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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史论述题【论述宋代的新儒学】宋朝是新儒学完全建立并蓬勃发展的时期，亦名“宋学”。
宋学早期的代表人物胡瑗、孙复、石介聚徒讲学，又相继入国子监为教官，时称“三先生”。
其授徒摒弃汉、唐注疏，不重章句训诂，而是通过讲论形式探索经书义理，力求把握儒家学说的实质。
还有一些学者倡导疑古之风，不仅轻视传注，甚至疑及经文本身，只求“心解”，不尚字字计较。
神宗前后，宋学进入昌盛阶段，出现以王安石为代表的王学（又称荆公新学）、以程颢、程颐兄弟为代表的洛学（《二程全书》）、以张载为代表的关学、以苏轼为代表的蜀学等分支，稍前还有周敦颐、邵雍等著名学者。
各家各派具体论学虽有差异，但都侧重抽象思维，探讨宇宙社会生成之源，力图建立一套包括宇宙观、认识论、人生观在内的理论体系。
其论学多围绕理、气、心、性等哲学范畴而展开，通常以“理”概括精神，“气”概括物质，对“性”则有不同理解。
张载将性分为天地之性、气质之性两个层次，前者出于天赋，人人所同，后者是后天习染，人人不同。
修养之道，即在磨去气质之性，展现天地之性。
程颐则将人性的两个层次命名为天理、人欲，提出“存天理，灭人欲”。
其论理气心性，又必以儒家纲常伦理为依归，将自然、道德合二为一。
如将意识的“理”与社会秩序的“礼”相等同，并升格为“天理”。
三纲五常都是“天理”流行的必然结果，“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因而又主张天地人本为一体，提出化小我为大我，与天地万物浑然合一的人生观，溥怀众生，泛爱万物，明理尽分，乐观通达，退则独善其身，进则兼济天下。
宋学发展至南宋，正式衍生出理学。
理学定型的关键人物朱熹，歙州婺源（今属江西）人，其学主要承自程颐，而于周敦颐、张载、邵雍等人亦多所吸收，基本上做到了集宋学诸家诸派之大成，形成一套完整而系统的思想体系。
因其以“理”为哲学核心，故有理学之名，亦称程朱理学。
朱熹论“理”，一则明其绝对、永恒，在气之先，二则明其运动不息而无处不存。
针对佛教“空虚”之说，特别强调“理是实理”，“万理皆实”。
2023-2024学年辽宁省阜新市第二高级中学高一上学期第二次月考历史试题1. 考古发现，江浙良渚文化、广东石峡文化、山西陶寺文化在挖掘出大量极具地方特色文物的同时，均有作为祭祀礼器的玉琮出土。
这可用于说明中华文明的特点是（）A．兼容并蓄B．多元一体C．和谐共存D．天人合一2. 他的思想核心是“仁”，“仁”意为关爱他人，达到“仁”的途径是“克己复礼”。
该思想家是（）A．孔子B．老子C．荀子D．墨子3. 西汉贾谊在《过秦论》中写道：“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
”《汉书》中记载：“昔秦皇帝……并吞战国，海内为一，功齐三代。
”据此可知，二者赞扬秦始皇（）A．注重人才培养B．确立皇帝制度C．整顿社会风俗D．完成国家统一4. 汉初，诸侯王大者“夸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
为解决上述问题，汉武帝（）A．确立皇帝制B．颁布“推恩令”C．采取井田制D．实行科举制度5. 25年，西汉宗室刘秀重建汉朝，定都洛阳，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社会经济发展，政局稳定，该现象被称为（）A．光武中兴B．文景之治C．开元盛世D．篡汉夺权6. “风吹金榜落凡世，三十三人名字香。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
”这两句诗句描述的选拔人才的制度取代的是哪种选拔人才的制度A．世官制B．察举制C．九品中正制D．科举制7. 唐朝时，汉人吃胡饼、戴胡帽，周边各族习汉礼、穿汉袍的情景都很常见。
这主要体现了当时（）A．阶层分化显著B．战争连绵不断C．政局动荡不安D．民族日趋交融8. 宋朝儿童念的《神童诗》，一开头就是“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当时民间还流行着这样的俗话“做人莫做军，做铁莫做针”。
材料主要表明，宋朝A．等级森严B．商业繁荣C．重农抑商D．重文轻武9. 下图反映了北宋时期禁军人数和军队总数的变化。
这些变化给北宋带来的影响是A．拓展了对外贸易的范围B．加速了各阶层人才流动C．改变了崇文抑武的观念D．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10. 宋朝政府对土地买卖、典当基本不加干预，经营者仅办理法律手续，缴纳交易税即可。
2000年第5期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No .5,2000第27卷Journal of Central U niv er sity for N ationalitiesV ol .27(总第132期)(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G eneral No .132民族学的应用与中国民族地区现代化宋蜀华(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081)〔摘 要〕 当前,中国民族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是发挥民族学的应用性,以推进中国的现代化。
为此,民族学研究必须更紧密地与中国民族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
中国民族的实际情况表现为历史形成的若干特点,由此形成中国民族学方法论上的特点和着重点。
如何处理好各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矛盾与协调问题,以及传统文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问题,是这一历史时期中国民族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上述方法论对有关问题的研究具有积极作用。
〔关键词〕 民族学;现代化;传统文化;生态环境〔中图分类号〕C95-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575(2000)05-0001-09〔收稿日期〕2000-05-30〔作者简介〕宋蜀华(1923-),男,四川省成都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绪 言多少年来,“学以致用”这个优良传统不知激励着多少中国学人,以其所学服务于社会。
中国民族学者自不例外。
民族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并具有强烈时代感的学科。
它在实际应用中,随着社会的前进而不断发展和创新,而民族学者则从学用结合的精神出发,为社会做出贡献。
由于中国是一个包括汉族和55个兄弟民族在内的、具有多元文化的国家,中国的历史与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因而把中国各民族首先是少数民族及其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应是中国民族学的主要任务。
然而仅仅研究少数民族是不完全的,而且容易引起误解,以为中国的民族学就是少数民族研究。
如果如此,在中华民族这一整体概念中,就体现不出汉族的重要作用,以及与兄弟民族之间的历史性的密切联系。
国学经典宋明理学史:三教融合互相渗透（2）第二,侯外庐先生在研究社会史的基础上,注重对社会思潮作比较全面的考察,力图把握社会思潮与社会历史的联系及其所反映的时代特点,进而研究不同学派及其代表人物的思想特色和历史地位。
第三,注重古代学术史研究,把历史上所有思想都视为具体学术背景下的产物,任何思想命题都是从当时的学术研究中酝酿出来的。
既要看到社会历史发展对思想的影响,也不忽略学术本身在思想史进程的相对独立的地位。
第四,主张既要尊重中国思想学术自身的特点,也要参照西方思想学术成果,才有可能科学地解释中国思想的发展史。
第五,研究每一个具体的思想时,从哲学观点、逻辑结构、思维方式和社会意识等角度统一剖析思想家观念的内部结构和本质特征,以达到对该思想家学术成果的准确把握。
第六,提出对思想家的研究必须做到“横通”与“纵通”相结合。
所谓“横通”就是考察思想家个人的思想体系与同历史时代其他思想家与流派的关系;所
谓“纵通”是考察不同时期思想的流变,以及该思想家在流变过程中的地位。
如此,才可能比较准确地把握一个思想家在思想史中的价值。
侯外庐先生对宋明理学的研究最早完成于他的《中国思想通史》中的宋明部分,后又完成了《宋明理学史》的专著。
虽然这两部著作都是在侯先生的主持下集体完成的,但是,比较《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和《宋明理学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侯先生研究思想史的基本原则的确充分地体现在这两部大作之中。
而且《宋明理学史》还表现出一些自身的特点:
第一,认为宋明理学以儒学的内容为主,同时也吸收了佛学和道教思想,是在唐朝三教融合、渗透的基础上,孕育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学术思想。
今天看来,对宋明理学的思想史地位的定位还是基本准确的。
鸟居龙藏，生于1870年卒于1953年，日本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
他是最早对中国少数民族进行调查研究的日本学者。
生于日本德岛县，卒于东京。
鸟居龙藏在学术上的成就，表现于将考古学与人类学相结合;除了在日本国内从事考古工作外,还在西伯利亚东部、千岛群岛、库页岛、朝鲜及中国的内蒙古、东北、云贵、台湾等地进行调查发掘，研究东亚各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的古代历史和文化，晚年致力于中国辽代文化的研究。
他非常重视实地调查，在1895年以后的50余年间，曾到东西伯利亚、库页岛、千岛、朝鲜，以及中国的东北、西南和台湾、内蒙古等地进行考察，对当地各民族的历史、体质、语言、宗教、习俗作了详细记录，写出多种调查报告和专著。
他在1896—1899年先后4次对台湾高山族进行调查，很多研究成果发表在《人类学杂志》上。
鸟居龙藏坚持历史与实际相结合的观点，重视通过考察古迹文物，广泛钻研中、日古文献，参阅英、法、德文有关资料并对风俗、习惯、语言、宗教等进行全面调查研究，对民族文化进行纵横分析。
学术界认为他是日本对东亚民族的历史、文化、民俗进行调查研究的创始人，为民族学、人类学、考古学开拓了道路。
他对中国民族所作的调查研究及所写出的调查报告，深为中国学术界所重视。
他历任东京大学副教授、国学院大学教授、上智大学教授。
《史前期的日本》《千岛阿伊努人》《苗族调查报告》《东北亚人类学人种学问题》费孝通出生于江苏吴江。
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第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他被誉为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
费孝通在其导师马林诺夫斯基的指导下完成题为《江村经济》的博士论文，该书成为欧洲一些学院人类学学生的必读参考书，费孝通也因此在1981年获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的人类学界的最高奖──赫胥黎奖。
代表作品《江村经济》《乡土中国》《中国生育制度》林耀华（1910年3月27日—2000年11月27日），福建古田人，著名的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民族教育家。
《中国民族学史》读书笔记《中国民族学史》是一部全面介绍中国民族学发展历程的学术著作，作者王建民通过对大量史料的梳理和分析,系统地阐述了自古代至近现代中国民族学的发展历程和主要成果。
在阅读过程中，我深感这部著作对于我们了解中国民族学的历史背景、发展脉络以及研究现状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
王建民在书中详细介绍了中国古代民族学的发展。
古代中国的民族学研究主要基于对各民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历史传承等方面的观察和记录。
在这个阶段，学者们通过实地考察和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积累了大星关于中国各民族的第一手资料。
这些资料不仅为我们今天了解古代民族社会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记录，同时也为近现代民族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其次。
王建民对近现代中国民族学的发展进行了深入探讨。
自20世纪初以来，随姜西方民族学理论的传入和学科建设的推进，中国民族学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学者在借鉴西方理论的同时，也注重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开展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研究。
这些研究涵盖了民族社会、文化历史、语言等多个领域，为中国民族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阅读过程中。
我深感这部著作对于我们了解中国民族学的历史背景、发展脉络以及研究现状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也为我们今后从事民族学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启示。
此外，王建民在书中还对当前中国民族学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进行了分析。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现代化步伐的推进，中国民族学面临著诸多新的挑战和机遇。
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推动中国民族学的发展，保持其中国特色和国际影响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综上所述，《中国民族学史》是一部极具学术价值的著作。
通过阅读这部著作。
我不仅对中国民族学的发展历程有了更为全面和深入的了解，同时也对民族学研究的方法论和学科特点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
我相信这部著作对于今后从事民族学研究的学者和学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于推动中国民族学的进一步发展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采访提纲采访主题———宋蜀华先生在民大的生活、工作、主要是80年代对民大的贡献采访准备：一、熟悉被采访人资料（宋老师妻女的真的找不着，宋蜀华老师的见附件）二、了解背景及宋蜀华生平经历，著作等。
三、开始提问。
一、与民大结缘、患难与共1、是通过什么契机让宋蜀华先生决定到中央民族大学任教？2、“文革”期间，著名学者费孝通等人被打成右派，潘光旦等人迫害致死，宋蜀华先生是如何度过此劫的？后期他又被重新启用为中央民族学院研究室编写各民族概况，那时先生是如何面对困难终究做好工作的？十年浩劫之后，宋老依旧选择留在民大的原因？二、呕心沥血、做民大学术牵头人1、宋老师在专业领域颇多成就，80年代提出的“三多”理念，提倡历史与相联系等，在平时生活中有何实践？做出了怎样的努力？2、先生的民族学研究致力于民族学中国化，他身体力行，爱国情怀随处可见，举例？三、言传身教，桃李满天下1宋老师曾培育出大批优秀本科生、研究生,1980年培育出的博士生、研究生就逾50名，他平时都是怎么做的？怎样教育学生？与学生之间发生了哪些趣事？四、运筹帷幄，成为民大民俗学社会学核心人物1、在1981-1986年宋蜀华先生曾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在他的带领下民大有了哪些进步？在人类学与社会学方面有了哪些发展？3、宋蜀华先生作为中央民族学院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第三代领军人物之一，是如何继承发展以吴文藻等为首的第一代与费孝通等的第二代的思想的？又是如何承前启后，为后来人做铺垫的？4、宋老师对民大未来有哪些想法与期待？五、大家风范，严己宽人1、宋老师在1985年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
1988年当选为英国皇家人类学会荣誉会员。
1993年受聘为全国博士后管委会专家组成员。
曾任中国民族学会会长、名誉会长。
面对这些荣誉，宋老师淡然处之，您认为您的父亲是如何形成淡然从容的性格？对您有哪些影响？2、宋老师无疑是成功人士，那么他对成功如何定义？对民大的后来人们有什么劝诫？3. 宋蜀华先生与林耀华先生有哪些精彩故事？（照片）在民大是如何互帮互助的？六、民大骄子、影响一生1、您的父亲曾经是民大的副院长和民社的院长，这是否对您成为民大人有了潜移默化的影响？2您现在是音乐学院的院长，为什么不继成衣钵，继续研究民族学？3宋蜀华先生作为父亲/丈夫与作为民族学家有什么不同？4宋蜀华老师去世前仍旧念念不忘民社的改革，他对民社的感情为什么会如此之深？5在您眼中，宋蜀华先生为民大做出的最重大的贡献是什么？6如果用一句话形容您的父亲/丈夫，您会怎么总结?。
民族学书目概论部分：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修订本），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
杨堃著《民族学概论》，北京：民族出版社，1984庄孔韶主编：《人类学通论》，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梁钊韬等编著《中国民族学概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美）基辛(Keesing,M.R.) 著；北晨译，《当代文化人类学概要》，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6（美）哈维兰著；王铭铭等译，《当代人类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美）墨非(Murbhy,Robert F.) 著，王卓君、吕辿基译，《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理论与方法：夏建中编著，《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黄淑娉、龚佩华著，《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宋蜀华、白振声主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 庄锡昌，孙志民编著，《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构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日）绫部恒雄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社会文化室译《文化人类学的十五种理论》，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
（英）拉德克利夫-布朗(A.R.Radcliffe-Brown) 著；夏建中译《社会人类学方法》，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理论专著：田野调查概论：汪宁生著，《文化人类学调查》，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2学科史：王建民等著，《中国民族学史》（上、下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1998。
林耀华、庄孔韶著，“中国的民族学：回顾与展望”，长春：《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六期。
（美）顾定国（Gregory Eliyu Guldin）著，胡鸿保、周燕译，《中国人类学逸史：从马林诺斯基到莫斯科到毛泽东》，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散论（或文集）：周星、王铭铭主编，《社会文化人类学讲演集》（上、下册），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宋蜀华《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笔记和课后习题详解关注薇公号-精研学习网-查找资料上编民族学理论概括与探索第一章20世纪中期以前的西方民族学理论1.1复习笔记一、文化进化论1文化进化论的思想渊源文化进化论之所以是民族学的第一种理论，并非偶然，而是有三个方面的思想基础：（1）18世纪欧洲社会思想家有关学说的影响在18世纪欧洲的一些著名思想家的学说中，关于社会进化的思想已有了比较明确的表述。
①维柯意大利史学家、法学家、哲学家维柯，通过对历史、神话、传说中的事象比较来研究一个民族的全部活动，并根据古希腊史、古罗马史、希伯来人史等说明原始的、简单的家庭演进为家族、宗族、部落的过程。
②孟德斯鸠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他的《波斯人的书札》、《罗马盛衰原因论》、《法的精神》等著作中，不仅利用了民族学的材料，而且阐述了进化的思想。
③孔多塞法国大革命时代的思想家孔多塞的进化思想更为突出，他在《人类进化史图解》一书中指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发展规律，人类自从在地球上出现以来，在知识、道德、生活等方面都是不断进步的，并且这种进步将继续下去。
（2）民族学本身思想脉络的影响用进化思想撰写的民族学著作为19世纪中叶系统文化进化论的产生确定了方向。
①法国传教士拉菲托的《美洲野蛮人风俗与远古风俗之比较》一书，被后来的民族学家誉为开了民族学比较法之先河的民族学奠基人和先驱；②英国人亨利·霍姆《人类简史》；③苏格兰史学家罗伯逊《美洲史》；④英国学者亚当·弗格森的进化论思想更是突出，他明确主张用进化的观点观察现实的社会，认为文化是人类社会的产物，也是人类的特征，而动物是没有文化的。
（3）生物进化论的影响①达尔文在1859年出版了震动学术界的《物种起源》一书，比较系统地阐述了生物进化的思想，认为通过自然选择，所有生物都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向高级、从种类较少到种类较多地发展着。
②自然选择自然选择，就是指生物在进化发展过程中，凡能适应环境的（地理、气候、生物竞争）的物种，即能发生有利于生存的变异的物种，便逐代地累积加强，保存下来，并得到发展，而不能适应环境的物种，即不能产生有利于生存变异的，或产生不利于生存变异的物种便会被淘汰或灭绝。
【收稿日期】2003-07-28【作者简介】王庆仁(1948-),上海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社会学研究院教授,主要从事民族学研究。
马丽娟(1963-),女(回族),云南大理人,云南民族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民族学研究。
【民族学研究】宋蜀华先生对中国民族学理论的探索王庆仁1,马丽娟2(1.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北京 100081;2.云南民族大学,云南昆明 650031)摘 要:文章指出宋蜀华先生多年来坚持民族学中国化是理论探索的立足点,提出了用“纵横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中国民族的独到见解;在中国历史民族学的发展事业上做出了重要建树;并在生态人类学的研究领域表现了三个突出之处。
中国民族学已开始进入自觉并走向成熟的第三阶段,即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的创新阶段。
关键词:理论探索;中国化;纵横结合;历史民族学;生态人类学【中图分类号】C9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913(2003)05-0057-06 中国民族学如果从1928年3月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成立并设立了民族学组开始的话,至20世纪末已有70多年历史。
在这段历程中,经过几代民族学工作者的艰苦奋斗,中国民族学已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然而,尽管这些成果中有些十分令世人瞩目,但最大的缺憾是尚未产生在国际学术界具有较大影响的理论。
许多有识之士早已敏锐地察觉到这一问题,资深的民族学家宋蜀华先生便是其中极为突出的一位。
宋蜀华先生在回顾中国民族学发展状况时认为,我国民族学初创时期民族学工作者的主要工作是引进西方民族学,并进一步指出:“西方民族学各学派传入我国的主要途径,一是`五四'以后一批青年学者如蔡元培、潘光旦、吴文藻、吴泽霖、黄文山、杨、李济、凌纯声、卫惠林、杨成志等学成归国后,利用所在的大学和学术机关,宣传介绍西方民族学。
二是各种主要著作的译述出版,如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罗维的《初民社会》。
这些书的出版使民族学知识走出了校园和学术机关,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得到传播。
民族学各流派先后传入我国者,计有进化学派、德奥民族学派即传播学派、美国批评学派即历史特殊论学派、法国民族学派和英国功能学派等。
”接着又说:“由于理论倾向和研究取向有所不同,总的说来,形成两种不同的传统。
一种是早年留学欧美的学者及其一些学生,受欧美较早学派的影响,主要研究对象是中国少数民族,多研究其传统文化,偏重于民族志的描述;这些大学和学术机构多在我国南方。
另一种则以燕京大学为主形成的研究传统,理论上偏重于较晚传入的功能学派,研究上重视实际应用,研究对象则多为汉族农村,也有从事少数民族研究的。
”[1]也就是说,作为学科意义的民族学研究自从在中国诞生以来,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民族学研究的重点主要是引进西方民族学理论与方法并用其中某些理论与方法进行中国的民族研究,还没有把创立中国自己的民族学理论提上议事日程。
新中国建立以后,在全面学苏联的政策影响下,中国民族学界请来了苏联专家,苏联专家们把苏联民族学的理论和方法全面搬到了中国,而此时西方民族学则遭到了全面的批判,不仅被全盘否定,而且也基本中断了联系。
中国的民族学工作者们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进行民族学的实地调查和理论研究工作,受到了苏联民族学的深刻影响。
但是,苏联民族学中国化的过程也好景不长。
1957年的“反右”使不少有才华的民族学家受到了沉重打击,随后的中苏关系恶化和接踵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不仅中断了苏联民族学中国化的过程,而且整个民族学研究也都终止了。
显然,在这个时期,中国民族学的理论建设也就无从谈起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族学得以恢复,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对民族学产生了强大的推动力,中国民族学开始进入迅速发展时期。
不仅中国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历史、家庭、婚姻、宗教、科技、艺术等得到了大量的研究,而且世界民族研究也有—57—2003年9月第20卷第5期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Yunnan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Vol .20,No .5Sept .2003了深入的发展。
由于同国外的学术交流不断扩大和深入,使我们对西方和俄国(前苏联)民族学有了较多的了解。
对于这个过程,宋蜀华先生总结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民族学经历了一条曲折的发展道路,有起有伏,直到作为一门学科被取消,后来又重新恢复并获得显著的发展。
”[1]但是,至今为止,在学科理论建设方面无论大陆和港台人类学界却一直是薄弱的环节。
对任何一门学科来说,理论与方法对于学科的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例如,文化进化论的提出,是民族学和人类学得以在19世纪中叶产生的基本要素,而又是进化论以后相继出现的各种学术理论以及研究方法的不断更新和深入发展,才使得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不断地得到深化和发展,学科建设日渐成熟。
因此,要想打破西方民族学一统天下的局面,不在理论建设上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并且有所超越是不可能的。
在民族学这块园地上辛勤耕耘了50多年的宋蜀华先生充分认识到理论与方法的建设与创新对发展中国民族学的重大意义。
为此,近年来他专门就理论与方法问题出版了两部专著,一部是《民族学理论与方法》,[2]另一部是《中国民族学理论探索与实践》。
[3]《民族学理论与方法》是民族学专业研究生教材,也是中国民族学理论与方法探索的基本建设;《中国民族学理论探索与实践》则是宋蜀华先生本人学术思想的总结,也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宋蜀华先生探索中国民族学理论的特点和成果。
这些特点和成果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坚持民族学中国化是理论探索的立足点民族学中国化或本土化问题是近年来中国民族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
经过多年的讨论,学术界绝大多数学者都纷纷发表了自己对本土化和中国化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宋蜀华先生是坚持民族学中国化主张的著名学者之一,他认为: 作为一门学科,世界上只有一个民族学,具有共同的研究对象即族群及其文化,这是它的国际性;各国的民族学者在研究中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建构自己的理论范式和方法论,形成自己的特色,这是它的本土性。
没有国际化,就无所谓本土化。
二者相辅相成,并不矛盾。
越是具有自己特点的民族学研究,才越会被吸收而融入世界民族学之中。
……总之,面对今天的世界格局,民族学的中国化具有其特殊的重要意义。
自从吴文藻先生提出来后,费孝通、林耀华等先生已做出了贡献,现在中国民族学者正在继续努力。
这是一个不断完善和创新的过程。
在中国化过程中,通过继承(中国固有的经验)、引进(对我们有用的经验)和创新,引出新的理论和方法论,建构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研究。
这不仅能够丰富世界民族学的内涵,且可对国外民族学研究复杂的民族社会提供经验。
今天,我国的西部大开发,给民族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是民族学者为各民族服务的良机。
正因为如此,中国民族学除在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研究应不断向前推进外,还要加强应用研究并用之于实践,才能适应现代化的需要。
同时,也可在实践中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民族学的中国化。
[1]宋蜀华先生的这段论述精辟地回答了上述关于中国化的三个带根本性的问题。
并且宋蜀华先生还进一步就如何在民族学中国话的基础上建构中国特点的方法论体系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 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民族关系复杂而又地区差异极大的复杂社会,要对它进行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为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认真探索什么是更有效的研究方法。
……关于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一般说来,不同学派的学者,其研究的视角和着重点往往受到学派观点的影响。
例如,传播学派的学者通过比较研究,认为墨西哥古代玛雅文化的金字塔,乃因文化传播而导源于埃及金字塔。
其实二者虽然外形有些相似,但却各有不同的功能。
一般人类学者并不认为二者同源。
又如认知人类学者认为文化是行为的蓝图,或一套行为规范和“语法”,人类学者的责任是译解它。
心理人类学者则从跨文化角度研究文化与人格形成的相互关系和作用。
虽然,三者研究的着重点不同。
然而跨文化比较研究和社区研究等作为一般的研究方法,对不同学派都有其实际意义。
这对中国学者也不例外,但却有不足之处。
这是由于西方传统的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的一些概念和方法,主要是从研究比较简单落后的、且自身无文字记载的—58—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20卷民族社会发展而来,因而多注重横向的比较研究而忽视历史的、纵向的探索,这和中国民族社会的实际情况具有明显的差异。
中国的民族学研究要为现代化服务,必须符合中国的国情,结合中国民族的实际情况,才能植根于中国土壤,换言之,必须中国化。
在中国化过程中,通过继承(中国固有的经验)、引进(对我们有用的经验)和创新,如能有所前进,引出新的方法论,则不仅是单向的中国化,且可对世界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研究复杂社会提供经验。
[3](P50～51)二、提出了用“纵横研究相结合” 方法研究中国民族的独到见解 在坚持民族学中国化的基础上,宋蜀华先生经过多年探索提出,应根据中国民族的实际情况建构自己的理论与方法。
他认为中国民族的实际情况有三个基本特点:(一)历史上形成了民族构成上的多元一体格局“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11亿人民。
它所包括的50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
”[4](P1)一个人口超过10亿的汉族和人数较少甚至很少的55个兄弟民族长期共同生活在一个国家里。
具有这样民族构成的国家,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中国的民族学者应当时刻考虑到这一独特的民族构成,从而有利于妥善解决在前进过程中涉及的民族关系问题。
(二)地域上多种生态环境与多元民族文化的交互作用我国地域辽阔,存在着不同的生态环境,构成各民族不同的生存空间。
历史上各民族为适应和改造他们所处的地理生态环境,创造出各具特色的传统文化。
必须指出,民族传统文化与地理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是调适还是冲突,直接影响各民族的发展和繁荣。
在今天的现代化建设中,既要发扬优良的传统文化为现代化建设服务,又要扬弃不利的文化因素,对多种生态环境和多元文化相结合的研究显然是必要的。
(三)民族社会的多结构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中国各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总的说来,具有以下几种类型:1.约有60万人口的少数民族地区,在不同程度上保存着生产资料公有、共同劳动、平均分配、社会结构具有氏族、部落或农村公社特点的原始公社制的残余。
2.约有100万人口的民族地区保留着奴隶制度,奴隶主和奴隶是两个主要阶级,但又通过森严的等级关系表现出来。
3.约有400万人口的民族地区,还保持着封建农奴制度。
农奴主的政治统治,在有些地区表现为政教合一制度,在有些地区则表现为土司、土官制度。
4.在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共约3000多万人,封建地主经济已占统治地位,有的还不同程度地发展了资本主义经济成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