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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翻译史上的三种翻译观
夏登山
【期刊名称】《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7(023)006
【摘要】翻译史学界向来重视翻译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而较少关注主流文化如何看待翻译,以及这种翻译观如何传承演变.结合计量史学的方法系统地考察从《史记》至《清史稿》二十五部正史中的翻译类记载可以发现,中国古代的主流文化中先后出现了三种不同的翻译观,分别见于宋代以前的政事外交翻译、佛经翻译和辽代至清代的民族翻译.其更替原因主要在于当时的文化交往框架对翻译实践和正史编纂提出了翻译合理性的拷问.宋代以前的佛经翻译与政事外交翻译分别发生在相对平等和不平等的文化交往框架中,因而形成了两种并行千年而互不影响的翻译观;辽代至清代的少数民族统治显著地提升了正史中翻译的显现度以及翻译在政治统治、民族融合和文化交往中的地位.深入理解这三种翻译观的形成及演变,对于完整而准确地把握古代翻译史脉络,重新认识古代翻译大潮和中国古代的文化走出去具有重要的意义.
【总页数】10页(P182-191)
【作者】夏登山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北京,100089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H059
【相关文献】
1.中国翻译文学的发生及翻译观的嬗变 [J], 朱振武
2.中国翻译传统研究——以中国翻译史上三次翻译高潮为例 [J], 徐修鸿
3.许渊冲翻译观之本质论——兼论中国翻译观之变异 [J], 贾洪伟
4.翻译的非文本目的分析——以中国翻译史上四次翻译高潮为例 [J], 林颖
5.论中国翻译史上政治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影响 [J], 王思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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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课三国至隋唐的文化课程标准课标解读课标导航认识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新成就。
1.从“时空观念”角度认识佛教、道教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
2.结合文学、书法、绘画、科技等方面的成果，从“家国情怀”角度认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增加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
3.结合典型事例，从“历史解释”角度认识中外文化交流成果及影响。
4.从“唯物史观”角度认识这一时期我国文化成就出现的原因。
儒学、道教与佛教的发展1.儒学(1)汉代：汉武帝时期，儒学独尊地位确立后，在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下呈现繁盛之势。
(2)魏晋南北朝：开始吸收佛教和道教的精神，有了新的发展。
只是受佛教、道教的冲击，但并未失去正统地位。
(3)隋朝：儒学家提出儒、佛、道“三教合归儒”，主张以儒学为主，调和并吸收佛教、道教的理论。
并不是要求“三教”合为“一教”。
(4)唐代：儒学复兴运动①原因：儒学的正统地位受到佛教和道教的挑战。
②时间：唐朝中期。
③内容：用儒家的天命论和封建纲常来反对佛教的观点，巩固儒学主流思想的统治地位。
2.道教从道家哲学思想体系中衍生出的宗教组织派别。
(1)兴起：东汉末，是中国本土宗教。
(2)发展⎩⎨⎧①魏晋南北朝：在民间广为传播，主张“贵儒”和“尊道”。
②唐朝：奉行三教并行政策，奉老子为祖先，道教最受尊崇。
3.佛教 在西汉末年传入中国。
(1)传入：汉代传入。
(2)发展⎩⎨⎧①魏晋南北朝时期：吸收佛、道的思想，渐趋中国本土化。
②武则天时期：在社会上有很大发展，形成不同宗派。
其中禅宗修行比较简便，易于传播对后世影响最大。
(3)曲折：反佛斗争①原因：佛教盛行，广修寺庙，影响到政府的财政收入。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②概况：南朝的范缜是反佛最杰出的代表；北魏、北周及唐朝等统治者几度灭佛。
③结果：佛教文化遭受损失，但并未从根本上遏制佛教的发展。
文学艺术1.文学 总体特征是乱世文学，渗透着儒学、玄学与佛学思想。
(1)魏晋南北朝时期：从东汉末年开始，出现了以曹操父子为代表的建安文学、东晋陶渊明的田园诗、南朝骈文、南北朝民歌等风格各异的文学形式。
近代中日学术用语交流史序说a 译者注：参见张西平、任大援：《论明清之际“西学汉籍”的文化意义：写在〈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出版之际》，《中华读书报》2015年5月6日17版。
网络链接/zhdsb/html/2015-05/06/nw.D110000zhdsb_20150506_1-17.htm ，访问日期：2018年4月11日。
——以方以智《物理小识》为中心□ ［日］杉本孜 著徐克伟 译译者按：原文参见：杉本つとむ：「近代日·中言語交渉史序説：方以智『物理小識』を中心に」，『国文学 解釈と鑑賞』第56巻第1号（特集=日本語研究とその周辺），1991年，第186—204頁；杉本つとむ：「第II 部第三章 近代日·中学術用語交渉史序説」，『近代日本語の成立と発展：杉本つとむ著作選集2』，東京：八坂書房，1998年，第357—382頁。
作者杉本孜（1927— ），日本语言史研究者、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
他勤于治学，依托丰富的史料开展实证研究，有《杉本つとむ著作选集》（10卷）等专著近百种（含共同编著、史料校注）。
1989年，杉本孜造访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本文或可视作此次访学所催生出的学术成果。
原文最初作为“特别寄稿”载于学术期刊，后经修订收入其作品选集中。
这篇题为“序说”的学术随笔，提出并探讨了明清之际的中国典籍——特别是“西学汉籍”等资源——在日本江户时代西学译介中的存在、利用及影响问题。
a今幸获作者杉本孜与出版社许可，以1998年版为底本，同时参照1991年版进行翻译。
为便于读解，除综合两个版本的章节构成外，译者还对个别较长的段落进行切分，并略加注释。
注释主要见于脚注部分，而人物生卒、作品年代等较为简略的补充信息随文标注在括号内。
翻译之时，承蒙北京外国语大学张西平教授、庆应义塾大学木村义之教授、中山大学（珠海）特聘副研究员邢鑫博士、京都大学博士生刘高力学友以及一位不愿具名的京都学者提携、帮助并赐教，在此谨向以上诸位师友、作者杉本孜及出版社八坂书房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2010年第3期南洋问题研究No.32010(总第143期)SOUTHEAST ASIAN AFFAIRS General Serial No.143菲律宾早期的中文刻本再研究———以《新编格物穷理便览》为中心张西平(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北京100089) 收稿日期:2010-06-07 作者简介:张西平,男,河南温县人,中国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参见方豪《从中国典籍见明清间中国与西班牙的文化关系》、《明万历年间马尼拉刊印之汉籍》,见《方豪六十自定稿》下册,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第1487-1517页、第1581-1524页;《明末马尼拉华侨教会之特殊用语与习俗:‘新刊僚氏正教便览’与Doctrina Christian en Lengua China 两书之综合研究》、《莱顿汉学院藏吕宋明刻汉籍之研究》、《吕宋明刻‘无极天主正教真传实录’之研究》,见《方豪六十至六十四自选待定稿》,台湾学生书局,1974年,第437-453页、第455-470页、第471-785页;Carlòs Quirino 著:《‘无极天主正教真传之正辨’考》,汪雁秋译,台湾《大陆杂志》第26卷第8期,1963年4月;裴化行(Henri Benard),“Les origins chinoises de I′imprimerie ayx Phil⁃ippines ”,Monumenta Serica 1942,V.7,pp.312⁃14;龙彼德(P.Van der Loon),“The Manila Incunabula and Early Hok⁃kien Studies”,Asia Major ,V.12.part 1,1966.New Series ;戚志芬:《中菲交往与中国印刷术传入菲律宾》,《文献》1988年第4期,第544-556页;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下,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671、699页;潘吉星:《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源流、外传及其世界影响》,中国科学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19-423页;多明戈·科罗纳德:《西班牙神父在远东:高母羡及其著作<实录>》,周振鹤、徐文堪译,载黄时鉴主编《东西文化交流论谭》第二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381-382页;江桦:《龚容在一五九三年刻印的三本书撮谈》, /s /blog_4db6170b010089k8.html;邹振环:《中西文化之树在菲律宾移植所开出的奇葩———菲律宾印刷始祖龚容与高母羡的〈无极天主正教真传实录〉》,抽样本。
第三单元回到历史现场—高二语文人教统编版选择性必修上册单元检测卷（A卷）分值：150分时间：150分钟一、现代文阅读（35分）（一）现代文阅读Ⅰ（本题共5小题，17分）材料一：当今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通过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以活化的新形式发扬其深厚内涵，涵养中国精神，滋润现代人生。
不论是为当代中国人更好理解传承民族文化，还是为参与国际文化交流、树立国家文化形象，都需要我们发挥宏大传统优势，开掘文化资源蕴藏的巨大价值，创造具有国际影响的文化体验。
数字技术为更好再现文化遗产提供支撑。
文化是一条流淌不息的河流，每个时代都有其特色文化形态，即便那些恒定不变的价值，其表现形式也不断嬗变。
近几年，集中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博物馆利用数字技术改进展陈方式，优化“用户体验”，强化互动性和参与感，满足观众感知与互动需求，加强观众对文化遗产的认知。
数字敦煌、数字故宫让我们以新鲜有趣的形式、真实可感的体验徜徉于历史文化场景，感受传统文化艺术精髓及其精神。
故宫博物院通过与动漫、影视、文学及社交平台全方位融合，设计开发产品和数字内容，使传统文化魅力不断传播发酵，推出一批网红产品，数字技术让传统文化以全新方式获得时空延伸，融入生活日常，提升生活品位。
故宫以“跨界”之思和“网红”之势，举办相关文化活动，获得年轻人追捧，实现了优秀传统文化对日常生活的有效融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获得更好传播，还要把中国要素与时尚表达有机结合起来。
目前这类具有强势文化传播力的文化产品和品牌媒体较少，缺乏像《功夫熊猫》《花木兰》这样叫好又叫座的品牌产品。
有待更新思维模式，重视多元文化背景，找到贴切的表达方法，呈现出既具中国文化深远意味又贴近海外受众审美习惯和对中国元素期待的文化产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国门，在交流互鉴中绽放独特魅力，在多元文化合作与竞争中实现共存共荣，促进人类文明共同进步。
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条件借助数字技术提升内容传播的效度、强度和广度。
早期中西交通与交流史主要参考书目刊《早期中西交通与交流史稿》，学苑出版社，2003年5月版《尚书正义》 [唐]孔颖达等撰，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79年。
《毛诗正义》 [汉]毛亨撰，郑玄笺，同上。
《大戴礼记》[汉]戴德撰，汉魏丛书本，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年。
《韩诗外传》[汉]韩婴撰，同上。
《吕氏春秋》 [战国]吕不韦著，二十二子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山海经》 [晋]郭璞注，同上。
《竹书纪年统笺》 [清]徐文靖撰，同上。
《荀子》[战国]荀况撰，同上。
《庄子》 [晋]郭象注，同上。
《史记》 [西汉]司马迁著，中华书局，1982年。
《汉书》 [东汉]班固著，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
《后汉书》 [南朝·宋]范晔著，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
《三国志》 [西晋]陈寿著，中华书局，1959年。
《晋书》 [唐]房玄龄等撰，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
《魏书》 [北齐]魏收撰，同上。
《梁书》 [唐]姚思廉撰，同上。
《三辅黄图校注》何清谷校注，三秦出版社，1998年。
《淮南子》 [汉]刘安撰，二十二子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新书》 [汉]贾谊著，汉魏丛书本，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年。
《说苑》 [汉]刘向著，同上。
《新序》[汉]刘向撰，同上。
《易林》[汉]焦延寿撰，上海大通书局石印增订汉魏丛书本，宣统三年(1911年)。
《盐铁论》 [汉]桓宽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
《风俗通义》 [汉]应劭著，同上；又严可均辑《全后汉文》，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95年。
《别国洞冥记》 [汉]郭宪著，汉魏丛书本。
《论衡》[汉]王充撰，汉魏丛书本。
《全汉赋》费振刚等辑校，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曹植集校注》 [三国•魏]曹植著，赵幼文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
《搜神记》[晋]干宝撰，汪绍楹校注，中华书局，1979年。
中国二十世纪早期的开明知识分子在思想上与传统的关系自七十年代以后才成为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论题。
[1]到现在，多数学者都同意，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知识分子拼命想摆脱传统拥抱西方，但始终未能跳出传统的思维模式。
[2]传统思维模式如何影响到这些早期自由知识分子对西方观念的认知与取舍？这在今天仍然是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的一个大题目。
不同学者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从不同的视角切入这个论题，从而建构起面貌多变的思想人物形象，描画出横看成岭侧成峰的思想史图景。
本文将对在这一蕴涵了丰富的思想史灵感的论题下产生的三部有代表性的著作作一简要的评介。
这三部著作分别是：史华兹的经典研究《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黄克武的新著《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以及刘禾独辟蹊径的《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
史华兹最早提醒我们注意一个西方的观念或词汇在西方思想脉络中的意义与其搬移到中国后在中国思想脉络中的意义是有许多重要的差别的，而且这种差别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思想史上一些有意义的问题，或者说这种差别本身就是造成这些思想史问题的重要原因。
这种问题意识提示我们一种关于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即墨子刻所谓的开箱取物。
这个比喻是说，一些重要的西方观念或词汇就像一个大箱子，西方人和中国人在里面放的东西并不完全一样。
于是研究者的任务就是开箱取物，再分门别类，以辨清两者的异同。
否则我们就无从知道如严复等开明知识分子的自由或民主观念是他们所接受的西方观念，还是其固有理想在西方观念上面投射的结果。
[3]史华兹和黄克武的著作都采用这样的研究方法，所不同的是，史华兹的比较是粗线条式的，我们从他以一本一百多页的小册子就讨论了几乎所有的严译名著就可以看出来。
当然史华兹的研究仍然是有相当深度的，他抓住寻求富强这一个主题，发现严复在将弥尔的自由思想介绍到中国的过程中将其关于个人自由与个人尊严被视为终极价值的一面丧失掉了，而只是关注到自由的工具主义价值。
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三论：文献、视野、方法张西平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如何展开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目前中国学术界在这个研究领域的难点和任务是何？在方法论上应注意那些？本文根据自己的研究，对这些问题做一初步的探讨，以求教于各位方家。
一，建立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文献学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
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之新潮流。
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
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
此古今学术史通义，非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1清末民初，中国学术界一个进步除其他原因外，敦煌文献和安阳考古的发现是促使其学术一大飞跃的关键之一。
在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领域，与国外汉学家的研究相比，中国学者一直不占上风，究其原因也在材料。
傅斯年说的很清楚，“本中国学在中国在西洋原有不同的凭籍。
自当有不同的趋势。
中国学人经籍之训练本精，故治纯粹中国之问题易于制胜，而谈及所谓四裔，每以无比较材料而隔膜。
外国学人能使用西方的比较材料，故善谈中国之四裔，而纯粹汉学题目，或不易捉住。
”2以后，汉学家的研究也开始逐步进入中国内核文化研究，如沙畹对《史记》1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36页。
的研究，中国学者也开始进入四裔之研究，如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
但总的来说，中国学者对于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不如外国学者，这里的核心问题仍是材料的掌握。
中外文化交流在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就两次，一次是佛教的传入，一次是明清基督教的传入。
我本人主要研究明清基督教传入的前半段，即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
从这段研究来看，目前向前推进的关键仍在于材料的发现和整理。
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文献主要是两类：一类是以中文文献为主体的东方历史文献，3一类就是西文的历史文献，其中包括：葡萄牙文、西班牙文、拉丁文、意大利文、法文、荷兰文等欧洲多种语言的文献。
关于中文文献《四库全书》是官方首次收入天主教的文献，在四库的采进书目中有西学书共24种，四库所著录的西学书有22种。
雍乾教难以后，天主教发展处于低潮，从而使得许多天主教方面的书只有存目，不见其书，到清末时一些书已经很难找到，如陈垣先生所说：“童时阅四库提要，即知有此类书，四库概屏不录，仅存其目，且深诋之，久欲一赌原书，奥中苦无传本也。
”4至今中国学术界尚无法全面统计出明清之际关于西学的汉籍文献究竟有多少种，近年来钟鸣旦等外国汉学家陆续出版了藏在台湾、罗马耶稣会档案馆、巴黎国家图书馆的有关文献，5但仍为完成。
陈垣先生当年提出的要编一本象《开3这里所讲的东方历史文献包括日文在内的一些亚洲语言的文献。
参阅戚印平《远东耶稣会史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
4方豪《李之藻辑刻天学初函考》，载《天学初函》重印本，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版。
5钟鸣旦黄一农杜鼎克祝平一编《徐家汇藏书楼藏明清天主教文献》，台湾辅仁大学1996年；钟鸣旦杜元释教录》那样的基督教来华的中文文献目录至今仍为实现。
这是一个亟待学术界努力的地方。
以澳门研究为例，中国学者对澳门与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已经有了一批很好的著作，这里不再展开。
6关于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西文文献更是一个庞大的数量。
来华传教士同各个修会从中国内地，从澳门发回了大量的关于中国内地教会情况、中国历史情况的信件和报告。
近十五年来北外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以整理和翻译这批西文文献为其重要的工作，做了近15年才翻译了20本左右，而实际存在的西文文献数量惊人。
2004年我申请了清史编撰委员会的《清代来华传教士文献档案收集与整理项目》，7在项目中我们就选择了当年在澳门的耶稣会士整理的《耶稣会在亚洲》作为项目的主要内容之一。
《耶稣会年报告表》是从《耶稣会在亚洲》（Jesuíitas na Ásia）档案文献中所择录出来的文献目录。
《耶稣会在亚洲》档案文献原藏于葡萄牙的阿儒达图书馆（Biblioteca da Ajuda），它是从1549年沙勿略到达日本后西方传教士在远东传教活动的真实原始记录。
全部档案共61卷，均为手抄本，计三万页。
文献是以拉丁文，葡萄牙文，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及6印光任张汝霖《澳门纪略》，广东教育出版社；张天泽《中葡早期通商史》，香港中华书局1988年；张维华《明史四国传注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周景濂《中葡外交史》，商务印书馆1991年；黄文宽《澳门史钩沉》，澳门星光出版社1987年；黄鸿剑《澳门史纲要》，1991年福建人民出版社；邓开松《澳门历史（1840-1949）》，澳门历史学会1995年；吴志良《澳门政治发展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万明《中葡早期关系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汤开建《委黎多‘报效始末疏’笺正》，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黄庆华《中葡关系史》黄山出版社2005年；刘然玲《文明的博弈：16-19世纪澳门文化长波段的历史考察》，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1-4），人民出版社1999年；张海鹏主编《中葡关系史料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汤开建、陈文源、叶农主编《鸦片战争后澳门社会生活纪实：近代澳门报刊资料选萃》，花城出版社2001年；汤开建、吴志良《‘澳门宪报’中文资料辑录（1850-1911）》，澳门基金会2002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大学、澳门理工学院编《清代外务部中外关系档案史料丛编——中葡关系卷》，中华书局，2004年；刘芳辑章文钦校《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藏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澳门基金会1999年。
萨安东主编《葡中关系史料汇编》，金国平等汉译，澳门基金会、澳门大学。
1996-2000.法文写成。
这批文献最早是由葡萄牙耶稣会神甫若瑟·门丹哈（JoséMontanda）和若奥·阿尔瓦雷斯（Joã0 ÁLvares）修士等于1742-1748年对保存在澳门的日本教省档案室的各个教区整理而成的。
在这些教区中包括中国的副省北京，广州，南京以及交趾支那，老挝，柬埔寨等地。
他们将这些原始文献加以分类，整理和编目，最后抄录，形成这批档案。
另外，在罗马传信部档案馆从1623到19世纪末的中国各教区的西文档案，各个来华传教士修会的西文档案基本上仍处在原始文献档案状态，数量至大令人吃惊。
2008年我到这个档案馆访问，馆长告诉我，这些档案中的全部是从中国发回罗马的。
8在罗马的意大利国家图书馆也收藏有大量的关于来华传教士从中国寄回罗马的西文历史文献档案，其中不仅仅是关于来华耶稣会的档案，也包括来华的道明会的档案，其档案数量很大至今没有准确的统计。
9在罗马耶稣会档案馆，在罗马道明会档案馆，在罗马方济各会档案馆，在罗马梵蒂冈图书馆和档案馆仍有大量的发自澳门的西文历史文献档案。
除此外，在巴黎的国家图书馆，巴黎外方传教会档案馆，在西班牙的方济各会档案馆、道明会档案馆，在葡萄牙的阿儒望宫档案馆等处也有着大量的发自澳门的关于中国的西文历史文献档案。
对于这些藏在欧洲各国的，主要从澳门发回欧洲的各个传教修会8参阅Inventory of the Historical Archives of the congregation for the evangelization of peolies ro <de propaganda fide> ,Pontificia Universitas Urbanian Rom 1988.的档案至今我们没有一个基本的调查，对其藏点、数量、内容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摸底。
因此，我建议应建一门“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文献学”，下气力全面收集和整理这批文献，在这方面日本学术界做得比中国学术界好的多。
没有这批文献的整理、出版，在学术上的研究很难有重大的突破。
二，以全球史的新视角重审1500-1800中西文化交流史。
以往的世界史编写有两个特点，一是整个世界的历史是西方历史为中心的，二是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几乎是没有的，所谓的世界史只是按照一个统一编年展开的各国历史。
全球史（Global History）的兴起打破以往世界的编写的理念，认为全球史“就是全球人类社会的交往史”，在全球史研究者看来，世界的“历史是世界各民族之间互动的产物。
”刘新成先生认为：“互动，即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群通过接触，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重领域实现互动，是全球史观的核心理念。
”10现在国际学术界打破了从1500年开始，由西方开启了去全球史的观点，认为，全球史是一个漫长的历程。
1500年前是古典版全球史，1500——1800年是“初始全球化”（Proto-globalizationg）.这样，在对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上就必须从全球史的角度来重新看待，这是一个重要的视角。
这样一个视角就使我们在研究中获得两个重要的研究视域；10刘新成：《浮动：全球史观的核心理念》，载刘新成主编：《全球史评论》第二辑，第4页，中国社会科第一，应将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
在期间所发生的“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有着内在的关联。
从中国来说。
自晚明以来，中国历史的记述已经不在仅仅是中文文献，西文历史文献已经开始成为记述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
这个转折点就是来华传教士从中国发回西方的西文历史文献开始。
如果缺乏这批西文历史文献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研究就不再完整。
以明史研究为例，近年来出版的几部大的研究著作，11在中文文献的使用上几乎已经到了竭泽而渔，但在西文历史文献的使用上则明显不足，对来华传教士的西文历史文献所用甚少，这严重的影响了中国学术界对明史的研究。
同时，在中国发生的历史直接影响了西方历史的进程。
我将西方汉学的发展分为：“游记汉学”、“传教士汉学”和“专业汉学”三个阶段，12其中传教士汉学阶段的文献绝大多数是从中国发回欧洲的。
来华传教士，特别是耶稣会士用西方语言写了大量关于研究中国的著作。
这批在欧洲公开出版的传教士汉学著作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使我们加深认识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更为重要的它使我们加深了对欧洲近代思想文化史的认识。
“传教士汉学”的发展是同欧洲十八世纪的文化变迁，思想革新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以《耶稣会中国书简集》为代表的传教士汉学著作的另一历史作用主要在于它为十八世纪欧洲的思想变革提供了思想的材料。
许理和说它影响的主要是“欧洲思想史”。
在这个意义11顾诚《南明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南炳文汤纲《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樊树志《晚明史》，复旦大学2005年；钱海岳《南明史》（120卷），中华书局2006年。
上“传教士汉学”是欧洲思想文化史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只有从欧洲思想的变迁历史过程中我们才能把握住“传教士汉学”的实质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