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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辞令模糊语用分析【外交辞令模糊性的语用分析】外交工作中所用的语言，通常称为外交辞令(diplomaticlanguage)。
它广泛应用于涉外人员的各种交际应酬、答记者问、对外宣传、演讲辩论等活动中。
H.Nicholson在《外交》一书中赋予外交辞令三种含义：外交辞令首先是指外交官彼此交谈与互致信函中所使用的具体语言――拉丁语、法语、英语；第二种含义是指外交领域所特有的专门词汇，如缓和(d e tente)、公报(communiqu e)、照会(note)等；第三，外交辞令最普遍的含义是通常所说的那种能够使外交官措辞犀利而又不失谨慎和文雅的外交用语(guarded statement)。
外交辞令既是一门技术，也是一门艺术，主要靠口头和书面表达来完成交际任务。
语言是外交工作的重要载体，熟练、准确地运用语言对外交活动的成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总的来说，外交辞令是一种正式、保守、谨慎、准确的说服性语言，其显著特征就是讲究策略和礼貌。
然而外交辞令的准确性却并不排斥模糊语言。
在许多情况下，外交辞令要求隐喻性地、含蓄地运用模糊语言(fuzzy wording)。
恰当运用模糊外交语言不但可以达到沟通交流的目的，而且可以无损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利益。
模糊语言可以增加语言表达的灵活性，使语言更委婉、含蓄、礼貌。
为此，外交家们在发布公告、公布会谈结果、回答敏感性问题以及缓和交际气氛等的活动中常常运用模糊辞令。
一、语言的模糊性模糊性是人类自然语言的本质属性。
所谓模糊性，是指一个概念的中心区域基本上确定，而外延界限不明确的属性。
它是客观世界自身内在的模糊性和作为主体的人对客观事物的主观认识的有限性以及不确定性在语言表达上的反映。
语言模糊性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语言符号的离散性与客观事物连续性之问的矛盾，用离散的语言符号去标志连续的事物，就可能边界不明，产生模糊性；另一方面，出于人类思维和交际的需要，人们常常故意使用一些语义模糊的词语以适应不同的交际目的。
《左传》外交辞令的特色对培养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启示作者：宋阳阳张露露周怡王琼玉靳晴来源：《新教育时代》2015年第20期摘要：本文在《左传》外交辞令特色的文献综述基础上，结合各家观点，总结了《左传》外交辞令几个方面的特色，联系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所需的多方面能力，并结合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实际情况，试得对汉语国际教育学生有利的一系列启示。
关键词：左传外交辞令特色跨文化交际启示引言关于《左传》外交辞令研究的文献非常多，通过对这些文献的研读，我们发现，虽然他们对《左传》外交辞令研究的角度及侧重点不同，但是他们分析出来的外交辞令特色有很多共同点，并且还发现他们的研究只是针对《左传》的外交辞令，并未与时俱进，结合当前现状。
目前跨文化交际能力方面的实践非常多，但与《左传》外交辞令特色结合的研究还有很多拓展空间。
在汉语国际教育不断发展的国际前景下，跨文化交际能力成为研究重点，因此对于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更应该提高自身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本文拟在通过梳理前人所研究《左传》外交辞令特色的基础上，再通过文献了解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有关知识，结合我们通过调查问卷了解到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现状，试得出对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启示。
一、《左传》外交辞令的特色1.微言婉语《左传》外交辞令中最鲜明的特点之一就是微言婉语。
所谓微言婉语，沈松勤（1983）阐述到：“撇开正面议论，把意思包藏在表面看来是不关正位的话，让对方体会。
”这类外交辞令，以含蓄委婉的话来暗示本意。
2.具有强烈的说服力《左传》外交辞令的使用多是为了说服他人已达到说话者的目的，因此具有强烈的说服力，而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2.1擅长引用2.2援譬言理2.3说理明晰，逻辑严紧3.分析厉害，因人而设外交辞令往往能切中要害，严辞贬斥，针对对方避讳之处予以痛击从而取胜。
这一特色主要从以下方面表现出来。
3.1交际对象的影响参与外交活动的个人，为着不同的利益斡旋，而又因为其加上身分、地位各异，因此形成了多样的关系。
《左传》外交辞令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的影响《左传》是我国古代历史文化中的经典之作，它是一部以春秋时期国家之间的政治斗争为背景的史书。
从该书中可以看出，在古代外交中，辞令是极其讲究的，它不仅仅是简单的语言交流，更是一种政治手段和艺术表达。
本文将针对《左传》中的外交辞令探讨其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的影响。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十分精细，充满了婉约、委媚之意，在古代外交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左丘明和各国国君之间的对话。
在外交场合中，对话的方式和措辞是至关重要的，可以通过表达方式的巧妙来达到交流的目的。
《左传》中，左丘明以他独特的辞令技巧，巧妙地将自己的意图隐藏有时候暗中藉着讽刺、夸奖等手法传递政治讯息。
这种精妙的辞令，对于当代外交中的言辞选择有一定的启发。
在当代外交中，由于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较为复杂，且言辞的选择方式不同，需要我们在辞令表达上加以重视。
通过学习《左传》中的外交辞令，可以提高现代外交人员对话的技巧和水平，更好地传递政治信息，达到外交交流的目的。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注重维护形象和尊严，倡导婉辞而不直接表示。
在古代外交中，对方的尊重和敬重是非常重要的，对话双方需要互相照顾对方面子，即使是批评和讽刺，也需要用委婉的方式来表达。
例如在《左传·庄公三十年》中，卫灵公以厚礼请见左丘明，并心存敬慕之情，这种德政一度使得卫国得以存续。
在当代外交中，尊重和礼节同样至关重要。
面对国际上的合作和交流，对于对方的身份和尊严的维护是必不可少的，需要我们在言辞上更加注意选择，以避免引起不必要的冲突和纷争。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强调智慧和谋略，透过辞令的表达展现政治智谋。
在古代外交中，智慧和谋略的运用是十分重要的，通过巧妙的言辞，可以传递自己的意图，达成所需的目标。
例如在《左传·僖公四年》中，齐桓公通过一系列巧妙的交流和联盟，成功地实现了败敌取地的目标。
在当代外交中，智谋的运用同样不能忽视。
外交辞令外交语言是一种在某种程度上异于常态的语言，其主要特点是委婉、含蓄、模糊和折衷。
难怪曾在联合国内担任过美国代表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夫人埃莉诺感叹地说：同样的一些话，在正常情况下是一种含义，但在外交文件中却是另一种含义，“这像是学习另一种语言。
”外交语言讲究委婉。
有位外交官甚至戏言道：婉言“即便是辱骂，听起来也令人愉快”。
在外交交涉中，说对某事“表示关切”或“表示严重关切”，意味着将对此采取强硬步骤；说对某事“不能无动于衷”或“不能置之不理”，是暗示如事态继续恶化干预将是不可避免的；说“将不得不仔细地重新考虑本国的立场”，就包含友好关系即将转为对立甚至敌对状态的警告；说某外交官“进行不符其外交身份的活动”，是指控对方进行间谍活动并将予以驱逐出境。
对外交谈判，也有一套委婉的“外交辞令”。
说会谈是“建设性的”，其含意是双方取得某些进展，但离解决争端仍相去甚远；说会谈是“有益的”，是指双方未能取得具体成果，但谈总比不谈为好；说会谈是“坦率的”，则是明显暗示双方分歧严重，但也各自增加了对对方立场的了解。
在多边外交中，更是几乎言必委婉。
在国际会议上听别国代表发言，要旨是注意“但是”后面的文章。
比如，“本代表团对这个建议有着最大的同情，但是愿意指出……”；“我对某国杰出的代表怀有深深的敬意，但是我认为……”，等等，其实都是“拒绝”、“否定”、“不同意”的委婉表述而已。
有网友说了外交部发言人为什么总是“答非所问”?是的,外交部发言人在回答记者问题时回答有时不是很切题，有点答非所问，让人不知所云。
并且发言人总说些我们“注意到……的表态”、“我们注意到……的报道”、“我们将继续关注……”等没有什么意义的话，好像总在说废话。
确实，外交部发言人的表态中有时有答非所问、说套话的现象，需要进一步加大透明度，增加信息量。
但另一方面，公众也应了解外交语言在某种程度上与常态语言是有所不同的。
外交语文往往更委婉、含蓄、模糊。
《左传》外交辞令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的影响【摘要】《左传》外交辞令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它对当代外交语言的礼貌要求产生了重要影响，要求外交官员用语言表达尊重和礼貌。
对严密性的要求也使外交语言更为准确和清晰。
婉转表达和尊重他国文化的要求使外交语言更为委婉和谦和。
政治正确性的要求使外交语言更为谨慎和理性。
左传外交辞令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的影响使其更加注重礼貌、专业、委婉和政治正确，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外交领域的重要影响力。
【关键词】左传、外交辞令、当代外交语言、礼貌、严密性、婉转表达、尊重他国文化、政治正确性、影响、结论1. 引言1.1 概述《左传》外交辞令《左传》是中国历史上一部重要的史书，其中有关外交辞令的部分被认为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左传》中，外交辞令被视为一种重要的外交技巧，用以处理各国之间的关系和争端。
这些外交辞令不仅在当时被用来维护国家利益，还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强调礼貌和谦逊，尊重他国的文化和传统。
这种礼貌要求对当代外交语言的要求也是至关重要的。
在国际交往中，礼貌和尊重是维持良好外交关系的基础，而《左传》中提倡的礼仪准则则成为了当代外交语言风格的一部分。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强调严密和准确，避免引起歧义和误解。
这种严密性要求也对当代外交语言的准确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国际交往中，任何一点细微的误解都可能导致严重后果，因此准确的表达和理解是至关重要的。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还强调了婉转和圆滑的表达方式，避免直接冲突和伤害。
这种婉转表达的要求也影响了当代外交语言风格，使其更加注重措辞的巧妙和委婉。
《左传》外交辞令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塑造了外交语言的礼貌、严密性、婉转表达和尊重他国文化的特点。
这些影响在当今国际关系中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帮助各国更好地沟通和合作。
1.2 介绍当代外交语言风格当代外交语言风格是指在当前国际关系中实际运用的外交用语和辞令。
《左传》外交辞令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的影响《左传》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史书之一，不仅记录了春秋时期的政治、军事等重大事件，更展现了当时的外交风采和外交辞令。
作为中国古代外交的经典之作，《左传》中的外交语言风格对当代外交语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从《左传》中的外交辞令入手，探讨其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的影响。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以其精炼、严谨、婉约为特点，影响了当代外交语言的风格。
在《左传》中，外交辞令首先要符合礼制，注重言辞的得体、礼貌，遵循尊卑礼节。
《左传》中描述了鲁国大夫子路对晋国使者的接见场面，仪态得体、言词严谨、表现出深厚的儒家礼仪文化。
这种对外交辞令的崇尚礼仪，注重言辞严谨的特点，影响了当代外交语言的风格，使得外交辞令更加注重礼仪规范和言辞得体，更具有正式、严肃的特点。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注重讲究节制，克制言辞，表达含蓄，一语惊人。
在外交交往中，考虑到文化差异和对方的感受，外交辞令往往需要表达得较为含蓄。
《左传》中描述了晋国送使者向鲁国求救的情景，鲁国国君姜子牙对此的回应是“成事莫说，不成事莫说”。
这种克制言辞、表达含蓄的风格，对当代外交语言产生了重要影响。
当代外交辞令也更加注重讲究节制，表达得更为含蓄，更具有风度和深度。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重视申明立场，坚持原则，注重交涉的结果。
在外交交往中，表达自己的立场和原则非常重要，这也是《左传》中的外交辞令所重视的。
《左传》中描述了晋国和齐国的交涉，齐国使者诉求晋国，晋国使者则坚持自己的原则和要求，最终争取到了有利的结果。
这种重视申明立场、坚持原则、注重交涉结果的风格，对当代外交语言产生了深远影响。
当代外交辞令也更加注重申明立场，坚持原则，注重达成交涉结果。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它的礼仪、克制、原则性等特点，使得当代外交辞令更加注重礼仪规范和言辞得体，更具有正式、严肃的特点；更加注重讲究节制，表达得更为含蓄，更具有风度和深度；更加注重申明立场，坚持原则，注重达成交涉结果。
《左传》外交辞令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的影响在《左传》中，外交辞令主要通过人物对话来展现。
这些对话丰富多样，言辞委婉，注重辞章之美。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外交辞令注重委婉、得体。
在春秋时期，各国的国君和贵族之间相互往来，需要通过外交辞令来传递信息和处理各种事务。
《左传》中的人物对话往往以委婉的方式表达，不直接明言，而是通过暗示和引申去传达信息，以婉转的方式达到目的。
这种外交辞令的特点，使得当代外交语言中也注重戒慎行事，不轻易表露自己的意图和立场，更注重言辞的委婉得体。
外交辞令讲究礼仪。
在《左传》中，各国国君和贵族之间的会见和交流往往伴随着严格而繁琐的礼仪程序。
尤其是在会见时，要按照规定的礼节进行问候和致辞，表达对方的尊敬和友好。
这种注重礼仪的外交辞令风格，在当代外交交往中也有所体现。
外交使节在互相会见时，也会遵循一定的礼节规定，表达对方的敬意和友好，进一步促进交流与合作。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还注重讲究合理的辞章编排和运用典故。
在《左传》中，许多人物对话及其辞章安排都很巧妙。
有时会用到一些典故和史诗，以增强辞章的表达效果，更好地传递信息和表达意图。
这种辞章编排技巧和典故运用，在当代外交辞令中也有所影响。
外交辞令往往需要精细编排和运用，通过熟练地运用语言和典故，使得表达更为准确、生动、有力。
需要指出的是，《左传》的外交辞令在当代外交语言风格中并没有完全延续。
现代外交语言注重实用性和效率，更加直接明确。
现代外交辞令不再使用过于委婉的辞章，而是更注重传递信息和取得共识。
当代外交语言风格更偏向于简洁明了，尽量避免模棱两可和隐晦的表达。
现代外交辞令更注重公开、透明和高效。
不过，尽管当代外交语言风格与《左传》中的外交辞令风格存在差异，但《左传》的外交辞令依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当代外交辞令的风格。
无论是在言辞委婉上，还是在注重礼仪和运用辞章上，《左传》都给现代外交辞令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通过借鉴《左传》中的外交辞令风格，当代外交辞令可以更好地传递信息、表达立场和推动合作。
《左传》外交辞令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的影响《左传》中的外交辞令非常正式和庄重。
在书中，君王之间的通信常常采用一套固定的礼仪辞令，如“臣闻敬者，王之命也”、“夫敬之以好者，敢忘命乎？”等等。
这些辞令体现了古代君臣关系的严肃和尊重，使得外交交往显得庄重而庄重。
在当代外交中，我们也可以借鉴这种正式和庄重的辞令，以表达尊重和谨慎的态度。
《左传》中强调言辞的威严和正义。
在书中，左丘明通过描述君王的辞让和推诿等行为，表达了外交辞令中应当注重正义和公平的观点。
例如在记载齐国和鲁国的外交活动时，书中有“人不敢以直言告，则祸至”一句，强调了外交辞令中不应当欺瞒他人，要始终坚持正义的原则。
这种观点也可以引起我们对当代外交中言辞正义和公平的重视。
《左传》中外交辞令充满诗意和修辞。
在书中，左丘明经常使用修辞手法来表达君王的愤慨或耻辱的情绪。
例如在记载鲁襄公求救于晋国时，书中有“王京泽水；予犹悔我先臣”一句，表达了主公对自己不争气的愧疚之情。
这种富有诗意的修辞手法不仅使得外交辞令更加生动有趣，也能让对方更好地理解和感受到自己的情绪。
在当代外交中，我们也可以在外交辞令中运用一些诗意和修辞，以增加交流的艺术性和感染力。
《左传》中注重外交辞令的思辨和立场。
在书中，左丘明常常运用外交辞令来呈现君王的战略思考和政治立场。
例如在记载齐国和鲁国的外交活动时，书中有“惠后之戚，而贾其王”一句，揭示了齐国想要削弱鲁国的立场。
这种思辨和立场的呈现不仅可以帮助君王在外交交往中制定合适的策略，也能让对方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意图。
在当代外交中，我们也可以在外交辞令中展示自己的思考和立场，以增加交流的深度和广度。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其中的正式庄重、威严正义、诗意修辞和思辨立场等特点，都可以引起我们对当代外交辞令的关注和思考。
在日常的外交交往中，我们可以借鉴《左传》中的外交辞令，以更好地表达和传递自己的意图，增强外交交往的效果和影响力。
《左传》外交辞令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的影响随着国际关系的日益紧密和相互联系的深入，外交交往也变得越来越频繁和重要。
外交辞令作为外交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外交交流的有效进行起着重要的作用。
《左传》作为中国古代历史名著之一，记录了春秋时期各个诸侯国之间的政治、军事、外交往来，其中也可以找到一些关于外交辞令的记录和描写。
本文将对《左传》中外交辞令的运用及其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的影响进行探讨。
我们可以发现《左传》中外交辞令常常以委婉、含蓄的方式进行。
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型：一是明示不同，二是委婉表达意见，三是避重就轻，四是偷换概念。
这些辞令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春秋时期外交交往的特殊情境，诸侯之间实力悬殊，往往需要通过辞令来保持平衡和维护面子，因此委婉和含蓄的表达形式更容易得到接受。
对于当代的外交语言风格而言，受到传统礼仪文化的影响，也有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这种委婉、含蓄的特点。
虽然现代外交交往更加注重实际问题的解决和利益的交换，但外交辞令仍然是外交沟通的关键环节。
此时，适当运用《左传》中的外交辞令，可以使话语更具有优雅和魅力，更容易获得对方的理解和支持。
委婉含蓄的表达方式也有助于避免冲突和矛盾的加剧，维持国际关系的稳定和和谐。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还常常运用比喻和隐喻的方式，从而使话语更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
比如在《左传·庄公二十年》中，晋国公子重耳出逃到齐国，向齐国国君请求帮助，以免遭受晋国政治迫害。
该文中，公子重耳运用了“折矢之言”，形象地比喻自己处境的危险和困难，从而感动了齐国国君，并最终获得了援助和庇护。
当代外交辞令的运用中，比喻和隐喻的方式也常常被采用。
通过将具体问题与抽象概念相联系，外交辞令可以更深入地触动对方的内心，加深对话的理解和共鸣。
比喻和隐喻的方式也有助于缓解紧张局势和缩小问题的差距，促进互信和合作。
《左传》中外交辞令的运用对于当代外交语言风格的影响是积极的。
《左传》中外交辞令运用的成功之处在于考虑到了当时人们的心理需求和文化背景，做到了以人为本。
《左传》外交辞令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的影响《左传》是我国古代史书中的一部重要篇章，它记载了春秋时期鲁国的历史与文化，也为我国古代外交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和价值，它们不仅反映了古代外交语言的特点，也影响了当代外交语言风格的形成和发展。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艺术价值。
它们不仅含义深邃，言辞优美，而且意蕴丰富，情感真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例如，在《左传》中，有“一诺千金”的典故，这个成语形象地表达了守信用、言出必行的道德观念，深受人们喜爱和推崇。
此外，还有“以善教邦，以愚弄之”的外交策略，这是一种以养人、化人的外交方式，具有先见之明、兼容并蓄的思想内涵，现代外交中的一些交涉方法也与此类似。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也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春秋时期，各国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外交往来频繁，因此，在外交上讲求的是手段和效果。
《左传》中所呈现的外交辞令和手段，既有守信、讲理的正面表现，也有隐忍、借力、反击的反面表现。
例如，在《左传》中，鲁国曾经向晋国提出“放弃义渠”（即放弃对晋国的领土拼抢）的建议，这种妥协的外交方式既保护了自身利益，也利于维持各国之间的关系。
现在的国际关系中，也常常需要各国之间的合作和妥协，我国的外交部门也可以借鉴《左传》中的外交手段，推动国际事务发展，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
另外，《左传》中的外交辞令也包含着一些普世价值观和文化精神。
《左传》中所倡导的“以和为贵”的外交思想，强调最好的解决方式是和平、协调和合作。
这是现代国际关系中谈判和解决争端所追求的目标，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
《左传》中还有许多关于忠诚、信义、礼仪、教育等文化内涵的阐发，这些价值观对人们的精神生活和文化传承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左传》外交辞令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的影响《左传》是我国古代文学中的一部重要史书，也是中国古代史书中较早记载外交活动的史书之一。
它以鲁国政治活动为主线，刻画了当时诸侯国之间的外交关系，记录了许多外交辞令和外交手法。
这些外交辞令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注重尊重礼节和尊崇君王的形象。
在公开场合，诸侯之间的辞令通常会使用“臣某敢言”、“愿闻教诲”等词句，表达对君王的尊敬和顺从，显示出礼仪之风。
这种外交辞令的使用方式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产生了影响，使得外交辞令更加注重尊重对方国家和领导人，避免冲突和摩擦。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注重借助文辞和诗词表达外交意图。
在某些重要场合或对方国家使者的来访中，会使用乐府诗等文词来表达友好和欢迎。
例如《左传》中载有了鲁国接待晋国使者的事情：“鲁子以乐来谢。
使者往反，如鲁子已之意命。
”这种文词的使用方式对当代外交语言的影响是，外交辞令更加善于运用文艺形式，使得外交活动充满文化内涵和艺术魅力。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注重回应对方的问题或意见，在辩论和争论中善于辩驳和表达自己的意见。
例如《左传》中载有鲁国反击晋国关于盟约问题的论辩：“鲁师馆同晋师于茅，告晋侯曰：‘史司灶将军辇辂于郓，郓县之众享正诏，不获尸事。
’”这种辩驳的方式对当代外交语言的影响是，外交辞令更加善于以理服人，能够针对对方的问题和意见进行逻辑辩解和回应。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注重借助历史和经典的引用来加强说服力。
在向其他国家解释和证明自己的行为或政策时，会引用历史事件或经典名篇来证明自己的立场。
《左传》中记载了宋国和鲁国关于伐楚的争议，鲁国以“义之实则重矣”，以及“《诗》云：‘亿兆宇宙，靡不归婚。
’”来加强自己的说服力。
这种引用的方式对当代外交语言的影响是，外交辞令更加注重借助恰当的历史和经典引用，使得辞令更具有说服力和权威性。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它注重尊重礼节和尊崇君王，借助文辞和诗词表达外交意图，善于辩驳和回应对方的问题或意见，并借助历史和经典的引用来加强说服力。
委婉含蓄刚柔得体——《齐伐楚盟于召陵》的外交辞令赏析
委婉含蓄刚柔得体——《齐伐楚盟于召陵》的外交辞令赏析
《齐伐楚盟于召陵》是中国文化史上非常珍贵的一篇外交辞令，出自先秦时代
的公元前514年，由乐叔表达向楚国随国内主乃至国王向齐国国王而礼拜而求和平。
《齐伐楚盟于召陵》中所表达的外交辞令，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古代礼仪
文化和外交态度。
乐叔在外交辞令中恭敬作叙，表现了齐国对楚国的尊重，但也表现出其委婉含蓄的态度，语言既刚柔并重，又得体不失大器，体现出中国古代成功的外交态度，凝聚了一股礼仪文化的优雅。
在《齐伐楚盟于召陵》中，乐叔外交辞令采用了十分巧妙的句式，用简洁明了
的语言表达出它的外交态度，以更加婉转的语言去表达期望和请求，这是外交艺术更高层面的体现。
所有这些都是对中国古代文化和外交态度的赞赏。
总之，《齐伐楚盟于召陵》中外交辞令的表达有许多典型之处，因此它在中国
历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它在语言表达和外交态度上的娴熟，说明了古人追求的品格和文化的高度，是中国历史上一件非常珍贵的文献。
《左传》外交辞令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的影响《左传》是我国古代文化的重要遗产之一，也是中国古代史书中第一部详尽记载外交事务的著作。
自春秋时期创作至今，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有着深远的影响，不仅体现在言辞的含蓄和自律上，还在于其注重形式与仪式，以及倡导以德服人的外交理念。
从言辞的含蓄和自律方面看，《左传》中表达外交意愿和观点的辞令常常通过间接的方式进行，减少了直接冒犯对方的可能性。
这种含蓄的表达方式更能够维护外交关系的平稳和友好。
《左传》中重视言辞的自律，追求礼仪之道，强调言辞的庄重和谦逊，避免使用过于激烈或过于自负的辞令。
这种言辞的自律不仅凸显了中国外交的文化特点，也有助于和谐的外交交往。
从形式与仪式上看，《左传》注重外交活动的形式和仪式，这有助于维护外交活动的庄重和严肃性。
《左传》中记载了各国使臣进拜、贺礼的场面，使得外交活动更加正式和有仪式感。
当代外交中，也有类似的情况，例如国家元首之间的国事访问、外交部门的正式场合等，都需要遵守一定的形式和仪式。
这种形式和仪式的规范化有助于外交关系的稳定和可预测性。
从倡导以德服人的外交理念上看，《左传》中强调以德服人，主张通过道德和仁义来影响他国和解决外交问题。
这与当代外交中的和平共处、对话与谈判等理念相契合。
当今世界国家间的外交关系和解决争端，也更加倾向于通过和谐、合作和平等的方式来实现。
这种倡导以德服人的外交理念使得《左传》在当代外交中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对当代外交语言风格有着深远的影响。
其言辞的含蓄和自律使得外交关系更加平稳和友好，形式与仪式的规范化增加了外交活动的庄重和严肃性，倡导以德服人的外交理念则与当代外交的理念相契合。
我们有必要深入研究和理解《左传》中的外交辞令，以便在当代外交交往中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和促进国际和平与发展。
春秋外交辞令的语言艺术及文学影响有学者统计，《左传》全书十八万字中记录外交辞令的文字多达两万五千字左右，约占全书总字数的七分之一。
①列国之间频繁的外交活动，是春秋时代外交辞令繁荣的温床。
王权衰落，迅速崛起的诸侯大国在以武力角逐霸权时，都特别重视外交的手段。
一方面是刀光剑影，武力兼并；一方面币帛宴飨，礼乐赋诗。
而小国济身于大国之间，要求得生存发展，要反对兼并，外交的途径显得更为重要。
诸侯大夫朝聘宴飨，征伐盟会，行人使臣，冠蓋相望。
一言不酬，使两国为之暴骨。
一言丧邦，一言兴邦，辞不可不修，说不可不善。
孔子说：“《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
’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哉！”（《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孔子的言文思想，正是在对春秋外交辞令经验规律的研摩中产生的，作为儒家早期文论的重要内容，促进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
春秋时代的外交行人，在辞令创作中斟酌字句，讨论润色，花费了许多心血，也显示了很高的语言艺术，在中国美文之苑中，形成了一抹独特的风景。
刘知几《史通·言语》说：“周监二代，郁郁乎文。
大夫、行人，尤重词命，语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
”②[2]138名卿大夫，往来辞命，其文烂然。
纵观春秋外交辞令，其语言艺术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刚柔相济，绵里藏针在外交场合，辞令过卑，则有失国格；过亢，则会恶化关系，招致灾祸。
要做到不卑不亢，需要很高的辞令艺术。
有刚有柔，绵里藏针，最著名的辞令是屈完对齐桓公问。
僖公四年，齐桓公帅诸侯之师伐楚，楚成王派屈完出使齐师：齐侯陈诸侯之师，与屈完乘而观之。
齐侯曰：“岂不谷是为？先君之好是继，与不谷同好如何？”对曰：“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愿也。
”齐侯曰：“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对曰：“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
”当齐桓公表现出不可一世、蔑视楚国时，屈完说如果以德安抚诸侯，诸侯归顺，①武惠华《<左传>外交辞令探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4(4)如果要以武力相拼，齐国不见得会处上风。
外交辞令的语言特色
外交辞令是一个国家对某些国际问题公开发表的看法、观点和立场。
因为外交斗争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所以外交语言与我们日常交流、沟通的常态语言不同，有着独特的语言特色和严格的用词要求。
其语言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用词准确恰当、没有歧义。
外交辞令务必要求用词精准，因为就算是一字之差引发的歧义，也会造成理解上的重大差距，从而到导致对他国外交政策的错解和误判。
轻则两国互相指责，唇枪舌剑，引起外交争端，恶化两国关系；重则兵戎相见，引发战争，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二、说话委婉有力、恰到好处。
俗话说，“讲得好使人笑，讲得不好让人跳。
”在风云变幻的外交斗争中，更是要注意说话的尺度和分量，既不能一味地妥协退让，丧失国家和民族的尊严；也必须适可而止，不要得理不饶人，让对方过分地难堪，这样会引发更大的争端。
在外交声明中，要避免把话说死、说绝，这是为了给自己留下回旋的余地和空间。
三、往往含蓄模糊、话中有话，留有弦外之音。
由于特定的国际形势的制约，某些敏感的话不便直接挑明，这就要讲究迂回的策略，通过含蓄、模糊的语言实现外交的战略目的。
举世瞩目的“乒乓外交”就是“含蓄外交”取得成功的一个光辉典范。
同直抒胸臆的表达相比，旁敲侧击的暗示往往更容易收到意想不到的外交效果。
四、幽默诙谐，巧妙回避。
当遭到一些国家和记者恶意地攻击和刁难时，语言上的幽默诙谐既有利于缓冲矛盾，协调紧张的气氛；也可以更好地维护国家尊严，并展示自己的风采，让对手黯然失色，相形见绌。
在一些自己不便回答或不好回答的问题上，可以泛泛而谈，说一些没有实质性内容的空话；或者故意岔开话题，谈一些与问题无关的事情，这些回避的方式不但礼貌地回答了对方，也不会泄漏半点国家的机密。
五、多采用双重否定的句式。
采用否定加否定的表达方式是为了加强语气，强调在某些原则问题上的强硬、坚决的立场，向对方表明毫不妥协、绝不让步的决心。
比如1950年周恩来总理在警告美国侵略朝鲜时就强调说，“中国人民爱好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
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
外交无小事。
外交语言的运用对一个国家外交战略的成败起着重要的作用。
用得好容易赢得国际舆论的好评和世界各国的尊敬，也有利于更好地解决国际争端。
用得不好则可能激化矛盾，造成在国际关系上的被动，对国家利益造成损害。
谈谈外交辞
令的语言特色
--发表于《台海》2006年11月号
也是传统的扩展式家庭结构(extended family structure)的衍生结果。
门的用途有时形同虚
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