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中仁与礼关系新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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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中仁与礼的关系论语中仁与礼的关系《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录,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中,仁和礼是《论语》中经常被提及和讨论的两个概念。
仁指的是道德与人性,而礼则是社会规范和行为准则。
这两个概念在《论语》中密切相关,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孔子对于理想社会的建构。
首先,仁与礼在《论语》中被认为是互相促进的。
孔子认为,仁是在个人内心修养的基础上建立的,而礼是通过外在的行为表现来实践的。
仁的核心是关爱他人,而礼是将关爱他人的行为规范化。
只有仁心和礼仪结合起来,才能达到完美的人格修养。
在《论语》中,孔子提到了很多关于仁和礼的言论,例如他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这句话强调了仁和礼的重要性,以及二者相辅相成的关系。
其次,仁与礼在《论语》中共同构建了和谐的社会关系。
孔子一直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亲和和谐关系的重要性。
他认为,以仁心为基础,通过礼仪的规范行为,可以建立起和谐的社会秩序。
在《论语》中,孔子强调了要“以礼义之,以孝悌之”,这句话意味着通过遵循礼仪和道德规范,可以建立起亲情和友情的良好关系,从而形成和谐的社会网络。
此外,仁与礼在《论语》中也体现了孔子的思想和价值观。
孔子认为,只有具备仁心和遵循礼仪的人才能成为君子。
他强调了仁义道德的教育和培养的重要性。
在《论语》中,孔子的一句名言:“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即体现了他对于仁和礼的高度重视。
孔子通过教育和培养的方式,希望能够培养出有仁心、遵循礼仪的人,从而推动社会进步和个人成长。
综上所述,在《论语》中,仁与礼是密不可分的。
它们既互相促进,又共同构建了和谐的社会关系。
仁心是个人道德修养的基础,而礼仪则是将仁心转化为行为的规范。
只有通过仁和礼的结合,才能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和谐进步。
浅谈论语中的仁、孝、礼及其关系孔子提出克己复礼,所谓礼是指周公制定的周礼,这是西周君主等级制社会的传统秩序和体制,是君主和臣民共同遵守的原则。
孔子认为只有恢复西周礼治才是“礼崩乐坏”社会的出路。
“礼”的含义在孔子看来,礼应该是上至天子,下到庶民,人人都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
孔子所谓的“礼”,包含内在精神和外在形式两方面。
其内在精神是维护当时的宗法等级制度及相应的各种伦理关系。
在《礼记•哀公问》中,他明确指出:“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姻疏数之交也。
”所以,他认为讲礼,更重要的不在于形式,而在贯彻其内在精神。
他曾感叹地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阳货篇第1章》)当林放问礼之本时,他回答说:“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八佾篇第4章》)“礼”的外在形式,包括祭祀、军旅、冠婚丧葬、朝聘、会盟等等方面的礼节仪式。
孔子认为,注重“礼”的内在精神固然重要,而内在精神终究还要靠外在形式来体现。
所以对这些礼节仪式,孔子不但认真学习,亲履亲行,而且要求弟子们严格遵守。
他教育颜渊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篇第1章》)。
他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理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
”(《泰伯偏第2章》)对于违背礼法原则的行为,他总是给予严厉的批评和抵制。
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对礼的僭越,他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篇第1章》)“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
”他批评“管仲之器小哉”,“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八佾篇第22章》)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他讽刺地说:“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八佾篇第17章》)宰我欲去三年之丧,他斥之为“不仁”(《阳货篇第21章》)。
他教育弟子的基本原则,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颜渊篇第5章》)。
因为“礼”的内在精神是维护宗法等级制度,所以和每个人的地位名分又是相通的。
儒学的仁礼关系及其现代诠释关于孔子对仁与礼的关系的看法,学者们有如下几种代表性的观点:一、王夫之认为仁义必以礼为德之符。
先礼而后仁,“礼复而后仁可为也”,礼实际上就是仁:“礼者仁之实也。
”与此近似者为赵纪彬认为,《论语》以“复礼”为“为仁”的内容和方向,是礼为第一位,仁为第二位,不是用仁来改造礼,而是用礼来限定仁。
二、礼包仁,如北宋李觏认为礼包括仁、义、知、信。
三。
仁包礼,如朱熹认为仁包括义、礼、知、信。
三、仁礼配合说,如冯友兰、匡亚明等主张孔子以仁为内容,以礼为形式,认为仁是道德,礼是制度。
四、仁是本,是体,礼是末,是用2。
五,依仁以成礼为主,设礼以显仁为辅。
这些对仁礼关系的看法取决于学者们对仁与礼的内涵的不同角度的理解。
代表性的角度是两种:一是社会政治的角度:“礼是宗法等级社会的制度、规范,它强调的是尊卑长幼之序。
是具有不同名分的人之间的区别与对立。
仁按其本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思想,强调人们之间的仁爱、谅解、关怀、容忍,也强调广大人民物质生活的安定和提高(安、信、怀和庶、富、教)等等。
从社会政治的角度看,如果只有礼而没有仁,那就会加深对立,导致矛盾激化,造成社会危机。
如果只有仁而没有礼,就会产生没有差等的仁爱,以致模糊上下尊卑的界限。
这两极都是孔子所不希望出现的,于是他用中庸的方法……达到……等级与仁爱对立与和谐的统一,和大家生活安定富裕的理想状态。
这便是理想的小康社会。
”二是伦理学的角度:“仁是源于人情而又经过后天修养体悟的道德自觉,并且是主导建立人伦秩序——礼义的内在根据,礼是成全内在道德修养的外在性的伦理规范和制度。
”这两个角度应该说都有其合理性,但仅单独使用就会出现偏颇。
例如,仅仅从道德伦理的角度来看仁是不对的,失之于偏颇。
礼同样也不仅仅是道德伦理方面的内容,在古代还包括法的部分内容在内,所以礼的实质是礼法。
我们认为,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基于人的完整生存状态来考察,可以对仁与礼的关系有新的理解。
论语中的仁礼义之道剖析近年来,《论语》在教育领域中再次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作为儒家经典之一,《论语》以其精深的思想和思想激发了人们对仁礼义之道的思考。
本文将从多个角度对《论语》中的仁礼义之道进行剖析,探讨其在现代社会的意义和应用。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仁、礼、义的含义。
在《论语》中,仁被描述为关心他人、善良和慈爱的品质。
它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和友善关系的建立。
礼则强调了人际关系中的礼貌和规范。
它规定了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的行为方式和规则。
而义则涉及到道德和正义的概念,强调了个体应该表现出对社会和他人的责任和义务。
在《论语》中,孔子一直强调仁礼义的重要性,并试图将其应用到现实生活中。
他提出了一系列关于行为准则和人际关系的原则,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这些格言和箴言成为了后世儒家思想的基石,也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次,仁礼义之道在现代社会中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应用价值。
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仁礼义的理念有助于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稳定。
人们对于他人的关心和善意可以缓解矛盾和冲突,增进社会的凝聚力和认同感。
此外,仁礼义的理念也可以指导个体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抉择和诱惑,而仁礼义的原则可以帮助人们进行道德判断和行为选择。
比如,在商业伦理中,遵循诚信和公平的原则可以建立起长期可持续的商业关系,而不仅仅追求一时的利益。
最后,仁礼义之道在教育领域中也具有重要的作用。
教育应该是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的过程,而不仅仅是知识的灌输。
通过教授仁礼义的概念,学生可以培养出善良、友善和负责任的品质,从而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公民。
综上所述,《论语》中的仁礼义之道不仅是古代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现代社会中仍然具有广泛的意义和应用价值。
通过研究和理解这些思想,我们可以更好地应对现实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和困惑。
同时,教育系统也应该将仁礼义的教育融入到教学中,培养学生具备仁爱和谦逊的品质,为社会的和谐发展做出贡献。
论语之中仁与礼的关系
古代诸子百家所研究的道德和礼节,其中最受大家尊崇的当属
《论语》,《论语》把“仁”放在行为规范的最高境界,内容包括十
四章九训,乃至子路“礼之用:和为贵”那么,仁与礼具体有哪些关
系呢?
仁者不应仅仅守礼,而是要礼有所不礼,待人诚恳,言谈友善,
以如何和谐相处来判断一个人的仁慈程度,仁的内涵更多的是把礼仪
当作精神上的条件,而不是遵循礼仪敷衍。
从这个角度上说,“仁”
和“礼”存在着很大的相互补充的关系。
《论语》中的一句话:“仁者,正以自己的仁,来容人”,其中的“仁”实体为和谐、容忍,更
是指礼义、修辞、仁慈之类,这也证实了仁与礼之间的密切紧密关系。
综上所述,仁与礼在《论语》中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把仁当
作最高的道德范式,仁和礼是两个要求十分有机的综合,以“仁”为
最高境界,把它融入人们的行为准则当中,即是以礼致仁,使仁与耕稼、学习、礼仪等渊源不绝。
简述论语中仁与礼的关系
在《论语》中,仁与礼是两个重要的概念,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首先,仁是一种道德品质,是指对他人的关爱和尊重。
孔子认为,仁是人们应该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关心和帮助的道德准则。
在《论语》中,孔子多次强调仁的重要性,并将其视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核心。
只有具备了仁的品质,人才能体现出高尚的道德品质,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君子。
而礼是一种行为规范,是指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应该遵循的一套规则和礼仪。
孔子认为,通过遵循礼的规范,人们能够建立起和谐的社会秩序,保持社会稳定。
在《论语》中,孔子强调了礼的重要性,认为礼仪是社会道德的基础,是维护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的重要手段。
在《论语》中,孔子将仁与礼联系在一起,认为仁者必然遵循礼仪。
他强调,仁者应该以礼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以礼仪来保持社会秩序。
仁与礼的结合体现了孔子对于个人道德修养和社会秩序的综合考虑。
只有通过遵循礼仪,人们才能表现出仁的品质,并使社会得以和谐发展。
总而言之,仁与礼在《论语》中是密不可分的。
仁是个人道德追求的目标,而礼是实现仁的具体方式和规范。
通过遵循礼仪,人们能够体现出仁的品质,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
论语十二章中仁和礼的关系我和几个国学爱好者朋友常常聚在一起讨论国学经典。
有一次,我们就聊到了《论语十二章》里“仁” 和“礼” 的关系,那可真是一场激烈又有趣的讨论。
我先抛出了个问题:“你们说,这‘仁’和‘礼’到底是咋个相互关联的呢?我感觉有点迷糊。
” 朋友阿明推了推眼镜说:“我觉得吧,‘礼’就像是个框架,而‘仁’呢,就是框架里的填充物。
就好比盖房子,‘礼’是房子的墙壁、屋顶这些结构,把空间给划分出来,而‘仁’就是住在房子里的温馨元素。
我记得有一次参加一个传统的中式婚礼,那婚礼的仪式可多了,什么三拜九叩,各种礼仪流程,这就是‘礼’。
但在这些礼仪背后,是新人之间的深情厚谊,是对家族长辈的敬重,是对亲朋好友的感恩,这就是‘仁’。
我看到新郎新娘在行礼的时候,眼神里满是爱意和对未来的憧憬,他们遵循着古老的婚礼‘礼’节,同时又在心里怀着对彼此和众人的‘仁’爱。
”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朋友阿花接着说:“我觉得‘礼’是‘仁’的外在表现形式。
你看在学校里,见到老师要问好,这是一种‘礼’。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其实就是体现对老师的尊重,这尊重就是‘仁’的一部分。
我有次在校园里,看到一个低年级的小同学,他特别有礼貌,见到每个老师都大声问好,还鞠躬。
我就问他:‘小朋友,你为什么这么有礼貌呀?’他说:‘老师教我们要尊敬师长,这样大家都会很开心。
’你看,他通过遵循‘礼’,把内心的‘仁’展现了出来。
”这时候,阿强也加入进来了:“我觉得还可以从社区的活动来看。
我们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公益活动,像关爱孤寡老人。
大家去老人家里帮忙打扫卫生、陪他们聊天,这是‘仁’的行动。
但在这个过程中,也有一些不成文的‘礼’,比如进门要先敲门,说话要轻声细语,这些‘礼’让我们的‘仁’行更加规范和得体。
我和邻居大叔一起去看望一位老奶奶的时候,大叔一进门就先礼貌地问候,然后才开始帮忙做事。
我在旁边跟着学,老奶奶笑得合不拢嘴,说我们都是好孩子。
这就是‘仁’和‘礼’相辅相成的作用,‘仁’让我们有了行动的动力,‘礼’让我们的行动更有秩序和美感。
《國立政治大學哲學學報》第二十一期 (2009年1月) 頁129-158©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論語中仁與禮關係新詮馮耀明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摘要孔子「仁」一概念的心性論化乃是思孟一系的一大發展,至於宋明道學、理學及心學之出現,則可說是儒學的劇變。
雖然宋明儒及當代儒者聲稱可「調適而上遂」、可得「先秦之真緒」,然而先秦的血脈傳至宋明,已發生了典範的變革,此中原因,實在於孔子的道德思考不必有後儒所理解的思孟之形上心性論的預設,而形上心性論亦不必納入宋明儒及當代儒者所主張的本體宇宙論之故。
七十年代西方分析哲學家 Herbert Fingarette 認為不可以孟子的心性之說來理解孔子在《論語》中的思想。
他利用 John Austin 的語文行為理論 (speech act theory) 和 Gilbert Ryle 的邏輯行為主義(logical behaviorism) 觀點,對孔學提出了一個嶄新的解釋。
他認為西方哲學與佛教傳統所強調的心身之分與內外之別的觀點,並不適合用來分析孔子在《論語》中的道德思想。
並以一般中外學者的主觀心理主義的解讀為錯誤,不能真實掌握孔學的要旨。
本文的目的,主要是針對新儒家形上的心性天道論的解釋與Fingarette 的邏輯行為主義的解釋,剖析這兩種觀點與文本不相應之處,從而將《論語》中的仁與禮的關係納入意向性 (intentionality)130 國立政治大學哲學學報第二十一期及意向行動 (intentional action) 的框架中來理解,並嘗試提出一種異於上述二說的新解釋。
關鍵詞:仁、禮、論語、邏輯行為主義、意向性、意向行動論語中仁與禮關係新詮 131 論語中仁與禮關係新詮壹、前言孔子「仁」一概念的心性論化乃是思孟一系的一大發展,至於宋明道學、理學及心學之出現,則可說是儒學的劇變。
雖然宋明儒及當代儒者聲稱可「調適而上遂」、可得「先秦之真緒」,然而先秦的血脈傳至宋明,已發生了典範的變革,此中原因,實在於孔子的道德思考不必有後儒所理解的思孟之形上心性論的預設,而形上心性論亦不必納入宋明儒及當代儒者所主張的本體宇宙論之故。
1如果說孟學是孔學的一大傳承或發展,則宋明儒學可說是先秦(孔孟)儒學的一大變革。
除了少數異議者之外,大部份人都會認為孔子的真正繼承者是孟子,而荀學乃歧出者,此乃正統的說法。
然而,七十年代西方分析哲學家 Herbert Fingarette 卻力排眾議,認為不可以孟子的心性之說來理解孔子在《論語》中的思想。
他利用 John Austin 的語文行為理論 (speech act theory) 和 Gilbert Ryle 的邏輯行為主義(logical behaviorism) 觀點,對孔學提出了一個嶄新的解釋。
他認為西方哲學與佛教傳統所強調的心身之分與內外之別的觀點,並不適1孔孟不必有後儒的本體宇宙論的主張或預設,乃是至為明顯的。
例如宋明儒的「即心即性即天」的普遍心靈或精神(universal mind or spirit) 不可能同時是具有自由意志 (freedom of will) 和責任 (responsibility) 的個別心靈 (individual mind),以之為相同乃是邏輯上自相矛盾的說法。
132 國立政治大學哲學學報第二十一期合用來分析孔子在《論語》中的道德思想。
並以一般中外學者的主觀心理主義的解讀為錯誤,不能真實掌握孔學的要旨。
就以「仁」一概念來說,他認為孟子等人的主觀、心理用法只是後來的發展,在《論語》文本中實無此種使用。
本文的目的,主要是針對新儒家形上的心性天道論的解釋與Fingarette 的邏輯行為主義的解釋,剖析這兩種觀點與文本不相應之處,從而將《論語》中的仁與禮的關係納入意向性 (intentionality) 及意向行動 (intentional action) 的框架中來理解,並嘗試提出一種異於上述二說的新解釋。
貳、形上的心性天道論的解釋及其困難宋明新儒學的一大發展乃是以孟子的心性論去詮釋孔學,再以《易傳》、《中庸》(及《大學》)的本體宇宙論加上佛老的形上概念思考去解釋孔孟的道德哲學。
2當代新儒學的一大發展乃是跟從宋明道學、理學及心學的詮釋,加上借用德國觀念論 (German idealism) 的思辯方式來闡示傳統儒學,從而將自孔子以來各階段發展出來的儒學建成一系譜,並以「天道性命相貫通」的道德形上學命題來界定儒學的本質。
由這種形上的心性天道論來理解孔學,似2此處所謂佛老的形上概念思考,不是指彼此的理概念之異同,而主要是指來自印度教而轉手至佛教的泛神論或泛靈論思考模式,即所謂「既超越又內在」的形上思辯(道家亦有類似的「既超越又內在」的形上思辯)。
熊唐牟皆以此「月印萬川」、「海水與波」為「不一不二」之喻說三教之共法。
拙書《超越內在的迷思:從分析哲學觀點看當代新儒學》(2003)已有詳論,故此文未有涉及。
論語中仁與禮關係新詮 133 已成為一種主流的說法,在華人哲學界有極大的影響力。
當代新儒家牟宗三先生乃是此一主流的創造者之一,他的說法最為清晰明確。
他說:孔子的重點是講仁,重視講仁就是開主體,道德意識強就要重視主體。
仁是我自己的事情呀,「我欲仁,斯仁至矣。
」(述而篇),「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顏淵篇)。
孔子從那個地方指點仁呢?就從你的心安不安這個地方來指點仁。
孔子的學生宰予說三年喪太久了,改為一年行不行呢?孔子就問他:「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陽貨篇)。
宰予說:「安。
」孔子就說他是不仁。
你說「安」就是不仁,那麼如果是「不安」這仁不就顯出來了嗎?這就是自覺。
用現在的話說就是道德的自覺。
道德的自覺心當然是主體,你講道德意識怎麼可以不講主體呢?就是因為道德意識強,所以主體才會首先透露出來。
(牟宗三,1983:77-8)又說:在理學家中,朱子就把仁看成只是理、道,他不喜歡拿心來說仁。
但是孔子明明是從心來說仁,講仁而不牽涉到心是不可能的。
仁是理、是道、也是心。
孔子從心之安不安來指點仁就是要人從心這個地方要有「覺」,安不安是心覺。
仁心沒有了,理、道也就沒有了。
因此仁就不只是理、道,仁也是心。
(牟宗三,1983:79-80)除了將孔子的仁實化為內在的主體之外,牟先生也順宋明儒的思路將之形上化為與超越的天道相即或貫通而為一。
雖然他承認「孔子所說的『天』、『天命』或『天道』當然是承詩書中的帝、天、天命而來」,但他認為這「並不向『人格神』的方向走。
孔子134 國立政治大學哲學學報第二十一期雖未說天即是一『形而上的實體』 (metaphysical reality),然『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天何言哉』!實亦未嘗不函蘊此意味。
」(牟宗三,1968:21-2)然而嚴格言之,這「實亦未嘗不函蘊」比「函蘊」弱,而「意味」比「事實」更弱。
孔子事實上有沒有「形上的實體」之觀念,恐怕不能單由此「弱函蘊之意味」來證成。
又如牟先生雖然承認「孔子亦未說仁與天合一或為一」,但基於仁心之感通無外,及仁與天的「內容的意義」有相同處,所以他認為「合一或為一」之說「亦未始非孔子意之所函或所許。
如果天向形上的實體走,不向人格神走,此種合一乃是必然者。
此亦是孔門師弟相承,其生命智慧之相呼應,故如此自然說出也。
」(牟宗三,1968:22-3)然而,即使我們暫時不去質疑「內容的意義」與「外延的意義」之區分是否清晰合理(按:牟先生此一區分非指「內涵」(intension) 與「外延」(extension)),也暫時接受「所函與所許」這些判準未定而意義不明的籠統說法,孔子的「仁」之「感通無外」是否有本體宇宙論的涵義,我們在《論語》中實在找不到任何正面而充份的證據;相反的,他的「天」或「天命」卻明顯是承《詩》、《書》的用法而有人格神的意義。
至於認為「仁」與「天」的「內容的意義」有相同處,明顯地不能從《論語》中找到證據,而只能依《易傳》、《中庸》以後的詮釋來解讀。
「如果天向形上的實體走」這「如果」並不是孔子思想上的事實,而是某些後繼者單方面強調的「生命智慧之相呼應」而已,故「合一」之說固非「必然」,而亦不太容易「自然說出」。
此外,牟先生又承認「孔子未說『心』字,亦未說『仁』即吾人之道德本心,然孔子同樣亦未說仁是理,是道。
心、理、道都是後人講說時隨語意帶上去的。
」但他認為「實則落實了,仁不能不是心。
仁是理,是道,亦是心。
孔子由『不安』指點仁,不安自是心之不安。
」「這些字都是自然帶上去的,難說非孔子意之所函,亦難說孔子必不許也。
」(牟宗三,1968:23-4)我們認為:從「不安」指點「仁」,足以顯示孔子注重道德的內省。
論語中仁與禮關係新詮 135然而,道德的內省是否一定需要預設有一個與「超越」的天道「為一」或「合一」而又「內在」於人之中的自由而自主的主體心靈,則是不難判定的問題。
古今中外人類的道德或宗教的思想與生活中,都有這一類「不安」的感覺,但卻不必有這一類「超越的預設」。
雖然這種「超越的預設」並非孔子所「必不許」的,但「不難說」這「非孔子意之所函」,而且不是「隨語意」所能「自然帶上去的」。
與孔子思想不生衝突的學說太多太多了,但「融貫」(coherence) 是不足以保證「涵蘊」(implication) 的,更何況這些後加的強解極可能會因為背上本體宇宙論的包袱而使孔學喪失其本義。
3我們知道:當西方人在遇到道德抉擇時,也常有安不安或憂不憂的內在感覺。
有這種感覺卻不必假定這是由實體性的心靈或主體發出來。
對西方人來說,這可以被想像為上帝的照臨或神的召喚,不必設定為主體的呈現。
從人有內感經驗不可能推出有形上的、超經驗的主體,這是明顯不過的事實。
不只因為從經驗依理性思考的方式過渡不到超驗或超越的領域,而且由於古往今來各種宗教、生命的學問都號稱自己獨有私有的內感經驗可以上通於或指點出各自宗奉的形上本體或超越主體,我們實難以作出判教式的論斷,以斷定誰的上通之說才是正說。
牟先生說:「孔子由『不安』指點仁,不安自是心之不安。
」(牟宗三,1968:23)一般而言,我們固也可以說「不安自是心之不安」,但此用語卻不必有形上的指涉。
一若當一個三歲小孩的媽媽不買玩具給他時,他會大喊「心裡不舒服」、「心裡不高興」。
我們也可說「不快自是心之不快」,然而,小孩說到其內心感受時卻不必有實體性的指涉,更不必有形上的指涉。
由孔子的仁愛或仁德以引伸至形上的主體,明顯是缺乏文本上3其中一項困難是引出氣質命定論,參閱馮耀明,2003。
136 國立政治大學哲學學報第二十一期的根據。
即使文本上的根據不足,但能否說這樣的引伸是一個自然而合理的發展呢?由孔子的著重道德實踐和道德反省的理性思考過渡到孟子、易庸及宋明理學家的著重形上思辯的理論建構,這自然不是自然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