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律师:反腐风暴中刑辩业务激增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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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辩护律师的挑战与机遇发言稿尊敬的各位评委、亲爱的观众们:大家好!今天我非常荣幸能够站在这里,与大家分享有关刑事辩护律师的挑战与机遇的话题。
刑事辩护是法律职业中非常重要且充满挑战的领域,也是保护公民权益、维护司法公正的关键环节。
我将通过本次发言,带大家了解刑事辩护律师所面临的挑战,以及他们应该如何抓住机遇,提高自身的专业水平。
一、刑事辩护律师的挑战刑事辩护律师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其中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法律知识的广度和深度要求高。
刑事辩护涉及到多个领域的法律,律师需要具备丰富的法律知识,并持续学习不断更新。
只有掌握全面准确的法律知识,才能更好地为当事人提供有效的辩护。
其次,证据收集和分析技巧至关重要。
刑事案件的辩护往往需要依靠充分的证据来支持,而辩护律师需要具备良好的证据收集和分析技巧。
这不仅要求律师拥有调查取证的能力,还需要具备审视证据、提出有效辩护观点的能力。
再次,与公诉机关的压力与对抗。
在刑事案件中,辩护律师常常要与强大的公诉机关相对抗,这意味着他们需要面对来自对方律师的高强度反击和压力。
面对这种挑战,辩护律师不仅需要有强大的心理素质,更需要有扎实的法律基础和精湛的辩护技巧。
最后,舆论压力也是刑事辩护律师的挑战之一。
有时,一些案件涉及到社会敏感问题,公众舆论和媒体的关注程度非常高。
律师在这种压力下需要保持独立客观的立场,坚守职业道德,为当事人提供公正的辩护。
二、刑事辩护律师的机遇虽然刑事辩护律师面临种种挑战,但同时也有许多机遇在等待着他们:首先,社会需求的增加。
随着法治建设的推进,人们对法律服务的需求越来越高。
刑事辩护律师作为法律服务行业的重要一环,在为当事人提供合法权益保护的同时,也能获得更多的聘用机会和发展空间。
其次,法治意识的提高。
随着社会法治意识的提高,人们对法律问题的关注程度也越来越高。
这为刑事辩护律师提供了更多的案件选择机会,同时也促进了法律服务行业的发展。
再次,专业技能的提升。
浅析反贪工作的机遇和挑战新刑事诉讼法,一方面加大惩治腐败犯罪的力度,对检察机关的侦查权予以了必要的加强,另一方面更加突出尊重和保障人权,进一步强化对检察机关的侦查权的监督和制约。
检察机关不仅应该结合本职工作,深化、细化对新刑事诉讼法的理解把握机遇,更要适应要求妥善应对挑战,确保反贪工作在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继续平稳健康发展。
一、反贪工作的机遇(一)技术侦查权。
新刑事诉讼法第148条第2款、第3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在立案后,对于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按照规定交有关机关执行。
追捕被通缉或者批准、决定逮捕的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经过批准。
可以采取追捕所必需的技术侦查措施。
”技术侦查措施,是指国家专门机关基于侦查犯罪需要而根据国家有关规定采取的特殊侦查措施。
通常包括电子侦听、电话监听、电子监控、秘密拍照或者秘密录像、秘密获取某些物证、邮检等秘密的专门技术手段。
在反腐败工作中使用技术侦查措施已经是国际通行做法。
我国现行法律没有对检察机关是否可以进行技术侦查做出明文规定。
近年来,职务犯罪呈现隐蔽化、智能化、跨地域化等新特征,加上职务犯罪主体一般都具有较强的反侦查能力,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的难度越来越大,发现难、取证难的问题非常突出,有鉴于此,实务界和理论界都在呼吁立法赋予检察机关必要的技术侦查手段,以适应新形势下反腐败斗争的需要。
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顺应了这种呼吁.明确赋予了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
(二)强制措施。
新刑诉法第73条第一款规定:“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
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
但是,不得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
当前律师腐败的原因及预防2006年05月22日来源:正义网关键词:律师腐败点击次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人民的合法权益能否得到保护,律师起着重要的作用。
律师制度恢复以来,律师在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党和人民不会忘记。
但是,在律师队伍中,贪污受贿、徇私枉法、道德败坏等违法违纪现象,近年来呈上升势头,有的还十分严重。
一、律师腐败产生的原因首先,是少数律师法纪观念淡薄。
有的律师置法纪于不顾,不能严格遵纪守法,办案违背实事、违反法律,为当事人谋求不正当的利益。
忘记了律师在执业中必须坚持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服务,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服务,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国家长治久安服务,为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服务的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
其次,是社会主义不正之风的影响。
一个时期以来,社会上出现的一些不正之风,拜金主义等消极因素,不同程度地冲击着少数意志薄弱的律师。
有的律师经不起改革开放的考验,放松了思想改造。
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经受不住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和物资引诱、追求金钱、私欲膨胀、贪赃枉法、弄虚作假、出卖人格、腐化堕落等,从而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其三,是少数律师所规章制度不落实,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
近年来,各级司法行政部门对规范律师的从业行为,相继发布了《律师惩戒规则》、《律师职业道德与执法纪律规范》等一系列规定。
各律师所也普遍建立了规章制度,全面实行了党风廉政建设目标管理责任制,对于约束律师的行为和调动律师的积极性起到了促进作用。
但是,有些律师所虽然有制度,但不落实,形同虚设。
有些律师所制度不健全,没有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缺乏审计监督,致使财务混乱,个别思想不健康的人有机可乘。
有的律师所档案归个人管理;有的律师所想办法不交管理税和个人所得税,严重影响了律师爱国为民的进步思想。
其四,是少数律师组织原则差。
律师应该是熟知法律的人,更应该按法办事,自觉遵守组织纪律、维护组织原则,然而个别律师我行我素,独来独往。
权力滥用与腐败犯罪的法律思考现代社会中,权力滥用与腐败犯罪成为了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无论是政治体制的演变还是国际关系的复杂性,权力滥用和腐败都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需要深入思考如何通过法律的手段来解决这一问题。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权力滥用和腐败的定义。
权力滥用是指拥有权力的个人或组织利用其职权违规,以实现自身利益的行为。
腐败则是指行使权力的人员利用职权,通过非法手段谋取私利。
这两者相互依存,形成了权力滥用与腐败犯罪的现象。
在法律层面,我们需要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法律体系来打击权力滥用和腐败犯罪。
首先是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对权力滥用和腐败犯罪行为进行明确界定。
这样可以使犯罪行为受到惩罚,提高权力滥用和腐败犯罪的打击力度。
其次,应在司法机关建设方面加强培训和改革。
司法机关是权力滥用和腐败犯罪的主要执法力量,只有司法机关具备公正、透明、高效的工作能力,才能有效地打击腐败犯罪。
所以,提高司法机关的专业水平和执法能力非常重要。
此外,公众的监督和参与也是打击权力滥用和腐败犯罪的重要因素。
公众对于权力滥用和腐败犯罪的持续关注,可以促使政府部门加强内部监督,规范行政行为。
而且,公众参与可以建立起全民共治的氛围,让腐败分子无所遁形。
在国际层面,我们需要加强国际合作,共同打击跨国腐败。
腐败常常伴随着国际交往,国际合作可以帮助我们共同制定标准和原则,并相互协助追逃外逃的腐败分子。
只有通过国际合作打破腐败犯罪的国界,才能更有效地打击权力滥用和腐败犯罪。
然而,法律适用并不能完全解决权力滥用和腐败犯罪问题。
我们需要加强社会道德建设,培养公民的道德意识。
只有人们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在日常生活中践行廉洁、诚信的价值观,才能真正杜绝权力滥用和腐败犯罪的发生。
最后,应当加强对权力滥用和腐败犯罪的预防工作。
从源头上遏制权力滥用和腐败的发生,需要建立起科学、规范的权力运行机制,制定严格的监督制度,确保权力的公正合理行使。
综上所述,权力滥用与腐败犯罪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问题。
律师工作中遇到的常见挑战及应对策略律师作为法律专业人士,常常需要面对各种法律挑战和复杂的案件。
在他们的日常工作中,常见的挑战包括法律知识的更新、案件繁忙度的压力、沟通和协调困难以及追求客户满意度。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律师们可以采取一些策略来提高工作效率和解决问题。
首先,面对法律知识的更新挑战,律师们应该始终保持学习和自我提升的态度。
随着法律环境的不断变化和司法解释的创新,律师需要不断更新自己的法律知识。
他们可以通过参加法律培训课程、阅读相关的法律文献以及参与专业讨论会来保持对法律的了解。
此外,利用信息技术工具,如各类法律数据库和在线法律服务平台,可以帮助律师及时获取和更新法律资料,从而更好地应对法律挑战。
其次,律师工作的繁忙度常常给他们带来巨大压力。
为了有效应对这种挑战,律师可以采取一些时间管理和工作分配的策略。
首先,制定详细的工作计划,将工作任务分解为可行的小部分,然后按优先级安排工作时间。
其次,学会有效地拒绝或委托一些琐碎或次要的事物,使自己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处理关键的案件和重要的客户需求。
此外,合理安排休息时间,避免过度劳累,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和精准度。
第三,沟通和协调困难也是律师工作中常见的挑战之一。
律师往往需要与各种相关方进行合作和沟通,包括客户、对手律师、法官、调解员等。
为了应对这个挑战,良好的沟通和协调能力是必不可少的。
律师需要具备清晰的表达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以便在面对复杂案情时能够准确地传递信息和观点。
此外,他们还需要灵活运用各种协调技巧,如倾听、讨论、妥协等,处理各方的利益诉求,最终达到满意的解决方案。
最后,律师工作的目标是追求客户的满意度。
在这个过程中,律师们可能会面临客户需求的多样性和满意度的挑战。
为了应对这个挑战,律师应该建立良好的客户关系,并时刻关注客户的需求和意见。
首先,及时回复客户的邮件和电话,保持良好的沟通和信息及时共享。
其次,针对不同客户的需求,律师要能够提供个性化的服务,并根据客户的要求和期望调整工作方式和策略。
SHANDONGJUSTICE□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二庭我国现行刑法对贪污贿赂犯罪设专章规定,为人民法院依法审判、惩处此类犯罪提供了法律根据。
但是,由于立法的局限性,在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司法实践中,尚有一些具体问题存在争议。
为了研究解决审理贪污贿赂犯罪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规范全省法院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审理工作,提高刑事司法能力,省法院刑二庭于2007年10月26日至27日在东营市垦利县举办了全省法院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研讨会。
省法院审委会委员、副厅级审判员刘玉安同志出席本次研讨会并作了重要讲话和专题发言,全省各中级法院负责贪污贿赂案件审理的刑庭负责人、部分获奖研讨论文的作者以及省法院刑二庭四个基层联系点法院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就贪污贿赂犯罪审判实践中的部分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和交流。
现将会议主题发言及部分讨论观点摘要整理予以刊载,供读者参考。
主题发言人:赵相国(济宁中院刑二庭副庭长)一、当前我国贪污贿赂犯罪的特点贪污贿赂犯罪,实际是对国家权力的滥用和亵渎,是危害严重的犯罪。
现阶段我国贪污贿赂犯罪的主要特点表现在:一是贪污贿赂犯罪案件数量逐年攀升,大案要案不断增多,涉案人数增加,案犯级别越来越高。
二是贪污贿赂犯罪涉及部门增多,范围扩大,犯罪部位向权力容易商品化的经济热点领域拓展。
三是犯罪主体由单一型主体向纠合型主体发展,窝案串案增多。
四是犯罪手段狡猾隐蔽,犯罪方法日趋复杂化和“合法化”。
五是行贿、受贿公开化,贪污腐败见怪不怪。
二、贪污贿赂犯罪成因(一)从经济学角度讲,贪污贿赂犯罪通常会考虑三个方面因素,就是腐败的机会成本、腐败的处罚成本、行为的预备费用。
上述三个因素共同构成犯罪的预期成本,如果成本越高,实施犯罪的可能性就越小,反之就越大。
和成本相对应的就是行为的预期利润,实施犯罪的可能性和预期利润成正比。
由于目前我国公务人员工资比较低,正常的合法行为很难满足一部分人对物质的强烈需求,于是贪污贿赂犯罪的行为主体就会利用职务之便搞钱权交易。
你辩你的、我判我的”,中国刑辩律师为何如此尴尬仇少明律师提起刑事辩护,相信很多人心中都会有这样一个疑问,在中国的刑事案件中,刑辩律师究竟能起到怎样的作用。
理论上讲,对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而言,刑辩律师应当最大限度地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包括程序上和实体上;而对于整个诉讼程序而言,刑辩律师则是要通过自己充分、有效的辩护,与公诉机关的控诉相结合,为法庭呈现一个相对完整、真实的法律事实,给法官创造一个兼听则明的基础。
因此,刑辩律师的作用不能简单地用胜诉与败诉来评价与衡量,而要看律师是否在整个诉讼程序中通过与公诉机关程序内的相互抗衡发挥了维护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合法权益、为公众展示一个合法公正的审判程序,进而促进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功能。
在我所办理或参与办理的诸多案件中,不少案件辩护律师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法院充分考虑律师的辩护意见并予以采纳,也有很大一部分案件虽然表面上没有明确采纳律师的意见,但实际上律师的意见对于最终的量刑起了很大的作用。
律师的这种有效参与,一方面使得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了维护,但更重要的是为法院公正断案提供了参考,而且正如曹树昌律师所说,我们现在很多法官是很希望听到律师有启发性的意见的。
但同时我们不得不否认的是,在部分案件中,仍然存在“你辩你的、我判我的”,法院对律师意见完全不予理会的现象,律师的作用无法充分发挥,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司法不独立的问题。
诸多案件尤其是一些敏感案件往往先定后审,法庭审理流于形式,最终的判决对律师的辩护意见断章取义甚至歪曲,从而导致律师的辩护作用大打折扣。
✰二是我国以法官为中心的纠问式庭审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国刑辩律师不可能像英美法系国家的刑辩律师一样辩护效果明显。
当然,这是我们沿用的法律体系所决定的,而且英美法系的陪审团制度同样有它的弊病,我这里想说的只是我们这样一种纠问式的庭审模式对律师作用发挥的影响。
正如田老师在发言中所讲到的香港的律师与中国大陆律师在法庭询问中所表现出的差距,这一方面有我们缺少相关培训的原因,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庭审没有给律师这样的机会。
对话律师:反腐风暴中刑辩业务激增的困惑
反腐运动开始后,律师界涉及官员的刑辨业务激增,北京炜衡律师事务所的李霄霖律师在去年底的一次刑辨技术研讨会上称,该所房地产专业律师都开始接刑辨业务了。
就这一现象,凤凰网在今年初对话了著名律师周泽。
凤凰网:2014年,大概有多少官员(家属)找您做刑事辩护?
周泽:有20多个吧。
找我的一般都经过了一审,或者起诉了,从卷宗看,基本都有冤情。
毕竟找我们这类所谓“死磕”律师的,都是想洗冤的。
而在去年之前,基本上没有官员找过我。
凤凰网:从您去年代理的一些涉及公务员的案子看,委托您做刑辩律师的官员似乎很少有厅级以上的官员?
周泽:厅级以上干部基本都是由中纪委或者最高检经手办的。
我也一直在思考,涉及这个层次的案子,是否因为办案更规范,查实的证据更确凿,以至于辩护的空间很有限?可能因为如此,当事人对律师没抱有多大期待,即使找律师,也主要是用于会见,在当事人和家属之间起沟通作用。
凤凰网:由于现在反腐力度加大,大量官员被查,您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各级司法部门在办案过程中,会不会出现当年严打期间那种矫枉过正的情况,冤案的比例是否会增加?
周泽:这是必然现象。
我为不少涉嫌职务犯罪的官员辩护过,这些当事人,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冤情。
虽然喊冤并不意味着这些官员自身就没有问题,洁白无瑕。
但从程序上看,暴力取证、刑讯逼供的情况很普遍,即使当事人的口供为真,这样的方式也是违法的。
此外,贿赂的行为通常都是一对一,你知我知。
但现在的情况是,没有官员财产公开的制度,信用制度不透明,不仅民众难以监督官员,就连办案机关,也很难通过权威的渠道,
准确地掌握涉案官员的财务状况,这种情况下要想涉案官员承认受贿行为,似乎只能刑讯逼供。
就我个人的经验,为厅级以下官员辩护的实践中,不是基本上,而是每个案子都存在刑讯逼供的现象。
很多时候,刑讯在纪委调查的时候就开始干,有些当事人在纪委的办案基地一关就是好几个月,一两年,当事人在这样的情形下,一般都会陷入恐慌,检察院介入后,当事人会被告知一定要配合纪委办案,不配合就不移送,当事人当然是希望尽快移送。
纪委通过刑讯取得的笔录,检察院复制过去,简单地编辑下,就形成了“有效证据”。
刑讯之下,当事人很可能自认并不存在的受贿“事实”,这就造成冤案。
还有些是有真有假,至少造成了部分错案。
腐败必须要反,但办案机关苦于找不到有效的取证手段,为了提高“破案率”,刑讯现象的出现就成了必然。
凤凰网:不少刑辩律师认为,反腐指标化,也造成了一些恶果。
周泽:的确有这种现象。
比如说周建华(新余市人大常委会前主任)的案子,据周的老婆讲,当时是要给周搞“六千万的指标”,办案机关逼着他承认这个数额。
一审我没有参与,二审时家属找到我,看了卷宗,我认为这个案子存在重大瑕疵,我们要求证人出庭,要求调取必要的证据。
但是司法机关做了那么多份笔录,为什么只拿出这一份来?只有把全部笔录拿出来,我们才能知道他过去说过什么,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啊。
证人要出庭,证据要调全,这是基本的程序要求,但这个案子的审理过程中并没有做到。
还有对周建华审讯的同步的录音录像都应该调来让律师分析。
我觉得周建华这个案子反映了目前职务犯罪案件办理普遍存在的程序不合理不合法的情况。
凤凰网:目前反腐是“老虎苍蝇”一起打。
上至“国妖叛徒”,下到基层科员,您觉得,哪个级别的官员感觉压力最大?
周泽:我感觉只要是官员,恐怕每个人都惴惴不安,不知道哪天会轮到自己。
这种不安,倒不是说每个官员都有问题,但一个即使啥问题都没有的官员,如果被仇视他(她)的人盯住,天天举报,也有可能把人弄进去。
我接触过不少这样的案例,当事人并没收钱,但被人一口咬定被送了,也收了,纪委检察院一介入,经过刑讯录了口供,就被“坐实”了。
凤凰网:反腐力度显然是在加大,作为律师,您如何看?
周泽:目前这样的做法,对震慑官员、遏制腐败是很有效的,但在很多个案中,并没有做到公平。
老百姓普遍不相信官员是清白的,官员之间也如此看待对方。
包括司法机关,也不大相信被举报的官员会是真正“清白”的。
目前存在这样的现象,越是觉得自己冤的,越想找所谓“死磕”律师,不过,这跟级别也有关系,根据我的观察,厅级和厅级以上的涉案官员,基本没有找“死磕”律师的想法。
毕竟高级别的干部,他们的命运前途,有其它因素决定,定了调的案子,律师辩护的空间很小。
对于这部分官员,更现实的选择是与组织配合,争取宽大处理。
毕竟按照现行法律,受贿十万就面临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甚至死刑,量刑的伸缩空间很大,跟组织配合,或能获得一个更轻的处理。
比如说,“证据”支持是受贿一千万,但为了指标,纪委或检方希望能认2千万甚至更大数目,从量刑定罪看,一千万和两千万,甚至五千万的区别不大,均属于刑法里“数额特别巨大”范畴,都可能判无期,但如果不配合“数额”,被定成死缓甚至死刑都有可能。
(凤凰网/文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