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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楠：1961年8月《光明日报》副刊《东风》收到了一篇稿件，文章的名字叫《元旦的刺客》，作者是周作人，在这篇文章里周作人回忆了1939年元旦自己被刺的事，文章以近3000字的篇幅推测了刺客的身份，认为这是日本宪兵所为，为的是不让他再继续过“隐居”的生活，要强迫他出来为日本人干事，所以在遇刺之后他就开始考虑何去何从，最终怯懦占了上风，屈服成了主调。
《光明日报》的编辑部认为这篇文章里周作人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个“准烈士”，不符合实际情况，最后予以了退稿的处理，周作人的晚年其实一直就是在这样的矛盾纠结当中想替自己洗白，而1939年的刺杀事件经过，也经常被他列为是重大理由，那么当年元旦的刺客到底是谁呢？记者：当时外边的环境您还记得吗？刘永康：外边的环境这边都很荒凉，没有人家。
解说：北京八道弯11号曾是鲁迅和二弟周作人的住宅，在这里鲁迅创作了《阿Q正传》，1922年，周作人与鲁迅绝交，鲁迅离开八道弯搬到砖塔胡同，从此周作人成为这里唯一的主人。
1938年2月，周作人与何其鞏、钱稻孙一同出席了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出面召集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会议本身没什么特别，然而出席的人不仅有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汉奸组织新民会副会长张燕卿等人，还包括日本占领军的代表，此事传出，举国哗然，茅盾、郁达夫、老舍等18名文艺界知名人士联名发表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痛斥周的行径。
艾青则在《忏悔吧周作人》中以诗的语言向周作人提出了严重的警告，忏悔吧周作人，不然，中国的青年要你射击。
刘永康（抗日杀奸团成员）：周作人这个他因为他夫人是日本人，所以敌伪侵占中国以后当然很多人就希望他出任这个所谓教育总署的督办，那个时候抗团就曾经警告过他，但是他置之不理。
解说：周作人是文化界有身份的人，又是鲁迅的弟弟，他如与汉奸们沆瀣一气，造成的影响可能比那些军阀政客更严重。
1938年冬天，传出周作人将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伪职的消息，抗团认定周作人已决议投敌，于是中国的青年就要向他射击了。
周作人的“原罪”
周作人是中国近代著名的革命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思想深受李大钊和梁启超的
影响，同时也受到了西方文化和哲学的熏陶。
周作人也有自己的“原罪”，即他在个人生
活和政治立场上存在一些历史上争议的问题。
周作人的“原罪”之一是他的与梁启超之间的纷争。
梁启超是中国民主革命的重要人物，而且是周作人在思想上的导师。
周作人在某些政治问题上与梁启超产生了冲突，包括
对信仰革命的不同看法和对政治手段的争议。
这种纷争最终导致了周作人与梁启超之间的
分歧，使得他们较少交往，并且在政治上采取了不同的路线。
周作人的“原罪”还表现在他的婚姻和家庭观念上。
周作人与传统的婚姻观念和中国
传统文化的观念相去甚远。
他坚决反对包办婚姻，主张自由恋爱和平等婚姻，这在当时的
中国社会是非常少见的。
他与第一任妻子吴起鲁的婚姻虽然是自由恋爱，但却在周作人追
求个人生活自由的忽视了对家庭的责任和义务。
他的婚姻观念和家庭观念在当时受到了很
多争议和批评。
周作人的“原罪”还表现在他的政治立场上。
虽然他在早期是一个争取民主和宪政的
积极倡导者，但在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崛起后，他开始转向左翼，支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这种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时代背景和政治环境的影响，但周作人的政治立场还是让一
些人质疑他的价值观和忠诚度。
关于周作人的新思考顾农周作人是一位相当重要而难以理解的思想家、散文名家。
关于他的这两个方面,学者们已经做过不少研究,但是还有许多工作可做。
近读刘绪源先生的大著增订新版《解读周作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思想为之激活,不禁跟着作者重新思考这两个方面的问题,略有心得,请附骥尾一谈。
《解读周作人》一书的初版(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凡六章,都是讲周作人以及他的及门弟子俞平伯、废名等所谓“言志派”作家的散文艺术的;该书一出就很得读书界的推重,其中关于周氏散文的涩味与简单味的分析、关于那些“文抄公”式文章的品评、关于“言志派”散文与五四以来若干散文名家(如鲁迅、林语堂、梁实秋、丰子恺、冰心、何其芳等)之区别的提法和论述,都给了读者极大的启发。
作者艺术感觉之细腻敏锐,文本分析之深入细微,行文结构之从容灵动,我当时读了就觉得耳目一新,身心愉悦,与平时拜读那些学院派高头讲章式的论文心情完全不同。
舒芜先生在书评文章《真赏尚存斯文未坠》中给予此书非常之高的评价,亦复深得我心。
这一回绪源先生在新版中增加了4篇文章,其中后两篇专讲周作人的思想。
加上这一方面的文字使内容更为全面,当然艺术和思想本来也无从截然分开。
同鲁迅一样,周作人的思想就蕴涵在他那些题目五花八门的短文之中,他并没有写过什么当代学者最为看重、非有若干本即得不到现行评估体制承认也不足以成家的专著(只有一本也许是例外,那就是《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但这只是几次讲演的记录稿,也还不是现在意义上的专著);但他又同鲁迅不同,到20世纪40年代上中叶,忽然写了一篇题目很大的文章:《中国的思想问题》,在此前后,又就中国文学问题(实际上仍以思想问题为主)写了好几篇相当宏观的文章,内容略有重复,都收在《药堂杂文》(北京新民印书馆1944年版)一书中,列为第一部分。
周作人平时从来不做这些大题目,所以这一组文章特别引人注目,值得深思;但由于这时他已经下水,今人一般不大重视它们,或予以简单化的否定。
文人传统与周作人抗战前后的思想和文章
变化
中国文人传统与周作人抗战前后的思想和文章变化，可追溯至中国古代文人思想的发展历史。
中国古代文人以“以书为主”为主要特点，以文学、书法、诗歌、典故、论语、史记等为主要内容，以“以书为主”为主要思想。
这种文人思想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以“仁义礼智”为主要内容，以“讲求礼仪”为主
要思想。
抗战前后，周作人的思想和文章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从“以
书为主”的文人思想转变为“以实为主”的新文人思想。
他们开
始把思想从以“仁义礼智”为主要内容，转变为以“实干、自强、自立”为主要内容，以“讲求实效”为主要思想。
抗战期间，周
作人写出了许多关于抗战的文章，他们把“讲求实效”的思想融入到文章中，强调“实事求是”、“自强不息”、“抗战到底”等思想，以此鼓舞人们的精神，激励人们奋斗，帮助中国抗战胜利。
抗战后，周作人的思想和文章又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他们从“以实为主”的新文人思想又转变为“以理为主”的新新文人思想。
他们开始把思想从以“实干、自强、自立”为主要内容，转变为以“理性、科学、实践”为主要内容，以“讲求理性”为主要思想。
抗战后，周作人写出了许多关于抗战胜利后的建设和发展的文章，他们把“讲求理性”的思想融入到。
关于周作人的新思考——《解读周作人》读后感周作人是中国当代著名的作家，他的作品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
在《解读周作人》一书中，作者结合周作人的作品和生平，深入剖析了周作人的创作理念和文学思想。
阅读《解读周作人》后，我对周作人的作品有了更深的理解和认识。
周作人的作品极富情感，经常描写人性的深刻内涵，表现出对人性真、善、美的追求。
同时，周作人还注重作品的艺术性，在表达人性的同时，也讲究文字的巧妙运用和结构的完美构建。
此外，周作人的作品也涉及许多社会和历史问题，他勇于揭露社会的不平等和不公正，表达了自己的思想和看法。
他的作品不仅仅是文学作品，同时也是对社会的批判和观察。
在《解读周作人》中，作者还指出，周作人的作品中经常出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引用和反思。
周作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极具价值的资源。
他在作品中经常引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典故、文言文、书法等，希望通过这些引用来启迪读者思考和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
周作人的作品中也经常出现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的描写，他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来反映中国社会的变迁和问题，同时也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来引导读者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的认识和思考。
在《解读周作人》中，作者还对周作人的创作方式和技巧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周作人是如何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学的元素，如何运用艺术手段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受的。
这些对于我们理解和学习周作人的作品都有很大的帮助。
周作人这位伟大的作家。
在这本书中，作者通过结合周作人的作品和生平，对周作人的创作理念和文学思想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欣赏周作人的作品。
此外，作者还对周作人的创作方式和技巧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让我们可以了解到周作人是如何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学的元素，如何运用艺术手段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受的。
这些对于我们理解和学习周作人的作品都有很大的帮助。
周作人的作品经常描写人性的深刻内涵，表现出对人性真、善、美的追求。
第29卷第1期2019 年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 O U R N A L O F UNIVERSITY O F JI^{A N(Social Science Edition)V〇1.29No.12019•文学研究#1930年代东亚对周作人的评价—以丁来东的周作人评论为例[韩]洪昔杓著崔丽红译(梨花女子大学中文系，韩国首尔03760)[摘要]周作人从1920—40年代与韩国文人和知识阶层有过持续的接触和交流，堪称中国文人中最关心韩国文化的一位。
他学习韩国语，还高度评价韩国的艺术价值，支持韩国的独立，积极肯定韩国的文化认同。
当时韩 国人也和周作人这位中国新文学主要作家频繁进行交流，关注他的文学活动及思想观念，并把他介绍给韩国，有时 予以评论。
最值得瞩目的是1920'30年代在北京留学的丁来东（1903—1985)发表的《周作人与中国新文学》（1934 年9'10月）。
这篇文章系统、全面地对周作人进行了评论和介绍。
丁来东对投靠日本帝国主义以前的周作人的文学活动及思想立场集中进行了探讨，并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
由于丁来东的文章出现，从那以后韩国读者们对作为中国有代表性的现代作家周作人有了多方面的了解。
丁来东的周作人评论是和中国、日本的周作人研究同时进 行的。
丁来东于1934年5月结束了北京留学生活最终回国，他可能已经了解到从那年4月初开始展开的对周作人 《五十自寿诗》的争论。
而倾向于无政府主义文艺论，对马克思主义持批判态度的丁来东与周作人在意识形态上达成一致，产生了共鸣，而且当时韩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没落的现实等各种变化因素重叠在一起，使丁来东对周作人的文学活动和思想态度更加关注。
结果是丁来东通读了周作人的许多作品和著作之后，发表了《周作人与中国新文学》，这篇文章包含了对周作人的人生文学观、言志文学观、周作人散文创作的特点及成果、周作人丰富的阅读修养、以内容与思想为中心的白话文学论、批判国民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的思想立场、周作人对小品文这一成为现代文学顶峰的文学体裁的提倡、对民间文艺的重视以及具有包容性的文艺批评态度等大量内容，这在当时来说可谓是相当系统全面的评论。
浅谈周作人“人的文学”【内容摘要】在中国新文学史和新文化运动中，周作人是一位具有重要和特殊地位的文学家、思想家。
由于抗日战争时期投敌叛国，他成了人所不齿的民族罪人，而被文学史遗忘几近半个世纪。
新时期以来，周作人研究的禁区逐渐被打破，他在新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重又获得了公允得当的评价。
本文通过对周作人在“五四”前后文学思想的描述，对周作人“人的文学”的文学思想进行客观分析与评价。
“人学”理论体系是周作人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思想基础，也是贯穿于他整个散文创作的思想中心。
随着周作人“人学”理论体系的不断调整他的文学思想体系也日渐成熟完善。
周作人的文学思想是一个复杂而独特的存在。
我们应采取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对之进行全面深入的理性分析，对他在新文化史和新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做出正确评价，并从中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
【关键词】周作人；文学思想；“人的文学”引言周作人(1885-1967)是开创中国现代小品文的一代宗师，新文学运动的翻译家、文学理论家、批评家，是对新文学理论建设有巨大贡献的理论家。
周作人曾经参与领导过文学研究会的活动，首倡“人的文学”，确立了“五四文学”启蒙的理论纲领。
在革命文学兴起后，周作人又推崇晚明小品，主张“性灵说”，反对“载道”的文学观，多次提出“文学无用论”，这使得他的文学观点成为现代文学史中一个集聚着巨大矛盾的重大问题。
因此，要全面地理解中国现代文学，就无法忽略周作人的存在。
但长期以来，由于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学术界对他不是绕过不提就是进行批判，而且偏于政治与道德评价的研究视角，无法将周作人的政治观与其文学观分开来进行讨论，有意忽略取消了对他文学理论与创作应有地位与贡献的肯定。
当然，周作人在政治上的附逆变节行为是不容掩饰的，对此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
但是，周作人是作为思想型的文学家毕其一生的，对其文学思想的探讨应从美学的和历史的角度出发，既要认清他的思想局限性，也要发现其中的合理成分和进步意义，并予以充分的肯定，只有这样，才能得出比较科学的结论。
我看周作人的沉沦作为中国动荡时期的文人，周作人无疑是一个充满矛盾又让人有无限感慨与遗憾的人物。
同时，作为一代文豪兼时代的弄潮人的鲁迅的弟弟，周作人也是一直在被社会注视着并一再地将他与他的哥哥鲁迅相比。
在我看来，周作人的人生历程是充满着不解与疑惑的。
尤其是在1937年之后的周作人所作出令当时人们一片哗然与震惊的决定后，更是让人们对于这样的一个复杂而又曲折的汉奸文人拥有了更多的关注。
周作人是出生在正走向败落的封建大家庭中的，但他很幸运的不是家中的长子，他拥有一个能干的哥哥，鲁迅显然对他的成长与发展有诸多不可忽视的作用。
从小，家中的事都是由鲁迅出面处理的，家中对于鲁迅的要求也要比周作人严格。
因而，周作人也拥有了比哥哥更自由的自由的时间。
在他看来，家中院落的花与草是他的玩伴，十字街头的景象是他的特别的记忆。
他天性是随和与温柔的，没有鲁迅的刚硬、不饶与尖刻，周建人说：“二哥自小性情温和，不固执己见，很好相处。
”是的，周作人所向往的是闲适安逸的生活，不需要大起大落，不需要惊涛骇浪，只专注于在自己的世界就已经足够。
性格即命运，许就是这样迥异的性格，使得周作人与他的哥哥在后期有着完全不同的人生经历与人生选择。
在看到战争的全面爆发后，这样的环境和周作人所追求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想逃避，他仍然希望拥有曾经的宁静，于是日本方面的软硬兼施便是正中了周作人的弱点了。
当然，除了周作人本来性格的驱使，周作人个人的经历也极大地影响到了他，他在青年时代就远渡日本。
在那里，周作人学到的是日本的先进的文化，更是学到了成熟与理性，他选择的是完全日本的生活方式，注目于中日文化的沟通，并且开始随着哥哥翻译起日本方面的书籍。
他看到的是日本开放的文化，对于世界优秀文明拥有着海纳百川的气派，他希冀着中国有一天也能够这样的吸收最先进的文化，这样的中国也才会像日本这样地得到发展与长足的进步。
于是，在无形之中，周作人在内里许是自己也不曾察觉到的便对日本的文化产生了不一样的感情。
作者： 陈帅锋
作者机构： 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100871
出版物刊名：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页码： 165-176页
年卷期： 2013年 第1期
主题词： 周作人;附逆;南渡经验;晚明想象
摘要：1930年代以来，一些知识分子和周作人一样对时局持悲观看法，但他们从宋明亡国悲剧中汲取的是抗争到底的民族精神；而周作人则通过对晚明的讨论，推导出“道义事功化”等荒谬的见解，极力为自己附逆辩护。
周作人的自辩具有很大的蛊惑性，需要结合当时的语境如其他汉奸类似的言论予以批判。
当时知识分子对周作人附逆的不同态度也折射出他们不同的心态。
时过境迁，至今不少人仍为周作人附逆辩护，其实也是对周氏当时的思想行为缺少真实的了解。
周作人为什么要当汉奸近年来，关于周作人的“附逆”问题，闹的沸沸扬扬。
有说迫不得已，情有可原的；有说一念之差，偶尔失足的；还有说并非投降日寇，而是中国共产党人让他留在北平，深入敌人心脏搞地下工作的。
以上种种，充满了对汉奸周作人的回护和同情，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
其实，周作人自己的作品再好不过地说明了他为什么会当汉奸。
一作为“五四”文学革命的先驱者，“二周”（鲁迅、周作人）一直在文学界具有崇高威望。
1923年兄弟因家务失和，鲁迅搬出八道湾，但二人在文学取向乃至政治取向上，大致上还都一致。
“语丝社”的成立、对“现代评论派”的抨击、对“三·一八惨案”的揭露乃至对“四·一二”大屠杀的愤怒控诉，都说明了这一点。
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叫嚣和侵略行径，二人也都是坚决反对和抗议的。
特别是周作人，在这方面甚至表现尤为激烈。
1925至1927年间，他一连写下了《日本与中国》、《日本浪人与〈顺天时报〉》、《日本人的好意》等十余篇文章，无情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和侵略逻辑，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抗日爱国的一片赤诚。
他特别痛恨以《顺天时报》为代表的日本人在中国的报纸，说它们“专以造遥为事”（《谈龙集·香园》），“它们是日本侵略扰乱中国之最恶辣的一种手段，《顺天时报》则是此类汉文报中之最恶辣的一种。
”他称《顺天时报》为“这个天下最恶劣的东西”（再是《顺天时报》）。
作为一名留日六年而又娶了一名日本太太（羽太信子）的留学生，周作人上述对日本侵华的清醒认识和愤怒斥责，不能不让人惊异和钦敬。
这也和他日后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奴才、汉奸形成了让人无法置信的强烈对照！周作人的这种正确态度，一直持续到抗战全面爆发前夕。
在《谈日本文化书》、《老人的胡闹》文中，他说“日本近来对中国的手段不但凶狠而且卑鄙可丑”，并且怒斥老牌法西斯分子三上参次疯狂的侵华叫嚣，对于希特勒的倒行逆施，也有辛辣讽刺。
二周作人由反日到媚日的180度大转弯，开始于《岳飞与秦桧》一文。
周作人的“原罪”南京大学教授周作人是20世纪中国最著名的文化学者之一。
他的著作《论语集注》、《中国哲学简史》等，深受读者喜爱，并对中国智慧和传统文化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是，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周作人却被批评为“卖国贼”和“汉奸”，这篇文章就是《中国人的“原罪”》。
这篇文章于1944年12月4日在《新民周刊》上发表，当时，中国正处在抗日战争期间，各方势力都对于中国的未来充满关注和担忧。
在这种时候，周作人在文章中提出了一些观点，认为中国人存在“原罪”问题。
他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存在着一种“自卑”的心态，这种心态导致了中国人民无法跟上时代的步伐，使其衰退和落后。
他之所以称之为“原罪”，是因为这种心态是源自中国传统文化和思维方式中的某些缺陷。
周作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一些显而易见的局限性。
例如，中国人习惯将自己封闭于一个封闭的社会中，并认为自己的文化和思维方式是最优秀的。
这种封闭和自满的态度，使得中国人民失去了对外国文化的理解和认识。
因此，他们往往对外国文化抱有敌对的心态，无法真正认识和理解。
此外，周作人还认为，中国文化传统中存在着一些过度理性、缺乏创新的问题。
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注重的是逻辑和推理，而不是独立思考和大胆尝试。
这种思维方式，使得中国人不善于创新和发明，而且往往被限制在传统的思维框架中，无法走出自己的舒适区。
周作人在文章中提出了这些观点，并认为这种心态已经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性格和文化传统中，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和挑战。
但是，他认为这种问题并非不可克服，只要中国人民有勇气和智慧，就能够进步和发展。
然而，这篇文章却引起了当时的强烈反响。
有些人认为，他是在污蔑中国传统文化，并且把中国的未来寄托于西方文化，甚至被指责为“降外思想”的代表。
周作人知道自己的文章会引起这样的争议，但他并没有后悔他的观点。
正如周作人所说，中国人的自卑和封闭心态，已经长期影响和束缚着中国的发展和进步。
只有通过直面问题和勇气面对挑战，中国人民才能取得进步和发展，走向获得自由、民主和繁荣的理想社会。
对周作人附逆的思想史解读日伪报刊上，此类言论甚多，比如日伪《晨报》1938年的一篇社论表达了和他为秦桧翻案类似的意思：痛恨于党政当局人才之缺乏，盲动祸国，虽欲求一秦桧式之策士而不可得也。
党府当事变前所处境地，外有强邻，内有赤匪，何其神似明末之时势耶?自审贫弱，便应和亲。
党府干部重任，稍有明于世事者，外附浮议，内惧覆亡，稍露和平之论，便遭国共党匪之打击，此又何其神似“贾似道主和而旋又讳之”之情景耶?呜呼!千秋是非，岂“少不更事”者所与知?另外，1938年汪伪立法院长温宗尧在《庸报》上公开表示宣传自己与日本合作不是汉奸傀儡：宗尧不敢曰，有过人之处，然亦不敢曰，无众人之常识也。
今日与日本合作，必不免傀儡汉奸之唾骂，此乃众人常识之所及。
宗尧岂无此常识?岂不爱七十二之衰年?岂不念闭门十八年之灰心绝望，乃忽出而与日本合作?岂以傀儡汉奸为美号，而乐取之耶?宗尧不若是之愚也，则必有不得不出之故今日之出，自积极言之，则不忍举中国以听蒋介石之永葬自消极言之，即不能为救国之志士仁人，亦决不至如世人所虑为卖国之汉奸。
盖国已为蒋介石所断送，已为人所占领。
昔者国为我有，宗尧居其位操其权，尚不忍卖;今者国为人有，尚何所卖?能卖国斯可尊之曰汉奸，以与日本合作者为秦桧，是认蒋介石已经断送之地，为南宋偏安尚保存至地也。
不惟宗尧一切与日本合作者，皆不敢妄蒙此尊号也。
12(标点为引者所加)温宗尧所谓“自命上流无补于实际”，与周作人“道义之事功化”说法逻辑一致，貌似高明，但正如战时一篇批判周作人的文章所指出的，“自古出卖名节的人总有一大篇大道理可说，这就是既能屈身，又何患无辞呢”。
13审判汉奸时伪宣传部长林柏生辩护道：“许许多多生长或留落在沦陷地区的老百姓，不能不需要自己的同胞来照料，而宁可受敌人的践踏，或者乞怜于狰狞面孔的假慈悲。
有了他们，便得有为他们照料的有一群他们。
”14据此逻辑，伪方体察百姓之苦，贡献民族良多。
但日本人之所以要伪政权，正是因为自身无力控制，所以需要“以华治华”，建立傀儡政权，几乎是大多数侵略者的权宜之计，所以伪政权之实质就是为虎作伥，以“中日亲善、东亚共荣”等假相瓦解人民斗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