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当代中国社会矛盾研究

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当代中国社会矛盾研究如何认识和分析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社会矛盾，实际上存在着三种路径：第一种是“阶级斗争”的分析方法。

它的基本假设和断定是，社会主义时期的一切社会矛盾，归根结底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反映，共同的阶级就意味着共同的社会地位和共同的利益，后者又进一步意味着共同的社会意愿、共同的社会态度和共同的社会行动。

在这种逻辑推论下，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的很长一个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定阶级、划成分，来判定人们的政治态度和社会行为，一旦出现社会矛盾激化的事件，就上纲上线，用镇压的办法解决。

第二种是“物质利益”的分析方法。

它的基本假设和判定是，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社会矛盾，都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形成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制度建设中的不完善问题，也有干部的工作作风问题，更多的是由各种物质利益分配中的不恰当、不协调、不公平引起的。

所以，最根本的是要从各个社会阶层和各种利益主体的物质利益的协调入手来解决矛盾。

第三种是“社会意识”的分析方法。

它的基本假设和判定是，随着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和社会利益主体的多样化，一些促成社会矛盾和新型社会运动的“社会意识”，并不属于“客观阶级”的意识，而是属于“认同阶级”的意识，这种“社会意识”产生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往往具有“突发”、“快速扩散”和“难以预测和控制”的特点。

历史和当前的社会实践证明，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和社会问题，“阶级斗争”的分析方法，是一种极端错误的和带来极大社会灾难的方法；“物质利益”的分析方法，是适合目前大多数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方法；而“社会意识”的分析方法，是我们还不熟悉，但适合于一些具有现代风险特征的社会冲突和社会问题的方法。

在研究现实中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时，也有两种观察视角；一种是从冲突事件的结果去进行追因研究——事后的研究，这是目前多数研究的理路；另一种是从主观意识和行为倾向去进行追果研究——事前的研究，这种研究的重要性目前往往被人们忽视。

我们在本文中的研究，注重的是事前的研究，其基本假定是：客观的社会结构分层和经济社会地位，要通过主观阶级认同和阶级意识，才能与人们的社会态度、社会行动选择建立起逻辑关系，这个链条的连接规则，就是我们在本项研究中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这也涉及到，究竟是什么因素会影响中国未来的社会选择和走向？中国的各种社会力量将围绕哪些焦点问题重组？这种力量重组将依照什么样的规则？本文对“中国经验”的分析，是依据本课题组进行的一次问卷调查①。

该调查于2002年11～12月间对中国大陆31个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居民进行了“中国城市居民社会观念”抽样调查。

被调查对象为年龄在18～69岁之间，共发放15000份问卷，剔除无效问卷后，共获得了11094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为73.96%。

经过近两年的数据整理和分析，现将我们的初步分析结果和发现报告给大家。

为了节省篇幅，我们省略掉具体的数字分析过程②。

一、关于社会冲突的行动逻辑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在风险社会之前，阶级分析的框架，是理解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最基本的框架。

很多西方学者否认这一点，但各种调查结果表明，阶级是各种已有的社会划分中最基本的划分，是人们判定社会位置、分辨利益差别和选择认同群体的最方便的途径。

不同的是，在不同的国家和社会中，民众对阶级的内涵的理解存在着很大的不同。

在对马克思的阶级学说的研究中，关于“阶级意识”的研究，一直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

人们比较关注阶级的归属与占有生产资料、财富和特权的联系，而容易忽略马克思在人们的阶级本属与人们可能的社会态度和社会行动之间建立的逻辑链条。

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中，阶级分析的基本路径是把阶级分为“自在阶级”（Class-in-itself）和“自为阶级”(Class-for-itself)。

一个以社会群体（social group）的形式存在的“自在阶级”，只有通过一个历史的、认知的和实践的觉悟化过程，才能产生阶级意识，才有可能通过一致的集体行动争取共同的阶级利益。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认为，农民不是一个阶级，而是同质的但相互分离的“一麻袋土豆”，因为他们没有共同的阶级意识，也不会采取一致的政治行动。

所以，阶级归属与人们的社会态度和社会行动之间的逻辑连接，需要一个觉悟化的过程，要经过一个获得阶级意识的中间环节。

尽管人们的阶级本属是获得阶级意识的基本要素，但并不是惟一的因素，很多情况下甚至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民族、种族、社会地位、被压迫程度等等都会上升为主要的和决定性的因素。

如中国推翻半封建半殖民地统治的革命，其基本力量是农民，因为中国当时是一个农民国家，而大量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投身革命，是由于西方先进思想的导入，形成改革和革命的风潮，特别是在日本侵略中国使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以后，抗日救亡成为主流先进意识。

而在德国纳粹党的成员中，工人的比例实际上非常高，这是由于当时弥漫德国的种族主义社会思潮把压迫的根源引向种族问题。

在阶级问题本身的看法上，韦伯与马克思的看法其实很类似，他也认为财产所有权的有无是社会不平等的轴心，人们的市场位置（market position）是基础的社会分层维度。

但韦伯从现实生活里看到，在客观的阶级归属与主观的阶层认同之间，很多情况下是不一致的，如西方社会中传统的贵族，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丧失了掌握财产所有权的市场，多数成为破落的贵族，但他们在阶层认同上，仍然自视为和被视为社会的上层。

所以，韦伯提出社会分层和不平等的形成，除了存在根据财富和收入的多寡来区分的阶级维度，还有根据社会地位（社会声望和荣誉）的高低来划分的“地位群体”（status group）以及根据权力的差异来划分的政治群体。

韦伯的阶级冲突理论与马克思的冲突理论也极为相似。

他认为导致阶级冲突的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低层社会群体成员拒绝接受既存关系模式；二是低层社会群体成员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程度。

关于促使群体成员拒绝接受既存关系模式的因素，韦伯认为有四点：首先是权力、财富和社会声望三种资源分配之间的相关程度；其次是组织社会成员的社会阶层结构的状况；第三是导致权力、财富或社会声望水平提高的个人流动的频率；最后是权力、财富和社会声望三种资源分配之间的差距，因为差距愈大，个人向上流动的频率愈低，其后果是愈容易导致低层群体成员的不满。

在社会分层研究领域里，韦伯的理论是后来发展起来的各种经济社会地位测量方法的渊源。

这些方法及其各种精心设计的社会经济地位量表，无非是把各种收入、教育、职业等多种影响因素，通过相关系数的分析和加权的方法，测算出一个统一的分值，来描述社会分层的结构。

但是，这些社会分层的方法，都没有深入地揭示描述客观分层与主观阶层认同之间存在的真实逻辑关系，也没有真正概括出具有规则、定理意义的阶级阶层意识和集体行为形成过程。

造成这种缺失的原因，是社会的复杂性。

因为在现实中，决定人们阶级阶层意识、价值取向、社会态度、偏好、预期和行为选择的因素是非常复杂的，在一些具体的社会景况、所针对的关键问题、大的社会背景以及根本的社会矛盾发生变化和更替的情况下，决定群体社会态度和社会行动的轴心变量也会发生变化，传统的“阶级决定论”（即认为阶级归属决定价值取向、社会态度和行为选择的分析方法）就会出现失灵的情况，丧失对现实生活的解释力。

例如，中国近20多年来，在拥护改革开放和对改革开放的方向发生根本质疑这个基本问题的分野上，人们划分成不同的群体意识、不同的社会态度、不同的思潮派别和不同的行动取向，这种分野所涉及的社会阶层认同，常常因改革开放进程中不断出现的新的焦点问题而发生重组。

台湾在“统独”这一焦点问题上的政党分野，恐怕根本无法用“阶级决定论”解释。

在西方社会，随着一般民众所关注的生活问题和生活环境的变化，绿党、女权主义和同性恋群体等过去的边缘人群，现在都成为影响政治格局的重要力量，其影响力已经超过了传统的极左翼和极右翼政党，很多情况下甚至成为政治格局的决定性变数。

西方的政治领袖最激烈的角逐就是大选，而在大选背景下他们最关心的消息是选民意向的变化，竞选的高参们都必须是大众心理分析的高手，比社会学家更清醒地懂得民意形成和变化的规则，懂得“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

阶级意识在不同国家对政治格局的影响是不同的，瑞典是阶级意识最高的国家，拥有全世界最高的工会会员率。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有90%以上的雇员自愿参加工会，其劳工阶级也持久地支持左翼社会民主党，从而瑞典成为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类型（Espin-Andersen,1985）。

而美国则被称为阶级政治的“美国例外”（American exceptionalism）,劳工政党从未成为政治主流力量，美国历史上工会会员率最高的1945年，也不过35.5%，1978年则下降到23.6%（Goldfield,1987:10）。

一些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如葛兰西、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等），把西方现代社会劳工阶级政治影响力的降低，简单地解释为统治阶级的文化意识和话语“霸权”的形成，或解释成劳工阶级的“阶级意识”和“社会批判意识”的弱化，或解释成无产阶级“主体意识”的死亡。

而一些社会冲突论的理论家（如达伦多夫、科塞等），则看到“共同意识”合法性的减弱、“相对剥夺感”的上升、“不满程度”的加强、“社会流动的阻塞”等，是引发当代社会冲突的新动因。

实际上，客观“阶级归属”与主观“阶级认同”的不一致，在很多情况下是现代社会的一种常态。

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社会“阶级归属”与“阶级认同”之间逻辑关系的最大变化就是在阶级认同上，中产阶级这个含义不清而且争议甚多的阶级成为主流性选择。

莱特（E.O.Wright）是新马克思主义学者中比较重视中产阶级研究的著名学者，他所设计的并被广泛应用的阶级结构调查框架，在不断修订后，与新韦伯主义学者高德索普(J.H.Goldthorpe)设计的同样被广泛的应用阶级结构调查修订框架几乎很接近了（Wright,1999;Goldthorpe andErikson,1992）。

1992年许嘉猷等台湾学者运用莱特的调查框架在台湾进行了“阶级结构与阶级意识”调查问卷，并把数据与美国和瑞典的同类调查数据进行比较研究，结果发现①，“资产阶级”（被定义为雇工在11人以上的雇主，雇工10人以下的被定义为小雇主）中，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的，在美国是66.7%，在瑞典是75.0%，在台湾是57.7%；认为自己属于“劳工阶级”的，在美国是7.4%，在瑞典是25.0%，在台湾是15.2%。

而“劳工阶级”（被定义为没有自主性的受雇者）中，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的，在美国是54.5%，在瑞典是34.5%，在台湾是41.0%；认为自己属于“劳工阶级”的，在美国是36.9%，在瑞典是63.9.0%，在台湾是52.2%（吴乃德，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