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外阅读】张爱玲眼中的鲁迅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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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与鲁迅的“人生悲剧宿命”张爱玲和鲁迅在人格上有相似的地方,在爱情上也是:沉稳、内敛、理智、敏感、自由、清醒、宿命……他们都选择了“懂得”的知心伴侣,因为他们知道爱的真谛:自由心灵的交通。
这样的爱情有着灿烂的开始,他们处于这样的爱的氛围中虽然自然而然地感到甜蜜、迷醉,但同时又很清醒地认识、承认自己处于这种甜蜜、迷醉当中,知道这就是爱情。
虽然也爱的深沉,但他们不会像年轻人那样完全沉浸其中,强烈表达,写下誓言,并相信这份爱会永垂不朽。
相反,他们即使在爱情最灿烂的时刻也是怀着悲剧的预见性的。
这就是宿命,说不上是谁的错,反正它从一开始就注定要走向凋谢,谁也无法阻止,无力改变。
所以在悲剧最终来临时,他们没有惊愕,没有呼天抢地,只是默默地接受了……鲁迅先生有《伤逝》一文。
这名字起得真好,阐释了这种淡淡的,深沉的,爱情逝去的无可奈何。
仿佛尽头那人回头时黯淡的一声叹息。
涓生与子君爱情的悲剧正显示出鲁迅对可预见的,爱情走向衰落及至灭亡的担忧与无奈。
涓生与子君最初是因为勇敢、独立、自由的光芒而互生爱慕,走到一起的。
但是后来由于生活空间的狭隘,子君逐渐陷入了无聊的家庭琐屑,失去了战斗反抗精神,落入俗流而失去了原有的人格光芒;而涓生自由精神的光芒也使他在社会中谋职屡遭挫折,从而经济窘迫,心境惨淡……这时他们的爱情便走向毁灭。
因为促使他们当初相爱的精神光芒已被时间、现实环境所磨灭了,那么爱情也就不复存在。
因此,即使子君的死令涓生感到负疚,却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涓生只能祭奠子君的死,而不能痛恨自己没能继续爱她。
现实中的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不管你说它是爱恋、是生活、是意义,或是别的什么。
乍看之下很是温情,仿佛就是合理的、理想的结局。
但切不可深究,否则一切真相都指向了悲剧……张爱玲的人生悲剧在于用自己真诚的、深刻的爱,全心全意地爱上了一个不值得付出的人,可谓遇人不淑。
但是这样的女人,我们怎么能用“算了吧,重新开始一段感情”而劝慰她呢?她自己说“你问我爱你值不值得,其实你应该知道,爱就是不问值不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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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鲁迅先生(节选)》阅读答案1回忆鲁迅先生(节选)萧红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
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来。
鲁迅先生走路很轻捷,尤其使人记得清楚的,是他刚抓起帽子来往头上一扣,同时左腿就伸出去了,仿佛不顾一切地走去。
鲁迅先生不大注意人的衣裳,他说:“谁穿什么衣裳我看不见的……”鲁迅先生生的病,刚好了一点,他坐在躺椅上,抽着烟,那天我穿着新奇的大红的上衣,很宽的袖子。
鲁迅先生说:“这天气闷热起来,这就是梅雨天。
”他把他装在象牙烟嘴上的香烟,又用手装得紧一点儿,往下又说了别的。
许先生忙着家务,跑来跑去,也没有对我的衣裳加以鉴赏。
于是我说:“周先生,我的衣裳漂亮不漂亮?”鲁迅先生从上往下看了一眼:“不大漂亮。
”过了一会儿又接着说:“你的裙子配的颜色不对,并不是红上衣不好看,各种颜色都是好看的,红上衣要配红裙子,不然就是黑裙子,咖啡色的就不行了;这两种颜色放在一起很浑浊……你没看到外国人在街上走的吗?绝没有下边穿一件绿裙子,上边穿一件紫上衣,也没有穿一件红裙子而后穿一件白上衣的……”鲁迅先生就在躺椅上看着我:“你这裙子是咖啡色的,还带格子,颜色浑浊得很,所以把红色衣裳也弄得不漂亮了。
” “……人瘦不要穿黑衣裳,人胖不要穿白衣裳;脚长的女人一定要穿黑鞋子,脚短就一定要穿白鞋子;方格子的衣裳胖人不能穿,但比横格子的还好;横格子的,胖人穿上,就把胖子更往两边裂着,更横宽了,胖子要穿竖条子的,竖的把人显得长,横的把人显得宽……”那天鲁迅先生很有兴致,把我一双短筒靴子也略略批评一下,说我的短靴是军人穿的,因为靴子的前后都有一条线织的拉手,这拉手据鲁迅先生说是放在裤子下边的…… 我说:“周先生,为什么那靴子我穿了多久了而不告诉我,怎么现在才想起来呢?现在我不是不穿了吗?我穿的这不是另外的鞋吗?”“你不穿我才说的,你穿的时候,我一说你该不穿了。
鲁迅与张爱玲————————————————————————————————作者:————————————————————————————————日期:鲁迅与张爱玲-汉语言文学鲁迅与张爱玲李丽摘要:鲁迅与张爱玲分别是20世纪20年代、40年代登峰造极的作家,是两个不同类型的作家,但他们作品的思想内涵存在着一致性,笔者正是从这一共性出发探索共性中的个性。
由此可见,张爱玲继承并发展了鲁迅的思想,两位作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关键词:鲁迅张爱玲异同前言尽管鲁迅与张爱玲是分属于两个时代、两个阵营的作家,似乎毫不相干,然而文学界将鲁迅与张爱玲放在一起并非新鲜事,1944年,著名翻译家傅雷认为《金锁记》“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胡兰成在《评张爱玲》中说:“鲁迅之后有她,她是个伟大的寻求着。
”他们之间或多或少的联系,那么他们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的共性与个性呢?一、从对女性命运的观照来看,礼教与自身鲁迅与张爱玲是两位极为关注女性命运的作家,都不同程度地道出了女性生存境遇的艰难与所受的不公正待遇。
而就造成女性悲剧命运的根本原因探讨上,两位作家的意见并不一致,鲁迅将女性的悲剧命运归咎于封建制度、封建礼教对女性的戕害,如《祝福》中的祥林嫂,她勤劳、善良、朴实,却在糊里糊涂中成了旧礼教的牺牲品。
使祥林嫂饱受磨难的不仅仅是生活的困苦,更重要的是受到封建礼教文化制度影响的精神摧残。
“从一而终”是祥林嫂固守的封建思想,为此被迫改嫁时她撞得头破血流,甚至到庙里捐门槛来试图解脱这个“罪孽”,让千人踩、万人踏,种种荒唐行为的背后,无不表露着那个时代的女性在长期封建礼教文化影响下所形成的自我否定的自虐倾向。
《离婚》中的爱姑不正是在封建势力的代言人“七大人”的威逼下心甘情愿地接受了他的一切不公正的安排吗?而张爱玲将其归咎于女性自身对男性不自觉的依附,正如张爱玲在《谈女人》中所言:“女人当初之所以被征服,成为父系宗法社会的奴隶,是因为体力比不上男子。
人物传记阅读:鲁迅的模样鲁迅的模样陈丹青我喜欢看他的照片、他的样子,我以为鲁迅先生长得真好看。
文革期间我弄到一本日记本,里面每隔几页就印着一位中国五四以来文学家的照片,当然是按照20世纪50年代官方钦定的顺序排列:鲁、郭、茅,巴、老、曹之类,我记得最后还有赵树理的照片——平心而论,郭沫若、茅盾、老舍、冰心的模样,各有各的性情与分量。
近20年,胡适之、梁实秋、沈从文、张爱玲的照片,也公开发布了,也都各有各的可圈可点,尤其胡适,真是相貌堂堂。
如今我们新时期新文学的男男女女作家,排得出这样的脸谱吗?可是我看来看去,还是鲁迅先生样子最好看。
五四那一两代人,单是模样摆在那里,就使今天中国的文艺家不好比。
前些日子,我在三联书店买到两册抗战照片集,里面有陈公博、林柏生、丁默邨、褚民谊被押赴公堂、负罪临刑的照片——即便在丧尽颜面的时刻,他们一个个都还是书生、文人的本色。
他们丢了民族的脸,在照片上却没有丢书生相貌的脸。
我斗胆以画家的立场对自己说:不论有罪无罪,一个人的相貌是无辜的。
我们看不起汉奸,却不见得有资格看不起他们的样子。
其中有一幅珍贵的照片,就是被押赴法庭的周作人。
他穿件干净的长衫,瘦得一点点小,可是那样地置之度外、斯文通脱。
你会说那是强作镇定,装出来的。
好的,咱们请今天哪位被双规、被审判的大人物在镜头前面装装看,看能装得出那样的斯文从容吗?我这是第一次看见周作人这幅照片,一看之下,真是感叹他们周家人气质非凡。
到了1979年,文革后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报纸上许多久违的老面孔出现了:胡风、聂绀弩、丁玲、萧军……一个个都是劫后余生。
我看见什么呢?看见他们的模样无一例外地坍塌了。
这时我回头看看鲁迅先生:老先生的相貌先就长得不一样。
这张脸非常不买账,又非常无所谓,非常酷,又非常慈悲,看上去一脸的清苦、刚直、坦然,骨子里却透着风流与俏皮……可是他拍照片似乎不做什么表情,就那么对着镜头,好像是说:怎么样?我就是这样。
所以鲁迅先生的模样真是非常非常配他,配他的文学,配他的脾气,配他的命运,配他的地位与声名。
张爱玲眼中的鲁迅先生什么样在民国那个纷繁复杂的年代,不仅众多的屌丝实现了政治上的逆袭。
而且涌现出了很多的天才式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以及可以称之为大师的人物。
提起鲁迅和张爱玲,总感觉两人不是一个年代,同样是没有交集的两个人物。
就好像时下的王朔和张小娴一样没有交集,要说有,充其量都是主要以文字和思想示人。
其实也就是这样,鲁迅作为十九世纪的八零后,而张爱玲则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人。
当鲁迅先生逝世的时候,张爱玲还是一个十六岁大的花季少女。
两人的家境说是相似,其实也又不尽相同。
鲁迅先生是家道中落,从一个小康家庭坠入困顿局面,生活拮据。
鲁迅的祖父周福清(1828—1904)曾是前清“体制内”的人物,三十七岁的时候中了进士,殿试三甲,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入庶常馆学习,但仅仅过了三年就散馆。
之后又当了金溪县知县这个芝麻官。
即使就是这么一个小官,也遭到弹劾,被朝廷“归部改选教职”的处分。
直到1888年才被循例捐升内阁中书。
虽是京官,但是十分清苦,丝毫无油水可捞。
按照周作人在《鲁迅的故乡》中说,“虽然还不要用家里的钱,但也没有一个钱寄回来。
”。
其清苦程度可见一斑。
等到了1893年的时候,由于母亲也就是鲁迅的曾祖母去世,离京回乡为母奔丧守孝。
等到翌年因为慈溪六十大寿,恩科提前一年举行乡试。
而周福清因为对当时浙江的主副两个考官比较熟悉,就想通过行贿帮自己的儿子,也就是鲁迅的父亲顺利通过。
谁知不料行贿之时苏州知府也在现场。
于是事情败露,投交信函的佣工当场被抓。
而留下的祖父也最终被判以死刑。
之后鲁迅的父亲又身染重病,由是开始家道中落。
张爱玲的家庭比起鲁迅相对要好一些。
他的祖父张佩纶生性耿直,得罪了不少人。
中法战争爆发后,因为张佩纶主战,那些平时嫉恨他的人就说:“你说打,那你就去打吧。
”之类的,让他去打仗。
张佩纶抵达福建后,那些官场老油子们,也乐得推卸责任,放开手让张佩纶去搏。
但是文人只会清谈,真让他去做了就怂了。
战事已失败告终,张佩纶本人在大雨中顶着铜盆逃走。
别人眼中的鲁迅第一篇:别人眼中的鲁迅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
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
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
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 据说有一个日本人发表他自己对中国的一点看法,说:“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
一个是鲁迅,一个是蒋介石,半个是毛泽东。
”毛泽东听冯雪峰说完这段话后哈哈大笑,然后沉思着说:“这个日本人还不简单,他认为鲁迅懂得中国,这是对的。
郁达夫在鲁迅病逝后曾说,“一个不知道尊崇伟人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
这是鲁迅同代人的卓越识见和深长叹憾。
郁达夫评价鲁迅,“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帮。
” 李敖在接受访谈时曾说:“ 我觉得鲁迅在大陆过份被政治化了,高估了。
鲁迅像写《阿Q正传》和《中国小说史略》,都是非常好的书。
可是,鲁迅写的杂文其实不好。
大家觉得鲁迅杂文犀利,其实不好。
……我觉得鲁迅被过分高估了。
连他弟弟周作人也这样讲,他说鲁迅可能本人不愿意这样被高估。
高估不在鲁迅,而是证明你高估他的人,你的水平出了问题” 林语堂:“鲁迅与其称为文人,不如号为战士。
战士者何?顶盔披甲,持矛把盾交锋以为乐。
不交锋则不乐,不披甲则不乐,即使无锋可交,无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快然于胸中,此鲁迅之一副活形也。
” 粱秋实说“《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那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分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赍呢。
……我只知道不断的劳动下去,便可以赚到钱来维持生计,至于如何可以到资本家的账房去领金镑,如何可以到XX党去领卢布,这一套本领,我可怎么能知道呢?……”鲁迅,原名周树人.大概是他的父亲想让他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吧.给他取了这样一个名字.他也没让父亲失望,在上私塾的时候父亲过世,母亲又有病在身.小鲁迅就每天早上把他母亲安顿好后才去上学,因为迟到,先生打了他三戒尺.从那以后小鲁迅便在课桌上刻了一个“早”字.小鲁迅也做到了“时时早,事事早”.过完了他那毫不松弛地一生.1902年,20多岁的鲁迅东渡日本去学医,因为他的父亲就是因为没钱而耽误了救治的时间才去世的.他要学好医术救治中国人民.但是在一次学习的时候看到:中国人给俄国人当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而围观的,那些所谓的清国留学生却鼓掌喊万岁!从那以后,鲁迅意识到治病不如救民心,所以他便弃医从文.拿起笔杆当枪使,写出那些所谓的“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鲁迅的一生甘为孺子牛的精神感染了一代又一代.他是一位伟大的作家,更是一位光荣的民族英雄!第二篇:我眼中的鲁迅我眼中的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我们所熟知的鲁迅,但这并不是完全的鲁迅。
笑谈大先生①(节选)陈丹青①鲁迅先生是我几十年来不断想念的一个人。
②我喜欢看鲁迅先生的照片,我以为他长得真好看。
老先生的相貌就是长得不一样。
这张脸非常不买账,非常无所谓,非常酷,又非常慈悲,看上去一脸的清苦、刚直、坦然,骨子里却透着风流与俏皮……他拍照片似乎不做什么表情,就那么对着镜头,似乎在说:怎么样?我就是这样!③所以,鲁迅先生的模样真是非常非常配他,配他的文学,配他的脾气,配他的命运,配他的地位与声名。
我们说起“五四”新文学,都承认他是头一块大牌子,可他要是长得不像我们见到的这副样子,你能想象吗?④而且鲁迅先生非得那么矮小,那么瘦弱,穿件长衫,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站在那里。
他要是也留着于右任、张群那样的长胡子,或者像吴稚晖、沈钧儒那样的光脑袋,古风倒是有古风,毕竟有旧族遗老的气息,不像他。
他长得非常的“中国”,同时又非常的“五四”。
“五四”中国相较于大清国,何其摩登!可是你比比当年顶摩登的人物胡适之、徐志摩、邵洵美,新潮倒是新潮,毕竟有些“海龟”的派头,也不像他。
鲁迅先生的模样既不老派,也非洋派,他长得正好像他自己。
⑤在最高意义上,一个人的相貌,便是他的为人。
鲁迅先生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⑥以我私人的心得,他是百年来中国第一“好玩”的人。
我从少年时代阅读鲁迅,就不断发笑。
成年后,我知道这发笑有无数秘密的理由,但说不出来,而且幸亏说不出来——这样一种阅读的快乐,在现代中国的作家中,读来读去,读去读来,只有鲁迅能够给予我。
鲁迅先生经常在文字里装得“呆头呆脑”,其实很“刁”。
鲁迅真正的可爱处,是他的“跌宕自喜”。
“跌宕自喜”什么意思呢?也不好说,这句话我们早就遗忘了,我只能粗暴而庸俗地翻译成“好玩”。
然而“跌宕自喜”也罢,“好玩”也罢,都属于点到为止的说法。
领会者自去领会,不领会,或不愿领会的,便说了也白说。
⑦依我之见,历来颇受推崇的那些批判性极强的“革命”文章,多数是鲁迅先生只当好玩写写的,以中国的说法,叫作“游戏文章”,以后现代的说法,就叫作“写作的愉悦”——所谓“游戏”,所谓“愉悦”,直白的说法,可不就是“好玩”?文章的张力,是人格的张力;写作的维度,是人格的维度——激愤,同时放松;深刻,然而精通游戏;挑衅,却随时自嘲;批判,忽而话又说回来……鲁迅作文,就是这样地在玩自己人格的张力与维度。
谈鲁迅与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作者:王建来源:《文学教育》2008年第03期《祝福》中的祥林嫂与《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是鲁迅和张爱玲笔下较为典型的女性形象。
她们同处旧的时代,同是旧婚姻制度的牺牲品,同样以悲剧的命运了结了凄惨的一生。
但深刻地去考察一下,我们又会发现两位作家在关注女性命运的同时,也存在有很多方面的不同,本文就此谈一点浅薄的认识。
首先,从两位作家作品中女性生活原型来看。
鲁迅作品中的女性大多是来自于农村这一社会底层,她们不仅饱受生活的磨难,更重要的还要受到封建文化等各方面的精神摧残,所以她们的性格往往是逆来顺受,心甘情愿、麻木地对待一切不公正的待遇。
在他的笔下,更关注女性自虐现象的描写,透过祥林嫂我们似乎更能看到女性这一扭曲心态的形成过程。
祥林嫂两次出嫁,两次守寡,在她第二次被逼嫁于贺老六为妻时,她甚至一头撞在香案上,在这里,与其说鲁迅要塑造她的烈女形象,不如说鲁迅要表现她受封建思想毒害的深度。
“从一而终”的思想是祥林嫂撞头的主要原因。
当贺老六不幸死于伤寒,她害怕自己死后会到阴间被两个男人抢,为了摆脱这份“罪孽”,她甚至到庙里捐门槛,让千人踩、万人踏,种种荒唐可笑的行为背后,无不掩藏着那个时代女性在长期封建男权文化影响下所形成的自我否定的自虐倾向。
如果在祥林嫂身上还看得不够彻底的话,那么鲁迅作品《离婚》中的爱姑不正是在封建势力的代言人“七大人”的威逼下心甘情愿地接受了他的一切不公正的安排吗?而张爱玲却不同,她笔下的人物大多是沪港洋场上的女性,选材也多数是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家庭婚姻生活,在张爱玲诅咒男权封建制度迫害女性的同时,并不讳言女性的弱点、缺陷,自觉地展开女性生命中的丑陋。
因此,“把一切都怪在男人身上,不是彻底的答复”,悲剧不仅由外界的因素造成,而是更植根于人性的弱点,更源于人性中非理性的潜意识力量。
她的小说《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就是其中的一个典范。
七巧原是麻油店店主的女儿,为了满足金钱的欲望,她嫁给了姜家二少爷——一个患软骨症的富家子弟。
作者: 郑世琳[1]
作者机构: [1]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北京100872
出版物刊名: 名作欣赏:学术版(下旬)
页码: 50-53页
年卷期: 2020年 第7期
主题词: 鲁迅;张爱玲;“五四”
摘要:张爱玲很少专谈鲁迅,总是在谈其他问题时,不经意间提到鲁迅,或与鲁迅隐微对话,唯一一次直面鲁迅,是被特意问了,不得不正面回答。
细读文本,会发现张爱玲《童言无忌》的结尾模仿了鲁迅《风筝》的结尾。
张爱玲不确定自己的作品能否流传,“五四”时几位高山式作家已然定了文学史格局。
几位高山式作家应该包括了鲁迅。
《小团圆》里两次提到鲁迅,不像书中其他人化名,鲁迅就是鲁迅。
庄信正曾把研究鲁迅的文章寄给张爱玲看,但张爱玲没有回应。
不回应,也是一种表态。
那鲁迅会怎么看张爱玲呢?可惜,张爱玲才16岁,还未踏上作家之路,鲁迅就逝世了。
鲁迅会像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一样严厉而期待?张爱玲与凌叔华写作风格些许相似,参照鲁迅对凌叔华的评价,也许能推测鲁迅对张爱玲的评价。
文坛自古是非多,一直来骂鲁迅的都是什么人?骂了些什么?李敖郭沫若张爱玲杨绛鲁迅是我国新文化领袖,白话文先驱,现代小说奠基人,但就这样一位巨匠,也有很多人骂,那么骂鲁迅的,都是什么人?又骂了些什么?倒鲁泒主要有苏雪林、王朔、韩石山、冯骥才等,还有郭沫若与李敖等,至于猫猫狗狗的,不提也罢。
苏雪林,笔名绿漪,一直侧重于贬低鲁迅人格,鲁迅去世后不到一个月就扯起反鲁大旗,破口大骂鲁迅“褊狭阴险,多疑善妒,色厉内荐,无廉无耻”。
还称杂文“一无所取,祸国殃民”,一骂几十年。
王朔贬低鲁迅作品文学性,称鲁迅没有长篇小说,是靠雕虫小技(一堆杂文)蒙人,不仅骂鲁迅也批判老舍、巴金、矛盾、余华等。
真不知哪来底气,自己又写了多少享誉世界的书,中国文学大师们在其面前一文不值。
冯骥才批评鲁迅作品思想性,说鲁迅是“沿着西方传教士思路贬低国人,有如帮凶”。
韩石山骂鲁迅不同王朔李敖,具有体系性,还专门出了本书《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批判。
总结性提到:“鲁迅作品并不好,只是被文学评论家及语文老师说的那么深刻,文章阴冷、麻木、污垢。
韩石山是倡导将鲁迅作品踢出课本主要建议者,评析鲁迅的《药》:“笔调压抑沉闷,几个鬼魂飘来飘去…”;《阿Q正传》:“一个农村流氓调戏妇女偷人财物,既麻木不仁,又冥顽不灵,对中学生精神健康毫无帮助,反而有害…”其中当然少不了李敖,李敖共骂过3000人,从岳飞到金庸,从柏杨到鲁迅…犹如喷王。
不能否认李敖有水平,博文强记,知识渊博,插混打科,针砭时弊无所不能,但实在太爱骂人,常通过猛踩别人抬高自己。
凤凰卫视《李敖有话说》:“鲁迅从不骂日本人,只骂国人,风骨有问题,思想也有问题,鲁迅走红完全是炒作…”对鲁迅作品分析结果“情绪表达多,真正资料不足,也没有长篇小说,算不得伟大文学家…”说自己:“500年来至50年后,中国白话文水平最高的三个人李敖李敖李敖,哪怕骂我的人也会为我贡起牌位”。
一些网友嗤之以鼻,认为李敖大话连篇,抛开出身与政治因素,白话文前50名也进不了,鲁迅怎么没有骂日本人骂汉奸?查查《答徐懋庸并关于统一战线问题》一文。
文学评论·现当代文学论鲁迅与张爱玲小说创作中的讽刺意味李美慧 鞍山师范学院摘 要:鲁迅和张爱玲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唤醒民族意识和人性命运的一代作家,作为时代背景下的男性与女性的领军人物,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他们都挖掘深层次的民族现象,超越了文学作品的表象,运用一种独特的反讽艺术反映时代背景下受道德伦理束缚的广大中国民众的生活辛酸史,力求人们精神世界的转变,追求民族的觉醒与人性的解放。
一定的文学作品反映的是时代的产物,文学现象不仅展示作家的“显意识”,也反映了作家的“潜意识”,更反映了民族意识和人类命运的悲剧性。
关键词:反讽艺术;民族劣根性;女性意识;人性解放;悲剧意味[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5-040-01鲁迅在其文学创作中展现了众多带有国民劣根性的麻木的劳苦大众,他以现代幽默反讽为武器,揭露并抨击了时代背景下“吃人”的现象,以及对麻木腐朽愚昧的中国同胞的痛惜之情。
继鲁迅之后,张爱玲是一位以人性觉醒为目的的女性作家,超越了性别的差异,从女性的视角展现20世纪40年代国家、民族的衰败与人性的苍凉,她以尖锐的笔触讽刺了现代都市中人性的泯灭、扭曲以及变态心理带来的人性命运的悲剧。
1、讽刺笔法下的“人吃人”的社会现象鲁迅的文学作品中小说的讽刺意味尤为突出,他的《狂人日记》是一篇讽刺意味十足的战斗性文章,他所呈现的是一个“迫害狂”眼中的中国现状——用伦理道德来迫害人的生命。
它所侵蚀的是不仅是广大的民众,而且还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灵魂与精神。
卑微、无地位的阿Q,是一个具有欺软怕硬、以丑为美的典型形象,他是当时社会最底层民众的真实写照,作者塑造的这个形象是对社会制度的嘲讽,并寄希于民族劣根性的唤醒。
鲁迅暴露的是民族的劣根性,所讽喻的是整个封建社会,他使用辛辣讽刺的手法意在触动中国民众麻木不仁的精神世界。
但这种用笔触来治疗病态已久的精神世界 ,在某种程度上是慢性的,甚至是无效的。
朝花夕拾名人评价
摘要:
一、朝花夕拾的概述
二、朝花夕拾中名人的评价
1.张爱玲
2.鲁迅
3.胡适
正文:
《朝花夕拾》是鲁迅先生创作的一部散文集,收录了鲁迅先生多篇富有哲理和思考的散文。
这部作品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刻的思想内涵,受到了许多名人的高度评价。
首先,张爱玲女士对《朝花夕拾》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她曾说:“鲁迅的《朝花夕拾》是近代中国最好的散文。
”她认为,《朝花夕拾》中的故事既具有浓厚的民间色彩,又充满了对现实社会的深刻反思,是鲁迅散文创作的代表作。
其次,鲁迅先生本人也对《朝花夕拾》有着极高的评价。
在这部作品中,鲁迅以自己的童年经历为背景,通过生动的叙述和鲜活的人物塑造,展现了一个时代的风貌。
鲁迅先生曾表示,《朝花夕拾》是他最珍视的一部作品,他在其中倾注了自己的心血和思考。
最后,胡适先生也对《朝花夕拾》给予了高度评价。
胡适先生认为,《朝花夕拾》是中国现代散文的典范之作,鲁迅通过这部作品展示了自己独特的文学
才华和对社会人生的深刻洞察。
总之,《朝花夕拾》作为鲁迅先生的代表作之一,得到了许多名人的高度评价。
这部作品不仅展示了鲁迅先生独特的文学魅力,还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和历史变迁。
鲁迅与张爱玲人性异同之我见姓名:田祚鹏说实在,一直到我落下笔尖开始正式写这个话题时,我也还是战战兢兢,诚惶诚恐,两位大家要是比较起来,完全可以出系列书刊了,岂是我能寥寥数语道的清。
但非无能就不可见解也,此文徒抒吾内心真念罢了!鲁迅和张爱玲分属于两个时代,前者终其一生于旧中国时代,而后者可谓是阅读人生在旧中国时代,静心感悟人生又在新中国时代,我觉得这可能是最主要的一种时代归属划分。
由此以来,在中国文学史上,这两位大家很少有人在同一时刻想起,这也难怪,两位大家在很多方面都各有千秋,相差甚远,因而彼此都拥有不同的读者群体,尽管这群体也难免会相互交融,但完全是投入的两种不同的感情来撷取精神食粮的。
综其鲁迅一生,他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作为男性文学的代表,它以独特的视角,想别人之不敢想,写别人之不能写,以犀利的笔锋化作刺破这黑暗迷蒙的匕首,为自己正名。
而晓其张爱玲的一生,她就是生活的一位调剂师,把这人情世故、世间冷暖和成笔尖下的惊奇,让后人叹为观止;作为女性文学的代表,她以一个女子的纤弱去记述那热闹喧哗后的世俗,她以冷眼旁观人生,不动声色地解剖了人性的卑陋和扭曲,同时渗透出人生的孤独、漂浮和生命的虚无幻灭。
鲁迅和张爱玲同为中国文坛上的两枝奇葩,抑或是两位极为另类的作家,在两个不同的文学时期、不同的文学阵营缔造着各自的文学传奇,自然是有着很大的区别的,集众人之观点而综合之,大致也就是鲁迅是一名斗争、革命的英雄,而张爱玲则倾向为一名和谐的,有着独特恋爱思维的不平凡的凡人;前者倾其一生都在执着于精神、灵魂的拷问,而后者则更倾向于现实的物质以及身体的一种现实反抗,也因为如此,鲁迅才更显的悲壮,张爱玲才让人更觉苍凉;鲁迅直面人生的惨淡,以讽刺之型、救世之态“怒其不争,哀其不幸”,批判国民劣根性,解剖矛盾之自我,而张爱玲作为大世界背景下一名女性的代表,“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只为柔肠,参差的对照,才更显得模棱两可,以致于她离世后,徒遗留下她的手势。
【课外阅读】张爱玲眼中的鲁迅先生把张爱玲和鲁迅联系起来,做或明或暗的比较评价,说来也是个老话题了。
在这方面,1940年代的无行文人胡兰成和1960年代的海外汉学家夏志清,均曾留下过色调驳杂的印记。
不过,这一话题真正进入中国大陆的学术领域,并引起广泛关注,无疑是在张爱玲“热”形成之后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
从那时到现在,不断有学者和评论家将探索的目光投放于张爱玲和鲁迅之间,或梳理从“呐喊”到“流言”的文学进程;或解析由“孤独”到“苍凉”的精神落差;或认定张爱玲是“女的鲁迅”,“只有张爱玲可以同鲁迅媲美”;或断言张爱玲延续着鲁迅的方向,张爱玲作品“被腰斩”则意味着鲁迅“传统之失落”。
平心而论,诸如此类的说法,并不缺少推陈出新的高蹈和烛幽发微的精妙,只是作为不同作家的文学对读,它们殆皆集中在了以客观阐发为主旨的“平行研究”的层面,而无形中回避或者忽略了另一个更为质实也更为细致的视角——“影响研究”(为简明扼要的说明问题,这里姑且借用比较文学的一对术语)。
后者需要从特定的材料出发,通过实证性的分析,搞清楚张爱玲究竟以怎样的心态、在何种程度上接受和理解着鲁迅?套用一下张爱玲别出心裁的句式,也可以这样说:“张看”鲁迅包含了怎样的主体评价?而她最终又看到了鲁迅什么?显然,对于准确有效的张鲁比较与评价而言,这是一项无法省略的基础性和前提性的工作。
正如许多人所知道的,张爱玲一向有着非常个人化的、明显区别于一般的阅读兴趣。
譬如,她对中国古代章回小说的萦怀终生,对鸳鸯蝴蝶派小说的高度痴迷,对市井小报、流行读物的津津乐道等等。
不过,所有这些,都不曾妨碍和取代她对“五四”以降中国新文学作家与作品的关注和接受。
事实上,在这方面,张爱玲同样投入了很高的热情和足够的精力,不仅实现了相当充分的资源占有,而且很自然地将自己的一些阅读感受与文本评价,融入了笔下无拘无束的“私语”“流言”乃至《红楼梦》研究,进而形成了与新文学作家自由而坦率的对话或潜对话。
不是吗?她毫不掩饰对老舍作品的称赏,一再表示偏爱小说《二马》和《离婚》。
她也无意遮盖对张资平小说的反感,公开承认“我不喜欢张资平”。
对于丁玲,她分明注入了发展的眼光,认为:《梦珂》“文笔散漫枯涩,中心思想很模糊,是没有成熟的作品。
《莎菲的日记》就进步多了——细腻的心理描写,强烈的个性,颓废美丽的生活。
都写得极好。
”对于冰心和白薇,她则流露出“童言无忌”式的不恭,明言“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
在张爱玲的作品中,如此这般或褒或贬、或扬或抑的文学评价,还程度不同地涉及到了胡适、刘半农、俞平伯、张恨水、曹禺、路易士等等,它们共同构成了作家与新文学难以切割的因缘。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和向度之下,作为新文学泰斗和旗帜的鲁迅,几乎是毫无悬念、势在必然地进入了张爱玲的视线。
关于这点,我们自可从张爱玲作品和相关资料里得到证明。
先来看张爱玲笔下的鲁迅。
依照笔者未必全面的阅读和检索,在已经公开出版的张爱玲纪实和议论性的作品中,直接或间接提到鲁迅的地方主要有六处。
兹按大致的写作或发表时间引述如下:一,《忆胡适之》写于1960年代后期,收入1976年台北皇冠出版社出版的《张看》一书。
该文开篇就回忆了作家1954年秋寄《秧歌》和短信给胡适的情况,并复述了短信的内容,“大致是说希望这本书有点像他评《海上花》的‘平淡而自然’。
”注意!当年最先将“平淡而自然”的评价贻以《海上花》的,并不是胡适,而恰恰是鲁迅。
关于这点,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清之狭邪小说》写得明明白白;胡适在为《海上花》作序时,虽引用了鲁迅的评价,但亦说得清清楚楚,实在无意掠美。
但作家却似乎无视这些,硬是将“平淡而自然”的版权塞给了胡适,个中缘故既令人费解,又让人回味。
二,写于1976年前后、收入1988年台北皇冠出版社出版的《续集》一书的《关于(笑声泪痕)》,是作家为澄清香港市场的盗版图书所做的声明。
其中有这样一段:“有人冒名出书,仿佛值得自矜,总是你的名字有号召力……被剥削了还这样自慰,近于阿Q心理。
”这里的阿Q无疑指的是鲁迅小说中的人物。
三,同样收入《续集》之中的《谈吃与画饼充饥》一文,沿着作家关于“吃”的记忆谈到鲁迅的译作:“几年后我看鲁迅译的果戈尔的《死魂灵》,书中大量收购已死农奴名额的骗子,走遍旧俄,到处受士绅招待,吃当地特产的各种鱼馅包子……鲁迅译的一篇1926年的短篇小说《包子》(作家记忆中的篇名有误,从情节看当为淑雪兼珂——今译为左琴科——的《贵家妇女》),写俄国革命后一个破落户小姐在宴会中一面卖弄风情说着应酬话,一面猛吃包子。
”这说明作家对鲁迅的译作是熟悉的。
四,刊于1983年台北《联合报》副刊的《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围绕刘半农对该书的评价写道:“刘半农大概感性强于理性,竟轻信清华书局版徐廑父序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所记传闻,以为《海上花》是借债不遂,写了骂赵朴斋的”。
以下还有介绍胡适分析许、鲁所记传闻并列举其矛盾之处的文字。
看来作家对于作为学者的鲁迅亦不陌生。
五,《小团圆》是作家写于1975至1976年间,此后又不断增补修订,直到近日才刚刚面世的自传体小说,书中托名盛九莉的作家在谈到恋人邵之雍——即胡兰成时,曾认为他“文笔学鲁迅学得非常像”,质之以胡兰成的文本,此话难免攀附与溢美之嫌,但从另一方面看,却也在无形中流露出作家对鲁迅文笔的肯定与欣赏。
六,《四十而不惑》初载1994年二月《皇冠》第四百八十期,系作家为皇冠出版社成立四十周年献上的祝福。
内中这样写道:“我从前看鲁迅的小说《祝福》,就一直不大懂为什么叫‘祝福’。
祭祖不能让寡妇祥林嫂上前帮忙——晦气。
这不过是负面的影响。
”看来,作家涉猎的鲁迅小说还具有一定的广度。
以上几段文字表述,虽然各有各的语境,也各有各的所指,但作为张爱玲直接和具体的涉鲁之谈,却又不无明显的相通之处:第一,从时间刻度看,它们均出现在作家离开大陆,定居美国之后,而不是在此之前,这是否意味着作家对鲁迅的认识和态度有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或者说她直接谈论鲁迅需要一个远离中国现代文学现场的海外环境?第二,依言说方式论,它们都是作家在讲述其他问题时,无意中借用或扯出了鲁迅,而不是正面针对鲁迅的有感而发,因此也就不曾涉及有关鲁迅的具体分析与评价,这难免让人生出猜测:在公共空间或公开场合,作家是不是故意回避着对鲁迅的发言?再来看相关资料里的“张看”鲁迅。
《山河岁月》是胡兰成最早的著作。
其中《平人的潇湘》一文,涉及到作者亡命温州时同张爱玲相见的一些情况。
该文写道:“爱玲也说鲁迅的小说与《三闲集》好,他的滑稽正是中国平人的壮阔活泼喜乐,比起幽默讽刺,他的是厚意,能调笑。
他常把自己装成呆头呆脑,这可爱即在于他的跌宕自喜,很刁。
而他却又是个非常认真的人,极正大的。
”坦率地说,这段话的用语和断句似乎均有毛病,以致造成了表达的含混——我们搞不清起句之后的一大段议论,究竟有多少是张爱玲的见解,又有多少是胡兰成的发挥。
不过从整段文字的意思看,说张爱玲认同从“认真”而又“滑稽”的角度欣赏鲁迅的小说和杂文,恐怕并不算离谱。
倘若果真如此,那么应当承认,张爱玲还是捕捉到了鲁迅作品的某些特点的,这当中她自己对讽刺艺术的稔熟和看重,大约起到了桥梁作用。
水晶是到美国做过张爱玲专访的台湾作家,他写的《夜访张爱玲》于1971年披露于台湾《中国时报》,产生过广泛影响。
在这篇专访里,水晶有这样的记述:“谈到鲁迅,她(指张爱玲——引者注)觉得他很能够暴露中国人性格中的阴暗面和劣根性。
这一种传统等到鲁迅一死,突告中断,很是可惜。
”如果说张爱玲认同“认真”而又“滑稽”的说法,还只是对鲁迅作品某种风格和元素的局部把握,那么,水晶转述的这段满是惋惜的张氏话语,则无形中接近了鲁迅思想与作品的内质。
因为数十年来的鲁迅研究已经证明,深入而无情地解剖和批判国民性,进而达到由“立人”到“立国”的目的,正是贯穿鲁迅全部文学和社会实践的一条基本线索。
这里,张爱玲大抵是凭着自己的生活观察、人性体验以及艺术直觉,同鲁迅形成了深层的沟通与呼应,而她的作品也恰恰是在这一维度上,呈现出与鲁迅作品的殊途同归和异曲同工。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就明白了当年的傅雷为什么会在张爱玲的《金锁记》里读出“《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
”而在这一意义上,水晶将张爱玲说成是“鲁迅的私淑弟子”,庶几并非信口开河。
在分别梳理和清点了作家作品与相关材料里“张看”鲁迅的内容之后,我们不难发现,相对于前者诉诸笔端,写入文章的公众场合的涉鲁言说,后者只是转述了作家于私人空间里表达的有关鲁迅的一些看法。
而事实上,偏偏是这后一种私下里的表述与交流,真正承载着作家对鲁迅的敏锐洞察与客观评价,代表着她特有的鲁迅观。
这时,有一种疑问便显得无法回避:张爱玲对鲁迅既然有着独特的把握和深层的理解,那么,她为什么不愿意在自己的文章里畅所欲言,反而有些闪烁其辞呢?毋庸讳言,要圆满可信地回答这个问题,最好依据作家准确无误的“夫子自道”,然而,在此一条件目前尚不具备的情况下,我们仍然可以做一些尽可能周延的分析与推测:由于受家庭、阅历、环境、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张爱玲对历史上的左翼文学是怀有诸多不满的,但是,一种源于西方的相对纯粹的文学观念,却又让她近乎天真地奉行着所谓创作不涉及政治的原则,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自从一九三几年起看书,就感到左派的压力,虽然本能的起反感,而且像一切潮流一样,我永远是在外边的……”正因为如此,当她面对一向被尊为左翼文学领袖与旗帜的鲁迅时,虽然敏感而清醒地察觉到他与许多左翼作家的不同,以及他较之他们的杰出与高明——顺便说一句,她之所以偏爱《三闲集》,或许就是因为从中看到了鲁迅对“革命文学家”的质疑与反诘——但却仍然不愿意公开赞扬鲁迅,因为那样会破坏她远离政治,独往独来的处世原则,也会影响她永远在潮流之外的自选形象。
如果这一番分析与推测可以自圆其说,那么,我们对张爱玲的认识和理解,是否也可以由此更加深一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