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中的对称性与互补性

国际关系中的对称性与互补性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保罗·瓦茨拉维克所提出的交际理论为跨文化交际开辟了新的研究视角。其中关于交际过程中的对称性与非对称性关系的理论零散见诸于少许相关文献之中。在现实生活中，对称性与互补性（非对称性）理论并非仅停留在人际交往层面，甚至可以借以分析国家间对话，为国际政治理论提供一种新的社会学观察视角，这种跨学科研究方法能够更好地理解国际关系领域中的复杂政治现象。

标签：国际政治；交际理论；对称性；互补性

上世纪下半叶，国际政治研究领域呈现百花齐放的繁荣态势，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传统主流理论受到新兴主义的冲击。这些新兴理论（如建构主义、女权主义）将不同学科贯穿起来共同探讨国际政治，由此产生了很多成果性创新。虽然这些理论观点由于其自身的片面性而饱受质疑与批评，但其中出现的跨学科的政治探究方法未尝不是理论创新的敲门砖。本文借助社会学的相关知识，即瓦茨拉维克（Watzlawick）的社会交际定理对国际关系进行初步探讨，从社会交际视角对几类常见的国家关系进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一种理想的国际关系模式进行初步探讨。

一、交际定理的对称性与互补性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瓦茨拉维克认为，人际交往过程中的对称性和互补性是根据双方之间的关系是否建立在相同或不同的基础上而划分的。〔1〕人际交往存在多种行为方式，包括强势行为（One-up）、弱势行为（One-down）和中和行为（One-cross）。所谓强势行为，即某一行为者在交际中占据强势地位，试图主导双方的交际行为；弱势行为与之相反处于被动状态；中和行为则表示，行为者试图缩小双方在行为方式的差异而做出的行动。交际关系可以根据双方在上述行为方式的差异或等同分为互补性与对称性。如果行为体双方的行为方式表现为一一对等，那么两者交际关系可称作为对称关系。但如果双方出现行为风格上的差异，则其交际关系表现出互补性。但在实际交往中是不可能出现完全对称的，因为交际双方的行为方式不可能完全对等，其行为方式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方的实际力量，正因为双方力量的不对等，交际的对称性是难以实现的。即双方交际的最终形态将回归到互补性关系上来。

在国际政治研究领域中，国家作为主要行为体，它们之间所形成的国际关系也会呈现类似人际关系的对称性与互补性。不同国家拥有自己的行为风格及其背后的行为力量。国家的“社会行为会趋于朝着有利于权力较大一方的方向发展”〔2〕。在此有必要提及权力与上述两者之间的关系：所谓权力，就是“在一种社会关系里哪怕是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任何机会”〔3〕。它更多地强调行为体贯彻自己意志时的行为，此时既可以表现为对自己行为力量的运用；又可以以口头警告的方式体现在对话中，即行为风格。一定程度上可以将权力看成行为风格与行为力量的上位概念。国家行为力量（因素）可以进行细分：军事力量、

经济实力、政治地位、地缘特点、人口、领土等多种因素。霍布斯学派对力量的理解基于资源、财富或者潜在实力上，以上三个概念是可以交换使用的；像摩根索等一些学者将补充了资源、人口、国家特征、国家道德、外交能力和国家机器的水平，此外还有人将气候、地缘、教育和人口因素加入其中。〔4〕但国家力量绝不是所有因素的叠加，正如华尔兹所言，“强国将因自身所拥有的力量而感到烦恼，尽管弱国并不会因此而变得强大，但是它们却可以像强国一样行事”〔5〕。国际关系也因此呈现各种各样的对称与互补关系，下文将逐一对这些国际关系进行梳理。

二、完全对称关系与部分对称关系

双方对称关系和互补关系是基于双方的相似性或差异性。存在这样的一种假设，若世界被唯一两个国家行为体均质地占有所有资源，那么双方在任何领域的对话将会呈现理想式的完全对称，此时双方都表现为中和行为，因为完全强势的行为必然导致新一轮的危机冲突甚至会面临同归于尽的后果。合作将成为双方不言而喻的默契。这样的话，囚徒困境时候不再是一种困境，双方只会向共赢发展，我们也可以称之为理想对称关系。这种积极的、基于同质化的对称关系形式只能称作为一种理想，它只能适用于乌托邦式的社会。〔6〕

所谓部分对称关系，即双方在交际行为中同时表现出强势行为或者弱势行为，在当前无政府体系的国际关系中，“那些不实行自助或自助效率较低的行为体将无法实现繁荣”〔7〕，甚至会面临其他国家的威胁。所以双方的弱势对称关系是不现实的。双方都试图通过各自的强硬态度来占据对话的主导地位，因此常见的部分对称关系表现为强势对称关系。正如针对乌克兰问题上俄美两国互不相让的强势行为使我们感受到此次争端的遥遥无期。俄美两国长期以来在核心利益上的对抗传统总是呈现出强强对抗的稳定对称关系，由于双方之间的力量差异较小，使双方的强势行为风格呈现出稳定性的特点。

当然存在另一类部分对称关系，正如美国与伊朗双方在核谈判中的存在的强强对称关系，由于核因素的存在，与美国不可同日而语的伊朗屡次表现出的强势行为风格使美国时常陷入尴尬的境地。但这种部分对称关系并不稳定，某种意义上可称作危险对称关系，伊朗不可能期望存在那种像俄美对抗式的对称关系，因为伊朗不具有保持长期强势风格的对抗资本，也就是说，伊朗的强势行为很快将会被纠正，一方面可能来自于国际舆论或国际制裁的压力，另一方面可能会引发类似于伊拉克的政权推翻。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可以称之为危险对称关系。

部分对称关系是暂时的，或者通过军事威胁、国际舆论使一方屈服，或者导致双方对话的无限期搁置（往往以冷战形式表现出来），但通过无限制搁置的强强对话最终会被一种互补性关系所替代，因为在当前高度全球化的世界中，想要让自身偏安一隅的理想不现实的。问题争端最终会重新摆上谈判桌。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对称关系的最终形态将会导向一种更加稳定的互补关系模式。三、互补关系及其相互转化

国际政治中的互补关系是行为体双方所建构的常态和最终形式。“不对称性

是相互依存政治的核心”〔8〕。这种交际关系的存在以共同承认一方的主导地位或认可一方的主导行为为前提。也就是承认一方的领导权地位。当前世界范围内的互补关系表现为霸权世界的存在，地区性互补关系则表现为一国与周边国家的不对称。纵观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互补关系在人类互动初期表现为征服与被征服，因为其共有知识是建立在一种敌对认知的基础之上的，一国实力的膨胀必然会将势力范围伸向周边国家，这种关系的最终结果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持续不断的动荡时期。而当人类历史进程过渡到一种“康德”式文明时，军事手段已被国际社会所摒弃，国家间对话是处理国际关系的主要手段。

“等级制是最稳定的，也是最倾向于和平的体系”〔9〕，单极世界的出现反而会引领世界朝向一个更高效率的社会发展。成功的霸权领导，自身也依赖一定形式的非对称的合作。霸主扮演着一种独特的地位，为其伙伴提供领导，换取服从的回报。〔10〕霸主如果可以“自我克制”，并“运用其权力服务共同体的整体利益”，在这种理想模式下，霸主的“权力便能以最有效的方式转变为影响力”〔11〕。正如美国所努力的那样，尽管某些行为会招致其他国家的不满和指责，但这却是未来和平的前提保障。究其不称职的原因，一方面世界无政府体系使国际社会并不能像国家机器一样正常的运转，由于缺失一种绝对权威的国际司法程序，美国维护世界秩序的行为往往表现为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另一方面欧盟、中国、俄罗斯以及其他新兴国家等力量的崛起使得美国的权威主义往往陷入尴尬局面，当地区动荡出现时，当事国可能会有更多的选择性，不再看美国人的眼色，而是可能求助于临近的大国，若此时美国仍充当这一世界警察的角色，国际舆论反而会质疑美国的真实目的。但由于美国角色在避免世界规模的战争方面确实起到了一种制约作用，大多数国家还是默许了美国的这一光荣使命，但当作为拥有世界上最强大暴力工具的警察国家出现在对话平台上时，难免会出现这样一种行为惯性：特权意识和领导观念将会渗透到行为方式中使得一种与其他国家间的不对称关系无处不在。美国得益于其“较多方面的权力资源“处于“一个比较有利的地位”，但“当今的世界秩序并不是美利坚帝国的时代” 〔12〕。

同时一种基于互补关系上的国家对话往往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高效率，往往能够很快地达成某种一致，不管弱势一方表现为主动或被动接受，世界政治将会向一种秩序化机制发展。因为“秩序产生于一个支配性大国将它的偏好强加给其他国家的能力” 〔13〕。

权力转移理论认为，占有支配地位的大国以及它的受益国“不愿意让渡给新兴国家更多的东西”，同时“新兴国家从现状中可以得到的好处较为有限”〔14〕。因此，当出现双方行为力量的对比与行为方式不相称时，往往伴随着战争来加速权力转移进程。通过战争来进行角色关系转换往往是收效最快的。当然军事手段存在一种高风险性，如果失败，双方之间的权力地位差距将会进一步拉大甚至有灭亡的危险。

但军事手段并不是可以逆转角色的唯一方式。是否会出现一种缓慢的转换模式，它通过时间与历史的检验而产生关系互换呢？即一种和平崛起的范例。

这种和平渐进式的逆转的模式在历史进程中往往比较困难，较弱方需要做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