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逝世前后

鲁迅逝世前后
1936年10月15日发表《半夏小集》，无情地揭露了叛徒、汉奸之类的丑恶嘴脸。

文载《作家》月刊第2卷第1期，署名鲁迅。

收《且介亭杂文末编》。

同日在致台静农信中说：“我鉴于世故，本拟少管闲事，专事翻译，借以糊口，故本年作文殊不多，继婴大病，槁卧数月，而以前以畏祸隐去之小丑，竟乘风潮，相率出现，乘我危难，大肆攻击，于是倚枕，稍稍报以数鞭，此辈虽猥劣，然实于人心有害，兄殆未见上海文风，近数年来，竟不复尚有人气也。

”
又，在致曹自信中说：“哗啦哗啦大写口号理论的作家，我却觉得他大抵是呆鸟。

”
16日下午作《曹靖华译<苏联作家七人集> 序》。

载11月良友图书公司版《苏联作家七人集》，题：《鲁迅序》。

收《且介亭杂文末编》。

17日上午续作《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系最后一篇文章，未完稿。

载1937年3月25日《工作与学习丛刊》之二《原野》，署名鲁迅。

收《且介亭杂文末编》。

午后复曹靖华信，表示要养好病继续战斗，并说：“此地文坛，依然乌烟瘴气，想乘这次风潮，成名立业者多，故清涤甚难。

……”
下午“访鹿地君。

往内山书店。

”（《日记》）当时鹿地亘正在翻译鲁迅杂感选集，有些疑问，需要鲁迅帮助，鲁迅亲往鹿地亘家，与鹿地亘谈得很多，从自己最近的文章《女吊》和《死》谈到年轻时不怕鬼的故事，又谈到新兴的木刻，等等。

晚，周建人来，谈至十一时。

托周建人找房子，准备迁居。

这时候中日战争渐渐吃紧起来，空气日渐紧张，鲁迅觉得住在日本人聚集的北四川路底不好。

周建人走后，鲁迅在躺椅上抽烟休息，至一时上床就寝。

18日二时即睡不好觉，三时半坐起来，气喘又发，后来继以咳呛，咳嗽困难，气喘更加厉害。

六时半左右，支撑起来执笔，断续写成一信，通知内山完造：“出乎意料之外，从半夜起，哮喘又发作起来了。

因此，已不能践十点钟的约，很对不起。

”并托内山请医生。

此信为鲁迅之绝笔。

八时多，日报送到，鲁迅问：“报上有什么事体？”许广平回答说：“没什么，只有《译文》的广告。

你翻译的《死魂灵》登出来了，在头一篇上。

《作家》和《中流》的广告还没有。

”说：“报纸把我，眼镜拿来。

”他一面喘息一面细看《译文》广告，看了好久才放下。

鲁迅于病危时仍极关心当前的斗争。

终日喘息不止，呼吸困难。

日记停。

19日上午五时二十五分，逝世于上海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现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寓所。

当时冯雪峰和宋庆龄、蔡元培等商量，立即组织治丧委员会。

治丧委员会由毛泽东、蔡元培、内山完造、宋庆龄、A·史沫特莱、沈钧儒、曹靖华、许季茀、茅盾、胡愈之、周建人等人组成。

发表《鲁迅先生讣告》如下；
鲁迅（周树人）先生于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上午五时二十五分病卒于上海寓所享年五十六岁即日移置万国殡仪馆由二十日上午十时至下午五时为各界瞻仰遗容的时间依先生的遗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除祭奠和表示哀悼的挽词花圈等以外谢绝一切金钱上的赠送谨此讣闻
各界闻耗，唁电唁函纷纷不绝，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出了三份电报。

一份发给鲁迅家属，另一份是《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还有一份《为追悼与纪念鲁迅先生致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与南京国民党政府电》。

20 日上午九时开始瞻仰遗容。

灵堂上布满了各界群众所敬献的挽联和花圈。

上海工人互助会的挽词是：“鲁迅先生这种不屈的精神才是我们工人的模范”。

上海工人救国会的挽词是：“民族之光”；上海丝厂工人的挽词是：“我们的朋友”。

上海烟厂工人的挽词是：“精神不死”，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代表平、津、济、青、杭、京、沪、汉、晋、桂等二十七学联全体学生的挽词是：“鲁迅先生不死，中华民族永生”；郭沫若的挽词是：“方悬四月叠坠双星东亚西欧同殒泪，钦诵二心憾无一面南天北地遍招魂”；许广平的献词是：“……你曾对我说：‘我好像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血。

’你不晓得，什么是休息，什么是娱乐。

工作，工作！死的前一日还在执笔。

如今……希望我们大众锲而不舍，跟着你的足迹！”……瞻仰遗容者络绎不绝，四天间，签名的有：个人，九千四百七十人；团体一百五十六个。

未签名者不计其数。

（摘自《鲁迅年谱》安徽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