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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华北农民生活的贫困及其相关因素——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中心农民收支平衡与否以及农民衣食住行的生活水准，是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最终体现，是近代社会经济史学者必须探讨的重要课题。
长期以来，农民生活贫困化已成定论，但缺乏实证分析。
近年来，有的学者对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得出了一些新看法，如慈鸿飞以20世纪前半期华北农村为例，认为30年代农民的收入接近1994年农民的收入，农产品出现了大量剩余，中国“糊口”农业说“既不符合历史实际，也无法对历史的发展作出解释。
”① 笔者认为，必须全面考察农民的实际收支状况和具体生活程度，才能得出农民生活是否属于贫困和糊口水平的结论。
本文拟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调查资料为中心，对近代华北农民的生活状况做一细致的实证研究，主要内容有：一、家庭收支水平与生活费用分配结构；二、农民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具体生活状况；三、从土地关系、农业生产力、家庭手工业、商品交换、金融调节、租税程度、天灾人祸等方面，探讨影响农民生活水平的相关因素。
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慈鸿飞：《二十世纪前期华北地区的农村商品市场与资本市场》，《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
一先从家庭收支是否平衡和生活费用的分配结构来考察农民的生活程度。
家庭收支平衡与否，是衡量农民生活水平的晴雨表。
据1934年初全国土地委员会对华北四省55县60万户的调查，收支有余者占28％，相抵者占34％，不敷者占38％，“农家经济困难，收不敷支，或虽平时收支勉可相抵，设遇以外势必出于借贷。
”①二三十年代各地的具体调查也表明，入不敷出者的比例是很高的。
如河北遵化、唐县、祁州(今安国)、高阳、邯郸5个县，1922年人均收入50元以下者占62％以上，按每人年收入50元为贫困线，“其入息离开‘应有之供给’的地方太远了”。
②清苑县500农家，入不敷出者占62％，总计平均每家亏损20余元。
③山西中部一个村庄，“各种农作每亩的平均收入为1元6角5分6厘，每亩平均支出为3元零9分4厘，收支相抵每亩实赔大洋1元4角3分8厘；如果除去已工不计，每亩仅可实赚大洋1分2厘。
近代华北农村人口消长及其流动" 【内容提要】清代咸丰朝以后，华北四省的人口数量一直呈增长趋势，这一地区出现了人满为患的局面。
严重的人口压力和由此产生的谋求基本生存条件的迫切需要，造成了华北地区人口成百万地向东北和内蒙古地区迁移。
在人口压力的驱动下，近代华北农村技术经济作物的扩大，亦农亦商的普遍趋向，以副补农的普遍存在等，都可以视为农业经济发展的表征。
判断明清以来中国农业有无发展，并不能仅仅局限于单位工作日劳动生产率的狭窄范畴。
衡量农业发展的标准，应当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
【关键词】人口/华北农村【正文】人口压力与小农经济的关系，作为一个理解明清以来资本主义化的问题，已引起国内外学界的广泛讨论，对美籍学者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版）、《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3年版）及《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规范认识的危机》（《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期）等论著中提出的理论模式，国内学界评价不一。
本文拟在考察近代华北农村人口消长及其鞫 幕 ∩希 突谱谥窍壬 睦砺厶岢鲎炯 煌字 Γ 衅碇刚 ?BR从区域地理的角度而言，本文所指的华北地区指通常所说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大体以长城为北界，秦岭-淮河为南界，包括今山西、河北、河南、山东及周边地区，虽较黄氏所指范围更为广泛，但对问题的讨论当不会有太大影响。
一光绪元年（1875年），华北各省出现旱象，至1877-1878年（阴历干支丁丑、戊寅年）达到巅峰期，并波及陕西、陇东、川北及苏、皖北部，史称"丁戊奇荒"。
整个华北呈现出残破不堪的局面：山西"平、蒲、解、绛、霍、隰赤地千里，太、汾、泽、潞、沁、辽次之，盂、寿以雹，省北以霜，其薄有收者大同、宁武、平定、忻、代、保德数处而已。
"（注：王锡纶：《怡青堂文集》卷6。
）河南全省有87个州县报灾，饥民五六百万，"被灾之广，受灾之重，为二百数十年来所未有"。
建国初期农村土地买卖问题初探作者：刘恩云来源：《时代金融》2016年第08期【摘要】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迅速在广大农村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
土改后，出现了土地买卖现象，总体来看，当时土地买卖的规模不大，土地买卖的原因主要是生产调剂及农户生活困难等原因。
【关键词】建国初期农村土地买卖一、引言新中国成立之前的解放战争中，东北、华北等老解放区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
新中国成立初期，按照1950年6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在新解放区迅速实行了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小农家庭土地所有制。
但土改后不久，在全国很多地方出现了土地买卖现象。
土地是农户家庭的生存之本，一般情形下，农户是轻不卖产的。
那么当时农户出卖土地的原因是什么？土地买卖规模多大？土地买卖产生了什么结果？等等问题需要我们厘清。
据此，本文利用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拟对当时土地买卖问题进行初步的探究。
二、建国初期农村土地买卖情况据对辽西省黑山县二区崔家屯村调查，1949年卖出土地者有15户（雇农1户、贫农12户、中农2户），卖出53.2亩；1950年20户（雇农2户、贫农12户、中农4户、富农2户），卖出88.5亩；1951年14户（贫农9户、中农4户、原地主1户），卖出51.8亩。
1949—1951年合计出卖土地者49户，卖出土地193.5亩，出卖土地户数占全村总户数的18.9%，出卖土地亩数占全村总亩数的5.03%。
出卖土地的原因：（1）因天灾、害病的11户；（2）娶媳妇、死人的2户；（3）还旧债的12户；（4）无劳力或缺劳力的4户；（5）做买卖亏本的3户；（6）买口粮者1户；（7）因串换土地发生买卖者6户；（8）好吃懒做的9户。
又如黑龙江省海伦县第十六区永安村、西安村经济调查，1951年永安村14户买入土地19.47垧，其中13户是中农，另有1户贫农买入8.7亩地。
卖地者6户，卖出8.7垧，其中5户是贫农，另有1户中农卖出2亩。
西安村6户买入7.79垧，其中5户中农，另有1户贫农买入1.16垧；卖地者6户，卖出7.79垧，5户是贫农，另有1户中农卖出8.2亩。
土地，历来是人们生存的根本。
两千多年来，中国历史上无数的重大事件，都跟土地有关。
从农民起义，到各种各样的改革，归根到底，都是关系到生存,关系到土地。
而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问题一直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中的突出问题。
实践证明：在近代中国，谁能正确解决好土地问题，谁就能赢得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拥护，就能保证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胜利进行。
一、太平天国时期鸦片战争后，外国商品特别是棉纺织品在中国市场上的倾销，致命地打击了沿海地区的手工纺织业，造成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失业；战争赔款和战后鸦片输入引发的白银外流，使农民的负担无形中增加数倍；封建王朝后期固有的土地兼并现象，使大批农民失去土地。
以上三方面的共同影响就是：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农民起义应运而起。
清政府因固有的封建地主阶级政权性质决定了它根本不可能解决近代中国的土地问题，可以说因为它不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才引发了太平天国革命。
洪秀全揭竿而起，“有田同耕”、“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矛头直指封建土地制度。
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主张反映了广大农民的迫切愿望，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革命积极性，使太平天国的烈火在数年之内燃遍半个中国。
但是，太平天国是用一种绝对平均的、理想化的土地政策来替换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其绝对平均主义主张反映了小生产者的局限性，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的挫伤，这无疑是其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1]。
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没有触及封建土地制度，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过比较模糊的“平均地权”的主张但并没有真正认识到土地问题的重要（辛亥革命期间，农民几乎没有参与）。
“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在近代中国各派政治力量中，只有中国共产党正确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并从中认识到了土地和农民问题的重要性。
在中共“二大”制定的革命纲领中，农民成了革命的动力，中共“三大”提出同国民党合作的目的就是要将国民党改造成包含农民阶级在内的四个阶级的联盟。
华北农村土地流转问题调查【摘要】本文主要调查了华北农村土地流转问题，通过对流转土地的现状、影响、问题、原因和对策的分析，揭示了当前华北地区农村土地流转存在的一系列挑战和困难。
调查结果显示，土地流转已经在华北地区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但同时也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如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受损、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等。
在对问题和原因进行深入剖析后，我们提出了一些应对策略，包括建立健全的土地流转市场机制、加强政府监管和扶持政策等。
针对调查结果，我们提出了一些未来发展的建议，希望通过对土地流转问题的研究，可以为华北地区的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一些建议和帮助。
【关键词】华北农村、土地流转、调查、现状、影响、问题、原因、对策、分析、建议、发展、农村土地1. 引言1.1 背景介绍华北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之一，而农村土地流转问题一直备受关注。
随着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农村人口逐渐向城市转移，农村土地流转成为一种趋势。
在这种背景下，对于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的调查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本次调查旨在全面了解华北农村土地流转的现状，分析土地流转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探讨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通过深入调研分析，希望可以为解决华北农村土地流转问题提供参考和借鉴，推动华北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和乡村振兴。
1.2 研究目的研究目的是为了深入了解华北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的现状，分析土地流转对当地农民生产生活的影响，探讨土地流转所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提出可行的对策和解决方案。
通过对土地流转的调查和研究，可以为相关部门提供科学依据，促进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提高农村经济效益和农民生活水平。
也有助于加深人们对土地流转问题的认识，引起社会的重视，推动相关政策的完善和实施，促进农村可持续发展和农民的福祉。
通过本次调查研究，我们希望能够全面客观地了解华北农村土地流转的实际情况，为相关部门和农民提供有益的参考，推动土地流转问题的解决，促进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与不断改善。
近代华北土地买卖的几个问题土地是农业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土地市场问题，特别是地权转移自由与否，关系着农业生产的性质以至农村经济的性质。
但令人吃惊的是，在近些年出版的众多通史、明清和近代经济史、农业史、制度史以至资本主义发展史的著作中，对一个如此重要的问题都不够深入，有些甚至基本不提。
有所涉及的著作，大部分也只是简单表述作者的观点，其中与地权转移问题相关的政治制度、土地市场在不同时代的发展程度等涉及较多，对土地交易过程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则缺乏细致的研究。
在区域社会经济史著作中相关的论述稍多，但也同样缺乏深入。
一些土地问题的专史著作研究比较深入，不过，这类研究多集中在地契和地价这两个专题上，如杨国桢的《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人民出版社，1988）、詹玉荣等《中国土地价格及估价方法研究》（北京农业大学出版社，1994）、王方中的《本世纪30年代（抗战前）农村地价下跌问题初探》（近代史研究，1993，3）等。
此外，美国学者马若孟的《中国农民经济》一书，对土地价格与土地市场供求之关系有精辟论述。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清代的旗地》（中华书局1989）则收集了大量旗地地权转移问题的史料。
土地价格无疑是土地市场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土地契约文书则是最直接的原始资料，而且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
但除此之外，与土地买卖相关的问题还有很多。
我在研究近代华北平原农村土地制度时，尽可能多方面考察了与土地买卖相关的问题，但无论史料的收集应用，还是对一些问题的具体分析，都难免有疏漏以至错误之处，在这里抛砖引玉，希望能得到方家的批评指教。
一、法律和习俗对土地买卖的制约法律和习俗对地权转移的限制或保护，直接与要素市场是否自由相关。
有学者认为，近代中国农村存在亲族或邻居的“优先购买权”及其他习俗的制约，因而土地市场尚不够自由[1] 。
本文通过分析法律对不可买卖的土地发生买卖时的处罚和风俗习惯对土地买卖的限制，说明至少在华北，绝大部分土地买卖在法律和习惯上实际都不受制约，有比较自由的土地市场。
内容提要本文利用华北数十州县的方志，特别是利用形成于光绪早期的《青县村图》、《深州村图》中的丰富资料，对晚清时期华北的集市和集市圈做了较详尽的研究。
本文认为，华北各州县集市数量参差不一，甚至差距很大，集市数与州县人口数、村庄数及土地面积的关系，亦无有规则的比率。
集市圈即集市与赶集村庄的空间构成，所包含的村庄多至近百村，少則二三村，甚至一村。
本文以自己的研究成果对美国学者施坚雅关于中国乡村市场和社会结构的理论、公式提出了质疑。
二、集市经济含量之差别和集市与村庄、人口比例问题各州县有不同数量的集市，而每个数字实际上还有质量上的差别。
这就是，每个集市的“经济含量”是不同的。
上文已介绍，获鹿县旧有 8集，新增9集，共集市17处。
但县志注明，原有的8集是大集，新增9集系小集。
大集、小集之称在一些方志中都曾提到并加以区分。
如道光《长清县志》卷2称，该县有张夏集等10处大集，潘村等27处小集。
①光绪直隶《清河县志》卷1“疆域志”记：全县城乡共23处集市，在城集逢五、十为大集，三、八为小集；东乡5处小集，3处大集，1处未注明；西乡5处小集，2处大集；南乡3处小集，3处大集。
又如民国4年《交河县志》卷1“舆地志”，记全县25集，其中泊头镇旬之五、十大集，三、八小集；高川四、九大集，二、七小集等。
但更多的地方志在叙述集市时，对大集、小集未加区别，甚至还有将小集忽略不计的。
光绪四年(1878)直隶《唐县志》卷2“舆地志”载：唐县凡263村镇，22560户，113340人，是半山半平原之区，康熙时有11集，而光绪初年增至28集；康熙时的11集中有一“放水集”，光绪时仍存在，因是小集，故不计人28集之内云。
这是县志就当时之集市与康熙时期做比较而偶然提及未将旧有的一小集计人，否则后世读方志者不会知道光绪时期有这一小集存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①实际上，小集中有两处注为中集。
中集之称较少见．本文不论。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华北平原农村的土地分配及其变化（2）——以河北省清苑县4村为例——四、地权变动的方式旧中国农村地权变动主要是通过土地的买卖、典当和分家析产来实现的。
其中土地的典当本来是以土地为抵押品的一种农业融资方式，本身并不造成地权的转移，但在实际生活中往往是土地买卖的先声，即由典当开始，最终形成买卖关系而完成地权的转移，故我们把它也看作地权变动的形式之一。
1、土地买卖清苑的土地买卖程序与其他地方大致相同，即一般都要通过中间人的说合，议定条件，订立契约，方能成交。
中间人可以是专以说中为业的“经纪人”或“牙纪人”，也可以是买卖双方都信任的普通“经中人”。
卖田契约俗称“死契”，意思是不能反悔。
契约上要清楚载明买卖双方姓名、田地亩数、位置、价格及年月日，最后由买卖双方和中间人画押。
买卖交易费用，除由买主承担酒席费外，还有一定佣钱（叫中佣费或牙钱），由买卖双方分摊。
分摊佣钱的方法有二：一种为“成三破二”，即买方出地价的3％，卖方出2％；另一种为买卖双方等摊：或各出地价3％（共出六分），或各出地价2.5％（共出五分）。
此种佣钱，据张培刚调查，并不完全由经中人独得，而是要分一部分给村中小学充教育经费：学校和经中人或各得一半，或学校得三分，经中人得二分[1] 。
此外，契约要经政府认证并缴纳6％的验契税，一般由买卖双方各出3％。
关于解放前清苑地区的土地买卖情况，本文研究的4个村庄只有固上村做过此项调查，兹将结果列下：表23 1930－1946年固上村土地买卖情况年份|土地变动户数|买进—————————————————————|卖出|—————|数量（亩）|价格（元）|平均价格（元/亩）|数量（亩）|价格（元）|平均价格（元/亩）平均数|27|126.04|3990.59|31.66|102.11|3763.61|36.861930|7|29.3|755.20|25.77 |118.8|2110.04|17.761931|12|21.4|1435.53|67.08|198.4|14278.54|71.9719 32|23|67.7|2972.07|43.90|60.0|1993.45|33.221933|14|45.04|1475.11|32.7 5|21.6|1715.00|79.401934|34|306.45|12859.81|41.96|89.75|5018.91|55.92 1935|44|375.03|18158.05|48.42|272.2|9149.09|33.611936|8|27.5|2049.43| 74.52|92.1|1638.96|17.801937|18|121.37|2071.06|17.06|169.95|9361.74|5 5.081938|33|110.30|2927.02|26.54|102.7|2431.21|23.671939|41|136.63|41 18.78|30.15|167.45|5431.79|32.441940|35|132.71|2899.52|21.85|156.4|33 99.74|21.741941|13|48.40|1581.19|32.67|20.3|755.71|37.231942|23|102.9 0|2462.01|23.93|37.0|984.84|26.621943|33|97.70|2152.09|22.03|82.8|226 5.51|27.361944|45|216.15|3907.32|18.08|59.8|1406.80|23.531945|55|220. 35|4306.32|19.54|44.5|1249.19|28.071946|22|83.69|1709.57|20.43|42.1|7 90.82|18.78从表23看出，固上村的土地买卖还是相当频繁的。
近代华北农村的农家生产条件农耕结合村落共同体华北地区是中国最重要的农业生产基地之一，其农村地区的农家生产条件一直备受关注。
在近代，华北农村的农家生产条件主要以农耕为主，同时也形成了以村落共同体为核心的生产模式。
本文将从农家生产条件和村落共同体两个方面来探讨近代华北农村的特点和发展。
一、农家生产条件在近代，华北地区的农家生产条件主要受到自然环境和人力资源的影响。
首先是自然环境的影响。
华北地区地势平坦，土地肥沃，适合农作物的生长。
同时，气候温和，四季分明，适宜农业生产。
这为农家生产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
其次是人力资源的影响。
华北地区人口众多，劳动力充足，这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在这样的自然和人力条件下，华北农村的农家生产主要以农耕为主。
农民们种植小麦、玉米、大豆等粮食作物，以及棉花、麻等经济作物。
同时，他们还养殖牲畜，如牛、羊、猪等。
这些农产品不仅可以满足农民自己的生活需要，还可以进行交换和销售，增加家庭收入。
除了农作物的种植和牲畜的养殖，华北农村的农家生产还包括了一些手工业和副业。
比如制作土布、编织草席、制作瓦器等手工业活动，以及磨面、打柴、挑水等副业活动。
这些活动都是农民们利用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的产物，为农家生产增加了多样性和灵活性。
二、村落共同体在农家生产条件的基础上，华北农村形成了以村落共同体为核心的生产模式。
村落共同体是指一种以村庄为单位的生产组织形式，它包括了农民、土地、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等各个方面。
村落共同体在华北农村的发展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首先，村落共同体为农民提供了相互帮助和合作的平台。
在村落共同体中，农民们可以互相借用农具、互相帮助耕种，共同应对自然灾害和疾病等问题。
这种合作精神不仅增强了农民的凝聚力和团结力，还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和产量。
其次，村落共同体为农民提供了社会保障和福利。
在村落共同体中，农民们可以共同出资建立公共设施，如水井、灌溉渠道、学校、医院等，为村民们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和教育医疗服务。
近代华北土地买卖的几个问题（一）" 土地是农业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土地市场问题，特别是地权转移自由与否，关系着农业生产的性质以至农村经济的性质。
但令人吃惊的是，在近些年出版的众多通史、明清和近代经济史、农业史、制度史以至资本主义发展史的著作中，对一个如此重要的问题都不够深入，有些甚至基本不提。
有所涉及的著作，大部分也只是简单表述作者的观点，其中与地权转移问题相关的政治制度、土地市场在不同时代的发展程度等涉及较多，对土地交易过程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则缺乏细致的研究。
在区域社会经济史著作中相关的论述稍多，但也同样缺乏深入。
一些土地问题的专史著作研究比较深入，不过，这类研究多集中在地契和地价这两个专题上，如杨国桢的《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人民出版社，1988）、詹玉荣等《中国土地价格及估价方法研究》（北京农业大学出版社，1994）、王方中的《本世纪30年代（抗战前）农村地价下跌问题初探》（近代史研究，1993，3）等。
此外，美国学者马若孟的《中国农民经济》一书，对土地价格与土地市场供求之关系有精辟论述。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清代的旗地》（中华书局1989）则收集了大量旗地地权转移问题的史料。
土地价格无疑是土地市场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土地契约文书则是最直接的原始资料，而且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
但除此之外，与土地买卖相关的问题还有很多。
我在研究近代华北平原农村土地制度时，尽可能多方面考察了与土地买卖相关的问题，但无论史料的收集应用，还是对一些问题的具体分析，都难免有疏漏以至错误之处，在这里抛砖引玉，希望能得到方家的批评指教。
一、法律和习俗对土地买卖的制约法律和习俗对地权转移的限制或保护，直接与要素市场是否自由相关。
有学者认为，近代中国农村存在亲族或邻居的“优先购买权”及其他习俗的制约，因而土地市场尚不够自由[1] 。
本文通过分析法律对不可买卖的土地发生买卖时的处罚和风俗习惯对土地买卖的限制，说明至少在华北，绝大部分土地买卖在法律和习惯上实际都不受制约，有比较自由的土地市场。
1、法律规定不可买卖的土地清代和民国的立法对于私有土地——民田，都是允许继承、转让和自由买卖的，法律规定不可买卖的土地主要是官田和公田。
研究法律规定不可买卖的土地，对比清代和民国法律之间的不同，可以看出社会发展的一些轨迹。
清代华北地区的官田可分为三大类：一般官田、旗地和屯田。
这三类土地发生买卖后，处罚的规定不一样。
私人出售一般官田，法律上称“盗卖”，卖者按照所卖田亩多少分等受刑，最高的刑罚是杖一百，徒三年。
田产、田价及田地上历年所得收益均追出还官[2] 。
旗地发生买卖如何处分要视交易双方之身份。
如卖者是旗人田主，买者亦为旗人者，至少从清代中期起此交易是合法的；如卖者是庄头、旗奴等，超过50亩者，照子孙盗卖祖遗祀产律治罪，不及50亩者，照盗卖官田律治罪，田产还原主，卖价入官[3] 。
如买主为汉人百姓，政府可令田主备价回赎，或由政府发官款回赎后再作处理。
至清末，旗汉之间田产交易渐渐合法，不再有任何处分。
屯田买卖刑罚最重，屯田户将屯田典卖与人至50亩以上，典主买主均未纳田赋者，追纳田粮完日，双方俱发近边充军。
若数不满50亩及交纳田赋无缺，或因无人承种而侵占者，照侵占官田律治罪，盗卖与人者，照盗卖官田例治罪[4] 。
公田指公共所有或集团所有的土地，如义田、寺田、族田、书院社学的学田等。
清律规定，若僧道将寺观田地，子孙将公共祖坟山地朦胧投献王府及势要之家，私捏文契典卖者，投献之人问发边远充军，田地给还应得之人，受投献家长并管庄人相应治罪。
凡子孙盗卖祖遗祀产至50亩者，照投献捏卖祖坟山地例发边远充军，不及前数及盗卖义田，照盗卖官田律治罪。
在这几类土地中，各种官田华北均有，尤以旗地最多，构成华北官田不同于其他地区之特点。
各种公田中，书院社学的学田、义田、寺田广泛分布在华北各地，至于族田、祠田和宗族拥有的义田，由于华北地区宗族势力薄弱，这一类土地数量相当稀少。
民国以后，法律日益完善，土地产权也进一步明确，各种官地逐渐得到整理。
旗地通过专门的处理方法，绝大部分转化为私人所有。
其他官田经整理后，大致有三种结果：一是由佃户或其他农民留置，转化为私有田产；二是划归农林部门，建立示范性质的农场林场果园；三是划归教育部门，充教育经费，其中有些由县政府教育科管理，有些直接划归学校成为校产。
寺田中一部分照官田例处理，一部分仍为寺产。
原则上讲，土地所有权人——无论是个人、团体、寺庙、村社、机关或政府部门——都有权处置自己所有的土地，至于具体情况如农场是否可以出售土地，学校是否可以出售校产，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或不可以，需要什么部门批准等等，则通过一些具体的法规加以明确。
在国家立法中，只规定哪类土地禁止私人占有，没有规定哪类土地禁止买卖，也没有盗卖官田罪。
如果发生了个人出售国有或公共所有土地的案件，根据具体情形可以运用刑法中对于财产(包括动产和不动产)的侵占、诈欺、背信等律条定罪。
这些律条对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同样适用，除非卖主是公产管理人员，监守自盗才会从重处理。
把民国的法律与清代法律比较，可以看到，清代关于土地买卖的法律中，侵占盗卖他人田产罪行最轻，盗卖官田较重，而子孙盗卖族田、祀田、公共坟山，奴仆盗卖主人田产罪行最重。
立法的原则明显维护封建国家统治，维护宗族关系、等级关系和封建伦理道德。
民国时期的法律对公产私产同等看待，对族田、祀田、坟山等没有具体规定，但在财产盗窃侵犯等罪行处理中规定，如对直系血亲、配偶或同财共居的亲属犯罪，则可免去刑事处分。
按照民国时期的不动产登记条例，所有耕地都要在地政机关登记，如果祀产坟地等登记在某人名下，某人就应该有处置权；如果登记在全族名下，则为全族共同财产，那么，假如族中某一子孙出售了部分坟地祀产，应该视为侵犯同财亲属，从轻处罚。
显然，民国立法是按照资产阶级的立法原则，高度尊重私有财产。
2、风俗习惯对土地买卖的限制习俗对土地买卖的制约，主要表现为“优先购买权”，即土地出售时，卖主的亲族、地邻、土地典主以及该土地原来的卖主等人有权优先购买，卖主应该先尽让这些人，这些人都表示不买，方可售与他人。
如清初山东济宁州俗例：“凡欲典卖田宅，必先让原业本家，次则地邻，皆让过不要，然后售与他人。
尤可笑者，原业本家有历年久远，事隔两朝，卖经数主者，犹称原业，而本主人之外，不特兄弟叔侄同产之亲，即疏离一族之人，亦称本家，皆得援例混争。
夫弃产者，必有迫不能待之势，必要到处让过，已属难堪，乃有本心欲得而故称不要，或抑勒贱价不照时值，或本无力量故且应承，乃至卖主不能久待，另售他人，非托名阻挠，即挺身告理。
弃产之人，率不免此”[5] 。
河南省亦“有先尽业主邻亲之说，他姓概不敢买，任其承机掯勒，以至穷民不得不减价相就。
”[6]清政府这些措施可以肯定是发生了一些效用的，因为这些措施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
在“优先购买权”流行的时代，土地买卖契约上通常要写明已尽过本族地邻，俱无异议之类字眼，而近代华北保存下来的地契以及通行的契约格式中很少有这类文字，通常只笼统的写上“若有争议，概由卖主承担”，有些地契上连这类文字都没有，说明“优先购买权”在近代华北已很少起作用。
不过出卖田房时先问本族和邻居作为一种风俗习惯，在有些地方直至民国时期，甚至于直至今天仍然存在(现在农民的责任田虽不能买卖，住房是可以买卖的)。
有人认为，“这些规定无疑妨碍了土地自由买卖的发展，它也是宗法关系在土地市场上的反映”[9] 。
其实，在近代，至少在华北地区，弃产先问亲邻和“优先购买权”已经不能划等号。
首先，先问亲邻只是一种习惯、一种礼节，卖主可以遵从，也可以不从，不问亲邻会受到乡风指责，会引起有关人员的不满，但只此而已，并不能实际阻碍地权转移。
其次，问过亲邻，亲邻又答应购买，如他人出价更高，仍可卖给他人，只有在出价相同时，亲邻才可优先购买。
所谓优先购买权，实际只是优先出价权。
还要指出的是，对于农民来说，如果能够买到与自己土地相邻的耕地，就可让耕地连成片，如能买到与自己房屋相邻的住宅，父子、兄弟可以比邻而居，也可以把院子打通，形成大宅院，作为买主相当有益，所以往往愿意出比他人高的价钱，这应该也是形成宅邻和地邻优先权的原因之一。
亲邻优先出价的习俗保存至今，可以看作是历史上优先购买权的残余，但也可以看作人们出于亲情乡情、邻里和睦而自觉自愿的行为。
至于出卖田地先问典主，是指典主可以优先出价，真正出售时，仍然要看哪个买主出价更高。
近代华北普遍存在“典不拦卖”（即典主不能阻拦田主出售土地）的习惯，就说明了这一点。
另一方面要注意的是，典主的优先出价权与亲邻不同，不是出于习俗或制度的制约，而是由于经济权力的关系，因为典主对这块土地已经付出了部分价值，有了一部分所有权，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典地是地权转移的一种方式。
对于习俗的限制，美国学者彭慕兰从另外一个角度，即习俗限制对生产力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他提出，“对一个人可以把土地出售或出租给什么人的限制通常可能会使土地所有者的钱受损失，并可能阻碍土地落入最有效率的使用者之手；限制越大，效率的损失也越大。
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这类损失的大小，但我们可以为它们确定一个范围。
例如，在基本技术知识普遍共享，能够刺激佃农使产出最大化的租佃形态（无论是分成地租还是定额地租）占压倒地位的条件下，即使是最有才干的农民在一定的土地上的收获，与一个受习俗偏袒的技术较差的农民能够生产出的东西之间的差异也不可能很大。
而且并不是每一笔受习俗制约的交易都会使土地落入一个技术较差的农民手中的。
”[10] ，他还提出，要证明习俗的限制，理论上说，不仅要有资料能说明市场的不完善，而且要举出真实的具体结果，例如具体的地块之间的巨大差价不是反映土地的生产能力的差异，而是符合买主和卖主之间的社会关系。
[11] 显然，近代华北是找不到这样的实例的。
二、土地买卖的成因人们为什么要买卖土地，这个问题看起来很简单，贫苦农民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出售土地，富裕农民拼命要上升到地主阶层，地主、官僚和商人则致力于集聚土地。
中国传统社会中地权不断从分散到集中，似乎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但在现实生活中，土地买卖的成因是多种多样的。
从购买方面说，首先是出于对土地这一农业生产中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的需求，也就是说，获得农田是为了自耕、雇工经营或出租。
这是土地购买成因中最主要、最普遍的。
其次，是把土地作为一种最稳妥、最保险的财产，用来保值，做后备。
土地是一种最保险的财产这一观念在农业中国深入人心，但以保险为目的而购买土地则限于商人和官僚。
商界和政界同样风云变幻，一些商人在家乡置买土地，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地租，而是防备商业风险，一旦经商亏本，有后路，也有东山再起的余地。
大官僚成千累万亩积聚土地，固然是为了地租剥削，但一些官员广置族产、祭田、坟地，则是为防官场风波，留作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