郘亭诗论略

论陆游论诗诗创作的多元情境曹瑞娟【摘要】【内容摘要】陆游是中国南宋时期的著名爱国诗人，他以极大的热情创作了数量庞大的诗歌作品。

同时，陆游又是一位重要的诗论家，他从自身学诗作诗的经历出发总结出诗歌创作的本质规律，并以诗歌的形式道之，创作了大量论诗诗。

论诗诗即以诗论诗，是中国古代别具特色的一种诗论形式。

陆游论诗诗的创作情境、论诗缘起是丰富多样的，大致可分为读诗读诗、教诗论诗、酬赠论诗、触景论诗、感怀论诗等几种情况。

前两种是专门论诗，后几种则是间或论及，但亦不乏精彩之论。

本文以陆游诗歌为例，解析中国古代文人论诗诗创作的几种情境。

【期刊名称】社科纵横【年(卷),期】2014(000)007【总页数】4【关键词】【关键词】论诗诗陆游诗论情境宋代是诗话兴盛的时期，在文人们喜好品评诗歌的文化大背景下，论诗诗也相应地繁荣起来。

如果说诗话是从容不迫地以文论诗，那么论诗诗就是凝炼集中地以诗论诗。

郭绍虞先生曾经这样分析论诗诗在宋代流行的原因：“盖以（1）宋诗风格近于赋而远于比兴，长于议论而短于韵致，故极适合于文学的批评；有时可以阐述诗学的原理，有时可以叙述诗学的经历，有时更可以上下古今，衡量前代的著作。

（2）宋诗风气，又偏于唱酬赠答，往返次韵，累叠不休，于是或题咏诗集，或标榜近作，或议论龂龂，或唱和霏霏，或志一时之胜事，或溯往日之游踪。

有此二因，则论诗诗之较多于前代，固亦不足为奇了。

”[1](P247)也就是说，宋诗偏于理致的特点以及宋代文人以诗酬赠的社会风气，是宋代论诗诗创作兴盛的两个主要原因。

正如陈伯海先生在《唐诗学史稿》中所言：“如果将以诗论诗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则广义的以诗论诗就是在诗中论到有关诗的问题，而这样的诗不一定专为论诗而作。

……狭义的以诗论诗当是用诗的形式专论诗的问题，是专为论诗而作，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论诗诗。

”[2](P130)这一分类是合理的。

我们不妨借用来将论诗诗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

狭义的论诗诗是较为集中的诗论，规模较大，常以组诗的形式出现，如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同时在题目上有较为明显的标志，如“读某人诗”、“题某人诗集”、“论诗”等；其他偶然论及诗歌创作的诗歌，其中的论诗语句是只言片语式的，不够集中，可视之为广义的论诗诗。

宋代文学第一讲宋代文学概说一、宋代政治文化及其对诗文的影响（一）科举考试门路的拓宽，文官政治的繁盛，政治、道德成为了文人作品中远胜前代的重要主题（二）四大书院及太学教育的发达，使得学术研讨交流、政治群体的声气相求与文学创作的学术化痕迹、政治取向的大张旗鼓成为趋势。

四大书院：庐山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即石鼓，朱熹）、嵩阳书院（二程）应天府书院（即睢阳，晏殊）（三）印刷业特别是刻书业的繁盛，既使得文学作品便于广为传播和学习模仿，同时，也为宋代文学的复古思潮打开方便之门（四）宋代政治上的四大特点：一是冗官、冗兵、冗费成为宋政治的最大弊端。

二是宋代的内忧外患最多、最长、也最严重。

三是党争与派系倾轧始终不断。

四是高度重视文治、重用文人，即所谓文官政治。

二、宋代思想状况与宋人思想修养、精神风貌对文学的影响。

（一）宋代的社会思想一是新儒学和理学的兴起和繁荣。

二是佛教思想，特别是禅宗广为流传。

三是传统的老庄思想仍很流行。

（二）宋代作家的性格和审美情趣1、“内省而广大”（《荀子·修身》：“内省而外物轻矣”“狭隘褊小，则廓之以广大”。

）2、“先天下之忧而忧”（《岳阳楼记》）3、信奉“立朝大节”（宋赵昚宗《经进东坡文集序》）4、雅俗共赏的审美情趣三、城市的繁荣与词、话本的兴盛（一）商业的发达（二）享乐的风尚（三）书肆、瓦子的活跃和大众娱乐的普及四、宋代文学的独特成就及地位（一）分体文学成就及地位1、诗文这些传统的文学样式中，宋诗在唐诗的压力下另辟蹊径，成为诗歌发展史上的又一座丰碑；散文中无论古文、文赋都在承继中得到了变创和开新。

①宋调的基本特色：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以学问为诗，因而具有散文化、议论化、才学化的特点，与“唐音”相比显得筋骨强健、思想深邃：“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

”（钱钟书《谈艺录》）②宋代散文特点：强烈的政治色彩；平易自然的文风；浓厚的文学色彩；审美与实用的兼容。

2、词在宋人手里完成了词体建设，拓宽了题材领域，风格多样而婉约与豪放并存，影响所及直迄清代。

绪论基本知识1．儒家的文学教化论是从先秦到汉代逐渐形成的。

2．一般而言，儒家思想主要影响文学的外部规律方面，而道家思想主要影响文学的内部规律方面。

4．意境说和教化说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的两大支柱。

5．诗话的源起，应以欧阳修的《六一诗话》为最早。

7．《词话丛编》的编者是唐圭璋。

8．最早运用评点的批评方法的批评家是南宋末年的刘辰翁。

9．金圣叹把评点的批评方法推向了高峰。

10．重要的文学评点有毛宗岗的《三国演义》评点、张竹坡的《金瓶梅》评点和脂砚斋的《红楼梦》评点。

思考题2．简述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表现形态。

中国古代具有系统性的文论专著不多，主要的表现形态为：（1）散见于子书中的某些章节和片段的文论。

（2）笔记体的诗话和词话。

（3）文人间来往的书信和各种文集的序跋。

（4）小说和戏曲评点。

（5）散见于诗词、笔记、小说、戏曲、经传训诂、艺人谚语中有关文学的言论。

（6）古代一些选集和总集的编撰也具有一定的理论倾向。

第一章先秦两汉文学理论基本知识1.先秦两汉的诗论往往与乐论互通。

5．现存篇幅较长、较为完整的最早的文论资料是《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中所载吴公子季札观乐而发的一大段议论。

6．先秦诸子中最重视文艺的是儒家，道、墨、法三家对文艺都有不同程度的否定。

7．孔子提出的“文质彬彬”、“尽善尽美”说，被后人引申为关于文学内容与形式关系的基本原则，和道德标准与审美标准相统一的思想。

8．孟子在文学批评方面首创了“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的方法。

9．荀子开后世明道、征圣、宗经三位一体文学观的先河。

11．“非乐”与“三表法”是墨子的主要文论观点。

13．“诗言志”说被朱自清称为儒家诗论“开山的纲领”。

14．先秦典籍中，《墨子》、《庄子》、《荀子》和《左传》、《国语》、《尚书》等都有“诗言志”的说法。

15．屈原首次明确提出了“发愤抒情”的诗论主张，他也是我国第一位自觉的抒情诗人。

16．司马迁的“发愤著书”和陆机的“诗缘情”之说，渊源于屈原的思想。

王维诗众家集评唐诗汇评王维（701—761），字摩诘，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迁居蒲州（今山西永济）。

开元九年（721），登进士第，调太乐丞，因伶人违制舞黄狮子受累，谪济州司仓参军。

张九龄执政，擢为右拾遗。

二十五年秋，入河西节度使崔希逸幕，为监察御史兼节度判官。

天宝初，入为左补阙。

十一载，拜吏部郎中，迁给事中。

安史叛军陷京，被迫受伪职。

复京后论罪，因曾作诗抒写对唐室的忠心，仅降为太子中允。

迁左庶子、中书舍人，复拜给事中，转尚书右丞，卒。

维多才艺，诗、书、画、乐无不精通。

其诗众体兼擅，尤工五律、五绝。

与孟浩然同为盛唐山水田园诗派代表诗人。

有《王维集》十卷（宋明刊本作《王摩诘文集》、《王右丞集》或《王右泰文集》），今存。

《全唐诗》编诗四卷。

词学图录王维（701-761）字摩诘，太原祁人，后其父迁家于蒲（今永济），遂为河东人。

天宝末，为给事中。

四十岁隐居蓝田辋川，妻亡，无子，笃信佛，不衣文彩，不茹荤腥。

精诗词，善书画，通音律。

有《阳关曲》等词。

王维作品历代评论《河岳英灵集》维诗词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为珠，着壁成绘，一句一字，皆出常境。

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王右丞、韦苏州澄澹精致，格在其中，岂妨于遒举哉！《东坡题跋·书摩诘蓝田烟雨图》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

《后山诗话》右丞、苏州皆学于陶，王得其自在。

《臞翁诗评》王右丞如秋水芙蕖，倚风自笑。

《岁寒堂诗话》世以王摩诘律诗配子美，古诗配太白，盖摩诘古诗能道人心中事而不露筋骨，律诗至佳丽而老成。

……虽才气不若李、杜之雄杰，而意味工夫，是其匹亚也。

摩诘心淡泊，本学佛而善画，出则陪岐、薛诸王及贵主游，归则餍饫辋川山水，故其诗于富贵山林，两得其趣。

《岁寒堂诗话》韦苏州诗，韵高而气清。

王右丞诗，格老而味长。

虽皆五言之宗匠，然互有得失，不无优劣。

以标韵观之，右丞远不逮苏州，至于词不迫切，而味甚长，虽苏州亦所不及。

《蔡百衲诗评》王摩诘诗，浑厚一段，覆盖古今。

宋代文人眼中的“文潜体”摘要：苏轼认为张耒诗文“气韵雄拔、疏通秀朗”，突出体现了苏门文人群体对君子风度的重视。

南宋文人努力将张耒诗作为一种诗歌写作范式，体现了他们对前辈诗学资源的有效接受。

吕本中从指导诗歌写作的角度出发，充分认识到张耒诗“自然奇逸”的特点，可以有效地补救诗坛艰涩瘦硬之弊。

此后的杨万里接续了吕本中的探索，也将张耒诗视为一种可资效法的写作范式。

对张耒诗的评价或接受，不仅对其典范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更体现了南宋诗坛的风尚和走向。

关键词：宋代诗学；张耒诗；文潜体；范式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5.05.036张耒（1054-1114）是北宋中后期重要的文学家，“苏门四学士”之一。

张耒的诗歌，虽不及苏轼诗的众体兼备、汪洋恣肆，也不像黄庭坚的诗那样具有开宗立派的影响力，却能在苏门文人圈中自具面目――自然奇逸、平易圆妥，体制敷腴、疏通秀朗。

正因为张耒诗歌的独特性，南宋文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其诗作为一种范式。

吕本中从指导诗歌写作的角度出发，充分认识到张耒诗之“自然奇逸”的特点，可以有效地补救诗坛艰涩瘦硬之弊。

此后的杨万里接续了吕本中的探索，也将张耒诗视为一种可资效法的诗歌写作范式。

这一路径证明了该取法和接受不仅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还影响了南宋诗歌的发展进程。

本文以南宋文人对张耒诗的接受为中心，意在探讨南宋人对诗学资源进行整合利用时，从哪些方面予以接受，并如何影响了南宋诗歌的进程。

一苏轼曾多次评及张耒文章，比如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正知密州任的苏轼在写给张耒的信中，指出张耒文章酷似苏辙，有“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1]1427的特色、价值。

苏轼之所以有此评价，主要因为张耒已追随苏辙四年之久，耳濡目染，连文风也酷似苏辙。

据《宋史?张耒传》，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18岁的张耒在陈州游学，深得学官苏辙的赏识。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的“论”与“诗”内容摘要：金源之际的元好问以创作者和评论者的双重身份进行诗歌评论，其《论诗三十首》，一方面强调以“诚”为本，弘扬风雅传统，推崇刚健质朴，慷慨悲壮诗风；另一方面又很好地处理了议论的抽象性与诗艺的形象性的矛盾关系，实现了“论”与“诗”的完美融合，对当时和后代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字：元好问；诗论；绝句；影响金元之际的元好问兼擅诗词文，为金源一代文学泰斗。

其诗现存一千三百余首，与宋代之苏东坡、黄鲁直、陆放翁诸人，并称为宋金四大家；其词存作三百八十余首，亦为中州词坛冠冕；其文辑存二十六卷、二百余篇，鹰扬文场数十年。

他又以创作者和评论者的双重身份，展开文学批评，主要见于《论诗三十首》及《中州集》中的诗人小传。

《论诗三十首》，着眼于评论古代诗人，它所讨论的范围，上自曹魏，下迄宋金，历时一千多年。

形式上采用了七言绝句绝形式。

在对传统和现实扬弃的整合中凭自己的天赋跟勤力，元好问实现了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上“唐宋金元——深入扩展期”的集大成，完成了“论”与“诗”的完美结合，并对当时和后代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在《论诗三十首》中，元好问主张“诚”为诗的本原，坚持诗歌应该是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弘扬诗歌的“风雅”传统，提倡刚健质朴、慷慨豪壮的诗风，，形成了自己的诗歌批评体系。

“唐诗所以绝出于三百篇之后者，知本焉尔矣。

何谓本？诚是也。

故由心而诚，由诚而言，由言而诗也。

三者相为一。

情动乎中而形于言，言发乎迩而见乎远，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虽小夫贱妇孤臣孽子之感讽，皆可厚人伦，美风化，无他也。

故曰：不诚无物。

夫惟不诚，故言无所主，心口别为二物，物我邀其千里，漠然而往，悠然而来，人之所听之，若春风之过焉耳。

其欲动天地、感鬼神难矣。

其是之谓本”（《杨叔能〈小亨集〉引》）。

由此可见元好问认为诗的本原在一个“诚”字，也即诗人的真性情，只有“以诚为本”，才能有真正感人的诗作。

《论诗三十首》反复强调“诚”是创作之本。

中国古代文论名词解释一、先秦部分1 ．《论语》的“兴、观、群、怨”说《论语•阳货》说：“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提出了“兴、观、群、怨”说。

用现代的话说，兴，就是说诗歌有感发人精神的作用，可以引起人的联想；观，就是说诗歌可以起到观察社会现实的作用，能看到世风的盛衰得失；群，就是说诗歌可以使人们交流感情，达到和谐，起到团结人的作用；怨，就是说诗歌可以干预现实，批判黑暗的社会和不良的政治。

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对后世影响极大，成为后世文学批评的一个标准，影响了我国文学中现实主义传统的形成。

2 ．《论语》的“思无邪”说《论语•为政》篇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提出了“思无邪”说。

“思无邪”的批评标准从艺术上说，就是提倡一种“中和”之美。

《诗》三百中的作品起初不仅关涉内容（歌词），而且与音乐有紧密的关系。

因此，从音乐上讲，“思无邪”就是提倡音乐的乐曲，要中正平和，要“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从文学作品上讲，则要求作品从思想内容到语言，都不要过分激烈，应当做到委婉曲折，而不要过于直露。

3 ．《论语》“诗可以怨”说孔子在《论语•阳货》提出了“诗可以怨”。

“诗可以怨”是说诗可以“怨刺上政”（《论语集解》引孔安国语），实际上就是说诗歌可以对现实中的不良政治和社会现象进行讽刺和批判。

《诗经》中许多民歌和一些文人作品就是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行讽刺和批判揭露，如著名的民歌《魏风》中的《硕鼠》、《伐檀》等，以及《小雅》中的《正月》、《十月之交》，《大雅》中《桑柔》、《民劳》等，都是“怨刺上政”的作品。

“诗可以怨”对我国后世的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我国古典诗歌的批判现实的优良传统。

古代乃至现代的许多诗人的作品都有批评和揭露黑暗现实的内容，例如屈原、杜甫、白居易、郭沫若、闻一多、艾青等的批判黑暗政治的诗歌都可以说是受到了“诗可以怨”的影响。

诗学概念400题（六）【意趣】与诗学有关的美学概念。

主要是指创作主体以鲜明的思想情感为主导进行审美选择而创造出来的文艺作品的审美意蕴和独特风格。

只是历代论及者，有偏有全，不尽一致。

宋惠洪《冷斋夜话》云：“意趣所见，多见于嗜好。

欧阳文忠喜士为天下第一，尝好诵孔北海‘坐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

’范文正公清严而喜论兵，尝好诵韦苏州诗‘兵卫森画戟，燕寝凝清香。

’东坡友爱子由而性嗜清境，每诵‘何时风雨夜，复此对床眠’。

山谷寄傲士林，而意趣不忘江湖，其作诗曰（略）。

”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一三引《西清诗话》语云：“渊明意趣，真古清淡之宗。

诗家视渊明，犹孔门视伯夷也。

”这是论诗之意趣，较偏重思想情感的例子。

明汤显祖论戏曲也强调思想情感的决定作用，不过又兼指创作主体和审美客体。

其《与宜伶罗章二书》云：“《牡丹亭》记，要依我原本，其吕家改的，切不可从。

虽是增减一字，以便俗唱，却与我原做的意趣大不相同了。

”其《答吕姜山》亦云，“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

”汤显祖讲意趣，强调的是鲜明强烈的主体意识主导下进行的审美选择。

明谢肇淛《五杂俎》批评“今人画以意趣为宗，不复画人物及故事……取其省而不费目力，若写生等画，不得不精工也”。

清黄钺《二十四画品》谓“意趣高妙，纵其性灵”。

二家对主体意识的态度虽然不同，但都认识到它对作品意趣的决定作用。

文论家谈意趣的另一种类型，则较偏重于主体的审美取向和作品的审美品格。

苏轼《答李方叔书》云：“惠示古赋、近诗，词气卓越，意趣不凡，甚可喜也。

”明李开先《塞上曲后序》云：“客有读中麓子《塞上曲》者，以序所称引乃五言律诗，非七言绝句，与所作漫不相类。

中麓率然应之曰：诗在意趣声调，不在字句多寡也。

”各家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意趣同语言文字等艺术形式诸要素的关系，但实质上还是来自作家对艺术与生活的认识和体味。

也有人从兴象、枯调、风韵着眼论述意趣。

明胡应麟《诗薮》续编卷二：“初唐词藻丰饶，而气象宏远。

中唐格调流宛，而意趣悠长。

五总志北宋·吴坰诗论 吴坰(生卒年不详)，江左(今属江苏)人。累官枢密院编修、浙西提举。著有《五总志》、《丛语》等。《南史制抚年表》、《宋中兴百官题名记》有传。

《五总志》一卷，《遂初堂书目》著录于子类小说类，《四库全书》收于子部杂家类。据自序，是编系建炎(1127-1130)末作者避地无诸萧寺道山亭时所作。

《五总志》多记北宋琐事，论诗亦有可采之处。吴坰少时曾见黄庭坚，述江西诗派事，较后人为切近。《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称：“其论诗独尊黄庭坚，盖亦江西之流派。”

吴坰以诗须“自胸中流出”，造语自然，于贾岛之“寒涩”、李商隐之“獭祭”，多致不满。又引陈师道评杜诗、韩文语，以示二家之别。

哈哈儿据文渊阁本《四库全书》摘录点校制作，只摘录诗话部分，个别错误据它本校改，不注明。

唐李白崟崎磊落，尝醉眠于酒市。上遽召见于沈香亭，白披襟扶掖以对。命高力士脱靴，以水潠面。须臾落笔如风雨。时人谓白沈酣中为文章，及与不醉人相对议事，未尝错误，因号为醉圣。故杜老云：“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而《开元遗事》载：眀皇宴于便殿，酒酣，谓白曰：太后之朝，政出多门，国由奸幸，任人之道如小儿市瓜，不择香味，唯拣肥大者。白曰：今朝用人如淘沙取金，剖石采玉，皆得精粹者。上曰：学士过有所饰也。以此观之，白本进取之流，谄谀之意不忘于胸中，向来恃酒不羁，特有才无命，托此以玩世尔。与次公醒而狂，未易同日语也。 元祐中，李邦直帅真定，先子与田端彦、欧阳元老为幕府。端彦春秋高，故以丈事之。端彦后为官荆南，与郡将不合，弃去冠冕，从元老游。元老时方卜筑渚宫，为终焉计。既闻蔡元长拜相，乃欲谒之，说以勿兴朋党。元老以诗赠行云：“守节固穷匪易事，铁中谁许斗铮铮。闻道新除右仆射，难留高卧老先生。能令余党留残息，必有昌言佐盛眀。我欲效颦嗟老矣，西风回首涕纵横。”既至京师，果以祸福利害喻元长，且出元老诗示之，虽若不乐，然坚欲召见。端彦以书抵元老，元老以诗答云：“莫嗟骐骥老，不识云台仗。此骥天所晓，未易论得丧。”元老有子，小字镇儿，端彦书中勉其读书，元老答曰：“小子饮啖，数倍于曩时，多昼日眠，而懒读书。观其意无他，要作好官故也。”端彦既与元长不合，乃遁嵩少间，今犹无恙，年将九十，颜如渥丹，行步可逐奔马。时时多乞钱于洛阳城中，得即以施贫者，盖得道静长官之流也。 唐温庭筠，每入试作赋，凡八叉手而八韵成。宣帝赋诗，上句有“金步摇”对，令未第进士属之，庭筠以“玉条脱”续。李义山偶谓之曰：“近得一联：‘远比郇公，三十六年宰辅。’未得偶词。”温应声曰：“何不道‘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书’。”是以今事对古事也。山谷有诗云：“虽无季子六国印，乞读田郎万卷书。”盖用此例也，而学者疑之。田钧，荆州人，藏书甚富，山谷书万卷堂以名其居。 崇宁乙酉，先子责居荆南。张才叔还自英州，感嘅道旧之余，询诸故人。才叔曰：鲁直每有书来，寒温而已。莹中尚多言讯，至动辄盈轴。志完依旧一脚向前，一脚向后。若庭坚则不然，虽白刃在前，一色元祐。呜呼，古所谓孑立特起，临大节而不可夺者，非斯人其谁与？ 清泰朝李专美为北院，甚有舟楫之难，时韩昭裔已登庸矣。因赐之诗曰：“昭裔登庸尔未登，凤池鸡树冷如冰。如今且作宣徽使，免被人呼粥饭僧。”昔唐叔剪桐周公，以谓天子无戏言。当时未相专美，则已何至以谑浪语形之歌咏，殊乏君臣之体也。 唐人谓李白为天才绝，白居易为人才绝，李贺为鬼才绝。白傅与赞皇不协，白每有所寄，李缄之一箧，未尝开视。刘三复或请之，答曰：若见词翰，则回吾心矣。东坡云：文章如精金美玉，市而有价，未易以私口舌贵贱，诚哉是言也。 项斯未闻达时，因以卷谒江西杨敬之。杨苦爱之，赠诗曰：“几度见诗诗尽好，及观标格过于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陈无已见曾子开诗云：“今朝有客传何尹，到处逢人说项斯。”虽全用古人两句，而属辞切当，上下意混成，真脱胎法也。 晋桓温与殷浩友善。浩作小诗示温，温玩之曰：“汝慎勿犯我，犯则出尔诗以示人。”滕达道帅真定，朝中送诗者数十人，临行启之曰：“某以粮裹未办，凡送诗者愿假以十千，如送到钱，其诗候到任日与免上石。”此虽一时之善谑，要之非盛德事。 老杜诗云：“竹根稚子无人见，沙上凫雏傍母眠。”唐人《食笋》云：“稚子脱锦绷，骈头玉香滑。”则稚子为笋眀矣。惠洪初不知此，乃于《冷斋夜话》引《赞宁杂记》谓竹根有鼠，大如猫，其色类竹，名曰竹豚，亦名稚子，盖牵合也，便以为证，陋哉。闽中多此物，予在永福屡得食之，土人所贵重。但名曰竹豚，谓性嗜竹，初不与竹色相类，故当以唐为证。 谢朓诗云：“芳洲多杜若。”唐贞观药局须此，度支郎乃下坊州，令岁贡。州判司报云：“坊州不出杜若，应缘谢朓诗误。”太宗闻之笑曰：“郎官作如此判事，不畏廿八宿笑人也。”乃坐免。近有曹孝忠者，本卑贱奥渫之人，其子侥幸得馆职，方曝背，一同舍问曰：“负暄何如？”答曰：“大人并无言语。”一时传笑，以谓过于度支郎远矣。 老杜诗云：“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齐鲁有二夫贤而史失其名，杨子惜之。黄四娘何物女子，乃托子美以不朽，亦一时之侥幸也。 馆中会茶，自秘监至正字毕集。或以谓少陵拙于为文，退之窘于作诗，申难纷然，卒无归宿。独陈无已默默无语，众乃诘之，无已曰：“二子得名，自古未易定价，若以谓拙于文，窘于诗，或以谓诗文初无优劣，则皆不可。就其已分言之，少陵不合以文章似吟诗样吟，退之不合以诗句似做文样做。”于是议论始定，众乃服膺。 子厚云：“盛时一失贵与贱，桃笙葵扇安可当。”桃竹，出巴渝间，六朝人谓簟为笙。按《苍颉训诂》：苇，簟也。方言为箄，为之笙，其粗者为籧篨。则笙为簟眀矣。 东坡广玄真子诗，为《浣溪纱》曰：“西塞山边白鸟飞，散花洲外片帆微。桃花流水鳜鱼肥。自蔽一身青箬笠，相随到处绿莎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山谷云：“新妇矶头眉黛愁，女儿浦口眼波秋。惊鱼错认月沈钩。青箬笠前无限事，绿莎衣底一时休。西风吹雨转船头。”东坡视之，谓所亲曰：“黄九以山光水色代却玉肌花貌，自以为得渔父家风。然才出新妇矶，又入女儿浦，此渔父无乃太澜浪乎？”虽曰戏言，是亦嫉而轻之也。 蜀僧鸾鄙贾岛寒涩，乃自讽其词曰：“鳌头浪蹙掀天白，鲸目光烧半海红。”且曰：“不能致思于籓篱蹄涔之间。”岛尝为僧，韩愈惜其才，俾反俗，尝于宣城谒紫微不遇，乃曰：“我诗无绮罗铅粉，宜其不售也。”近时僧多以诗自名者，如善权、惠洪，皆步步踏古人陈迹，独祖可语自胸中流出，得句律妙处，虽非衲子本分事，亦可尚矣。 洪觉范虽以诗名，而荒唐不学，世无其比，未易一二举也。三国宗预云：“吾年逾七十，所窃已过，所欠惟一死耳。”故东坡曰：“年来万事足，所欠惟一死。”乃引梁僧跋陀罗为证。又四更自宝公塔还合妙斋，疲卧松下石上，其诗云：“露眠不管牛羊践，我是钟山无事僧。”初不知牛羊下来为底时节，而用于四更事中，以吾法议之，当断不应为从重。 潭守宴客合江亭，时张才叔在坐，令官妓悉歌《临江仙》。有一妓独唱两句云：“微波浑不动，冷浸一天星。”才叔称叹，索其全篇。妓以实语告之：贱妾夜居商人船中，邻舟一男子遇月色明朗，即倚樯而歌，声极凄怨。但以苦乏性灵，不能尽记，愿助以一二同列，共往记之。太守许焉。至夕，乃与同列饮酒以待。果一男子三叹而歌。有赵琼者，倾耳堕泪曰：此秦七声度也。赵善讴，少游南迁，经从一见而悦之。商人乃遣人问讯，即少游灵舟也。其词曰：“潇湘千里挼蓝色，兰桡昔日曾经。月眀风静露华清。微波浑不动，冷浸一天星。独倚危樯情悄悄，时闻飞瑟泠泠。仙音含尽古今情。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崇宁乙酉，张才叔过荆州，以语先子，乃相与叹息曰：“少游了了，必不致沈滞恋此坏身，似有物为之。”然词语超妙，非少游不能作，抑又可疑也。 唐李贺卒于太常官，时年廿四。其母一夕梦贺来，如平生时，且曰：“上帝迁都于月圃，构新宫，命曰‘白瑶’。以贺业文，召为之记。又为凝虚殿，纂叙乐章，今为神仙中人，乐甚。”其母寤而异之，哀念方解。又梦得铭文者曰：“紫阳山人山玄卿撰山公之铭，今闻于世，而贺之记独不传深，可恨也。” 唐玄宗射猎沙苑，道士邢和璞化为羽鹤，孤飞其上。帝弯弓射之，中其左股。复还玉局观，留箭以示其徒曰：“此主天子明年幸蜀。”东坡归自岭表，复官食玉局禄，有诗卒章云：“玉局西南天一角，万人沙苑看孤飞。”盖所谓见微而知著者。 余昔在晋，与苏叔党自太原之河外避暴水于中道。时行李隔绝，而腹中枵然，询诸驿吏，唯有波棱与米尔，即取以为糜。余有诗戏叔党曰：“谁知吾子波棱粥，压倒东坡玉糁羹。”叔党和云：“肉食纷纷故多鄙，吾宁且食小人羹。”叔党墓木握矣，而余方艰棘异县，谁与共此乐者。 唐郑棨有诗名。或问相国有新作否？答曰：“吾诗思在灞陵风雪中驴子上，此处何因得之？”缅怀二子，有味其言。 唐末，朝中有人物号“玉笋班”。鲁直谪涪，诗人高荷赠诗三十韵，内一联云：“默检金闺彦，凄凉玉笋班。”时人脍炙，以为切对。 陈辅之自号南郭先生，少从介甫游。介甫授以经旨，辅之曰：“天生相公，辅亦读书，天不生相公，辅亦读书，愿自见也。”一日，谒公于定林，不值，留诗壁间曰：“北山松粉未飘花，白下风高麦脚斜。正是旧时王谢燕，一年一度到君家。”介甫见之，笑谓龚深之曰：“此郎复以我为寻常百姓矣。”后与丹阳郡守作诗争衡，为守捃摭挞之，废弃终身。悲夫！ 葡萄酒自古称奇，本朝平河东，其酿法始入中都。余昔在太原，尝饮此酝，有诗云：“孟佗爱官入骨髓，为官蹙眉曾未开。快遣葡萄百斛酒，换取梁州刺史来。”归以示蔡天启，天启答云：“并州在昔葡萄酒，赋咏于今定几人。谁记当时味外事，要令吴子语超群。”天启以推挽后觉为己任，今死矣。讽咏斯文，嗟叹无斁。 王子飞从国信之高丽，撰《鸡林志》，天启以诗赠行云：“闻君

第２１卷　第２期２０２２年６月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ＡＩＹＵＡＮ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Ｖｏｌ．２１　Ｎｏ．２　Ｊｕｎｅ２０２２［收稿日期］　２０２０－１０－２３［作者简介］　姚　晨（１９９３—），男，山西运城人，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在读博士。

【文学】论宋诗的“自得”精神姚　晨（湘潭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１０５）［摘 要］　宋诗能够在唐诗“风神远韵”之外别立“筋骨思理”之宋调，“自得”精神所体现出的“自我意识”是重要原因。

梅尧臣在宋初学唐风气中别开生面，黄庭坚在历史困境中敢为天下先，杨万里于江西末流中破而后立，宋诗演变过程中最重要的三次转折所体现出的“自得”精神，促使宋诗在自我树立的同时，完成宋调品格的建构。

［关键词］　宋诗；自得；梅尧臣；黄庭坚；杨万里［文章编号］　１６７２－２０３５（２０２２）０２－００４３－０５ ［中图分类号］　Ｉ２０６．２ ［文献标识码］　Ａ 宋诗以其迥异于唐诗的美学风范以及其自身的非凡成就，和唐诗一道成为我国古典诗歌史上的两座高峰，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面对唐代诗歌的卓然独立，在盛极难继的压力下，宋人另辟蹊径，匠心独具地诠释出以“筋骨思理见长”的宋调之美，为古典诗歌在唐诗之外确立了另外一种美学典范，其贡献不可谓不大。

江西诗派作为宋代影响最大的诗派，其诗歌创作风貌鲜明地体现了宋诗的诸多特征。

但自南宋后期永嘉四灵、江湖派对江西诗派提出批评，转而向晚唐诗风复归开始，由江西诗而宋诗，都一直饱受非议。

严羽《沧浪诗话》认为“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１］２６，而宋诗却陷入“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１］２７的魔障。

张戒《岁寒堂诗话》亦称：“子瞻以议论作诗，鲁直又专以补缀奇字，学者未得其所长，而先得其所短，诗人之意扫地矣。

”［２］４５５如果说这时人们的不满还表现在对江西后学逐渐僵化死板、流弊日显的批评，那么之后就逐渐将目光投向了元 诸家乃至整个宋诗。

读田雯诗论札记蒋寅【摘要】列名“金台十子”之中的田雯虽盛有诗名,且以诗学传家,但他的诗论历来却不引人注意.这主要是因为他追趋王渔洋而未形成个人的特色.他的诗学观念在很多地方都与王渔洋桴鼓相应,是王渔洋推崇宋诗风的积极应和者,而且他毕生都保持着对宋诗的喜好.从他的诗论可以看到康熙间诗学的基本走向.【期刊名称】《南阳师范学院学报》【年(卷),期】2011(010)007【总页数】4页(P47-50)【关键词】田雯;诗学;山东【作者】蒋寅【作者单位】华侨大学华文学院,福建泉州 362021;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北京100732【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6.2在清代初年的诗坛，山东一省名诗人辈出，很是引人注目。

较王渔洋年辈为长的，有赵进美、丁耀亢、宋琬、高珩，同辈有唐梦赉、李澄中、田雯、谢重辉、颜光敩、颜光猷、颜光敏兄弟、曹贞吉、曹申吉兄弟，后辈则有冯廷櫆、赵执信、王苹、朱缃、朱纲兄弟。

在这些名诗人中，撰有诗论著作的只有田雯和赵执信两人。

田雯的地位和影响都比赵执信要大得多，是当时山东声名仅次于王渔洋的诗人。

《四库提要》称“当康熙中年，王士禛负海內重名，文士无不依附门墙，求假借其余论。

惟雯与任邱庞垲不相辨难，亦不相结纳。

垲《丛碧山房集》格律谨严，而才地稍弱；雯则天姿高迈，记诵亦博，负其纵橫排奡之气，欲以奇丽驾士禛上，故诗文皆组织繁富，锻炼刻苦，不肯规规作常语”①《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三《古欢堂集》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

但田雯的诗论缺乏旗帜鲜明的宗旨，似乎一直都隐没在王渔洋的阴影中，反不如赵执信更引人注目。

田雯（1635—1704），字子纶，一字纶霞，号漪亭、山姜，晚号蒙斋。

山东德州人。

康熙三年（1664）进士。

授内阁中书，在京与王又旦、宋荦、曹贞吉、颜光敏、叶封、谢重辉、林尧英、曹禾、汪懋麟等游，时称“金台十子”②“金台十子”之名，据王士禛《渔洋山人自撰年谱》卷上惠注、《西陂类稿》卷四十七《漫堂年谱》。

谪星说诗谪星说诗民国钱振锽撰●卷一一、《六经》“学”字，未有作摹仿解者。

有之，是后儒注《论语》“学之谓言效也”始，其语陋矣。

“学”者，博闻多见之谓也。

我辈学诗，不过多读古今诗集，以启发我之才力心思而已，不必影响字句、形模篇段之为学也。

笨人之言曰：“学文当学某人，学诗当学某人。

”夫文章有性情焉，有气骨焉。

人心不同如其面，何必我之性情气骨悉同于古人之为得哉！盖自以“学”字作摹仿解，而“学”之意失矣。

二、朱子谓太白、少陵皆学《选》，所以好。

于何见之？《选》亦有汉魏、齐梁之不同，不知李杜所学何《选》也。

又谓太白《古风》六十篇，多学陈子昂。

舍良知良能不道，而强以一“学”字概古人，古人笑而不受矣。

三、王介甫尝为蔡天启言：“学诗未可遽学老杜，当先学义山。

未有不能为义山而能为老杜者。

”叶梦得谓“学老杜只义山一人。

”老杜、义山各有面目，何得混而同之。

而介甫语尤为庸下，学杜巳可羞矣，而有所谓“未可遽学”者乎！四、或言字非临摹不工，何况于诗。

不知字用手书，诗由心造，二者不同。

临帖可算己书，若将古人诗文胜真一过，便可算得己诗乎？书且有“奴书”之诮，而况于诗乎？五、譬之画，名家能自创稿本，凡天地、人物、山川、草木，皆我画稿也，俗工则必照陈稿钩暎矣。

六、然则古人亦有摹仿者乎？曰：有之。

《两京》之后有《三都》也，《七发》之后有《七启》、《七命》也。

魏晋之四言也，唐人之拟六朝赋也，孰能谓之不摹仿也。

曰：此多是古人不贵处，后人不必藉口。

真正奇文，必如李习之云：读《春秋》如未尝有《诗》，读《诗》如未尝有《易》，读《易》如未尝有《书》，读届原、庄周如未尝有《六经》，乃为上乘。

陋人必曰：“作文如《三都》、《七启》亦可矣，何必如李习之”云云。

为此语者，便是自暴自弃，不想好日，不足与言。

七、山谷云：“杜诗、韩文，无一字无来历。

”欺人哉！陆放翁云：“今人解杜诗，但寻出处，不知少陵之意，初不如是。

纵使字字寻得出处，去少陵之意益远矣。

盖后人元不知杜诗所以妙绝古今者在何处，但以一字亦有出处为工。

蒋寅古诗声调论的历史发展（上）古诗声调论是王渔洋诗学两大贡献之一，也是清代诗学的一个重要问题。

本文将对古诗声调论的流变作初步描述，并藉以反思清代诗学处理这一问题的学术方式及其学理上的迷误。

推送分上、中、下三个部分进行。

古诗声调论是王渔洋诗学两大贡献之一，也是清代诗学的一个重要问题，为众多的诗论家所关注，产生了相当数量的研究著作。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一问题自刘大白《中诗外形律详说》以来一直未受到批评史的注意。

只有顾学颉先生1941年在《略谈王渔洋“神韵”说》一文中提到王渔洋的声律学对神韵论的意义[1]，到八十年代日本学者大平桂一又以七言古诗为中心分析了王渔洋的古诗声调学说[2]，但尚未从学术史的角度阐明王渔洋古诗声调论对清代诗学的深远影响。

王力先生《汉语诗律学》曾专门对古诗声调论加以研究，不过只是从语言学的角度来分析唐宋古诗本身的声律问题，未涉及古诗声调论的源流及其理论内涵，同时它对唐宋古诗声调的论断也还存在一些可商榷之处。

应该说，有关古诗声调论的众多著作迄今还未被仔细地硏究，许多甚至根本未被阅读，当然也就谈不上梳理这一学说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

鉴于此，本章希望在深入发掘文献的基础上，对古诗声调论的流变作一个初步的描述，并藉以反思清代诗学处理这一问题的学术方式及其学理上的迷误。

1前《声调谱》时代：古诗声调之成为问题众所周知，诗史上的古诗概念，有两种含义：一指年代久远、作者无考的作品，即“古诗十九首”的用法；一指与律体相对的不用对仗、格律的古体[3]。

因为习惯上称为古诗的作品都出现于六朝以前，体制又属于古体的范畴，所以古人使用古体概念时两种含义经常混淆。

清初诗论家吴乔有鉴于此，曾试图将两者区别开来。

他说：“唐体既出，而后唐人散句可名古诗。

自汉至隋人作其诗，何名古诗？只当名为八代之诗耳。

”[4]在他看来，古诗只应是标志体制的概念，而不能用以指称时代。

这种意见可为一家之说，但不符合诗史的实际情况。

唐人散句当时就有与近体相对的古体、古风之名，区别于古诗。

学校代码：１０１３５论文分类号：学号：２００８４００３０２９研究生类别：全日制曲喜之占尹貉犬謦硕士学位论文宋濂诗文理论述略ＴｈｅｏｕｔｌｉｎｅｏｆＳｏｎｇｌｉａｎ’ｓｖｅｒｓｅｔｈｅｏｒｙ学科门类：一级学科：学科、专业：研究方向：申请人姓名：指导教师姓名：文学中国语言文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文学批评史林得雨石海光副教授．－０一一年四月十二日四苤直崾夏盔鲎亟±芏焦监塞独创性声明本人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尽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本人为获得内蒙古师范大学或其它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而使用过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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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当时颓靡不振的文风，他坚定地将德行放在第一位，倡宗经养气，要求文章发挥明道致用之功。

在诗歌方面，宋濂主张“诗文同原＂，意欲借助诗道的复兴以重振世道。

同时他也肯定诗歌具有“吟咏情性＂的特殊性，认同诗歌的导渲功能，并以“止乎礼义”作为对“情”的规范与要求。

在诗歌创作论层面，宋濂提出“五美云备，然后可以言诗”的观点，构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学诗、作诗的理论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