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2019】侦查讯问律师在场制度的路径构建-精选word范文 (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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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问中的律师在场权制度的理性思考-摘要侦查讯问中,赋予律师在场权一方面有助于遏制刑讯逼供的滋生,增强侦查讯问的透明度,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另一方面也会对侦查活动形成干扰。
是否建立律师在场制,应做客观全面地论证。
关键词讯问律师在场权犯罪嫌疑人刑讯逼供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
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
侦查阶段律师的辩护权内容主要包括:会见权、通信权、调查取证权、阅卷权以及讯问时律师在场权,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将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但律师正式行使刑事辩护权的时间仍是从案件被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通行的观点将侦查阶段律师享有的上述权利,称之为“有限的律师帮助权”。
我国律师在侦查阶段并不享有辩护权,有限的律师帮助权中也不包含讯问时的律师在场权,但鉴于国内对在立法上赋予律师讯问在场权的呼声日益高涨,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其加以理性的分析。
一、主要国家对讯问中律师在场权的法律规定侦查讯问中的律师在场权指在刑事诉讼的侦查阶段,自犯罪嫌疑人第一次接受侦查机关的讯问开始直到侦查终结,在侦查机关每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时接受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均有权在场,犯罪嫌疑人也有权要求其律师在场。
侦查程序是刑事诉讼的基石,侦查阶段也是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护最脆弱的阶段,因此各国在刑事诉讼中均不同程度地强化了犯罪嫌疑人在侦查程序中的主体地位和对他们防御性权利的保障。
从对两大法系刑事司法制度的考察来看,两大法系中的多数国家在法律上赋予了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中委托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的权利,但并不是每个国家在法律上都赋予了律师享有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在场的权利,即使赋予了此项权利,其在法律规定上也不尽相同。
2006年第5期(总第56期)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Journal of He ilongjiang Adm inistrative Cadre I nstitute of Politics And La wNo .5 2006(Sum No.56)关于侦查讯问中律师在场制度的理性分析孙 锐(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北京100088) [摘 要]律师在侦查讯问中的在场权与律师在侦查阶段所享有的其他权利有着本质的不同。
世界各国对侦查讯问中的律师在场制度大都采取了谨慎的态度,力图在刑事诉讼的双重目的与价值间寻求平衡。
该制度所固有的弊端和其在我国所面临的特殊困难,决定了我们必须对其作出细致、合理的限制性规定,才能使其适应我国的国情和保持刑事诉讼价值的平衡。
[关键词]侦查讯问中律师在场制度;审慎;平衡 [中图分类号]DF7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7966(2006)05-0095-03 [收稿日期]68 [作者简介]孙锐(),女,宁夏石嘴山人,5级诉讼法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由于我国刑事诉讼在传统上一直片面强调惩罚犯罪,而忽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保障,因此,随着人权观念的日益提升,加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保障已经成为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
凡是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为主要价值追求的制度都很容易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与推崇,侦查讯问中的律师在场制度就是其中备受推崇的制度之一。
但是,刑事诉讼制度毕竟不能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为唯一的价值追求,在刑事诉讼所涉及的各种价值要求间寻求平衡,才是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方向。
如果我们不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就很容易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保障的强调中犯下矫枉过正的错误。
那么,在我国确立侦查讯问中的律师在场制度能否实现价值平衡?如何实现价值平衡呢?这需要我们对该制度进行理性的分析。
一、侦查讯问中律师在场制度的利弊分析 侦查讯问中律师在场制度在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方面无疑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论我国律师在场权的法律制度构建在我国以前普遍存在口供中心主义的侦查模式向重实物证据的侦查模式改革过程中,法律界普遍认为尊重和保障被追诉者人权应当加强辩护方的权利,特别是在侦查阶段允许律师在场称作是看得见的正义,国际社会很多国家确立了律师在场权,实现了司法民主和司法正义。
面对我国最高人民法院近期密集平反错案,要像防范洪水猛兽一样防范冤假错案,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对策就是与国际接轨,确立律师在场权,通过侦查讯问时律师在场的实验表明:律师在场权能够实现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防止冤假错案发生,杜绝刑讯逼供。
关键词:律师在场权法律制度构建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修改通过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两个重要的刑事诉讼实体原则,体现了刑事诉讼的实体正义,然而,并没有规定保障实体正义完美实现的律师在场权和被告人沉默权等程序性内容,为此,笔者将对我国亟待立法确立的律师在场权展开浅显的论述:一、律师在场权是看得见的正义何谓律师在场权?笔者认为:指在刑事诉讼侦查阶段,即犯罪嫌疑人第一次接受讯问时起至侦查终结,凡是与犯罪嫌疑人有关的侦讯行为,辩护人均有权在场为其提供法律帮助的辩护权利。
应当包括以下内容:(1)知情权,即律师有权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查阅相关诉讼文书并在犯罪嫌疑人接受讯问时得到通知;(2)见证权,即自第一次接受讯问时起至侦查终结时止;犯罪嫌疑人每次接受讯问时律师都有权在场;(3)帮助权,即有权给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告知其权利和义务,为其解释有关法律的规定;(4)异议权,即律师有权对讯问人员的非法行为(如刑讯逼供等)提出异议,并申请对非法讯问得来的证据予以排除;(5)核查权,即律师有权审阅讯问笔录并在笔录上签字[1]。
(杨宇冠:《律师在场权研究》载樊崇义主编:《刑事审前程序改革实证研究---侦查讯问程序中律师在场(实验)》,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2页。
昆明学院学报2014,36(4):56 64CN 53-1211/G4ISSN 1674-5639Journal of Kunming University【法学】收稿日期:2014-07-11作者简介:金善达(1989—),男,浙江宁海人,法学硕士,主要从事刑事诉讼法学、刑法学和司法制度研究。
①米兰达是亚利桑那州一起刑事案件的被告人,两名警察在没有律师在场的情况下对其进行了讯问。
米兰达作了书面陈述,承认了犯罪行为,并声明对自己享有的合法权利有充分的了解,并声明他的供述是自愿作出的,没有受到威胁或者得到免罪的承诺。
不久,米兰达被控告犯有抢劫、绑架和强奸罪,两名警察在作证中承认没有在讯问前告知米兰达享有获得律师在场的合法权利,法官同意米兰达的供述可被采纳为认定犯罪的证据,陪审团认定米兰达绑架和强奸罪成立。
参见Miranda v.Arizona ,384U.S.436(1966)。
②参见Miranda v.Arizona ,384U.S.436(1966)。
侦查讯问律师在场制度的比较与借鉴金善达(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上海200025)摘要:侦查讯问中的律师在场是现代民主法治发达国家治理刑讯逼供的重要途径之一。
律师在场制度的推行有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权,维护侦查人员的合法权益,推进刑事诉讼进程,以及进一步平衡诉讼结构。
因此,我国未来立法亟须在现有立法的基础上,借鉴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先进的立法例与实务运作,采取“步步推进”的策略,有条件地确立和发展侦查讯问律师在场制度,同时辅之以相关配套机制。
关键词:侦查讯问;律师在场权;律师在场制度;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中图分类号:D92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5639(2014)04-0056-09The Comparison and Reference on the Lawyer's Presence Systemin the Criminal Investigative InterrogationJIN Shan-da(Shanghai Huangpu District People's Prosecution Service ,Shanghai 200025,China )Abstract :The lawyer's presence system in the criminal investigative interrogation has been an effective way to control the extorting confession by torture in modern democratic countries under the rule of law ,which is conductive to the protection of the human rights of the criminal suspects and investigators ,the promotion of criminal procedure ,and the further balance of the structure of litigation.Based on the study of advanced legisla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continental law and Anglo-American law ,China government should estab-lish the lawyer's presence system in the criminal investigative interrogation gradually with relevant supporting system.Key words :investigative interrogation ;lawyer's right of presence ;the lawyer's presence system ;criminal suspects ;the protection ofthe rights在当前违法讯问与暴力取证屡禁不止的现实情况之下,规范侦查程序特别是公开讯问过程乃大势所趋。
侦查阶段律师在场权问题研究【摘要】认罪认罚从宽作为一项基本原则被确立在2018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中,这意味着律师在场权在我国法律上得到了承认,但从司法实践的角度来看,其仍然存在诸多问题。
特别是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人权等正当权利的维护效能上来看不尽如人意。
因此有必要以值班律师制度为依托,通过划分案件类型、拓展律师在场方式等措施来构建和完善我国值班律师制度,以达到惩治犯罪、保障人权的目的。
【关键词】认罪认罚从宽;律师在场权;值班律师;保护人权律师在场权一直以来都是学界争论的焦点,尤其是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改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后。
特别是随着我国以审判为中心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值班律师等新制度在实践中产生的问题,加之在近些年来程序正义越来越得到关注和重视。
相比实体正义这一结果性输出,程序公正更具有可操作性和保障条件,由此,我们有必要再次审视律师在场制度在我国设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一、律师在场权概述从概念上来看,一些学者以我国刑诉法第34条为基础认为律师在场权是指在刑事诉讼的过程中,辩护律师应当事人请求,在犯罪嫌疑人面临国家公诉人员的审讯时,依法享有的在场为其提供法律咨询及帮助的权利;另外一部分学者认为应当严格限缩律师在场权的范围,具体而言,律师在场权仅限侦查阶段行使,即从犯罪嫌疑人第一次被侦查人员采取讯问措施开始,到侦查结束。
以实践来看,侦查阶段中,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更容易受到侵犯,而侦查阶段正是律师辩护权的薄弱环节,律师仅享有有限的权利。
因此对于侦查阶段适用这一制度需要进行更多的关注。
二、律师在场权实施现状随着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订,值班律师制度从立法的层面上对律师在场权问题作出了回应,并致使律师在场权制度再次引起了学界的注意。
与此同时域外众多国家均对律师在场权作出了较为成熟的规定,而我国对这一制度仍处于理论研究的初级阶段。
不仅学界对于律师在场权的概念、适用特征等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同时一线侦查人员对律师在场权的实施存在疑虑,认为没有必要建立律师在场权制度,原因在于目前已经制定了讯问的录音录像制度。
浅析侦查阶段律师讯问在场权作者:王皓来源:《职工法律天地·下半月》2018年第02期摘要:随着依法治国的全面推进,我国的法律制度也在不断完善,更好地保障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提高办案效率已经成为我国法制建设的重点。
侦查讯问阶段,犯罪嫌疑人由于处在被追诉地位,其诉讼权利容易被侵犯。
正确认识侦查阶段律师讯问在场权的概念,明确侦查阶段律师讯问在场权的意义,对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推动我国法制建设有着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侦查;讯问;律师;在场权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我国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有委托辩护人的权利,但在侦查阶段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
从立法上看,我国律师在维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督促侦查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以及保障诉讼公平上正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但是目前针对律师在讯问时在场的权力却仍然没有落实,近年来,学术界对侦查阶段律师是否有权在场一直存在争议。
笔者认为,随着我国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刑讯逼供、诱供、骗供等非法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的手段必然被法律严厉禁止,确立侦查阶段律师讯问在场权是遏制侦查机关在讯问阶段非法获取口供的有效之策,进行刑事诉讼也将得到有效保障。
一、侦查阶段律师讯问在场权的含义(1)侦查阶段律师讯问在场权既是指在刑事诉讼的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辩护律师在侦查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时有在场的权利,又是指接受侦查讯问的犯罪嫌疑人有权要求辩护律师在讯问现场的权利。
根据不同情形,律师讯问在场权的主体既可以是为更好地履行辩护职责而要求在场的律师,也可以是主张辩护律师到场的犯罪嫌疑人。
(2)侦查阶段律师讯问在场权既包括辩护律师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对侦查讯问过程讯问笔录提出意见的实质权利,也包括律师对讯问过程的见证和监督侦查人员行使职权的权利。
实质性的律师讯问在场权是刑事诉讼的主体环节。
二、律师讯问在场权的法律渊源1966年,美国的“米兰达规则”是侦查阶段律师讯问在场权的开端,确立了美国的司法体制中,侦查阶段律师讯问在场权的合法性。
竭诚为您提供优质文档/双击可除侦查讯问制度篇一:论我国的侦(侦查讯问制度)查讯问制度论我国的侦查讯问制度侦查是刑事诉讼中的重要环节,侦查讯问是侦查的一种重要方式,通过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可以还原事实真相。
但是,在侦查讯问的过程中,存在着刑讯逼供等违法侦查讯问行为的存在,这是对犯罪嫌疑人人权的侵犯,也会导致冤假错案的产生。
尽管犯罪嫌疑人处于被羁押的状态,但是其合法权益不容践踏。
侦查人员破案心切,其行为往往得不到有效地监督,也容易造成刑讯逼供行为的出现。
完善侦查讯问制度,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不仅是保障犯罪嫌疑人人权的需要,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
一、侦查讯问的概念和特征作为讯问的一种类型,侦查讯问是整个刑事诉讼程序的开端,它对于获得案件线索,证明案件事实,保证刑事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侦查讯问概念的界定,学术界存在不同的观点,有调查说、审查说和审讯说。
持调查说观点的学者认为侦查讯问指侦查人员按照法定程序以言辞方式向犯罪嫌疑人进行查问,以查明案件事实。
持审查说的学者认为侦查讯问是指侦查机关为了查明犯罪嫌疑人是否犯罪及情节轻重,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正面审查。
持审讯说的学者认为侦查讯问指侦查机关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正面讯问,以获得其供述或者辩解,从而查明案件事实。
以上三种观点,是根据侦查讯问的特点,从不同角度对其概念进行的界定。
笔者认为,可以将侦查讯问的概念作如下界定:侦查讯问指侦查机关工作人员为了查明案件事实真相,依照法定程序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以获得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的刑事侦查活动。
侦查讯问具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讯问主体和讯问对象是特定的。
讯问主体只能是国家侦查机关,包括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军队保卫部门、监狱和海关走私侦查部门。
除了这些侦查部门,其他任何机关和个人都无权进行侦查讯问。
从讯问对象上来看,是具有犯罪嫌疑的人。
第二,侦查讯问具有强制性。
侦查讯问是在国家强制力的保障下进行的,通过对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进行限制,包括传唤、拘传、逮捕等强制性手段确保侦查讯问的顺利进行。
我国侦查讯问律师在场制度的证成及构建游大宇(郑州大学法学院,河南郑州450001)收稿日期:2018-01-26基金项目: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支持计划(2015-CXTD-08)作者简介:游大宇(1993-),男,河南滑县人,郑州大学法学院2016级诉讼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诉讼法学。
摘要:律师在场制度是我国刑事诉讼侦查监督机制的一处缺失。
律师的会见与阅卷、庭审时对侦查讯问录音录像的审查等讯问监督形式表现出事后性的特点,这与以侦查为中心向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模式过渡、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强化、人权保障要求的提升是背离的。
当前我国初步建立的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对于探索侦查讯问律师在场制度、加强刑事诉讼控辩平等对抗、完善刑事诉讼配套机制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侦查讯问;律师在场制度;值班律师;非法证据排除中图分类号:D926.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3318(2018)03-0046-03 自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订以来,关于侦辩关系的讨论就不绝于耳。
正如有研究者指出,在公众面前,公安机关侦查行为所得到的结果若与社会正义相符,那么它将收获国家权力的认可与社会公众的支持,但这种认可与支持“更多地建立在结果与正义相符的基础之上”,违背正义的结果或许符合了部门利益,但有着引起公权力信任危机、社会不稳定等恶劣后果的危险。
[1]侦查讯问阶段是侦查机关“关门生产”的阶段,其对于侦查利益与时效的意义毋庸置疑,但同时也有着侵害人权的可能性存在。
律师在侦查讯问阶段的介入,无论是对于刑事诉讼个案的进展而言,还是对于刑事诉讼制度的整体发展而论,都有着分担办案机关压力、避免错案的产生与追责等价值存在。
[2] 一、构建我国侦查讯问律师在场制度的可行性分析 (一)立法基础:刑事诉讼人权保障价值的凸显刑事司法活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国家法治发展水平的打分板与测评器。
多年来,伴随着《刑事诉讼法》的修订与完善,以及司法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与发展,针对犯罪嫌疑人享有哪些律师帮助权、如何实现犯罪嫌疑人律师帮助权等问题,理论界和实务界做了大量的有益探索,推动了该权利的落实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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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查讯问律师在场制度的路径构建
侦查讯问中的律师在场权是一种应有权利,是人们面对侦查程序中对抗双方的力量悬殊的现状,为保护处于不利境地的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而从道德上主张的一种权利需要和权利要求。
[1]侦查讯问律师在场,有利于打破密室讯问的漏洞,有效防止刑讯逼供等非法取供行为的产生,保证获取嫌疑人供述的有效性。
为了防止侦查人员强迫获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保证供述的自愿性,许多国家都已确立讯问律师在场制度。
我国201X年修改的《律师法》完善了律师的会见权、调查取证权等权利,但并未涉及讯问律师在场权问题。
201X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基本沿用了上述内容,也未涉及讯问律师在场制度。
该制度的缺位,不利于改变犯罪嫌疑人在讯问中的弱势地位,难以有效地制约侦查人员运用强迫手段获取其供述,也就无法增强辩护律师对讯问的制约监督力度。
因此,我国也应建立讯问律师在场制度,并对具体事项进行细化。
一、律师在场的案件范围
从应然层面来讲,律师有权对于所有的案件在讯问时在场。
应然状态的律师在所有讯问中在场是一种理想,它能够使辩护权在讯问的场域中发挥的淋漓尽致,切实有效地将法律帮助的含义于讯问中实现,对侦查人员的讯问行为进行一种直视地监督,更加有力地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
但是,理想与现实总是存在差距。
即使我国的律师队伍每年都在快速增长,但囿于地区经济水平和人文素质的差异,庞大的律师队伍主要集中于较发达城市,在经济落后的偏远山区律师则很少,甚至没有。
在这样的差异之下,要求所有的案件律师都能在场无疑是一种妄想。
况且,律师在场对于侦查人员讯问能力、水平的发挥和讯问技巧的使用都是一种束缚,讯问效果势必会受影响,不利于侦查工作的进展,也会使打击犯罪的价值目标实现遭受阻碍。
所以,在多种因素的考量下,律师对于所有的讯问都在场不符合现实,对于律师在场的案件范围应有所限制,可以实行原则加例外的模式。
简言之,一般情况下,律师有权在讯问时到场,讯问律师在场是一种权利,但犯罪嫌疑人明确表示不允许律师在场除外。
对于以下三类案件讯问时律师必须在场:(1)犯罪嫌疑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障碍者;(2)犯罪嫌疑人是未成年人:(3)犯罪嫌疑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案件。
当然,有原则就应有例外,律师在场权也不宜绝对化。
对于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的犯罪,讯问时律师不得在场。
如恐怖犯罪、走私犯罪、危害国家安全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和重大毒品犯罪。
其实,排除律师的讯问在场权
是建立在对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权衡基础上,犯罪嫌疑人的个人利益应让位于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
另外,对于紧急情况的当场讯问,也不宜实行律师在场。
如果等待律师到场,则会贻误战机,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如抓获重大现行犯罪的嫌疑人,而在逃的同案犯很可能继续危害社会,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及时讯问已抓获犯罪嫌疑人,而不能等待律师到场。
二、律师在场的时间
讯问处于一种持续的状态,每起案件讯问的次数不同,有的少则三四次,有的多则几十次。
律师对于这些讯问是否都要在场,就涉及讯问律师在场的时间问题。
对于讯问律师在场的时间,国外的做法一般实行讯问过程全程在场,即律师对于所有的讯问都有权在场。
关于这一问题,国内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实行第一次讯问时律师在场,另一种是实行所有讯问时律师在场。
如果实行第一次讯问律师有权在场,那么侦查人员很可能为规避律师给讯问带来能够的影响,仅对程序性事项进行讯问,在以后的讯问中涉及案件实质。
这样的程序设计则使讯问律师在场落空,内含的价值和功能无法彰显,与确立该制度的初衷背道而驰。
因此,笔者认为,对于讯问律师在场的时间应当以所有讯问律师全程在场为原则,并允许有例外情形存在。
一旦律师在讯问中有违法行为或不当行为妨碍侦查讯问继续进行或危及侦查目标实现时,侦查人员有权中止律师在场。
[2]另外,侦查活动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实践中会有许多突发情形的出现,在设置该制度时必须考虑到,如当场讯问、夜间讯问等。
在这些突发的情形之下,讯问律师在场则具有可操作性。
三、律师在场的权利义务
如果说讯问律师在场的时间和范围是该制度的羽翼,那么讯问律师在场的权利义务则是核心,支撑着该制度的高度和深度。
对于讯问律师在场的权利义务,有人认为,以律师在讯问程序中享有的权利与义务区分,律师在场制度分为实质型的律师在场与形式型的律师在场。
[3]根据我国目前的情况,尚不具备实行实质律师在场权的条件,而应以建立形式在场为原则,以实质在场未例外。
原则上,律师不直接进入讯问室,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而是通过观看监控或透明玻璃观看讯问活动的进行,以实现对讯问活动的监督制约。
允许律师实质在场的情形包括: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讯问盲、聋、哑犯罪嫌疑人,讯问尚未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障碍者。
这种情形下,律师可与犯罪嫌疑人交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在犯罪嫌疑人说明案情模糊的情况下,律师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这种意见只能作为参考。
当然,律师实质在场的在场监督权、异议权、申诉权、讯问笔录签字确认权,已经将形式在场的权利涵盖。
对于侦查人员讯问的方式、手段是否合法、正当律师有权进行监督,认为违法或不得当的有权提出异议,如果建议不被接受,可以代嫌疑人申诉和控告。
[4]律师有对于侦查人员所作的讯问笔录有权阅读核实并签字确认的权利。
律师在享有在场权利的同时,必须履行相应的义务:不得干扰讯问、依法保密义务、严格遵守讯问纪律等。
四、律师在场的配套措施
讯问律师在场制度意欲得到更好的实施,必须建立或完善相关的配套保障措施。
一是建立法律援助制度。
由于律师是一个盈利性行业,如何保证谋利的律师参与到讯问中来,让更多的犯罪嫌疑人尤其是经济条件不好的嫌疑人享有到这项权利,必须完善法律援助制度。
充足的律师援助队伍,为讯问律师在场提供人员上的支持。
二是实行律师值班制度。
律师在场制度还需与值班律师制度相结合才能发挥作用,设置值班律师制度主要目的在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接受讯问时可以随时聘请律师,便于律师提供必要的法律咨询和建议。
[5]我国也应建立律师值班制度,由法律援助中心编制法律援助名单,公安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前按照名单顺序通知。
三是推进非法证据排除制度。
对于应当实行讯问律师在场,侦查人员并未通知律师在场或没有准许律师在场,在这种情况下取得的犯罪嫌疑人供述是否有效?这就牵涉非法证据排除的问题,属于程序违法性非法证据,取得的供述是瑕疵证据。
只要不违背犯罪嫌疑人自由意志,不需要排除,进行补正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