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能力对边境地区缅甸底层家庭意味着希望和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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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语言规划”多人谈 杨红燕 等 专题研究
家庭语言规划应该放在言语社区中研究
王晓梅（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 中国复杂的语言状况和正在进行的语言生活的变化都为家庭语言规划研究带来了契机，基于中国的语言国情而发展出来的社会语言学理论也为家庭语言规划研究带来了不少启示。
以下主要从城市语言调查和言语社区理论两个方面谈谈家庭语言规划研究在中国的学术前景。
城市语言调查是在中国高速城市化进程中诞生的，旨在解决社会结构重组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系列语言问题。
这些进行中的变化都为社会语言学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研究资料，如果将家庭语言规划放在城市语言调查的框架下，那么中国学者将大有可为。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而家庭是嵌在言语社区中的。
没有脱离社区而存在的家庭，“没有家庭是孤岛”。
因此，家庭语言规划应该放在言语社区中研究，以考察所在言语社区对家庭语言规划的影响。
言语社区是一个层层嵌套的结构，我们不仅要研究家庭直接所在的言语社区，也要关注它的上一级言语社区以及顶级言语社区。
以马来西亚槟城浮罗山背客家人家庭语言规划为例，其家庭语言规划不仅直接受到当地客家言语社区的影响，还受到浮罗山背言语社区以及槟城言语社区的影响，甚至也受到马来西亚华人言语社区的影响。
不同层级的语码（客家话、闽南话、华语、英语、马来语等）及其使用规范都对浮罗山背客家人的家庭语言实践、语言意识形态和语言管理产生直接影响。
需要强调的是，语言认同在言语社区中的作用很大。
浮罗山背的客家话由于缺少各个层级言语社区的认同支持，因此在家庭语言规划中是缺位的；相反，华语在不同层级的言语社区都得到了充分的认同支持，因此在家庭语言规划中最受重视。
城市语言调查为家庭语言规划研究提供了一个研究视角，而言语社区理论为家庭语言规划研究提供了一个理论视角。
言语社区与城市之间有可能是交叉的，城市化进程中的言语社区相较于农村的言语社区变动性更大；城市中的言语社区也有可能是多层的。
对于城市化背景下的家庭语言规划研究来说，最重要的是找到家庭直接所在的言语社区，掌握言语社区内部的语码、互动情况、语言认同等。
例如城市中的农民工言语社区对于这些农民工子女的语言规划就产生了直接影响。
当然，这些言语社区所在的城市本身可能构成更大一级的言语社区，在区域优势语码等方面影响家庭语码的选择。
简而言之，中国的家庭语言规划研究应立足中国高速城市化的语言现实、应用言语社区等社会语言学理论，才能对国际社会语言学界有真正的贡献。
汉语能力对边境地区缅甸底层家庭意味着希望和出路
李 佳（云南大学） 云南省瑞丽市是傣族、景颇族聚集地，也是中缅边境最大的陆路贸易口岸，拥有10万左右的常住人口和近10万的缅甸流动人口。
中缅之间人员往来频繁，语言既是两国边民交流纽带又是生存发展的机会。
对许多居住在边境线上的缅甸家庭，尤其是底层家庭来说，汉语能力意味着希望和出路。
由于中缅经济发展差距大，加上缅北地区常年内战，缅甸边民向往中国的和平稳定和经济繁荣，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放弃缅甸政府学校教育，送孩子到中国接受教育，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过上好日子。
笔者曾到云南瑞丽市郊的一所国门小学做田野调查，任教班级50%的学生都是持缅甸国籍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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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战略研究2019年第2期 总第20期
的傣族。
这些缅甸学生的父母几乎都是从事农耕种植，到中国边境销售谷物。
通过和中国人打交道，学会几句汉语方言，但因汉语水平有限，无法从事其他行业。
这些缅甸家庭的父母希望孩子学好汉语，将来到瑞丽打工挣更多的钱。
在探访的家庭中有一对姐妹学生离学校很远，每天姐姐带着妹妹要骑1个小时的自行车到中国上学。
听她们母亲说，老大已在缅甸上到三年级，学习成绩优秀，虽然缅甸学校的老师多次到家里劝说，但父母还是决定让孩子来中国从一年级开始念书。
到中国上学后，缅甸学生不但能提高汉语水平，还能为父母提供语言帮助。
无论是农药、化肥的使用说明书、药品说明书，还是家长会的会议纪要等，缅甸学生都成为父母的“语言经纪人”。
因为与中国仅一条马路之隔，缅甸家庭可以接收到中国电视节目信号。
和中国同龄孩子一样，缅甸学生平日最爱看“喜羊羊与灰太狼”“熊出没”等节目。
学好汉语不但给缅甸学生带来童年欢乐，给父母提供语言帮助，还能提高家庭生活水平。
笔者班里有一位缅甸学生的父亲曾在赌场工作，经过中缅两国政府整顿和取缔赌场活动以后，这位父亲不得不改行谋生。
后来通过中国边境亲戚介绍，这位父亲来到瑞丽建筑工地打工，长期生活在工地。
他的汉语水平逐渐提高，工作从原来的拌沙灰、搬石块提升为砌砖和粉墙等技术活儿，收入也比原来高很多。
如今汉语已嵌入缅甸边境地区的家庭日常语言生活。
汉语既是缅甸底层家庭谋生、改善生活质量的手段，也是逃离贫困、实现后代社会阶层转变的途径。
对边境地区的缅甸底层家庭提供语言服务，不但能实现边民互利互惠，有效缓解边境地区快速发展和劳动力短缺的矛盾；也是巩固边境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的关键。
提高对家庭语言规划认识，处理好家庭与学前教育机构关系
许静荣（湖北中医药大学） 家庭是儿童语言实践的最初场所，随后，儿童进入学前教育机构和社区语言环境中，这时他们的语言行为除了受到父母或养育者的影响，还受到学前教育机构、社区环境中语言态度和语言意识的影响。
因此学前教育机构是反映和影响家庭语言规划的重要领域。
目前中国学前教育机构包括公立或私立的幼儿园、早教班、官方的家庭教育中心、幼小衔接班、医疗系统建立的儿童早期发展基地等，还包括一些以学龄前儿童为教学对象的外语学习机构、国学蒙学机构等。
学前教育机构涉及的语言学习种类包括口语表达、书面语、外语、古典语言等。
家庭对语言学习的多样化需求，催生了繁荣的学前教育市场，也折射出了中国当代家庭语言规划的空前活跃态势。
而父母对不同学前教育机构的选择是家庭语言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家庭的语言政策面貌。
而目前学前教育中存在的种种乱象，比如家长跟风报名、互相攀比竞争、儿童超前学习负担过重等也反映了中国家庭语言态度的集体焦虑。
家庭语言态度取决于每个家庭的语言意识形态。
我们可以借助神经语言程序学中的理解层次理论来分析家庭语言意识的5个层级，即环境、行为、能力、信念和身份对家庭语言规划的影响。
处于“环境”层级的家长没有明确稳定的家庭语言规划，语言态度是在周围环境的压力下形成的，选择学前机构与否和同事、朋友以及媒体广告关系巨大。
处于“行为”层级的家庭，语言规划行为往往与语言利益相关，语言利益又直接与优质的教育资源挂钩。
不少家长为了占有好的教育资源，采取积极的语言习得规划：参加幼小衔接班，提前认读识字，早早地去参加沉浸式英语学习；为了普通话利益，使孩子失去方言体验；等等。
这样的家长众多，导致学前教育机构几乎成了中国家庭争夺教育资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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