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近代华北土地买卖的几个问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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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华北农民生活的贫困及其相关因素——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中心农民收支平衡与否以及农民衣食住行的生活水准,是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最终体现,是近代社会经济史学者必须探讨的重要课题。
长期以来,农民生活贫困化已成定论,但缺乏实证分析。
近年来,有的学者对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得出了一些新看法,如慈鸿飞以20世纪前半期华北农村为例,认为30年代农民的收入接近1994年农民的收入,农产品出现了大量剩余,中国“糊口”农业说“既不符合历史实际,也无法对历史的发展作出解释。
”① 笔者认为,必须全面考察农民的实际收支状况和具体生活程度,才能得出农民生活是否属于贫困和糊口水平的结论。
本文拟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调查资料为中心,对近代华北农民的生活状况做一细致的实证研究,主要内容有:一、家庭收支水平与生活费用分配结构;二、农民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具体生活状况;三、从土地关系、农业生产力、家庭手工业、商品交换、金融调节、租税程度、天灾人祸等方面,探讨影响农民生活水平的相关因素。
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慈鸿飞:《二十世纪前期华北地区的农村商品市场与资本市场》,《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
一先从家庭收支是否平衡和生活费用的分配结构来考察农民的生活程度。
家庭收支平衡与否,是衡量农民生活水平的晴雨表。
据1934年初全国土地委员会对华北四省55县60万户的调查,收支有余者占28%,相抵者占34%,不敷者占38%,“农家经济困难,收不敷支,或虽平时收支勉可相抵,设遇以外势必出于借贷。
”①二三十年代各地的具体调查也表明,入不敷出者的比例是很高的。
如河北遵化、唐县、祁州(今安国)、高阳、邯郸5个县,1922年人均收入50元以下者占62%以上,按每人年收入50元为贫困线,“其入息离开‘应有之供给’的地方太远了”。
②清苑县500农家,入不敷出者占62%,总计平均每家亏损20余元。
③山西中部一个村庄,“各种农作每亩的平均收入为1元6角5分6厘,每亩平均支出为3元零9分4厘,收支相抵每亩实赔大洋1元4角3分8厘;如果除去已工不计,每亩仅可实赚大洋1分2厘。
近代华北农村人口消长及其流动" 【内容提要】清代咸丰朝以后,华北四省的人口数量一直呈增长趋势,这一地区出现了人满为患的局面。
严重的人口压力和由此产生的谋求基本生存条件的迫切需要,造成了华北地区人口成百万地向东北和内蒙古地区迁移。
在人口压力的驱动下,近代华北农村技术经济作物的扩大,亦农亦商的普遍趋向,以副补农的普遍存在等,都可以视为农业经济发展的表征。
判断明清以来中国农业有无发展,并不能仅仅局限于单位工作日劳动生产率的狭窄范畴。
衡量农业发展的标准,应当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
【关键词】人口/华北农村【正文】人口压力与小农经济的关系,作为一个理解明清以来资本主义化的问题,已引起国内外学界的广泛讨论,对美籍学者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版)、《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3年版)及《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规范认识的危机》(《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期)等论著中提出的理论模式,国内学界评价不一。
本文拟在考察近代华北农村人口消长及其鞫 幕 ∩希 突谱谥窍壬 睦砺厶岢鲎炯 煌字 Γ 衅碇刚 ?BR从区域地理的角度而言,本文所指的华北地区指通常所说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大体以长城为北界,秦岭-淮河为南界,包括今山西、河北、河南、山东及周边地区,虽较黄氏所指范围更为广泛,但对问题的讨论当不会有太大影响。
一光绪元年(1875年),华北各省出现旱象,至1877-1878年(阴历干支丁丑、戊寅年)达到巅峰期,并波及陕西、陇东、川北及苏、皖北部,史称"丁戊奇荒"。
整个华北呈现出残破不堪的局面:山西"平、蒲、解、绛、霍、隰赤地千里,太、汾、泽、潞、沁、辽次之,盂、寿以雹,省北以霜,其薄有收者大同、宁武、平定、忻、代、保德数处而已。
"(注:王锡纶:《怡青堂文集》卷6。
)河南全省有87个州县报灾,饥民五六百万,"被灾之广,受灾之重,为二百数十年来所未有"。
建国初期农村土地买卖问题初探作者:刘恩云来源:《时代金融》2016年第08期【摘要】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迅速在广大农村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
土改后,出现了土地买卖现象,总体来看,当时土地买卖的规模不大,土地买卖的原因主要是生产调剂及农户生活困难等原因。
【关键词】建国初期农村土地买卖一、引言新中国成立之前的解放战争中,东北、华北等老解放区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
新中国成立初期,按照1950年6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在新解放区迅速实行了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小农家庭土地所有制。
但土改后不久,在全国很多地方出现了土地买卖现象。
土地是农户家庭的生存之本,一般情形下,农户是轻不卖产的。
那么当时农户出卖土地的原因是什么?土地买卖规模多大?土地买卖产生了什么结果?等等问题需要我们厘清。
据此,本文利用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拟对当时土地买卖问题进行初步的探究。
二、建国初期农村土地买卖情况据对辽西省黑山县二区崔家屯村调查,1949年卖出土地者有15户(雇农1户、贫农12户、中农2户),卖出53.2亩;1950年20户(雇农2户、贫农12户、中农4户、富农2户),卖出88.5亩;1951年14户(贫农9户、中农4户、原地主1户),卖出51.8亩。
1949—1951年合计出卖土地者49户,卖出土地193.5亩,出卖土地户数占全村总户数的18.9%,出卖土地亩数占全村总亩数的5.03%。
出卖土地的原因:(1)因天灾、害病的11户;(2)娶媳妇、死人的2户;(3)还旧债的12户;(4)无劳力或缺劳力的4户;(5)做买卖亏本的3户;(6)买口粮者1户;(7)因串换土地发生买卖者6户;(8)好吃懒做的9户。
又如黑龙江省海伦县第十六区永安村、西安村经济调查,1951年永安村14户买入土地19.47垧,其中13户是中农,另有1户贫农买入8.7亩地。
卖地者6户,卖出8.7垧,其中5户是贫农,另有1户中农卖出2亩。
西安村6户买入7.79垧,其中5户中农,另有1户贫农买入1.16垧;卖地者6户,卖出7.79垧,5户是贫农,另有1户中农卖出8.2亩。
土地,历来是人们生存的根本。
两千多年来,中国历史上无数的重大事件,都跟土地有关。
从农民起义,到各种各样的改革,归根到底,都是关系到生存,关系到土地。
而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问题一直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中的突出问题。
实践证明:在近代中国,谁能正确解决好土地问题,谁就能赢得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拥护,就能保证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胜利进行。
一、太平天国时期鸦片战争后,外国商品特别是棉纺织品在中国市场上的倾销,致命地打击了沿海地区的手工纺织业,造成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失业;战争赔款和战后鸦片输入引发的白银外流,使农民的负担无形中增加数倍;封建王朝后期固有的土地兼并现象,使大批农民失去土地。
以上三方面的共同影响就是: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农民起义应运而起。
清政府因固有的封建地主阶级政权性质决定了它根本不可能解决近代中国的土地问题,可以说因为它不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才引发了太平天国革命。
洪秀全揭竿而起,“有田同耕”、“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矛头直指封建土地制度。
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主张反映了广大农民的迫切愿望,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革命积极性,使太平天国的烈火在数年之内燃遍半个中国。
但是,太平天国是用一种绝对平均的、理想化的土地政策来替换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其绝对平均主义主张反映了小生产者的局限性,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的挫伤,这无疑是其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1]。
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没有触及封建土地制度,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过比较模糊的“平均地权”的主张但并没有真正认识到土地问题的重要(辛亥革命期间,农民几乎没有参与)。
“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在近代中国各派政治力量中,只有中国共产党正确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并从中认识到了土地和农民问题的重要性。
在中共“二大”制定的革命纲领中,农民成了革命的动力,中共“三大”提出同国民党合作的目的就是要将国民党改造成包含农民阶级在内的四个阶级的联盟。
华北农村土地流转问题调查【摘要】本文主要调查了华北农村土地流转问题,通过对流转土地的现状、影响、问题、原因和对策的分析,揭示了当前华北地区农村土地流转存在的一系列挑战和困难。
调查结果显示,土地流转已经在华北地区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但同时也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如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受损、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等。
在对问题和原因进行深入剖析后,我们提出了一些应对策略,包括建立健全的土地流转市场机制、加强政府监管和扶持政策等。
针对调查结果,我们提出了一些未来发展的建议,希望通过对土地流转问题的研究,可以为华北地区的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一些建议和帮助。
【关键词】华北农村、土地流转、调查、现状、影响、问题、原因、对策、分析、建议、发展、农村土地1. 引言1.1 背景介绍华北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之一,而农村土地流转问题一直备受关注。
随着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农村人口逐渐向城市转移,农村土地流转成为一种趋势。
在这种背景下,对于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的调查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本次调查旨在全面了解华北农村土地流转的现状,分析土地流转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探讨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通过深入调研分析,希望可以为解决华北农村土地流转问题提供参考和借鉴,推动华北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和乡村振兴。
1.2 研究目的研究目的是为了深入了解华北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的现状,分析土地流转对当地农民生产生活的影响,探讨土地流转所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提出可行的对策和解决方案。
通过对土地流转的调查和研究,可以为相关部门提供科学依据,促进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提高农村经济效益和农民生活水平。
也有助于加深人们对土地流转问题的认识,引起社会的重视,推动相关政策的完善和实施,促进农村可持续发展和农民的福祉。
通过本次调查研究,我们希望能够全面客观地了解华北农村土地流转的实际情况,为相关部门和农民提供有益的参考,推动土地流转问题的解决,促进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与不断改善。
近代华北土地买卖的几个问题土地是农业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土地市场问题,特别是地权转移自由与否,关系着农业生产的性质以至农村经济的性质。
但令人吃惊的是,在近些年出版的众多通史、明清和近代经济史、农业史、制度史以至资本主义发展史的著作中,对一个如此重要的问题都不够深入,有些甚至基本不提。
有所涉及的著作,大部分也只是简单表述作者的观点,其中与地权转移问题相关的政治制度、土地市场在不同时代的发展程度等涉及较多,对土地交易过程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则缺乏细致的研究。
在区域社会经济史著作中相关的论述稍多,但也同样缺乏深入。
一些土地问题的专史著作研究比较深入,不过,这类研究多集中在地契和地价这两个专题上,如杨国桢的《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人民出版社,1988)、詹玉荣等《中国土地价格及估价方法研究》(北京农业大学出版社,1994)、王方中的《本世纪30年代(抗战前)农村地价下跌问题初探》(近代史研究,1993,3)等。
此外,美国学者马若孟的《中国农民经济》一书,对土地价格与土地市场供求之关系有精辟论述。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清代的旗地》(中华书局1989)则收集了大量旗地地权转移问题的史料。
土地价格无疑是土地市场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土地契约文书则是最直接的原始资料,而且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
但除此之外,与土地买卖相关的问题还有很多。
我在研究近代华北平原农村土地制度时,尽可能多方面考察了与土地买卖相关的问题,但无论史料的收集应用,还是对一些问题的具体分析,都难免有疏漏以至错误之处,在这里抛砖引玉,希望能得到方家的批评指教。
一、法律和习俗对土地买卖的制约法律和习俗对地权转移的限制或保护,直接与要素市场是否自由相关。
有学者认为,近代中国农村存在亲族或邻居的“优先购买权”及其他习俗的制约,因而土地市场尚不够自由[1] 。
本文通过分析法律对不可买卖的土地发生买卖时的处罚和风俗习惯对土地买卖的限制,说明至少在华北,绝大部分土地买卖在法律和习惯上实际都不受制约,有比较自由的土地市场。
内容提要本文利用华北数十州县的方志,特别是利用形成于光绪早期的《青县村图》、《深州村图》中的丰富资料,对晚清时期华北的集市和集市圈做了较详尽的研究。
本文认为,华北各州县集市数量参差不一,甚至差距很大,集市数与州县人口数、村庄数及土地面积的关系,亦无有规则的比率。
集市圈即集市与赶集村庄的空间构成,所包含的村庄多至近百村,少則二三村,甚至一村。
本文以自己的研究成果对美国学者施坚雅关于中国乡村市场和社会结构的理论、公式提出了质疑。
二、集市经济含量之差别和集市与村庄、人口比例问题各州县有不同数量的集市,而每个数字实际上还有质量上的差别。
这就是,每个集市的“经济含量”是不同的。
上文已介绍,获鹿县旧有 8集,新增9集,共集市17处。
但县志注明,原有的8集是大集,新增9集系小集。
大集、小集之称在一些方志中都曾提到并加以区分。
如道光《长清县志》卷2称,该县有张夏集等10处大集,潘村等27处小集。
①光绪直隶《清河县志》卷1“疆域志”记:全县城乡共23处集市,在城集逢五、十为大集,三、八为小集;东乡5处小集,3处大集,1处未注明;西乡5处小集,2处大集;南乡3处小集,3处大集。
又如民国4年《交河县志》卷1“舆地志”,记全县25集,其中泊头镇旬之五、十大集,三、八小集;高川四、九大集,二、七小集等。
但更多的地方志在叙述集市时,对大集、小集未加区别,甚至还有将小集忽略不计的。
光绪四年(1878)直隶《唐县志》卷2“舆地志”载:唐县凡263村镇,22560户,113340人,是半山半平原之区,康熙时有11集,而光绪初年增至28集;康熙时的11集中有一“放水集”,光绪时仍存在,因是小集,故不计人28集之内云。
这是县志就当时之集市与康熙时期做比较而偶然提及未将旧有的一小集计人,否则后世读方志者不会知道光绪时期有这一小集存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①实际上,小集中有两处注为中集。
中集之称较少见.本文不论。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华北平原农村的土地分配及其变化(2)——以河北省清苑县4村为例——四、地权变动的方式旧中国农村地权变动主要是通过土地的买卖、典当和分家析产来实现的。
其中土地的典当本来是以土地为抵押品的一种农业融资方式,本身并不造成地权的转移,但在实际生活中往往是土地买卖的先声,即由典当开始,最终形成买卖关系而完成地权的转移,故我们把它也看作地权变动的形式之一。
1、土地买卖清苑的土地买卖程序与其他地方大致相同,即一般都要通过中间人的说合,议定条件,订立契约,方能成交。
中间人可以是专以说中为业的“经纪人”或“牙纪人”,也可以是买卖双方都信任的普通“经中人”。
卖田契约俗称“死契”,意思是不能反悔。
契约上要清楚载明买卖双方姓名、田地亩数、位置、价格及年月日,最后由买卖双方和中间人画押。
买卖交易费用,除由买主承担酒席费外,还有一定佣钱(叫中佣费或牙钱),由买卖双方分摊。
分摊佣钱的方法有二:一种为“成三破二”,即买方出地价的3%,卖方出2%;另一种为买卖双方等摊:或各出地价3%(共出六分),或各出地价2.5%(共出五分)。
此种佣钱,据张培刚调查,并不完全由经中人独得,而是要分一部分给村中小学充教育经费:学校和经中人或各得一半,或学校得三分,经中人得二分[1] 。
此外,契约要经政府认证并缴纳6%的验契税,一般由买卖双方各出3%。
关于解放前清苑地区的土地买卖情况,本文研究的4个村庄只有固上村做过此项调查,兹将结果列下:表23 1930-1946年固上村土地买卖情况年份|土地变动户数|买进—————————————————————|卖出|—————|数量(亩)|价格(元)|平均价格(元/亩)|数量(亩)|价格(元)|平均价格(元/亩)平均数|27|126.04|3990.59|31.66|102.11|3763.61|36.861930|7|29.3|755.20|25.77 |118.8|2110.04|17.761931|12|21.4|1435.53|67.08|198.4|14278.54|71.9719 32|23|67.7|2972.07|43.90|60.0|1993.45|33.221933|14|45.04|1475.11|32.7 5|21.6|1715.00|79.401934|34|306.45|12859.81|41.96|89.75|5018.91|55.92 1935|44|375.03|18158.05|48.42|272.2|9149.09|33.611936|8|27.5|2049.43| 74.52|92.1|1638.96|17.801937|18|121.37|2071.06|17.06|169.95|9361.74|5 5.081938|33|110.30|2927.02|26.54|102.7|2431.21|23.671939|41|136.63|41 18.78|30.15|167.45|5431.79|32.441940|35|132.71|2899.52|21.85|156.4|33 99.74|21.741941|13|48.40|1581.19|32.67|20.3|755.71|37.231942|23|102.9 0|2462.01|23.93|37.0|984.84|26.621943|33|97.70|2152.09|22.03|82.8|226 5.51|27.361944|45|216.15|3907.32|18.08|59.8|1406.80|23.531945|55|220. 35|4306.32|19.54|44.5|1249.19|28.071946|22|83.69|1709.57|20.43|42.1|7 90.82|18.78从表23看出,固上村的土地买卖还是相当频繁的。
近代华北农村的农家生产条件农耕结合村落共同体华北地区是中国最重要的农业生产基地之一,其农村地区的农家生产条件一直备受关注。
在近代,华北农村的农家生产条件主要以农耕为主,同时也形成了以村落共同体为核心的生产模式。
本文将从农家生产条件和村落共同体两个方面来探讨近代华北农村的特点和发展。
一、农家生产条件在近代,华北地区的农家生产条件主要受到自然环境和人力资源的影响。
首先是自然环境的影响。
华北地区地势平坦,土地肥沃,适合农作物的生长。
同时,气候温和,四季分明,适宜农业生产。
这为农家生产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
其次是人力资源的影响。
华北地区人口众多,劳动力充足,这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在这样的自然和人力条件下,华北农村的农家生产主要以农耕为主。
农民们种植小麦、玉米、大豆等粮食作物,以及棉花、麻等经济作物。
同时,他们还养殖牲畜,如牛、羊、猪等。
这些农产品不仅可以满足农民自己的生活需要,还可以进行交换和销售,增加家庭收入。
除了农作物的种植和牲畜的养殖,华北农村的农家生产还包括了一些手工业和副业。
比如制作土布、编织草席、制作瓦器等手工业活动,以及磨面、打柴、挑水等副业活动。
这些活动都是农民们利用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的产物,为农家生产增加了多样性和灵活性。
二、村落共同体在农家生产条件的基础上,华北农村形成了以村落共同体为核心的生产模式。
村落共同体是指一种以村庄为单位的生产组织形式,它包括了农民、土地、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等各个方面。
村落共同体在华北农村的发展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首先,村落共同体为农民提供了相互帮助和合作的平台。
在村落共同体中,农民们可以互相借用农具、互相帮助耕种,共同应对自然灾害和疾病等问题。
这种合作精神不仅增强了农民的凝聚力和团结力,还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和产量。
其次,村落共同体为农民提供了社会保障和福利。
在村落共同体中,农民们可以共同出资建立公共设施,如水井、灌溉渠道、学校、医院等,为村民们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和教育医疗服务。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华北平原农村的土地分配及其变化以河北省清苑县4村为例一引言土地是农业生产的最重要资源㊂土地问题是农村问题的核心㊂谁掌握了土地,谁就成为统治农村㊁支配农村经济的主人㊂旧中国农村的土地分配是不平均的,占人口少数的地主和富农占有远大于他们人口比例的土地,而广大农民阶层占有的土地份额远小于他们的人口比例㊂综合有关旧中国农村土地分配的多种调查材料估计,就当时全国总的情况而言,地主和富农掌握着农村全部耕地的60% 70%,其中地主土地占40% 50%;而这两部分人的家庭人口合计占农村人口的比例仅为10%左右㊂这就是说,约占旧中国农村人口90%的直接生产者即农民各阶层,只占有全国耕地的30% 40%㊂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耕地只有几亩,土地属于极度稀缺资源,当时农村土地分配的这种格局,无疑已属相当集中㊂由于土地集中,旧中国的农民除一部分占有土地的数量可以满足自耕生活外,还有相当大一部分只有很少的土地甚至根本没有土地㊂少地或无地的农民必须依赖或部分依赖掌握在地主㊁富农手中的土地资源,成为向其提供地租的佃户或出卖劳动力的雇工,才能进行生产,维持生存㊂地主和富农由于掌握了土地资源,自己不必参加生产劳动(地主)或只参加部分生产劳动(富农),依靠或大部分依靠剥削直接生产者 农民,就可以生活㊂以上旧中国农村土地分配的基本状况和由之决定的农村剥削关系,是几千年传统封建生产关系的延续,是阻碍近代中国社会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基础㊂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视土地问题为革命的核心问题,以消灭农村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为民主革命的主要目标,是完全有道理的㊂不过,旧中国农村的土地集中程度,在不同地区之间,还是有所区别的㊂大致而言,南方的土地集中程度要比北方高一些㊂在土地肥沃㊁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东南沿海和华中㊁华南的一些地方,仅地主土地就占全部耕地的60% 70%甚至更高㊂而在干旱贫瘠㊁土地生产力不高的西北农村,土地集中程度一般情况下要比全国平均水平低很多㊂那里的地主㊁富农土地较少,广泛地存在着自耕农和其他农民的小土地所有制,有些地方甚至以自耕农为主体㊂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满铁调查资料①显示,出在华北地区,土地分配总的来说也比较分散,许多农村都有较高比例的自耕农存在㊂在本文中,我们将利用保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另一批珍贵资料 河北省清苑县农村调查资料,对华北平原农村这一时期的土地分配状况及其变化做一考察㊂本文使用的河北省清苑县农村调查资料是1958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国家统计局共同组织实施的第二次 无锡㊁保定农村经济调查 所形成的资料的一部分㊂此次调查由于是接续1929 1930年第一次无锡㊁保定调查进行的一次追踪调查,目的是反映自第一次调查以来农村经济状况的变化,故十分重视历史数据的收集,共设置了1930年㊁1936年㊁1946年和1957年4个观测年份㊂其中39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华北平原农村的土地分配及其变化 ①满铁的华北农村调查从1935年一直延续到1942年(首次正式调查始于1936年4月),主要调查地点集中在河北省东北部(冀东),少部分分布在河北中部和山东西北部,总共有33村㊂调查内容涉及村落组织和集体活动㊁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买卖㊁雇佣关系和租佃关系㊁农作物种类和产量㊁农田水利㊁肥料施用㊁劳动时间㊁农户收支㊁借贷㊁税收及贸易㊁宗族等农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几乎无所不包㊂这批资料数量庞大,但均为日文,没有翻译,至今尚未得到国内学者的充分开发利用㊂起始年份的1930年为第一次无㊁保调查时清苑县调查实施的年份, 1936年为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一年,1946年为清苑县实行土地改革的前一年,1957年则代表清苑县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的情况㊂本文所利用的,是这几个年份中前3个年份的资料㊂当时调查的村庄共有11个,事后都由具体组织实施调查的河北省统计局保定农村经济调查办公室汇总编辑了完整的统计资料㊂11村资料总名为‘1930 1957年保定农村经济调查资料“,油印,每村一本,按照 地主㊁富农㊁中农㊁贫农㊁雇农㊁其他 的人户成分,将分户调查的内容分类汇总统计㊂本文只从这套资料中抽出东顾庄㊁固上㊁何桥和李罗侯4村进行考察和分析,是因为当年调查的原始分户资料卡片目前只有这4村还基本保存完好㊂利用这些分户卡片,我们可以对农户的情况进行直接的个案观察和分析,同时可以对河北省统计局的汇总资料进行校正和补充㊂不过,由于这批分户卡片毕竟仍有缺失,有的村户数不全,有的村年份不全,在使用上只能处于从属地位㊂在本文写作中,还有两份重要文献我们曾用作参考㊂一份是1936 1937年出版的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人员张培刚的‘清苑的农家经济“一书①㊂这部著作是作者利用1930年第一次调查的部分农户资料(3村500户),并亲自做了补充调查以后撰写的,是到目前为止公开出版的唯一一部系统利用第一次无㊁保调查资料完成的学术专著,我们在文中多处参考了这部著作㊂另一份文献是1958年调查后,由负责组织保定调查的河北省统计局编写的‘廿八年来保定农村经济调查报告:1930 1957年“②㊂这个报告首次公开了一些第二次调查的汇总数据,并作了初步分析,我们在写作时也用作参考;对该报告的某些值得商榷的论断,则提出讨论,均在文中相49史志宏集①②张书分上㊁中㊁下三部分,分别在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出版的‘社会科学杂志“第七卷第一期(1936年3月)㊁第二期(1936年6月)和第八卷第一期(1937年3月)上连载发表㊂这个报告当时因种种原因没有发表㊂首次公开是在1988年9月,发表在‘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增刊二(解放前后无锡保定农村经济专辑)上㊂。
合作化小说 两条道路 斗争模式的形成与示范以李准«不能走那一条路»为中心的探讨李佳贤㊀㊀李准的短篇小说«不能走那一条路»创作完成于1953年10月2日ꎬ初刊于当年11月20日的«河南日报»ꎮ虽然当时的李准还只是通讯员出身的初学写作者ꎬ但因小说最早反映了 土改 后农村两极分化的现象ꎬ小说主题亦符合毛泽东所提出的 总路线 规划及相关政策ꎬ加之成功塑造出宋老定这一农民形象ꎬ发表后引发极大反响ꎮ另外ꎬ李准最早将 两条道路 的斗争引入合作化小说创作ꎬ从而强化了合作化小说的阶级性和斗争性ꎮ此后ꎬ将合作化的过程处理为 两条道路 的斗争过程渐成模式 «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艳阳天»等作品莫不如此ꎬ 不能走那一条路 这一主题也被一再效仿ꎮ一㊁政策转点与 两条道路 话语的生成«不能走那一条路»涉及到 土改 ㊁合作化等方面的农村政策ꎬ并且反映了 土改 后农村所存在的土地买卖㊁放债㊁新的贫富分化等社会现实ꎮ这部小说的书写首先建立在对当时农村现实和相关政策的体认之上ꎬ李准在其创作谈中就承认了安子文㊁邓子恢等人的报告对其写作的启发作用ꎬ并强调把握政策对其创作的重要意义: 我感到从事创作的同志们学习政策的重要性ꎮ我自己就正因为没有好好学习政策ꎬ因而看问题不能及时而准确ꎮ我感到学透了政策ꎬ就像有了一架望远镜和显微镜一样ꎬ既可 远瞻千里 又可 明察秋毫 ꎮ ①因此ꎬ如果不了解当时的相关政策与乡村现实ꎬ也就无法真正理解这部小说为什么会受到全国范围的肯定ꎬ并产生广泛的影响ꎮ土地改革是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之前就开始实行的一项重要的农村政策ꎬ1949年之后逐渐向全国范围推广ꎮ1950年6月28日ꎬ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ꎬ并于6月30日公布施行ꎮ其中第一章总则就土地改革的目的做出明确规定ꎬ即 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ꎬ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ꎬ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ꎬ发展农业生产ꎬ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 ꎮ②土地买卖的现象之所以可能存在ꎬ其根本前提就在于 土改 使农民取得了土地所有权ꎬ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中的相关规定ꎬ农民有权 自由经营㊁买卖及出租其土地 ꎮ③因此ꎬ土地买卖非但不违法ꎬ而且受到法律的明文保护ꎮ至李准写作小说的1953年前后ꎬ全国范围的 土改 已基本完26DOI:10.16551/j.cnki.1002-1809.2020.05.010当代作家评论㊀2020年第5期①②李准:«我怎样写‹不能走那一条路›»ꎬ«长江文艺»1954年第2期ꎮ③㊀«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ꎬ«新华月报»1950年7月号ꎮ见于建嵘主编:«中国农民问题研究资料汇编 第二卷(1949-2007)»上册ꎬ第1041㊁1045页ꎬ北京ꎬ中国农业出版社ꎬ2007ꎮ成ꎮ 土改 变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ꎬ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ꎬ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较为显著的改善和提高ꎮ据东北㊁山西武乡等地的相关调查显示ꎬ 土改 后农业产量㊁农民收入㊁牲畜数量均有增长ꎬ中农成为农村中的主要阶层ꎮ①但正如研究者所言:土地改革的结果ꎬ不是消灭或者剥削小农经济ꎬ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小农经济ꎮ ②因此ꎬ 土改 只是革命的序曲ꎬ它粉碎了农村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ꎬ但也仅仅是 万里长征第一步 ꎮ为实现社会主义与最终达到共产主义ꎬ 土改 后所确立的小农经济也势必难逃被革命的命运ꎮ值得注意的是ꎬ与 土改 后农业生产发展相伴而来的ꎬ是农村新的贫富分化ꎮ李准小说中所反映的土地买卖现象在当时的农村中普遍存在ꎮ以东北为例ꎬ1948年东北大部分地区完成 土改 ꎬ上升户在 土改 后大量出现ꎮ在一些上升户中存在着添车马㊁雇长工㊁租用或购买土地等行为ꎬ甚至一些农村党员也开始雇长工ꎮ③这种情况不只出现在东北地区ꎬ1952年山西省忻县的调查显示ꎬ 土改 后因各种原因出卖土地房屋者ꎬ占总农户的19.5%ꎬ出卖土地量占卖地户每户平均土地量的28%ꎬ占总土地量的5.75%ꎮ另外ꎬ刚实行 土改 后的新区卖地情况甚至比老区还要严重ꎬ被调查的新区自1950年以来卖地户占总农户的25.25%ꎬ出卖土地量占总土地量的13.39%ꎮ更严重者在于ꎬ出卖土地现象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ꎮ土地买卖直接导致新老中农下降为贫农ꎬ下降户中有6%-10%的农户变为赤贫户ꎮ④土地买卖所带来的新的阶层分化也是当时普遍存在的现象ꎮ据中共长治地委的报告ꎬ长治老区农村在1950年已有4%的农民上升为富裕中农ꎬ85.4%的农户上升为中农户ꎮ农村出现了普遍的中农化倾向ꎮ⑤问题的关键还在于ꎬ随农民普遍中农化而来的ꎬ并不是互助合作热情的高涨ꎬ与其相反ꎬ富裕之后的农民因财力物力的增长而更加具备了单干的资本ꎬ不少上升户只想埋头生产发家致富ꎬ而对互助合作兴趣寥寥ꎮ中共长治地委在其刊登于«人民日报»的报告中就明确指出:随农业生产恢复㊁农民生活富裕而来的ꎬ是新的阶层分化与 不愿组织起来或者对组织起来兴趣不大的 单干 思想ꎮ这是老区互助组今年呈现涣散㊁萎缩以至部分陷于解体的基本原因 ꎮ⑥1951年4月17日ꎬ山西省委在递交中央㊁华北局的报告中再一次重点谈到这一问题ꎬ报告指出: 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ꎬ农民的自发力量是发展了的ꎬ它不是向着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ꎬ而是向着富农方向发展ꎮ这就是互助组发生涣散现象最根本的原因ꎮ ⑦在这种情况之下ꎬ山西省委希望通过完善互助组㊁试办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来限制农民的自发倾向ꎬ逐步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的道路ꎮ山西合作化问题在国家高层引起了重视ꎮ基于对新民主主义的理解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间估计ꎬ⑧一种意见认为山西不宜过早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ꎬ在新民主主义阶段承认私有制ꎬ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ꎬ革命任务只能动摇封建私有㊁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官僚资本主义私有ꎻ一般动摇36㊀2020年第5期㊀当代作家评论①②③④⑤⑦⑧东北情况参照«东北农村经济的新情况»ꎬ«人民日报»1951年3月21日ꎬ第3版ꎻ山西武乡情况参照史敬棠等编:«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下册ꎬ第236-237页ꎬ北京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ꎬ1959ꎮ罗平汉:«农业合作化运动史»ꎬ第1页ꎬ福州ꎬ福建人民出版社ꎬ2004ꎮ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ꎬ第137-138页ꎬ北京ꎬ中共党史出版社ꎬ2008ꎮ史敬棠等编:«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下册ꎬ第251-252页ꎬ北京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ꎬ1959ꎮ⑥㊀中共长治地委:«关于组织起来的情况与问题的报告»ꎬ«人民日报»1950年11月14日ꎬ第2版ꎮ山西省委:«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ꎬ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ꎬ第130-131页ꎬ北京ꎬ中共党史出版社ꎬ2008ꎮ共和国建立之初ꎬ中共高层普遍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ꎬ才可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ꎮ刘少奇认为新民主主义这一阶段将会持续比较长的时间: 这个阶段最少十年ꎬ十年建设加三年准备是十三年ꎮ到那时看情形怎样ꎬ或再搞个五年计划ꎬ进入社会主义ꎮ采取社会主义步骤ꎬ少则十年ꎬ多则十五年ꎬ二十年恐怕不要ꎮ 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ꎬ第209页ꎬ北京ꎬ中央文献出版社ꎬ1993ꎮ私有财产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任务 ꎮ①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是截然有别的两个历史阶段ꎬ互助组与农业合作社这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组织形式不可能简单直接地从此发展到彼ꎮ②应在承认土地私有的情况下ꎬ鼓励农民发家致富ꎬ甚至党员也不例外ꎬ 有剥削也还是可以做社会主义者 ꎮ③对农民的自发倾向也不必过于敏感和紧张ꎬ因为自发倾向是 土改的结果ꎬ要战胜它就是反对土改 ꎬ这种自发倾向对发展生产有利无害ꎮ④在工业化并未有相当发展的情况下ꎬ山西的做法企图借助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建立来动摇私有制ꎬ是 一种错误的㊁危险的㊁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ꎮ⑤对山西合作化问题的争议是1950年东北富农问题争论的继续ꎬ 实质是涉及当时老区农村或土改后农村要不要开始起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 ꎮ⑥这也就是说ꎬ争论的焦点在于究竟该何时向社会主义过渡ꎬ也就是在新民主主义阶段能否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ꎮ这场争论最终以毛泽东对山西省委的支持收尾ꎮ毛泽东所采取的主要行动有以下几项:一是与刘少奇㊁刘澜涛㊁薄一波等人谈话ꎬ表明支持山西省委的态度ꎬ说服高层统一意见ꎮ毛泽东认为ꎬ不必等到工业化完成后再去推行农业合作化ꎬ通过生产关系的改造也可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ꎮ⑦二是于1951年9月召开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ꎬ会后起草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ꎮ这一决议草案的出台ꎬ标志着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正式开始ꎬ对于合作化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ꎮ虽然在征求了赵树理等熟悉农村情况作家的意见后ꎬ草案指出应保护农民单干的积极性ꎬ但需要注意的是ꎬ毛泽东亲自对这一草案做了两处修改ꎬ其中一处加写了 片面提出 发家致富 的口号ꎬ是错误的 ꎮ⑧这表明对于农民走个人发家致富的老路还是持警惕和否定态度的ꎮ三是于1951年10月17日起草中央关于转发高岗10月14日 关于东北互助合作的报告 的批示和通报ꎬ对报告给予充分肯定ꎮ毛泽东在通报中指出: 中央认为高岗同志在这个报告中所提出的方针是正确的ꎮ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的地区的党委都应研究这个问题ꎬ领导农民群众逐步地组成和发展各种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ꎮ ⑨值得注意的是ꎬ毛泽东虽在通报中提到 不要轻视和排斥不愿参加这个运动的个体农民 ꎬ⑩但总体倾向无疑是支持并希望推动合作化发展的ꎮ自此ꎬ关于在新民主主义阶段能否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已自上而下达成共识ꎬ各地合作化运动迅速开展起来ꎮ据中央人民政府农政司的统计ꎬ1952年上半年全国农业合作社的数量激增到1951年上半年的10倍之多ꎮ全国组织起来的农户3500余万户ꎬ约占全国总农户的40%左右ꎬ比1951年增加40%ꎮ 这种初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具有 半社会主义 的性质ꎬ以承认土地私有为前提ꎬ土地入股是其最重要的特征ꎮ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将农民 组织起来 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有效手段ꎬ便于将土地集中起来统一规划使用ꎬ有效抑制了农民的自发倾向ꎬ也在相当程度上遏制了土地买卖和农村两极分化的发展ꎮ在这种情况之下ꎬ如何进一步遏制农民的自发倾向ꎬ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就成为农村工作的重心ꎮ 两条道路 两种倾向 这种明显带有斗争色彩的话语也频繁出现在当时的报告与讲话中ꎮ1952年5月10日ꎬ中共中央转发东北局«关于推行农业合作化的决议(草案)»ꎬ文件中强调东北农业经济发展存在着两种因素和趋势:其一是农民自发趋势ꎬ这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所自发发展的资本主义因素ꎻ其二是在个体经济基础上46㊀当代作家评论㊀2020年第5期①②⑧⑨ ③⑤⑥⑦㊀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ꎬ第132㊁141㊁133㊁130㊁135页ꎬ北京ꎬ中共党史出版社ꎬ2008ꎮ④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ꎬ第219页ꎬ北京ꎬ中央文献出版社ꎬ1993ꎮ罗平汉:«农业合作化运动史»ꎬ第63页ꎬ福州ꎬ福建人民出版社ꎬ2004ꎮ⑩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6卷ꎬ第180页ꎬ北京ꎬ人民出版社ꎬ1993ꎮ中央农业部农政司:«一九五一年上半年生产互助的情况和今后意见»ꎬ«中国农报»1951年第9期ꎻ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农政司:«一九五二年上半年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发展情况»ꎬ«中国农报»1952年第17期ꎮ发展的互助合作经济ꎮ报告将自发倾向视作一种 危险 的存在ꎬ并明确将这两种趋势树立为互相对立的两极ꎬ认为在这两者之间必然会发生冲突与斗争ꎬ 这是两种前途的斗争ꎬ它将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而日益尖锐化 ꎮ①邓子恢在1953年全国第一次农村工作会议的报告中也用到了 两条道路 的话语ꎮ他指出ꎬ帮助农民解决问题也存在两条道路ꎬ一条是旧道路ꎬ即通过借贷㊁当雇工㊁出卖劳动力㊁廉价出卖农产品解决困难ꎬ其结果只会对富农和投机商人有利ꎬ最终将导致贫富分化和农村资本主义的泛滥ꎻ另一条是新道路ꎬ即将农民组织起来ꎬ通过互助合作和国家帮助来解决生产困难ꎬ其结果是减少富农剥削ꎬ抑制农村资本主义发展ꎬ最终将导向共同富裕ꎮ他认为 互助合作和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之间的斗争㊁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ꎬ是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ꎮ互助合作是走向集体化的不可逾越的过渡形式ꎬ不能跳过这一关 ꎮ②由此可见ꎬ«不能走那一条路»中所反映出的 两条道路 的矛盾和斗争并非李准的发明ꎬ而是早已为当时官方文件所揭示并明确ꎮ小说中东山对于张拴的救助ꎬ也正是对邓子恢所说的第二条道路的实践ꎮ1953年ꎬ党在过渡时期的 总路线 提出对农业㊁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ꎮ 总路线 的提出建立在对新民主主义全新理解的基础之上ꎬ毛泽东在其批示中指出: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ꎬ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ꎬ这是一个过渡时期ꎮ 这样ꎬ新民主主义被明确定义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阶段ꎬ原先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构想被放弃ꎬ社会主义改造的日程被提前ꎮ从1949年到1953年ꎬ国家政策从 土改 逐渐发展到合作化ꎬ对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力量的态度也由认可㊁鼓励转变为否定㊁遏制ꎮ最终ꎬ自发势力被视为与合作化相对立的一条资本主义的道路ꎬ遭到批判和否定ꎮ在这样的形势下ꎬ李准«不能走那一条路»的发表可谓应运而生ꎬ小说中对农村 两条道路 的文学表达恰恰契合了当时对农村形势的估计ꎬ对宋老定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农民转变的描写ꎬ也深合国家对农民的期待ꎮ二、农村资本主义者与新的斗争想象除却小说主题与相关政策的契合ꎬ«不能走那一条路»的成功ꎬ还要归功于李准对农村走资本主义道路者的生动刻画ꎬ由此也开启了合作化小说新的斗争书写模式ꎮ需要注意的是ꎬ当时文坛所极力倡导的是塑造正面人物及英雄形象ꎬ1949年以后一度盛行的以 改造 为主题㊁以落后人物为主人公㊁讲述 落后转变 的公式化写作模式ꎬ已受到批评ꎮ而在«不能走那一条路»中ꎬ却依然是以落后人物为主角ꎮ从整体结构上看ꎬ小说基本延续了此前流行的 落后转变 的叙事模式ꎬ小说中的主人公宋老定的思想经历了坚定想买地 犹豫要不要买地 放弃买地的过程ꎮ而诱发人物思想转变的重要原因也是老套路 忆苦思甜 ꎬ儿子东山的诱导和宋老定对过往苦日子的回忆共同造成宋老定思想的转变ꎮ但因李准对宋老定的鲜活塑造㊁对小农意识的生动挖掘与呈现ꎬ使得小说毫无生硬㊁概念化的弊病ꎮ加之小说主题与 总路线 深度契合ꎬ小说发表之后并未因表现 落后人物 ㊁写 落后转变 等原因而受到批评ꎬ反而为李准赢得了全国性声誉ꎮ在 落后转变 模式逐渐受到诟病的形势下ꎬ李准却偏偏将创作视角对准了农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自发势力ꎬ主要原因有两点:其一是因为李准目睹了 土改 之后农村所普遍存在的土地买卖㊁阶层分化等现象ꎬ深受震动ꎬ有感而发ꎻ其二则是相关政策的宣讲和启发ꎮ李准在创作谈中就明确提到这两方面对其创作的重要影响ꎮ但现实与政策并非天然契合ꎬ当政策不够明朗时ꎬ现实与政策的差距给李准带来的是写作上的犹疑ꎬ甚至苦恼:56㊀2020年第5期㊀当代作家评论①②«中共中央转发东北局关于推行农业合作化的决议(草案)»ꎬ黄道霞等主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ꎬ第81页ꎬ北京ꎬ中共党史出版社ꎬ1992ꎮ邓子恢:«在全国第一次农村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节录)»ꎬ黄道霞等主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ꎬ第137-138页ꎬ北京ꎬ中共党史出版社ꎬ1992ꎮ我想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这种现象的发生说明了什么问题?因为总路线在那时还没有现在提得这样明确ꎬ所以我也没有充分认识这个问题的本质意义是什么ꎬ觉着写成文学作品普遍教育意义不会大ꎮ 怎样解决这个问题ꎬ自己还是不大明确ꎬ于是和一些同志研究起来ꎮ有的说: 自由买卖是政策ꎬ你这样写怕有影响ꎮ 有的说: 买卖地多了本来不是好现象ꎬ不过正面揭开不大妥当ꎮ 从研究中没有得到真正解决ꎬ我思想苦恼极了ꎮ最后我想:政策准自由买卖土地是不错ꎬ不过决不是提倡ꎬ也决不是坐视其分化ꎮ我们农村中党组织应该保证不使农民两极分化ꎬ而应该引导农民向共同上升的社会主义道路走ꎮ ①李准的创作谈反映出当时作家进行文学创作的典型心理ꎮ写作时首先考虑到的是作品有无 普遍教育意义 ꎬ他并没有完全信任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切身感受ꎬ因缺乏相关政策的明确规范和支持ꎬ李准对其文学书写的合法性抱着犹疑的态度ꎮ而只有经过相关政策的引导规范与许可鼓励之后ꎬ他才真正意识到自己所见所感的重要价值ꎬ并使之成为创作的重要素材ꎮ李准在酝酿小说时思想上曾 苦恼极了 ꎬ这种 苦恼 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文学写作本身造成的ꎬ而是源自对相关政策的拿捏不准ꎮ这种政策的不明确ꎬ主要是由于在国家政策的实施中ꎬ存在着成文的法律政策与有些领导 讲话 之间的矛盾ꎮ法律上对土地买卖的许可与 讲话 对土地买卖的警惕甚至否定ꎬ使得作家必须对政策有一个正确的判断与把握ꎬ这是当时文学创作的一大难题ꎮ好在李准敏锐地嗅到了政策转变的风向ꎬ正确地确立了小说的主题ꎮ«不能走那一条路»围绕着土地买卖一事展开叙述ꎬ揭示出 土改 后农村新的贫富分化和与其相伴的土地买卖㊁放债等现象ꎮ虽然李准也塑造出了共产党员东山㊁青年团员秀兰等新人形象ꎬ但是中间人物宋老定无疑是小说的真正主角ꎬ也是整篇小说刻画最为成功的人物形象ꎮ«不能走那一条路»发表后ꎬ即使是对小说有所非议的人ꎬ也无不对宋老定这一人物形象加以褒扬和肯定ꎮ②宋老定在解放前是给地主扛长工的贫雇农ꎬ受尽地主的盘剥之苦ꎮ 土改 彻底改变了宋老定的命运ꎬ通过积极生产和勤俭持家ꎬ宋老定已积累了相当的财富ꎮ借助社会学中的 家庭周期 概念与相关研究成果ꎬ我们基本可以判定宋老定一家处在收入最高的成熟家庭阶段ꎬ③成为可以买得起地的农村新富农ꎮ宋老定这一人物有三个突出的特征:其一是节俭ꎮ虽然翻身分地后日子慢慢红火起来ꎬ做木匠的二儿子东林又经常往家里寄钱ꎬ但宋老定依然不舍得花钱ꎮ因买地一事ꎬ他与儿子儿媳置气放狠话: 我不吃了ꎬ我去集上吃肉哩! 我给谁省哩ꎬ我把八股套绳都打断了ꎬ还落不下好! 但结果ꎬ他虽然到了集上ꎬ却舍不得花钱吃肉ꎬ而 只吃了一碗豆腐汤煮馍 ꎮ仅仅是通过这样一个微小的生活细节ꎬ李准就鲜活地为读者呈现出一个可亲可信的老农民形象ꎮ其二是他有着传统的发家致富思想ꎮ宋老定虽然加入了互助组ꎬ思想上也有了一定的进步ꎬ但传统小农思想依然顽固地占据着他的大脑ꎮ在宋老定看来ꎬ 做庄稼人啥贵重ꎬ还不是得有几亩土 ꎬ而土地买卖则是 周瑜打黄盖ꎬ一家愿打ꎬ一家愿挨ꎬ两情两愿 ꎬ因此并无不妥ꎮ宋老定买地并不全然是为着自己ꎬ而是想为儿孙多留下些家业ꎬ想让孙子们也知道 他爷爷是 置业手 ꎮ其三ꎬ因宋老定的贫农出身ꎬ作者也写出了宋老定朴素的阶级意识和阶级情感ꎮ比如在面对曾给地主当过账房的王老三时ꎬ宋老定就本能地 讨厌王老三挤眉弄眼地说话 ꎮ虽然王老三积极张罗为宋老定置地ꎬ但宋老定依然对其无好感ꎬ 想起王老三过去给地主跑着买地也是这股子劲 他狠狠吐了66㊀当代作家评论㊀2020年第5期①②③李准:«我怎样写‹不能走那一条路›»ꎬ«长江文艺»1954年第2期ꎮ比如李琮对宋老定这一人物塑造的肯定ꎮ李怀印在其研究中国农村集体化的著作中ꎬ参照 家庭周期 概念ꎬ将集体化时期的农户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起始家庭)ꎬ第二阶段(成长家庭)ꎬ第三阶段(成熟家庭)ꎬ第四阶段(老化家庭)ꎮ见 美 李怀印:«乡村中国纪事 集体化和改革的微观历程»ꎬ第188-190页ꎬ北京ꎬ法律出版社ꎬ2010ꎮ一口唾沫说: 去你娘的吧王老三ꎬ你是专会浮上水! 由此不难发现ꎬ 忆苦思甜 之所以会在宋老定思想转变中起关键性的作用ꎬ还是因为其阶级出身和阶级情感ꎮ综观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合作化小说ꎬ宋老定这一类型的人物形象一直都是小说中的重要存在ꎬ构成了所谓 中间人物 的庞大谱系ꎮ与年轻的进步青年相比ꎬ宋老定这种类型人物通常是小说中的年长者ꎬ属于传统老农民ꎮ他们出身良好ꎬ且有一定的阶级觉悟ꎬ但是却难以斩断与传统思想的关联ꎬ 没有摆脱小生产者的自私性落后性 ꎮ①他们背负因袭着旧的观念和伦理道德ꎬ对于生活的憧憬所指向的是过去(个人的发家致富)ꎬ而非将来(社会主义集体化的共同富裕)ꎮ因此ꎬ作家在写作时ꎬ往往将他们处理为需要被教育的对象ꎬ他们的思想发展轨迹一般都套用 落后转变 的模式ꎮ面对这样在现实中大量存在的农民典型ꎬ作家常常将亲情伦理引入进步与落后的矛盾ꎬ将两种世界观㊁两条道路的矛盾具象为父子㊁夫妻之间的家庭矛盾ꎮ这种难称进步的 中间人物 因其 中间性 而使得作者无须将其刻意拔高ꎬ他们的行为处世秉持着农民最为朴素㊁务实的人生信条ꎬ反映出现实中绝大多数农民的真实状态ꎬ因此保有了相当的真实性ꎬ往往是小说中塑造最为成功和艺术性最高的形象ꎬ在一些经典的合作化小说文本ꎬ如柳青«创业史»等作品中都是如此ꎮ除宋老定之外ꎬ小说中还有另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物ꎬ即想要卖地的张拴ꎮ他不安心农业生产ꎬ 觉着种地老不解渴 ꎬ一心想通过 倒腾牲口 做生意发财ꎬ最终赔本负债ꎮ即使这样ꎬ他还是没死了做买卖的心ꎬ甚至还打算卖掉 一杆旗 的好地用来还债ꎬ还希望 剩几个钱再去捞一家伙 ꎮ张拴这一人物形象反映了 土改 后ꎬ农民为求发家致富而选择走放利㊁行商之路的状况ꎮ据中共中央东北局政策研究室的报告ꎬ 土改 后一些上升比较快的农户选择把余粮用于放利ꎬ有的农户直言 放粮利大ꎬ比你养猪来钱多 用粮放利比种地省心ꎬ不费力 ꎻ另有一些农户则转向商业ꎬ搞投机活动ꎬ开药店ꎬ开制米所ꎬ卖花生ꎻ很多中农对制办胶皮车劲头十足ꎬ 这是普遍情绪ꎬ用以拉脚赚钱 ꎮ②另据山西省忻县地委的调查ꎬ土改 后农村新富农大都是通过商业投资或者放高利贷产生的ꎮ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下ꎬ土地大量集中已不可能ꎬ为了将剩余财富增值ꎬ不少农民选择投资商业ꎬ 许多新富农在土地上并不占绝对优势ꎬ他们多数是雇人种地ꎬ自己做 走水 买卖ꎬ养胶皮车ꎬ开作坊等 ꎮ③农民讲求实际ꎬ这种不安心农业生产的行为无疑是以获得利益为前提的ꎮ但因国家政策不鼓励农民行商放利ꎬ所以小说中行商放利者非但没有获得高回报ꎬ反而落得个破产的悲惨下场ꎮ仅以«人民文学»发表的作品为例ꎬ青林«秋收的时候»(1954年6月号)㊁康濯«牲畜专家»(1954年7月号)㊁石果«官福店»(1954年9月号)㊁骆宾基«交易»(1955年3月号)㊁陈旗«新路»(1955年8月号)等ꎬ其中经商行为无不遭受挫折和失败ꎮ在1952年的 五反 运动中ꎬ商人更是被视作贪婪成性㊁不劳而获的代名词ꎬ这使得他们的社会地位降低ꎬ名声受损ꎬ在小说中也鲜以正面形象出现ꎮ林间«马鞍山上的暴风雨»中ꎬ奸商偷工减料导致铁轨被冲毁ꎬ并造成李庄㊁李百勤父子的死亡ꎮ④高节操的«篡夺»中ꎬ资本家用糖衣炮弹腐蚀党的干部ꎬ偷窃国家财产ꎬ偷工减料ꎮ⑤白桦«山间铃响马帮来»中的边境商人李三不仅造谣㊁贬低人民币ꎬ而且还通匪ꎬ是个十足的反面角色ꎮ⑥在白桦的另一篇同类型题材小说«一个无铃的马帮»中ꎬ马帮商人魏福为美国间谍送信ꎬ沦为可恶的汉奸ꎮ⑦«吴碧霞日76㊀2020年第5期㊀当代作家评论①②③④⑤⑥⑦«‹人往高处走›和‹不能走那条路›即将改编为电影»ꎬ«大众电影»1954年第15期ꎮ«东北农村经济的新情况»ꎬ«人民日报»1951年3月21日ꎬ第3版ꎮ«山西省忻县地委关于农村阶级分化情况的调查报告(节录)»(1952年7月16日)ꎬ黄道霞等主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ꎬ第106页ꎬ北京ꎬ中共党史出版社ꎬ1992ꎮ林间:«马鞍山上的暴风雨»ꎬ«人民文学»1952年5月号ꎮ高节操:«篡夺»ꎬ«人民文学»1952年5月号ꎮ白桦:«山间铃响马帮来»ꎬ«人民文学»1953年3月号ꎮ白桦:«一个无铃的马帮»ꎬ«人民文学»1954年11月号ꎮ。
五、契约、习惯与国家法在一篇向douglass north 致敬的文章中,ramon myers 写道:“农户之间的资源交换,特别是中国 17世纪以后这种交换的巨大规模,首先应归因于如下两个因素:(a)习惯法,它大大减少了交易费用;(b)国家的行为,它既允许习惯法的运行,又在尊重习惯法的基础上裁决交易纠纷。
”(myers,1982)他特别举台湾的大小租业和华北的典及灌溉公约为例。
他认为,习惯法的传播,官方对习惯法的认可,使得私人契约和市场机制在减少土地要素的稀缺性和充分利用劳动力要素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晚期中华帝国才得以维持稳定的人口增长并保证人均收入并没有太大的下降。
十九世纪的外国观察者也注意到这种民间契约、习惯和官方法律之间“各司其职、和谐共处”的现象。
英国皇家亚洲学会1889年报道说:“他们[中国]的立法者的主要努力,都用在制定镇压骚动及保护税收的法律方面,而把民法、商法或契约法的问题交给地方政府去处理。
这些地方政府或者把诉讼人交给市镇公所仲裁,或者向市镇公所征询有关这一类断案的资料。
这些断案必须根据买卖习惯,遵循有特殊规定的实际判例办理;换句话说,他们要向市镇公所征询处理这类争端的法律[惯例],以便运用那些断案来处理向他们呈诉的案件。
”(李文治[编],1957:44—45) 中国学者在最近也认识到中国法律史上“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并立状况(梁治平, 1996)。
就我的研究所涉及的范围——村级市场上的土地交易——而言,前现代中国民间契约、习惯(小传统)与国家正式法(大传统)之间并未产生很大的冲突与紧张,甚至并未发生很多日常接触,以致在本世纪民商事习惯调查之前,官方文献对民间小传统的记载都是语焉不详,学者建立在这些文献基础上的研究也难称完备(戴炎辉,1979;李志敏,1988)。
正如外国观察者所评论的那样,中国立法者的主要努力都在制定镇压骚动及保护税收的法律方面。
土地交易方面亦是如此。
中国近代以来的土地政策
近代以来,中国的土地政策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和影响。
在清朝末年和民国初期,土地问题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各种土地改革方案如洋务派方案、康有为方案、孙中山方案等争鸣不休。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土地改革成为首要任务,土地国有化和分配制度的建立实现了广泛的农村土地改革。
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进入市场经济、改革开放时期,土地问题再次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
今天,中国的土地政策不断调整和改进,以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其中,土地使用权的出让、流转等,成为国内外广受关注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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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最新)中国近代史纲要答题活动题库及答案学校:________班级:________姓名:________考号:________一、单选题(30题)1.“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属于()的主见。
A.维新派B.洋务派C.革命派D.立宪派2.在近代,通过战争向中国勒索赔款最多的国家是()。
A.英国B.俄国C.法国D.日本3.抗日战争成功以后是哪个列强取代了日本在中国的地位?()A.法国B.英国C.俄国D.美国4.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占据了()。
A.中国东北地区B.中国华北地区C.南京D.东南亚5.规定允许外国在中国办工厂的条约是()。
A.《南京条约》B.《北京条约》C.《马关条约》D.《辛丑条约》6.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创举是(B)。
A.农业合作化B.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赎买政策C.建立手工业合作社D.没收官僚资本7.从1952年到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
A.8.2%B.10.2%C.5.2%D.6.2%8.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社会的经济状况是()。
A.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较快,自然经济开始解体B.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土地高度集中C.对外贸易发达,财政收支状况良好D.中国已经开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9.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的体制,其基本特点被概括为()。
A.“一平二调”B.统筹兼顾C.公私兼顾D.“一大二共”10.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
A.属于革命对象B.属于革命领导阶级C.属于革命力气D.什么都不是11.从总体上看,近代中国人民救国方案的探究()A.是失败的,但这种探究的精神是值得颂扬B.尽管最终是失败,但推动了近代社会的进步C.以反帝反封建为号召,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联合进攻下失败D.尽管曲折,但最终找到了一条正确的救国道路12.关于国民革命,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C)。
A.兴起的标记是国共两党革命统一战线的成立B.北伐取得了巨大成功C.彻底摧毁了北洋军阀的统治D.革命阵营内隐藏着重大危机13.中国工人阶级最先出现于()中。
华北地区的土地改革与农民运动华北地区作为中国的重要农业区域,在土地改革与农民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本文将从历史背景、土地改革政策、农民运动反响等方面进行论述。
一、历史背景华北地区是中国的农业主要区域之一,其农村人口众多,土地问题一直是困扰农民的重要问题。
在近代中国,封建制度下的土地所有制不公平,农民贫困且受奴役般的地位限制,使得他们极度渴望土地的改革。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农民运动逐渐兴起。
二、土地改革政策为了解决土地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新中国成立后,积极推行土地改革政策。
华北地区成为了土地改革的重点地区之一。
1950年代,土地改革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实行“耕者有其田”,即将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并实施合作社化。
在土地改革过程中,华北地区的农民积极参与,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土地。
土地改革政策的实施使得农民的地位得到了提升,农业生产也得到了巨大的发展。
三、农民运动反响土地改革政策的实施引发了农民运动的兴起,华北地区的农民纷纷参加到各种农民组织和工会中,声援土地改革政策。
农民运动的反响巨大,不仅推动了土地改革的深入进行,也促进了农民阶级的觉醒和组织能力的提升。
同时,农民运动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和挑战。
在农民运动中,由于某些地方存在混乱和乱象,一些农民组织滥用职权,甚至发生了一些冲突和暴力事件。
这些问题使得农民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质疑和批评。
然而,总的来说,华北地区的土地改革与农民运动为解决农村土地问题,提高农民地位,促进农业增产做出了重要贡献。
总之,华北地区的土地改革与农民运动在解决土地问题、提升农民地位以及促进农业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
这一时期的历史经验对于今天的农村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近代华北农村的农家生产条件·农耕结合·村落共同体" 摘要:本文从农耕结合的角度去关照近代中国农村家庭的生产样态以及村落共同体的变迁等问题,进而对旧中国农村社会的性格进行考察。
华北的旱作农业特别是耕种作业需要并行使用复数的役畜和多人的共同协作,因此近代华北的农家不得不与他人相互结合起来,以解决农繁期畜力和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在近代华北农村存在着多种农家间的农耕结合,除了搭套之外,还有劳动力与劳动力、劳动力与畜力、畜力与畜力间的换工,有役畜和农具的无偿借用,以及代耕、帮工、伙养役畜、共同租种、共同雇工等形式。
对这些农耕结合的不同评价导致了泾渭分明的近代中国农村社会认识论。
本文指出,在近代华北农村,相当多的农耕结合形式以其合理的、对等的原则及灵便性逐渐成为华北农家农耕结合的主流。
关键词:华北农村、生产条件、农耕结合、村落共同体所谓农耕结合在本文中是指农家之间在耕作、收获等农业生产作业中所结成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结合或关系,包括:①劳动力·役畜·农具的相互融通和共同使用(例如,近代华北农村的搭套、搭伙具、合具、插犋等);②劳动力·畜力的各种形式的交换(如中国北方各地农村的换工、伴工、变工、拨工、串换,以及跟套、跟具带地、日本农村的“结”、朝鲜半岛农村的“契”、泰国农村的“阿奥·莲Ao Laeng”、爪哇农村的“卢昆”等);③役畜·农具的借用;④无偿的劳动援助(在华北农村有帮工、帮忙、代耕等);⑤役畜的共同饲养和利用(在华北一些农村称作伙养)、共同租种土地、共同雇工以及灌溉水井的共同开凿和使用乃至雇佣和租佃关系中的“干活带地”与“伙种”等等。
与治安防卫、作物看护、防灾救济、祭祀庆祝等村落社会中的大规模集团性行动相比,历史上的农耕结合作为一种日常的、广泛进行的生产协作行为,长期以来难得受到史学家的重视。
究其原因,可能是出于如下情况:近代以来中国农村的农耕结合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在组织上过于简单,在规模上极不发达。
发展的幻象——近代华北农村农户收入状况与农民生活水平辨析(1近年来,国内有关近代华北农村社会的研究存在着一种引人注目的倾向。
素来被认为是衰落破败的近代华北农村,在不少学者的笔下则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农村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耀眼图景。
而与之相对立的过密型商品化理论,以及近代中国农村经济衰退论,则被当做“近代农村经济史研究的主流思维”而遭致激烈的批评,甚至挞伐。
慈鸿飞先生的论断即颇为惊人。
他断言,黄宗智甚至吴承明先生(尽管他承认吴老“似乎尚认为中国市场的发展方向是趋于资本主义的”)对近代华北农村市场发展“估计不足”,认为“二十世纪前半期华北地区的农村市场有很大发展,其扩大程度远远超出前人已作出的判断”,并且“这种发展方向毫无疑问是朝向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黄宗智先生所说的‘非资本主义趋向’”。
他强调,“从农村商品交易的自由程度、特别是资本市场融通的自由程度、劳动力大规模迁移的自由程度、外国资本深入农村的自由程度、市场的自治管理程度等等,都可以使敢于正视事实而不仅仅重视政治观念的人们毫不犹豫地作出这样的判断”。
他甚而宣称,“六七十年前华北农村手工业的兴旺景象几乎可与今日乡镇企业的腾飞相比美”。
他还认为,“农民收入的增加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华北农村市场的发展”。
据他估算,20世纪30年代华北农民的收入水平差不多已相当于90年代中期全国农民的年均纯收入,所以“说中国农业直到本世纪中叶仍只是一个‘糊口农业’,既不符合历史实际,也无法对历史的发展作出解释”。
他最后的结论是:“这一历史时期华北的农村经济已经具备了一般形态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也证明农业生产力达到相当水平”;而且由于“参与市场的农民都是享有完全独立自主产权和经营权的生产者(包括租佃者,他们大都享有永租或永佃权)”,“完全依据市场需求和自身的消费需要,自主决策,自己决定要种什么庄稼、做什么副业”,这就“为舒尔茨的理论提供了历史证明”,并“对黄宗智先生的‘过密化’结论提出质疑”。
近代中国耕地“红线之争内容提要在土地问题中,人地比例关系或耕地“红线”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对中国耕地的“红线”及其问题,历史上的讨论久已有之。
近代以来,尤其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学界乃至社会各界形成前所未有的激烈争论。
不仅对“温饱界线”有各种不同的估计,而且根据这一估计,又有人口压力和反对人口压力之分野。
人口压力和减少人口压力说为最具影响的主流意见,反对人满为患和减少人口说仅为少数人的主张。
其中,是否节制生育是双方争论的一个焦点。
值得注意的是,持主流意见者,多是思想上比较温和的学者;而少数后者,则多为思想激进的社会改革派和革命家。
但即便在同一阵营之内,又有不同的解释理由和解决之道,反映了认识社会问题的多面性和复杂性。
关键词土地人口压力“我国以农立国,农民有地则安,无地则乱,是土地问题尤为我国农业经济之中心。
”①土地之于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民生产和生活的重要性,历代皆有论述,无庸再加强调。
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人地比例关系,也就是耕地“红线”;②另一个是土地分配关系,因為涉及公平问题,一向受社会和政府的重视。
不过,自清初以来,由于人口数量激增,极大影响了社会经济与社会生活,所以人地比例关系也开始受到关注。
近代以来,尤其是20世纪20至40年代,在西方学说输入和中国农村社会现实的相互激荡下,相关讨论更加热烈,既有共识,也有分歧。
或者说,大致相同的社会环境既会孕育相对主流的社会思想,但由于社会地位、学术背景以及从事职业的不同,不同的学者也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看法。
本文之主旨,就是将这一问题做一梳理和分析,以丰富中国近代人口思想史的内容,当然也希望有益于中国近代土地关系史和乡村社会经济史的研究。
还有,人地比例关系问题至今仍时时触动着中国人的神经,回顾这一问题的历史,当不无现实借鉴之价值。
此前行龙、何清涟对1840-1919年的中国人口问题做过比较全面的研究,尤详于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的人口思想,③本文将专门从人地比例关系的角度进行分析,且不限于政治家和思想家,时间也扩大到整个中国近代尤其是向后延展至1920至1940年代。
近代华北土地买卖的几个问题(一)" 土地是农业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土地市场问题,特别是地权转移自由与否,关系着农业生产的性质以至农村经济的性质。
但令人吃惊的是,在近些年出版的众多通史、明清和近代经济史、农业史、制度史以至资本主义发展史的著作中,对一个如此重要的问题都不够深入,有些甚至基本不提。
有所涉及的著作,大部分也只是简单表述作者的观点,其中与地权转移问题相关的政治制度、土地市场在不同时代的发展程度等涉及较多,对土地交易过程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则缺乏细致的研究。
在区域社会经济史著作中相关的论述稍多,但也同样缺乏深入。
一些土地问题的专史著作研究比较深入,不过,这类研究多集中在地契和地价这两个专题上,如杨国桢的《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人民出版社,1988)、詹玉荣等《中国土地价格及估价方法研究》(北京农业大学出版社,1994)、王方中的《本世纪30年代(抗战前)农村地价下跌问题初探》(近代史研究,1993,3)等。
此外,美国学者马若孟的《中国农民经济》一书,对土地价格与土地市场供求之关系有精辟论述。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清代的旗地》(中华书局1989)则收集了大量旗地地权转移问题的史料。
土地价格无疑是土地市场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土地契约文书则是最直接的原始资料,而且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
但除此之外,与土地买卖相关的问题还有很多。
我在研究近代华北平原农村土地制度时,尽可能多方面考察了与土地买卖相关的问题,但无论史料的收集应用,还是对一些问题的具体分析,都难免有疏漏以至错误之处,在这里抛砖引玉,希望能得到方家的批评指教。
一、法律和习俗对土地买卖的制约法律和习俗对地权转移的限制或保护,直接与要素市场是否自由相关。
有学者认为,近代中国农村存在亲族或邻居的“优先购买权”及其他习俗的制约,因而土地市场尚不够自由[1] 。
本文通过分析法律对不可买卖的土地发生买卖时的处罚和风俗习惯对土地买卖的限制,说明至少在华北,绝大部分土地买卖在法律和习惯上实际都不受制约,有比较自由的土地市场。
1、法律规定不可买卖的土地清代和民国的立法对于私有土地——民田,都是允许继承、转让和自由买卖的,法律规定不可买卖的土地主要是官田和公田。
研究法律规定不可买卖的土地,对比清代和民国法律之间的不同,可以看出社会发展的一些轨迹。
清代华北地区的官田可分为三大类:一般官田、旗地和屯田。
这三类土地发生买卖后,处罚的规定不一样。
私人出售一般官田,法律上称“盗卖”,卖者按照所卖田亩多少分等受刑,最高的刑罚是杖一百,徒三年。
田产、田价及田地上历年所得收益均追出还官[2] 。
旗地发生买卖如何处分要视交易双方之身份。
如卖者是旗人田主,买者亦为旗人者,至少从清代中期起此交易是合法的;如卖者是庄头、旗奴等,超过50亩者,照子孙盗卖祖遗祀产律治罪,不及50亩者,照盗卖官田律治罪,田产还原主,卖价入官[3] 。
如买主为汉人百姓,政府可令田主备价回赎,或由政府发官款回赎后再作处理。
至清末,旗汉之间田产交易渐渐合法,不再有任何处分。
屯田买卖刑罚最重,屯田户将屯田典卖与人至50亩以上,典主买主均未纳田赋者,追纳田粮完日,双方俱发近边充军。
若数不满50亩及交纳田赋无缺,或因无人承种而侵占者,照侵占官田律治罪,盗卖与人者,照盗卖官田例治罪[4] 。
公田指公共所有或集团所有的土地,如义田、寺田、族田、书院社学的学田等。
清律规定,若僧道将寺观田地,子孙将公共祖坟山地朦胧投献王府及势要之家,私捏文契典卖者,投献之人问发边远充军,田地给还应得之人,受投献家长并管庄人相应治罪。
凡子孙盗卖祖遗祀产至50亩者,照投献捏卖祖坟山地例发边远充军,不及前数及盗卖义田,照盗卖官田律治罪。
在这几类土地中,各种官田华北均有,尤以旗地最多,构成华北官田不同于其他地区之特点。
各种公田中,书院社学的学田、义田、寺田广泛分布在华北各地,至于族田、祠田和宗族拥有的义田,由于华北地区宗族势力薄弱,这一类土地数量相当稀少。
民国以后,法律日益完善,土地产权也进一步明确,各种官地逐渐得到整理。
旗地通过专门的处理方法,绝大部分转化为私人所有。
其他官田经整理后,大致有三种结果:一是由佃户或其他农民留置,转化为私有田产;二是划归农林部门,建立示范性质的农场林场果园;三是划归教育部门,充教育经费,其中有些由县政府教育科管理,有些直接划归学校成为校产。
寺田中一部分照官田例处理,一部分仍为寺产。
原则上讲,土地所有权人——无论是个人、团体、寺庙、村社、机关或政府部门——都有权处置自己所有的土地,至于具体情况如农场是否可以出售土地,学校是否可以出售校产,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或不可以,需要什么部门批准等等,则通过一些具体的法规加以明确。
在国家立法中,只规定哪类土地禁止私人占有,没有规定哪类土地禁止买卖,也没有盗卖官田罪。
如果发生了个人出售国有或公共所有土地的案件,根据具体情形可以运用刑法中对于财产(包括动产和不动产)的侵占、诈欺、背信等律条定罪。
这些律条对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同样适用,除非卖主是公产管理人员,监守自盗才会从重处理。
把民国的法律与清代法律比较,可以看到,清代关于土地买卖的法律中,侵占盗卖他人田产罪行最轻,盗卖官田较重,而子孙盗卖族田、祀田、公共坟山,奴仆盗卖主人田产罪行最重。
立法的原则明显维护封建国家统治,维护宗族关系、等级关系和封建伦理道德。
民国时期的法律对公产私产同等看待,对族田、祀田、坟山等没有具体规定,但在财产盗窃侵犯等罪行处理中规定,如对直系血亲、配偶或同财共居的亲属犯罪,则可免去刑事处分。
按照民国时期的不动产登记条例,所有耕地都要在地政机关登记,如果祀产坟地等登记在某人名下,某人就应该有处置权;如果登记在全族名下,则为全族共同财产,那么,假如族中某一子孙出售了部分坟地祀产,应该视为侵犯同财亲属,从轻处罚。
显然,民国立法是按照资产阶级的立法原则,高度尊重私有财产。
2、风俗习惯对土地买卖的限制习俗对土地买卖的制约,主要表现为“优先购买权”,即土地出售时,卖主的亲族、地邻、土地典主以及该土地原来的卖主等人有权优先购买,卖主应该先尽让这些人,这些人都表示不买,方可售与他人。
如清初山东济宁州俗例:“凡欲典卖田宅,必先让原业本家,次则地邻,皆让过不要,然后售与他人。
尤可笑者,原业本家有历年久远,事隔两朝,卖经数主者,犹称原业,而本主人之外,不特兄弟叔侄同产之亲,即疏离一族之人,亦称本家,皆得援例混争。
夫弃产者,必有迫不能待之势,必要到处让过,已属难堪,乃有本心欲得而故称不要,或抑勒贱价不照时值,或本无力量故且应承,乃至卖主不能久待,另售他人,非托名阻挠,即挺身告理。
弃产之人,率不免此”[5] 。
河南省亦“有先尽业主邻亲之说,他姓概不敢买,任其承机掯勒,以至穷民不得不减价相就。
”[6]清政府这些措施可以肯定是发生了一些效用的,因为这些措施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
在“优先购买权”流行的时代,土地买卖契约上通常要写明已尽过本族地邻,俱无异议之类字眼,而近代华北保存下来的地契以及通行的契约格式中很少有这类文字,通常只笼统的写上“若有争议,概由卖主承担”,有些地契上连这类文字都没有,说明“优先购买权”在近代华北已很少起作用。
不过出卖田房时先问本族和邻居作为一种风俗习惯,在有些地方直至民国时期,甚至于直至今天仍然存在(现在农民的责任田虽不能买卖,住房是可以买卖的)。
有人认为,“这些规定无疑妨碍了土地自由买卖的发展,它也是宗法关系在土地市场上的反映”[9] 。
其实,在近代,至少在华北地区,弃产先问亲邻和“优先购买权”已经不能划等号。
首先,先问亲邻只是一种习惯、一种礼节,卖主可以遵从,也可以不从,不问亲邻会受到乡风指责,会引起有关人员的不满,但只此而已,并不能实际阻碍地权转移。
其次,问过亲邻,亲邻又答应购买,如他人出价更高,仍可卖给他人,只有在出价相同时,亲邻才可优先购买。
所谓优先购买权,实际只是优先出价权。
还要指出的是,对于农民来说,如果能够买到与自己土地相邻的耕地,就可让耕地连成片,如能买到与自己房屋相邻的住宅,父子、兄弟可以比邻而居,也可以把院子打通,形成大宅院,作为买主相当有益,所以往往愿意出比他人高的价钱,这应该也是形成宅邻和地邻优先权的原因之一。
亲邻优先出价的习俗保存至今,可以看作是历史上优先购买权的残余,但也可以看作人们出于亲情乡情、邻里和睦而自觉自愿的行为。
至于出卖田地先问典主,是指典主可以优先出价,真正出售时,仍然要看哪个买主出价更高。
近代华北普遍存在“典不拦卖”(即典主不能阻拦田主出售土地)的习惯,就说明了这一点。
另一方面要注意的是,典主的优先出价权与亲邻不同,不是出于习俗或制度的制约,而是由于经济权力的关系,因为典主对这块土地已经付出了部分价值,有了一部分所有权,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典地是地权转移的一种方式。
对于习俗的限制,美国学者彭慕兰从另外一个角度,即习俗限制对生产力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他提出,“对一个人可以把土地出售或出租给什么人的限制通常可能会使土地所有者的钱受损失,并可能阻碍土地落入最有效率的使用者之手;限制越大,效率的损失也越大。
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这类损失的大小,但我们可以为它们确定一个范围。
例如,在基本技术知识普遍共享,能够刺激佃农使产出最大化的租佃形态(无论是分成地租还是定额地租)占压倒地位的条件下,即使是最有才干的农民在一定的土地上的收获,与一个受习俗偏袒的技术较差的农民能够生产出的东西之间的差异也不可能很大。
而且并不是每一笔受习俗制约的交易都会使土地落入一个技术较差的农民手中的。
”[10] ,他还提出,要证明习俗的限制,理论上说,不仅要有资料能说明市场的不完善,而且要举出真实的具体结果,例如具体的地块之间的巨大差价不是反映土地的生产能力的差异,而是符合买主和卖主之间的社会关系。
[11] 显然,近代华北是找不到这样的实例的。
二、土地买卖的成因人们为什么要买卖土地,这个问题看起来很简单,贫苦农民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出售土地,富裕农民拼命要上升到地主阶层,地主、官僚和商人则致力于集聚土地。
中国传统社会中地权不断从分散到集中,似乎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但在现实生活中,土地买卖的成因是多种多样的。
从购买方面说,首先是出于对土地这一农业生产中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的需求,也就是说,获得农田是为了自耕、雇工经营或出租。
这是土地购买成因中最主要、最普遍的。
其次,是把土地作为一种最稳妥、最保险的财产,用来保值,做后备。
土地是一种最保险的财产这一观念在农业中国深入人心,但以保险为目的而购买土地则限于商人和官僚。
商界和政界同样风云变幻,一些商人在家乡置买土地,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地租,而是防备商业风险,一旦经商亏本,有后路,也有东山再起的余地。
大官僚成千累万亩积聚土地,固然是为了地租剥削,但一些官员广置族产、祭田、坟地,则是为防官场风波,留作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