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高粱酒》的文学语言特色

《红高粱》《高粱酒》的文学语言特色摘要：莫言的小说语言极具灵性，从叙述人语言、文学语言的情感性、含蓄性，莫言小说的继承性、创新性四个角度来谈莫言小说的语言特色。

关键词：文学语言；语言特色；生命
与大多数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先锋作家用语习惯不同，作者莫言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后的“寻根文学”在现代艺术实验的浪潮中脱颖而出，其独特的叙述语言表达，把“寻根文学”原始野性的张扬发挥到了极致，并且赋予了一定的社会历史意义，与此同时还结合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表现方法和技巧，大大超出了读者传统的阅读习惯与阅读心理，使之在文学语言创新的道路上影响深远。

一、叙述的极致
在叙事作品中，文学语言可以分为人物语言和叙述人语言。

人物语言即指作品中人物的外部语言和内心语言。

叙述人语言即指作品的叙述人叙述故事、刻画人物、描写场景、抒发情感、评判议论的语言。

《红高粱》继承了中文小说惯有的一种转述或描绘性很强的语言来进行叙述的传统，在绘色肖形上，它非常有效，往往能够带领读者投入情景，给以身临其境的经验，基本上是一种说书人的语言，属于模拟性写实主义。

即有传统故事的媒介性目的，但无随意性与
独创性。

作品中的“我”，不同于一般第一人称的“我”。

“我”不是事件的参与者或见证人，不过类似“说书人”所扮演的角色，但又不像说书人那样冷静和客观，而是渗透了强烈的主观感觉，所以这个“我”属于作者莫言独创。

有了这个“我”的存在，一下子消除了读者和人物之间的隔膜感和距离感。

《红高粱》是有关家族记忆的作品。

开头清楚地表明了作者莫言或叙述者所具有的特殊身份，他所要展开叙述的三个人：爷爷（余司令）、奶奶、父亲与“我”是有着血缘关系的民间社会中的一个基本单位，在民间乡土社会中没有比“血缘”关系的家庭更密切的了。

“血缘”维系着生命、责任、义务，同时也维系着情感、道德与良知。

在乡土的民间社会中可以背叛一切但决不可以背叛自己的祖先，否则就是一个被民间乡土社会所唾弃的罪人。

《红高粱》中的叙述者以这种身份展开叙述就决定了莫言小说的叙述是属于民间最本色的一种方式，这种最本质的“民间叙述”可以使他充分地表达自己源于民间的体验与感受，因为在血缘的链条上，他的任何叙述和言语只要他觉得对得起自己的祖先，别人的闲言碎语都会变得毫无意义。

正是叙述人这种通过“血缘”关系把自己纳入民间乡土社会中的彻底“民间立场”，决定了《红高粱》的叙述者对民间价值的认同和坦荡无比、恣意豪迈、天马行空的叙述气魄。

他与爷爷杀人放火，写爷爷与奶奶在高粱地里相亲相爱，也写他们与日本鬼子的血腥搏斗以及爷爷抛弃奶奶和恋儿的婚外情，和奶奶为报复
爷爷投入铁板会头子黑眼的怀抱……
与这个本色的民间叙述者相联系的还有一个具有现代思想意识的叙述者，经常在文本中对人物事件加以评说。

这个叙述者所运用的语言是现代的。

与“民间叙述人”所用的语言似乎是间离的。

譬如写到缠脚，叙述人这样讲的：“奶奶不到六岁就开始缠脚，日日加紧，一根裹脚布长一丈余，曾外祖母用它勒断了奶奶的脚骨，把八个脚趾折断在脚底，真惨。

我每次看到她的脚，就心中难过，就恨不得高呼：打倒封建主义!人脚自由万岁!”这种叙述显然说明叙述者在沉入民间的时候，并没有被“民间”的丰富和驳杂所遮蔽，而是有着一种现代人的立场，由此去认同社会中蓬勃生气的民间精神，从而去发现过往历史中的民间精神与当代人相通的地方。

二、情感的隐含
小说写作是从叙述开始的，没有叙述也就没有小说。

小说的叙述可以有多种方式，有现实性叙述——尽可能客观，真实地叙述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人物与事件；有想象性叙述——在激情下使人物形象恣意妄为，获得超越现实空间的艺术世界。

《红高粱》更偏向后者一些。

从生活到艺术是一个创造过程，在这过程中，艺术家总要用自己的思想情感、审美理想对现实的生活形象进行提炼和加工，以创造出高于生活的艺术形象和艺术美。

正如老舍所说：文学语言“不是由字句堆砌而来的，它是心灵的音乐”，是“从心眼里掏出来的。

为了表达自己的感受，作家所使用的文学语言，总是蘸
满了感情的汁液。

”由于每个作家内心情感具有复杂性和独特性，决定了这种感受常常是逻辑语言所不能规范的。

真正小说的语言是一种感觉化了的语言。

小说创作主体将语言用来建构他心目中的形象体系。

“从表层来看，它似乎是一个个方块字组成一连串长短不齐、错落有序地排列组合，通过它们来构建形象是相对静态的形式，能动地导引读者对隐义层面的追索和破译。

1.直觉意识的延伸
尽管无需排斥文本创造过程中小说家情绪贯注时的理性介入，但我们更愿意相信：直觉意识在作家方面，唤醒内在情绪流向外在符号；在读者方面，借助外在符号破译内在情绪。

这一切总体上化为情绪承载体的语言形式。

莫言的《红高粱》中感觉化语言的大量出现是小说从事理向情理转化的表现，情节构成逐渐被情绪构成所替代。

2.生命形式的延伸
在审美意识的高级形态，小说是一种生命的共感现象。

在这种意义上，与其说小说家热爱艺术，不如说小说家热爱生命。

从东方岛国厨川白村“文学是苦闷的象征”，到大洋西岸苏珊·朗格“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

”两个不同民族的思维类型也决然不同，但都在本体上隐含了文学作为生命形式的潜在所指。

三、原始化
在“开凿脚下的文化岩层”“跨越文化断裂带”的声浪中，作家们的目光纷纷投向久远的文化之根，这目光智睿而深邃。

一直远射到史前期，穿过夸父的手杖化为邓林，穿过屈子的苦恋和庄生的梦，穿过龙飞凤的远古图腾，穿过披羽毛饰假面的原始歌舞，然后返视自身、沸沸扬扬的文化寻根的一个显性结果导致了小说语言的原始化倾向，当古老厚重的文化沉积、一旦被现代意识照亮，便显出它所独具的魅力，这在“寻根派”作家莫言的小说中极为明晰投影，它首先从语言给人深刻的印象。

语象偏稚拙，排斥典雅工丽的遣词，是小说语言原始化在语象呈现方式上的特征。

热衷于描写野性自然、粗陋地貌，拙朴人情，荒蛮生态的小说家们，通过语象造型铸锻出狞厉的渍着斑斑铜绿的钟鼎。

四、陌生化
陌生化，就是非传统化，向传统挑战。

然而一般先锋文学的致命伤是存在性的缺失。

俄国的形式主义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提出了“陌生化”理论，可以解释这一现象。

“陌生化”又称为“反常化”，根据什克洛夫斯基的观点，文学的基本功能是对日常生活感觉方式支持的习惯化的过程，文学的目的就是要颠倒习惯化的过程，使我们对熟悉的东西“陌生化”，从而更好地唤起人们的艺术感受，使人们的意识得到升华，呈现出一种被我们称之为类的与魔幻现实主义的现代色彩。

常常表现为词语超常搭配。

“它基于表达
艺术效果的需要有意打破常规搭配和固定搭配的词语组合限制，从词义上，词语色彩上，词性上超常搭配。

”注重人们经验世界之外的超经验感觉，布置新颖语象形成新鲜刺激，制造对于习惯性审美心理的阻隔，导致了小说语言的陌生化倾向。

《红高粱》中，不仅有独特角度的选择，各种各样感觉化了的语言不断交叉和不断贯通，还有多条线索的碰撞，有回忆爷爷和父亲打日本兵的过程，回忆爷爷和奶奶相识在一起的过程……正是这样使作品深情的语言形态走向了深刻与深邃。

读了《红高粱》《高粱酒》我们不断感受到一股温馨的和风以及信马由缰的叙述风度，从容不俗的笔墨情趣从一泓透明的生命泉流潺潺而出。

接近口头白话的大众语汇、组接为体现出典型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干脆利落，朗朗上口的短句，连缀成余味曲折的语段，构筑成贴近生活原貌的小说。

其间汩汩流动的语言情绪，作为生命活动的投影外化为符号呈现，我们在体验语言情绪的同时也从中感受到了深层的生命情绪。

最后，援引爱德华·萨皮尔在其《语言论》中的一段话：“语言是人类精神所创作的最有意义、最伟大的事业、一个完成形式，能表达、还可以交流的经验……语言是我们天下的最庞大的最广博的艺术，是世世代代无意识地创造出来的无名化的作品，像山岳一样伟大。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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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湖南师大教科院08级教育硕士教育管理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