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读《社会主义五百年》
赵曜
于幼军、黎元江同志合著的三卷本《社会主义五百年》近日已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收到书后，我通读了一遍，很受启发，很有收获。
这部著作具有如下几个鲜明特点：
全景式的社会主义史书。
这部多卷本的著作是两位作者在长达20多年中边研究、边写作、边出版的。
该书原名《社会主义四百年》（上）、（下），先后于1985、1993年出版。
出版后，好评如潮，欲罢不能，于幼军又集中两年多时间，发愤挥笔写出第三卷，在出版时将书改名为《社会主义五百年》。
为提高该书的思想性、学术性和可读性，两位作者在借鉴和吸收国内同行学者研究成果和个人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和新感悟的基础上，又对前面两卷作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和增补，增加了十多万字，三卷总计达140多万字。
第一卷《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叙述了自1516年莫尔的《乌托邦》问世，在300多年间三代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的生平和学说，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在“两大发现”理论创新的基础上怎样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成为科学，并以其指导和推动欧美各国工人运动风起云涌的历史过程。
第二卷《社会主义从理论到现实》，阐述了列宁怎样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同俄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指导1917年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建立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和在建设社会主义中的成功与失误，以及20世纪初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传入中国的史实。
第三卷《社会主义在中国》，时间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到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之前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其中包括中国的先进分子为实现民族复兴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选择，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的得与失。
“文化大革命”到当代的中国改革开放，作者计划在第四卷中完成。
上述情况表明，这是一部以社会主义思想史为主线，把思想史、运动史、制度史融为一体的综合性社会主义史书。
再扩大一点，前两卷涉及世界近现代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第三卷涉及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的某些内容，就这个意义上讲三卷本也可以说是“七史合一”，它全景式、全方位地展示了社会主义五百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
再现历史原貌。
作为史书，一要内容真实，二要史料丰富，否则毫无价值和意义。
但是，由于复杂的原因，有些史书的内容并不真实，带有虚假和造假成分。
为去伪存真，再现历史原貌，弄清社会主义史上的某些问题，于幼军不仅阅读了几百本书和几百篇文章、查阅了当时的中共中央文件、有关人的回忆录和有关领导人的讲话、苏共解密档案，而且先后赴上海、浙江、江西、福建、陕西、甘肃、宁夏、四川、河北、安徽等省市查询现场，收集第一手资料。
这就为准确地叙述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提供了重要条件。
例如，对党的一大、古田会议、遵义会议、西安事变、西路军、延安整风、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反右派斗争、庐山会议等重大事件，其中的细节，每个人扮演什么角色，都如实道来，不带个人成见，读者阅后感到真实可靠。
中国有一句名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于幼军曾对朋友说，读万卷书没做到，但千卷书是接近了；而行万里路早已超过，十万里都有了。
评价客观中肯。
历史没有如果和假设，后人也不应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去苛求前人，但后人完全可以也应该用“回头看”的方式回顾历史，全面、客观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对重大历史事件做出客观中肯的评价，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以史为鉴，资政育人，以利做好今后的工作。
作者在这方面做得非常之好。
例如，对中国共产党三位领袖的评价就实事求是，恰到好处。
首先说陈独秀。
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五任党的总书记，他在党的创立和发展、推动工人运动和国民革命走向高潮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后来蒋介石背叛革命，对共产党人和革命者残酷镇压和屠杀，而他却一味妥协退让，优柔寡断，把挽救时局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汪精卫集团上，没有及时提出反击的应急对策，是难以原谅的严重右倾错误。
但是，把错误完全归咎于陈独秀，对他无限上纲上线，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共产国际应负更多的责任，因为主要决策是共产国际作出的，当时中共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其次说张闻天。
张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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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社会主义2011年第5期
天是我党历史上关键时期担任党的领袖后来受到不公正对待的领导人。
1935年1月在长征路上召开的遵义会议，张闻天是第一个没经莫斯科同意被选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在他和王稼祥、周恩来的共同努力下，力推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军事指挥“三人团”的成员，解决了当时关系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军事路线问题。
在西安事变中，张闻天和周恩来，高瞻远瞩，摒弃前嫌，说服了主张杀蒋的毛泽东和其他红军将领，力主和平解决、联蒋抗日，为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打败日本侵略者，作出重大贡献。
他作风民主，从不个人说了算，一切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办事，特别尊重毛泽东，名义上他是一把手，实际上重大问题均请毛泽东决定。
毛泽东戏称他是“开明君主”。
延安整风以后，他主动让出一把手的位置，此后每况愈下。
1959年的庐山会议，当彭德怀的“万言书”挨批后，张闻天无私无畏、敢于坚持真理，大胆剖析“大跃进”的错误，为彭德怀仗义执言，为此被打入“军事俱乐部”，遭致批判和免职。
从上述描绘中，一位胸襟坦荡、赤胆忠心、顾全大局的领导人跃然纸上，其个人品德和人格魅力，堪与周恩来相媲美，是全党的楷模。
再次说毛泽东。
毛泽东是一位雄才大略、力挽狂澜的大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理论家和世纪伟人，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和书法家。
他在民主革命中的最大贡献有两条：一是在实践上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取得全国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二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延安时期通过潜心耕耘，写出了《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那样的雄文，形成了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社会在内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从此中国就有了自己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用以指导实践并取得胜利。
作者发现，在民主革命中，不论出现多么大的惊涛骇浪，处境多么险恶，“毛泽东总能坚定、沉着、冷静、务实、灵活应对，勇敢睿智地化险为夷、摆脱困境，显示其伟人风范和英雄本色”。
建国以后，毛泽东从中国实际出发，成功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作为大国领袖，他竭力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清醒地把握世界大局，在外交上没有大的失误，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后来在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既取得巨大成绩又发生像“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那样重大失误。
关于“大跃进”，作者摆出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的几种不同数字，指出：“无论是一千万、一千五百万、二千多万还是三千多万，那一个数据都沉重如大山，压得有良知的中国人透不过气来，执政党愧对人民，必须永远记住这沉痛教训”。
党执政以后，为什么会犯这么大的错误，作者认为，毛泽东作为主要决策者，应负主要责任。
在取得巨大成绩和人民歌颂面前，他骄傲了，过分自信，一出现新动向和风吹草动，就惯性地退回到建国前的思维方式，和阶级斗争相联系，“奏起斗争哲学”，“酝酿折腾内耗”，“反右派斗争”、“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莫不如此。
作者又指出，党在建国后所犯的错误，原因很复杂，不应过多地纠缠历史旧帐，也不应把原因都归之于毛泽东，更重要的是我们从建党时就照搬苏共的，集中过多，民主不够，没有形成现代政党治理的民主机制。
这是最主要的教训。
上述评价和论述，是客观和中肯的。
写作风格独特。
理论工作要有好的学风和文风。
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者力戒把书写成一般的政治教科书，而是采用中国人熟悉的传统章回演义的体裁，写得通俗易懂，生动活泼，深入浅出，以文学的笔调娓娓道来，书中还配上几百幅珍贵的历史图片，图文并茂，引人入胜，使读者耳目一新。
例如，作者在写党的一大时，不仅说明了召开的历史背景，而且详尽地介绍了会议的具体细节，哪些人参加，推选谁草拟党的纲领和成立宣言，在党的性质上发生了什么样的争论，选举谁为党的领导人，以及其它鲜为人知的事实和情节。
这种写法，深受读者喜爱和欢迎。
写出这样一部既有理论高度又有知识厚度、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社会主义史书，是很不容易的。
没有深厚的理论功底、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可靠的资料、潜心执着的科学研究、高超的文字修养和写作能力、足够的理论勇气和政治智慧，是难以完成的。
作者坚持做到了《后记》中所说的写作本书的宗旨：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自己的良知负责，经受住历史的检验。
正因为如此，该书每次出版都成为畅销书。
1985年《社会主义四百年》第一版出版不久，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的胡锦涛发现了这本书，当即以团中央的名义向全国共青团员和大学生推荐这本用“章回演义体”所写的社会主义史书，并赢得了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的普遍好感和欢迎，当年获得全国优秀畅销书奖、广东省第三届优秀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一等奖空缺），1988年又获第二届全国通俗政治理论读物一等奖。
今年4月，三卷本的《社会主义五百年》出版发行以后，上市仅一个月，销量已经超过10万册。
习近平同志在今年中央党校秋季开学典礼的讲话中强调，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
这本书既是有学习参考价值的社会主义史书，也是向建党90周年的献礼。
（作者系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名誉会长、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责任编辑胡振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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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发展的大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