与文化精神，制约着民族的思维习惯、行为方式，影响着民族的精神性格、生存方式与文化走向及社会发展。
对于中西神话作比较研究，探索两地先民对自然万物、社会生活、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认识的差异，探求蕴藏在神话中的潜质和依存在神话中的民族文化、民族意识、民族精神，对于增近了解、促进交往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尤其在全球化的浪潮中，适应形势的要求，都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二、正文神话，在世界浩瀚的文学史上无疑是一朵奇葩。
神话记载的是神的活动，反映的却是人类的思想和理念，因而它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虚拟和想象，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神话是“通过人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
神的产生依赖于人的“自意识”的形成，不同的社会环境和社会背景会有不同的文化和思想体系，因而也就会有不同的神话。
中国神话传说主要是指汉族的一些神话传说，道教的、佛教的以及远古的神话。
而西方神话传说则主要包括古希腊神话和《圣经•旧约》。
1、主题上的相似（1）神话都有十分相似的主题: 世界起源、人类起源、灵魂不灭、祖先崇拜、生殖崇拜、图腾崇拜等等。
如关于天地人类的起源,中国神话中盘古生于浑沌之中, 开天辟地。
2012年第2期安徽文学A N H U I W E N X U E近二十年《洛神赋》研究综述郭婷婷一、《洛神赋》背景的研究关于《洛神赋》的背景与创作原因的探究，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感甄说；思兄说；抒发政治理想说；不为任何目的而作，为练习之作。
关于创作渊源的论述，则主要为感甄说以及理想幻灭论。
下面几篇文章分别就这几种观点进行阐述与论说。
（一）创作动机及渊源《洛神赋》的创作动机及渊源，主要的文章有：《<感甄记>探源》、《<洛神赋>创作动机辨析》、《<洛神赋>的渊源及其魅力所在》、《论<洛神赋>的创作目的。
（二）创作时间《洛神赋》的创作时间研究，涉及《洛神赋》创作时间有新的考证及新方法的考证，即从地理文化等方面考证，直观的历史地理方位图———地图引入这一问题的研究中，或有新意。
涉及的文章有：《曹植<洛神赋>作年新考》、《<洛神赋>写作时间新辨》、《由地理文化看<洛神赋>创作时间》。
二、《洛神赋》内容的研究《洛神赋》近二十年来内容的研究，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观点：表达了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思想感情；寄寓自己有志不遂的思想感情；在人神爱恋中赋予现实意义；分析《洛神赋》的名句。
这几种观点是从以下几篇文章中来体现的：《见识“新版<洛神赋>》、《一幕人神恋爱的悲剧———曹植<洛神赋>赏析》、《<洛神赋>新探》[1]、《废名说<洛神赋>之佳句》。
三、《洛神赋》思想主旨的研究对《洛神赋》的思想主旨历来众说纷纭,在历史上的各个时期都曾经占有主导地位，分析了《<洛神赋>寓意管窥———兼谈曹植与甄后的暧昧关系怨与恋的情结》等文章，下面对主要几种占主导地位的说法进行了归纳总结：感甄说；寄心君王说；理想幻灭说；哀愁说；政治失落的遣怀；怀恋其亡妻。
这种感情的表达，以以下几篇文章为代表：《曹植<洛神赋>的另一种解读》、《<洛神赋>主题再探》[2]、《<洛神赋>主题新论》[3]、《迷茫而困顿挣扎而无望———曹植<洛神赋>再解读》、《生命的焦虑，苦闷的宣泄———<洛神赋>主旨新论》、《<洛神赋>发微》。
中国与希腊神话比较之文献综述内容摘要：神话，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渊源，对中国和希腊两国的神话作比较研究，对于本国文化的吸收精华有着重要的作用，也对两国之间的了解交往有着重要的意义。
古希腊和中国神话都涉及了人类起源及开天辟地的相关问题，都注重英雄形象的刻画，最后，长生不死，具有神力、法力是中、希神话中神的一个相同之处。
希腊神话中将神人化，具有浓厚的人情味；而中国神话中的神则缺乏“人性”而拥有更多的“神性”，这是中西神话的最大不同。
关键词：神话中国希腊文化一、引言神话，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渊源，是一个国家能够证明自己文明程度的证据和文化动力，也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和精神的寄托。
世界上的各个民族在告别蛮荒时代，步入文明之际时，都创造了自己的神话，这些神话都具有明显的地域风情和浓郁的民族特色，代表着本民族的文化沉淀。
作为东西方文化的显著代表，中国神话与希腊神话均占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写下了灿烂辉煌的一笔。
对中国和希腊两国的神话作比较研究，探究两国先民对自然、社会认识的差异，探求蕴藏在神话中的本质内涵，以及依存于神话中的民族文化、民族意识、民族精神，对于本国文化的吸收精华有着重要的作用，也对两国之间的了解交往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主题（一）中国与希腊神话之同在宋玉凤的《中国神话与古希腊神话比较论》中指出，古希腊和中国神话都涉及了人类起源及开天辟地的相关问题。
《大荒西经》说：“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处栗广之野，横道而处。
”它是比较古老的。
后一点儿的女娲抔黄土造人的神话始见于汉末应劭的《风俗通义》，之后又有女娲兄妹（或伏羲兄妹）结婚繁衍滋生人类的神话。
女娲之肠能化为十个神人，又用土造人，又能补天，她是完全具有开辟神的资格的。
希腊神话也讲述了诸神的诞生、造人等。
如，普罗米修斯和艾比米修斯二神曾经范土造人，使其形象像神，然后叫爱洛斯给他以生命，雅典娜给他以灵魂。
两国神话都注重英雄形象的刻画。
浅析孙悟空人物形象文献综述中国古典著名小说《西游记》于明朝中后期横空出世，同时也开启了一部波澜壮阔的《西游记》学术史，400年来，随着人们对《西游记》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对孙悟空进行研究，促进了人们对孙悟空的认识与分析。
孙悟空是取经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充满奇幻色彩的神话人物形象，我们要正确认识和欣赏《西游记》，就要正确分析和认识孙悟空的形象。
吴承恩在小说中精心塑造的孙悟空形象，是体现了广大人民的愿望与理想的神话人物形象，在他身上，集中地表现了作品的战斗主题和作者的社会理想。
孙悟空形象的塑造，标志着我国古典幻想人物形象描绘的最高水平。
在阅读与整理资料的过程中，我发现前人主要对神猴形象的来历和孙悟空形象的分析两大点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创作，其中形象分析又从孙悟空的英雄形象、悲剧性、人文和时代精神、社会意义等几个方面研究。
一．孙悟空形象来历。
胡适主张外来说，他在《<西游记>考证》中指出：《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西游记》的祖宗。
并“依着钢和泰博士的指引，在印度最古老的记事诗《拉麻传》里寻得了一个哈努曼。
”葛维钧在《<西游记>孙悟空故事的印度渊源》中也同意孙悟空由印度传入，他指出《六度集经》中的猕猴同哈努曼的关系至为密切，从而得出哈努曼就是孙悟空的原型，它源于印度，传至中国，经过改造，发展成了孙悟空。
但此观点与鲁迅的观点形成对立，鲁迅对淮祸神无支祁进行研究，由其特征联想及孙悟空，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得出一个结论：孙悟空是吴承恩移来无支祁的“神变奋讯之状”创作而成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鲁迅的本土说成为最有力的说法，吴晓铃先生发表《<西游记>和<罗摩延书>》一文，表示支持鲁迅的本土说。
关于孙悟空神猴形象来历的论争断断续续，知道今天。
张强在《新时期孙悟空原型研究述评》中总结了孙悟空原型研究主要出现了的四种观点，即本土说，外来说，混血说和佛说。
二．孙悟空形象分析。
20世纪中国关于原始宗教与神话的研究综述钟国发（1）引言原始宗教是宗教的早期或原始形态，可以指原始社会时代的氏族宗教，也可以指存在于狭义宗教（即人为性的、有相对稳定的经典和神学理论、有与社会相分离的组织和特定制度的高级形态的宗教）之前而作为狭义宗教的“母体”或“源头”的自发性的宗教。
人类学家把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前的社会组织类型称为原始社会，一般以形成基于暴力镇压的国家政权作为从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分界线。
我国研究者所说的原始宗教，通常都是指原始社会时代的氏族宗教。
从考古发掘和典籍所载远古传说中得知的原始宗教又称“史前宗教”，于是与此相应，“原始宗教”一词又可用以专指近存原始社会的宗教。
但是拿原始社会末期和国家文明初期比较，社会宗教习俗的共同点很多，往往很难区别，所以有些研究者仍然把一些已经脱离原始社会阶段的民族的宗教称之为“原始宗教”或“原始宗教残余”。
神话是一种象征性的传述。
原始宗教和文明社会早期的民族/国家宗教的叙述形式和观念形态都是神话。
原始社会的神话与宗教浑然一体，密不可分。
在原始氏族宗教阶段之后，神话主体部分仍然与民族/国家宗教紧密结合，继续作为社会文化的主导因素而存在和发展。
直到哲学兴起，与哲学相结合的高级宗教才以理论化的神学作为思想意义的主要载体，于是宗教与神话才有较大的分离。
上古神话体系受到理性的冲击，基本内容逐渐历史化和寓言化，它的残余体系不再主导社会文化的大传统，只在下层民间或多或少地保持着神圣生命，继续生长发育，充当民间信仰习俗的意义载体。
而各高级宗教也总是要建构各自的宗教神话。
不过，神话学家通常研究的，主要是与宗教发展初级阶段相联系的上古神话体系。
本篇除了介绍关于原始宗教与神话的原理性研究以外，还要介绍对中国上古神话及与这种神话相结合的（属于宗教发展初级阶段的）中国上古宗教的研究。
关于少数民族近存神话的研究，笔者已在另文介绍，本篇不再涉及。
（2）关于原始宗教的原理性研究宗教起源问题一直是西方文化人类学和比较宗教学研究的一个重点。
80年代以来国内福克纳研究综述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威廉·福克纳是20世纪美国最具创造性、最富影响力的现代作家之一。
80年代以来国内福克纳研究逐渐升温并步入成熟期，大量文章及专著接踵发表。
据不完全统计，从 1980年至今，中国学者们至少发表了340篇福克纳研究的文章，无论是在成果数量还是研究力度上，福克纳研究都不愧为国内文学研究的热点之一。
下列数据显示了不断增加的福克纳研究文章数量，并展现了80年代以来国内福克纳研究取得的显著成就。
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致力于福克纳研究，国内福克纳研究主要从福克纳的南方情结、叙事艺术、妇女形象、宗教神话、现代评判理论和比较研究六方面展开探讨分析，并取得引人瞩目的成绩。
然而与国外福克纳研究成果相比，还存在差距与不足之处。
以下分六方面给以综述评析。
威廉·福克纳被公认为南方文学的代表者及美国南方文艺复兴的支柱，其作品不仅深深触及时代的脉搏，并且反映了深刻的南方情结。
20世纪80年代期间，国内学者开始从南方文化传统的基本成分着手研究福克纳的思想与创作，研究重点大都集中在福克纳的南方情结上。
肖明翰在《矛盾与困惑：福克纳对黑人形象的塑造》文中指出虽然福克纳对南方种族主义持有明显的批评态度，但他仍然将他的南方情结带入作品创作中。
张慧仁则在《威廉·福克纳---在传统中寻找永恒》文中认为福克纳不仅深入地描写南方，而且为面临困境的现代人指明出路。
1980年出版的由李文俊选编的《福克纳评论集》概括了福克纳的创作艺术成就，提供了同时代最好的批评观点及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此书被公认为福克纳研究必备的参考书，堪称我国福克纳研究的里程碑。
20世纪90年代期间，福克纳研究进入繁荣阶段，学者们对福克纳及其作品进行系统研究，大部分系统研究专著于此期间出版。
代表性专著之一为刘波的《南方失落的世界：福克纳小说研究》。
此书着重研究南方旧制度的瓦解及南方传统道德准则的没落，且为第一本提供福克纳研究网址的书籍，为国内学者提供了获取国外福克纳研究最新信息的实用且方便的渠道。
文献综述参考范文文献综述论《飘》中的现实主义文献综述引言在20世纪的英美文学中，最具轰动效应的，莫过于美国女作家XXX（XXX,1900—1949）的长篇小说《飘》。
该书自1936年问世以来，历经半个多世纪的考验，依然盛销不衰。
小说以美国南北内战为背景，以战争的发展为线索，主要描写了女主人XXX与XXX和XXX之间的纠葛和恩怨。
小说整体上是以女主人XXX的爱情史为中心，虚写战争，实写战争对人类心灵的影响。
此外，小说里还表现了对十九世纪中期美国南北文化的差异和矛盾，既是对当时南北战争中美国人的生活的生动刻画，也表现了当时战争中美国人勇敢和执着的精神。
它是一部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相结合的优秀作品。
尽管美国文坛一直有意贬低《飘》的文学价值,但它虽然未能进入文学经典的殿堂,却走进了千百万读者的心中。
一、国内对《飘》的相关评论相对西方而言，我国在《飘》的研究方面起步较晚，长期存在着接受与研究的严重脱节。
即使是近年来这部小说获得愈来愈多的肯定评价，并正式进入文学史（以XXX的《美国小说史纲》和XXX的《当代美国小说》为代表），但对《飘》的研究也还是流于外表和简朴。
仅以中译本的序言水平就可见一斑：1990年中国刮起了重译《飘》的旋风，一时出现沪本、京本、浙本三个版本的热闹排场，却没有一个本子的序言水平跨越几十年前XXX的译序。
《飘》作为一部富有争议的小说，吸引了许多文学工作者的目光。
目前已有不少人从不同角度对《飘》进行了分析和欣赏。
XXX在《〈飘〉的流行与寂寞》一文中提到美国小说《飘》之所以能广泛流传的原因:一是艺术上的极高造诣,二是电影的推波助澜。
然而,与小说的畅销和电影的火爆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些文学史或文学手册中有关它的评论极少。
很多人认为它是一部政治上反动的作品,这主要表现在小说对奴隶主和奴隶的阶级地位的描写,以及对南北战争有仇视情绪。
在XXX的《当代美国小说史》中提到，《飘》是一部浪漫主义与理想主义创作手法相结合的优良作品。
第29卷第1期2003年1月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f Xuzhou Normal Uni.(Philosophy and S ocial Sciences Edition )Vol.29,No.1Jan.,2003[收稿日期]2002207215[作者简介]黄震云(1957—),男,江苏灌南人,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
20世纪神话研究综述(上)黄震云,杨胜朋(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徐州 221116) [关键词] 神话学;20世纪研究;综述[摘 要] 20世纪中国神话学研究以“五四运动”、新中国成立、“文革”结束为分界点,经历了萌芽、建构、低迷、繁荣四个阶段。
资料搜集由1920-1930年代的“整理国故”逐渐转向田间作业。
建国后,形成搜集民间神话的高潮;在翻译介绍西方理论‘资料方面,也经历了从建国前简单的混合介绍到“文革”结束后分门别类的全面展开。
中国神话学研究从理论到个体形象,从美学特征到不同民族之间的比较研究以及神话史学等方面均取得重大成果。
港台神话研究1950年代突起,有“乾嘉”遗风,成绩斐然;国外的神话研究以日本、苏联为代表,各自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其他各国的研究者在传播中国神话方面也发挥了巨大作用。
[中图分类号] B9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26425(2003)0120022206一、神话学研究的历史进程(一)1900年至1919年的神话学研究“五四”运动前的中国神话学研究处于萌芽状态。
研究者大多经历晚清王朝与辛亥革命,怀有忧国忧民的思想,关注西方文明成果。
按其思想激进程度可分为改良派和革命派,前者有蒋观云、夏曾佑、王国维、梁启超等;后者以鲁迅、章太炎、刘师培等为代表。
改良派源于“康梁变法”,倡导文学的启蒙作用。
蒋观云于1903年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指出:“一国之神话与一国之历史,皆于人心上有莫大的影响”,“神话、历史者,能造成一国之人才”。
将神话研究与启迪民智的历史使命相结合。
这是我国第一篇神话论文,标志着我国现代神话学的开始。
与蒋观云并称“诗界三杰”的夏曾佑则从史学的角度首次提出“由开辟至周初,为传疑期,因此期之事,并无信史,均从群经、诸子中见之,往往寓言、事实两不可分,读者各信其所习惯而已。
”(《中国历史教科书》1905)指出:“中国自黄帝以上,伏羲、女娲、神农诸帝,其人之形貌、事业、年寿,皆在半人半神之间,皆神话也。
”[1](P5、11)并首次将进化论观点应用于神话研究,探寻神话人物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经济条件。
王国维是一代宗师,在哲学、文学、史学、考古学等方面成就卓著,也是楚辞专家。
他的《屈子文学之精神》比较细致地探索了南北方文学风格的不同及其对屈原文学精神形成的作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观堂集林》卷9)、《尔雅草木虫鱼鸟兽名释例》(上下)(《观堂集林》卷5)、《说商颂》(《观堂集林》卷2),则从古文字学等角度涉及了神话学研究。
鲁迅、章太炎、刘师培等革命派对古典文化的精通使他们不可能忽略中国神话的存在。
同时他们大多留过学,善于吸收西方先进的方法理论,因此,他们对中国神话的见解,深刻、独到,发前人之所未发,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其中鲁迅于中国神话研究有开创性的贡献,早在1908年发表的《破恶声论》中就深刻地解释了神话的由来、性质及我们对它应该采取的态度。
对于前者,他说:“夫神话之作,本于古民,睹天地之奇觚,则逞神思而施以人化,想到古异,亻叔诡可观。
”对于后者,他说:“虽信之(神话)失当,而嘲之则大惑也!”[2](P30)章太炎在《 书》(1900)中用原始社会和母系制度、图腾主义来解释中国古帝王产生神话之谜,并将地理观运用于神话来说明希腊、印度与中国三个临海的国家为什么会有有关浪涛龟鱼等形象的神话。
刘师培在《古代阶级制度论》(《刘师培全集》1997)中引用斯宾塞社会学原理来解释产生古代产生神话的母系制度。
他们这种中西结合的研究方法给后来的研究者以极大的启示。
“五四”前的神话学研究,善于运用西方先进的方法和学术思想研究中国神话,虽然这种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显得不够成熟,也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但是同过去以考据、辨伪的研究方法相比,已经有了质的进步。
(二)1919年至1949年的神话学研究这一时期的神话学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19年至1930年),主要学者有茅盾、鲁迅、周作人、顾颉刚、黄石、苏雪林、谢六逸、冯承钧等。
他们更自觉地引入西方学术思维方式和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并在实践上促进了中国现代神话学理论体系的筑构,使神话学摆脱了对传统人文学科的依附,有了独立的学科品格。
鲁迅首次把神话与传说作为专篇放进了《中国小说史略》(1923年)一书里,这对于神话学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触动。
周作人的《神话与传说》(《自己的园地》1923年)、《神话的辩护》(《晨报副刊》1924年4月10日)对神话理论有着重大贡献,特别是《神话与传说》一文,论述了神话与传说、童话、故事的区别以及神话起源的五种学说,指出人类学派学说的合理性,并且指明了神话在文学意义上的价值。
黄石的《神话研究》于1923年在《晓风周报》上连载,后于1927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单行本,这是我国第一部神话专著。
谢六逸也于1928年推出他的神话理论著作《中国神话ABC》。
在神话理论上成就杰出的当数茅盾先生,其《中国神话研究ABC》(1929年)运用西方科学研究中国神话,标志着中国神话理论的形成。
他得风气之先,较为成功地运用比较神话学的方法,以希腊、北欧等神话为参照系初步描述、解剖了中国神话,整理出中国神话的系统,并说明了各自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并借助安德列・兰的人类文化学的理论,通过“取今以证古”的方法,了解到原人的心理特点,从而说明了神话的思维特点。
顾颉刚秉承晚清学者疑古之风,又受西方史观和史学方法的影响,对中国自夏以前的历史大胆进行怀疑和否定,以图将神话、传说从古史中清理出来,提出了累层的历史观与民族神话史观即“时代愈后传说的古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3](《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读书杂志》1923年9期)。
以他为首的“古史辨”派, 1920—1940年代一直活跃在中国古史与神话传说研究领域里,影响巨大。
在理论框架建构的同时,对具体神话作品的研究也得到初步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有质量有特色的文章。
顾颉刚的《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读书杂志》1923年9期)一文,从9个方面论证禹为南方民族的神话人物,涉及文献学、文字学、地理学等方面知识,其厚实的学养和扎实的考证辨析即便对今天的神话学者也有重大影响。
苏雪林信奉泛巴比伦主义,主张世界各民族神话同源于古巴比伦。
她的《九歌与河神祭典关系》(《现代评论》1928年第8期)联系中外神话、习俗、宗教仪式分类详述河神崇拜的原因及祭典方式,探求其中的宗教因素以解九歌的原始内涵。
视野开阔,具有开风气之功。
其他如赵景深的《太阳神话研究》(《文学周报》1928年5卷);容肇祖的《二郎神考》(《民俗》1929年61—62期);卫聚贤的《穆天子研究》(《中大史语所周刊》1929年5卷)等。
第二阶段(1930到1937年)。
由于早期的神话研究者大都由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学科转而涉及神话学研究,他们国学根基牢固,受传统考据风习影响很大,大部分务实而少作理论评述,所以这一阶段神话作品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
成绩之一是《山海经》研究的突破,出现了一批有价值的论文,如钟敬文的《〈山海经〉是一部什么书》(《浙江大学文理学院学生自治会会刊》1930年)、吴晗的《〈山海经〉中的古代故事及其系统》(《史学年报》1931年第3期)、郑德坤的《〈山海经〉及其神话》(《史学年报》1932年1卷第4期)、卫聚贤的《〈山海经〉的研究》(《古史研究》二集1934年)、高去寻的《〈山海经〉的新评说》(《禹贡》1934年1卷第1期)等。
《民俗》杂志1933年还推出《山海经》研究专题,对《山海经》的成书、作者时代以及所记载神话作了系统的研究。
成绩之二便是对具体神话的研究,代表作为黄芝岗的《中国的水神》(1934),以详实的资料和严密的辨析,阐述了中国水神神话产生的原因及其发展流变,得出这样三条结论:“一,水神传说的纷歧庞杂是‘不相同的时代地点,有它们相同的水灾和治水的人物’;二,‘不但四川神话移来江西,江西神话也有时移来四川’,所以长江一带的水神传说有相当的沟通痕迹;三,杨将军(二郎神)的威灵和神话的产生是因为有夔巫峡江的滩险。
”[4](P227-228)(《茅盾古典论32文集》1986年)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走在其他研究者的前面。
其他如黄石的《月的神话与传说》(《北新》1930年4卷16期)和《中国关于植物的神话传说》(《青年界》1932年2卷2期),钟敬文的《中国的天鹅处女故事》(《民众教育季刊》1933年3卷1期),杨宽的《盘古传说试探》(《光华大学半月刊》1933年2卷2期),郑振铎的《汤祷篇》(《东方杂志》1933年30期),卫聚贤的《天地开辟及洪水传说的探源》(《学艺》1934年13卷1期),陈梦家的《商代的神话与巫术》(《燕京学报》1936年20期),孙作云的《中国古代的灵石崇拜》(《民族杂志》1937年5卷1期)等。
学者们一方面运用西方先进的学术方法和思想,另一方面又不放弃传统的考据求证并且部分学者已将神话研究与民间调查结合起来,所以他们的论著极具学术力量。
第三阶段(1937年到1949年)。
抗战爆发后,一大批学者云集西南,以出色的成就促成了神话学研究的高潮。
闻一多借助文献潜心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
他的《高唐神话传说之分析》、《朝云考》、《姜嫄履大人迹考》、《伏羲考》等论著是重要的神话学研究成果。
闻一多在神话还原和重建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以“弗洛伊德的性文化理论”解释远古“人种来源”神话内涵;依照弗雷泽的“交感巫术说”提出了“避害说”和“尊荣说”,描述龙图腾的演化进程;用“以意逆之”的心理还原法揭开了“生民”神话的“面纱”。
他既善于从小处着手,深入到每一具体神话的研究,又能从大处着眼,以宏观中华民族文化系统的气魄作论证,重视文化的系统性、整体性。
芮逸夫、凌纯声、吴泽霖、楚图南、常任侠、马长寿、陈国钧、马学良、岑家悟等著名民族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美术史学家和文学研究专家将理论研究和田间作业相结合,不但拓宽了神话研究的范围,而且发现了许多未见记载的口传神话,对后世影响很大。
常任侠的《重庆沙平坝出土之石棺画像研究》(《时事学报・学灯》1939年41-42期)和芮夫逸《苗族的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的传说》(《人类学集刊》1938年1卷1期)对闻一多的《伏羲考》有很大的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