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教育与民族国家之间是一种不易分割、相互影响的存在关系。
目前，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已经成为我国深化改革的实际举动，这是国家和政府在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层面探索现代化的重要突破。
作为与国家彼此牵连、相望互动的学校道德教育，需要认真省思其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系，并基于自身实质作出应有的关照和应对。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登场治理一词英文为“governance”，词源为“船舵”，后引申出“选择航向以及根据不断变化的自然环境持续调整修正”。
20世纪90年代，治理一词被西方政治学家赋予现代性的进步意义，形成了国家治理的新型范式。
治理理论的覆盖范围和基本内涵也与传统相差甚远甚至背道而驰，形成了诸多默认与想象的含义。
当前，“国家治理”的概念意味着一种新的统治方式、控制活动和管理过程或结果，是在承认政治权威和国家权力的前提下，遵循平等、协商、合作和共治等调和性理念，于多主体与多中心之间的相互合作与交流中构建一种平等的、持续的权利共享体系和政治管理过程。
事实上，西方发达国家是在从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孵化出了国家治理理论，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处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路途中。
所以，发展中国家的治理首要在于现代性漏洞的修补，并且涉及与后现代性的紧张关系，意味着对国家进行治理和由国家进行治理两个方面。
然而，“当代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所面临的困境，证明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化还没有结束”。
[1]其主要表现为：治理的去国家化和去中心化倾向悄然瓦解着以国家为中心的政府模式；社会治理的标准化原则削弱了特定经济条件下的发展活力，拉开了机构改造之道长且阻的征程；文化治理的步伐跟不上公共文化和公共生活的快速变化，公民的价值诉求和道德文化取向出现混乱等。
因此，国家治理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必须极力克服治理理论潜在的异化因子，而走向现代化则是接近理想治理模式的基本路径。
这是因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克服治理危机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走出治理困境的过程”。
[2]国家治理是有高低优闫闯（华南师范大学，广东广州510631）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学校道德教育的回应摘要：当前，国家治理现代化在中国已经登场，学校道德教育可以通过传递社会核心价值、促进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使人“成人”和养成人的德性、引领公共生活和导向公共价值等方式，间接地为加快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人力支持和实践基础。
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圈层结构，学校道德教育可在价值取向、运行机制和实施效果上作出应有的回应。
关键词：治理体系；国家治理现代化；道德教育中图分类号：G64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038（2015）05－0059－05收稿日期：2015-03－16作者简介：闫闯，男，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道德与公民教育、教育基本理论研究。
专题研究劣之分的，与一般性的国家治理相比，现代化的国家治理是一种促进性规则的活动，是具有高水平、高质量和高效率的。
国家治理现代化也可被视为“从不发达的国家治理体系向发达的国家治理体系的转型与变革，从较为低效的国家治理体系向较为高效的国家治理体系的转型与变革”。
[3]综合以往研究，我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从逻辑结构上可以划分为：治理理念的现代化、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治理理念是最核心的、最基础的中心层；治理制度体系是中间层，它对治理能力起支撑作用；治理能力提升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最直接的追求”。
[4]而从内容结构上可以这样理解国家治理现代化：理顺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和政治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是其重要任务；具有公共理性、优良品质的现代公民是其核心；公私合作、平等协商的经济体系是其条件；廉洁高效、依法治国的现代政府是其保障；权力分享、合作共治的现代社会是其基石；民主和谐、繁荣昌盛的现代国家是其目标。
二、学校道德教育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角色第一，学校道德教育传递社会核心价值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是某种意义上的国家道德教育，进而为加快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
道德是一种社会存在，社会是所有道德权威的典型与根源。
现代社会中的道德是超越个人存在的精神力量，道德规范必然受制于国家与社会的基本制度、核心价值和传统文化。
道德在每一个国家与社会都是不尽相同的，它是国家与社会所许可的、认同的和遵从的适宜观念和行为。
在此意义上，学校道德教育是国家意义上的道德规范和道德制度的“布道者”，恪守国家基本制度、崇尚社会核心价值及颂扬优秀传统文化，使个人的思想言论、举止仪表和立身行事等合乎社会规范和国家制度，同时促进国家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因此，学校道德教育是某种程度上的国家道德教育。
国家治理现代化既是一种政治愿景和行政目标，也是一种行为理念和道德方式。
这不仅需要具有应对政府、社会、市场和公民等主体之间互动关系变化的价值源泉和思想装备，而且必须采取合乎道德理念的方式进行参与、协商、合作及认同等一系列治理行为。
对此，学校道德教育可以为加快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
学校是拥有权力、结构、逻辑和价值的一个地方，道德教育可以为人们提供如何看待、解释和应对国家与社会的变革和转型，“社会性是学校道德教育的使命”。
[5]学校道德教育通过传授与治理理论相关的道德规范和道德制度，教导公民养成带有治理特征的道德品质，宣扬治理现代化境遇下经济关系所需的道德信仰，提倡支撑政府治理模式的道德理念，传承现代化治理社会代表的道德文化和价值观念，以此为建设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更为重要的是，学校道德教育不仅表现出一种命令式的规范感和制度感，还暗藏着一种抗拒情境影响力的精神力量。
这是一种自制精神和知性精神，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会使公民自觉抵挡外部不良刺激，自由地运用理性去维护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
第二，学校道德教育是“成人”的教育，是人的德性养成的教育，进而为加快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孕育现代公民。
人是天生的政治性动物，是亚里士多德关于人之本质的论断；人是目的而非手段，是康德哲学三大批判的最终归宿。
显然，人是政治领域与非政治领域中独特的存在，是连接物质世界和非物质世界的关键节点。
现代化离不开人的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也是如此。
作为现代人的主体之公民，是治理理论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公民参与对于善治具有重要价值。
诚然，公民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享有者，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体性力量。
人（公民）这一要素，将学校道德教育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天然般地连接在了一起。
学校道德教育的知识形态，在具体的生活中是以活生生的道德主体为承担者展开教育实践的。
道德主体的存在是道德行为所以可能的前提，换言之，道德教育的基础是“人”的教育。
“纪律、自然发展、文化修养、社会效率，专题研究这些都是道德的特性———都是教育工作者所要促进的一个社会优秀成员的标志。
”[6]学校道德教育还在于使人成为社会意义上的人，生活得像一个社会成员，在公共生活中体现自身的价值。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元素之一就是具有公共理性、优良品质的现代公民，所以，道德教育通过培育国家治理现代化所需要的现代公民，间接地发生反作用，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漫长进程中，学校道德教育通过孕育治理理论背景下的现代公民德性，包括统一的意识结构、向善的定势、知善的能力、国家与社会的情感认同、公共理性等，以及实践过程中的道德权衡、道德选择、道德评价等，将现代化的国家治理关联的认知理性和实践理性根植于公民，进而为加快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储备人才。
也即是说，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不可能离开现代公民的参与而独自上场，道德教育正好是形塑现代公民德性的最佳方式。
第三，学校道德教育是引领公共生活的教育，具有公共认同和对话协商的价值导向，进而为加快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奠定实践基础。
治理是国家、政府、社会和市场等多元主体的共治，强调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以伙伴式、对话型和合作性的方式管理公共事务。
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作为高水平、高质量及高效率的管理活动，权力分享、合作共治、平等协商是其实践过程的基本特征。
这也正是学校道德教育价值导向的题中之义。
学校道德教育不但诉求于道德主体的德性改造，而且还致力于化德性为德行，将成就德性和成其德行彼此相统一。
德行意味着道德实践的发生，个体道德行为在公共生活中的展开。
实质上，道德从来都不是为某个人而设立，而是公共交往和社会生活的产物。
当今学校道德教育旨在构建有秩序、讲文明、合情意的现代社会生活，这种生活需要树立沟通、理解、合作和协商的原则和精神。
道德教育就是引领公共生活和培养公共理性的教育，这和国家治理理论的精神实质不谋而合。
“成功的政治参与的确要求有联合他人的能力，这种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发展正义和公共合理性的品德。
如果人们不努力倾听他人的观点或包容他人的需要，就不可能在政治生活中取得成功。
”[7]这本真地反映了道德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微妙关系。
学校道德教育作为引领公共生活和培养公共理性的重要载体，含藏治理理念的实践导向。
道德教育可以引导个体秉承公平、正义和友爱的规则和精神，超越个人独断的情感性道德，在公共行动和交往行动中采取合宜正当的形式，与他人共同创造美善生活，并关怀共享的公共福祉。
其实，这不仅是由于彼此利益的存在而相互关照，更是一种个体对他人和公众的道德负责，进而形成一种社会契约和价值认同，最终转化为道德行为和道德信仰。
这也就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实践土壤。
具体而言，学校道德教育为加快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奠定的实践基础主要表现有：提升个体运用公共理性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培养个体对话协商的能力和价值认同的能力，着力塑造其公共生活的理性和精神；通过包容、平等、温和、合作和开放的道德教育方式，使个体在讨论、练习、实践中培育其公共责任感和公共生活能力等。
三、国家治理话语下学校道德教育的应对首先，治理理念的现代化促使学校从“秩序化”的德育价值取向步入“促进性”的德育价值取向。
纵观历史变迁中学校道德教育的价值取向，“政治人”、“道德人”和“理性人”的塑造都是隐喻着一种“秩序化”的倾向。
“各种体制和标准把生活规划为盲目的机械行为，人们在利益的昏迷中失去了幸福，在社会规范中遗忘了生活，就好像行为仅仅是为实现体制的规范的目的的行为，而不是为了达到某种生活意义。
”[8]不可否认，学校道德教育的价值取向必须符合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在此基础上，道德教育还应在其他重要领域占领新的地盘———应当始终坚守提升个体生命质量和满足个性自由发展。
这意味着学校德育价值取向需要关切道德主体的某种生活诉求，而伴同治理理念的现代化应运而生的理性精神，正好专题研究如齿轮般地契合在了一起。
现代化的国家治理理念意味着自主、正义、平等、参与和协作等精神内核，是一种权力配置和行为方式的深刻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