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论赵树理小说模式的历史意义及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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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登记》看赵树理的小说创作1949年七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为全国的文艺运动确立了总的方向。
而《登记》正是在新中国成立伊始,我国婚姻法颁布之初的情况下创作出炉的,可以作为我国婚姻法颁布的历史鉴证,具有相当的历史影响和极高的现实意义。
《登记》响应了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但准确的说,是赵树理创作风格无意识无直接目的的延续,它秉承了赵树理一贯的创作理念。
我认为,十七年文坛,如果说孙犁追求诗意,峻青力求悲怆,而赵树理则朴实,朴实到大俗大雅。
从内容上讲,他取材重点多是社会主义农村新生活,坚持为农民群众而创作,写农民,写农村生活,并有意识的按照农民的思想感情,美学趣味和文化水准的要求去创作。
他的取材,更主要的体现在真实性的原则。
《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诸葛是他父亲的缩影,兴旺、金旺则是他工作地区的旧渣滓;《李家庄变迁》中被逼的破了产的六老爷,正是他的叔父……他的生活经历就是他写作材料的来源。
他的实事求是,忠实于生活的本来面目,坚持写所见所闻的革命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真实的再现了中国农民农村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巨大变化。
而出于对中国农村封建势力的深刻认识,赵树理对农村中的封建落后思想进行了深刻的揭示。
针对“假眉三道的老封建老规矩”、“自愿”、“因为他能劳动”、“村里既然有报告,等调查调查再说吧”,《登记》批判了封建家长制、父母包办婚姻、官僚主义等落后思想,歌颂了青年男女敢于追求爱情追求婚姻自由的精神面貌。
赵树理重视对农村社会传统生活的研究,对它所表现的人情风俗、家庭关系、伦理观念等有着深刻的认识。
小说表现了农村开明进步的新思想与落后、愚昧的封建传统势力的斗争,同时,小飞娥,艾艾,燕燕的婚姻历程,反映了农村思想变革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而改造农民落后的思想意识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坚持从生活出发写人物,多采用白描的手法,通过人物自身的语言行动刻画人物的性格。
《登记》中着力塑造了父母辈的小飞娥、张木匠、五婶、民事主任、王助理员,年轻一辈的艾艾、燕燕、小晚、小进。
重论赵树理小说模式的历史意义及当代价值无论是赞美抑或贬低,是承认抑或否定,总之,在短暂却不失灿烂辉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赵树理都是一个躲不开、绕不过,非正视不可的富有个性特色的作家。
在上一世纪40年代的解放区文坛上,赵树理横空出世,以其独树一帜的文学作品称雄文坛,独领风骚,高举起一面民族文学的大旗,其创作模式“对整个解放区乃至五、六十年代的文学,都影响巨大”[1](P475),甚而逐渐形成了一个颇具阵容的“山药蛋”派作家群。
物换星移,大浪淘沙,历经半个世纪的沧海桑田,从文学观念到表现手法,从审美对象到欣赏趣味,有关文学的一切都发生了巨变。
相对于昔日的轰动与风流,今日之文坛,赵树理“显然是个陌生人,至多,模模糊糊有个土里土气象山药蛋似的印象……足以使放眼世界的人们微笑着敬而远之”[2](P452)。
往昔名重一时的赵树理,在当今之文坛,难道真已成了“隔日黄花”了吗?赵树理的小说果真如某些新潮评论家所言,既无高雅之艺术品位,亦无宏深之思想涵蕴,充其量只不过因其创作上的大众化成就而在当年那特殊的历史环境中侥幸获一时之殊荣吗?窃以为,赵树理的出现,乃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
赵树理的小说模式,不仅在当年有其不容抹杀的历史意义,即便在当下及日后之文坛,仍有其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
本文旨在拔开当前赵树理研究的迷雾,解构、颠覆对赵树理及其作品的不公之论,还之以本来面目,站在历史的了望台,锁定赵树理小说的历史意义,用发展的眼光,预见赵树理小说模式之于当下及日后文坛的重要借鉴意义。
一、何谓赵树理小说模式名不正则言不顺。
要界定赵树理小说模式的历史意义及当代价值,首先必须弄清究竟什么是赵树理小说模式。
在此,必须把赵树理小说和赵树理小说模式这两个密切相关但又不容混为一谈的概念区分开来,正如马克思著作不等于马克思主义一样,赵树理小说也不等于赵树理小说模式。
赵树理小说独树一帜,概言之,主要有两大特色:一是从文本内容看,赵树理小说是典型的“问题小说”,其小说十有八九是为问题开药方。
赵树理的文学史意义摘要“山药蛋”派的开创者赵树理,以其巨大的文学成就被称为现代小说“铁笔”,“圣手”。
他的作品表现出来的新鲜朴实人们的民族形式,生动活泼的群众语言,乐观机智的幽默风格,牵动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心灵,收到人们的普遍的欢迎和赞扬。
赵树理对底层农民利益与文艺需求的深切关注的精神,以及他所坚持的民间文化立场和通俗化、大众化的创作特点,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字赵树理;语言;民间文化;“山药蛋”派;文学意义赵树理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作家,他本人的文化程度并不是很高,对于西方现代文学的知识更是几近于零。
他有关文学艺术方面的素养积累,差不多都是从民间戏曲和唱本故事中得来的。
如果不是因为一种历史的偶然性因素,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只不过是一个默默无闻的通俗作家。
但是,赵树理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通俗作家,他从事写作的目的是不计任何功利报酬的,而是“农民需要什么,我就写什么。
农民喜欢什么艺术形式,我就采用什么艺术形式”①。
所以他把自己定位为“文摊作家”,尽力用民间“流行的简单形式及农民的口头语言”,去“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
赵树理的这种文学创作理念,与后现代语境中的大众文化观颇为相似,他们都深刻地感悟到,“大多数人现在被动地接受大众通俗小说给予他们的东西”。
故赵树理一再强调说,必须彻底①赵树理《赵树理全集》第246改造传统的通俗文艺形式,正确地去引导农民大众的艺术审美趣味,进而使他们树立起健康积极的人生观。
故赵树理呈现给我们的是其通俗化、大众化的文学观念。
一、对民间文学传统的继承五四“文学革命”和抗战时期的“民族形式”的讨论一方面从不同的方向上释放了“民间”的力量和意义。
40年代,赵树理和张爱玲认同的分别是农民和市民两个不同的“民间”传统。
在文学上,他们一个是“说书”的传统,是农村民间的、口头的传统;一个是“传奇”的传统,是文人化的、书面化的传统,从唐人传奇直到“海上奇书”《海上花列传》。
论赵树理的文学史意义摘要:赵树理是第一个出生于无产阶级的作家,他对于20世纪中国新文学具有独特的文学史意义。
赵树理是中国新文学现代性不断自我质疑、自我调整的结果,是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链条上的一个关键点.赵树理的创作代表着中国现代文学新的发展思路和价值走向,体现了中国新文学现代性流变的深层动因和必然选择。
赵树理(1906年9月24日~1970年9月23日),原名赵树礼,山西沁水县尉迟村人,现代著名小说家、人民艺术家。
小说多以华北农村为背景,反映农村社会的变迁和存在其间的矛盾斗争,塑造农村各式人物的形象,开创的文学“山药蛋派”,成为新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最有影响的文学流派之一。
美国作家贝尔登认为赵树理“可能是共产党地区中除了毛泽东、朱德之外最出名的人"。
赵树理出现的文学史意义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论述。
一、能够忠实地反映农民的思想、情绪、意识、愿望及审美要求,并真正能为普通的农民所接受,这是赵树理作家最突出的特点。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赵树理是一个非正视不可的富有个性特色的作家。
在20世纪40年代的解放区文坛上,他以独树一帜的文学作品,高举起民族文学大旗,其作品模式对整个解放区乃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创作影响巨大。
如今从文学观念到表现手法,从审美对象到欣赏趣味,有关文学的一切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今天的新农村和赵树理时代的农村也完全不同了。
加快建设现代化新农村,实现全面小康宏伟目标,这些都是赵树理生前所企盼的,也是赵树理在文学理想中所追求的。
为了更好地弘扬赵树理文学精神,我们的作家、艺术家要像赵树理那样写出新的农民,写出新时代的农村、新的农村文化来。
这也是我们研究赵树理的当代意义和价值。
1930年底,赵树理一边流浪一边开始写作,在抗战前的几年间写出了《金字》《盘龙峪》等小说。
1937年投身抗日工作,在山西从事各种文化工作,编报纸副刊,写出了许多反映农村社会生活、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小说,如《小二黑结婚》(1943)、《李有才板话》(1943)、《李家庄的变迁》(1946)、《福贵》等。
重论赵树理小说模式的历史意义及当代价值赵树理小说模式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大创新,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
这一模式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小说艺术在经历了一系列的萧条之后重新焕发出生机,而且在表现主题和创作手法上富有创新。
它呈现了时代独特的精神风貌和人民群众的真实生活,对于塑造人民性格、表达人民情感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赵树理小说模式在当代中国文学创作中仍然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首先,赵树理小说模式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创新形式。
以《平凡的世界》为代表的赵树理小说,以其真实生动的艺术形象和精细入微的情感描写,展现了人民群众的生活面貌和内心世界,具有浓厚的时代气息。
在这一模式的呈现下,读者能够更好地感受到那个时代的真实感和代表性。
同时,赵树理小说模式通过真实的人物形象和生动的故事情节,传递出了深刻的社会思考和人性的探索,引起了当时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热议,对于当时中国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其次,赵树理小说模式的历史意义还在于它对于中国现代小说的独特贡献。
在之前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小说曾经陷入了市井文艺和华丽风格的泥潭,作品内容脱离实际,情节离奇少见真实感。
赵树理小说模式的出现,突破了以往的创作风格,向读者展示了真实生活中的人物人情,打破了小说创作的桎梏,为中国现代文学开辟了新的道路。
从此,小说创作开始反映社会生活和人民命运,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
此外,赵树理小说模式在当代仍然有着重要的价值和启示意义。
我们生活在一个发展迅速、变革时代的社会,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在不断变化,这给文学创作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赵树理小说模式通过真实的社会刻画和人物形象,呈现了人民生活的真实感和感人之处,为当代作家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创作范式。
它提醒我们,文学创作应该关注人民群众的生活境遇和精神追求,扎根于现实,传递社会价值和人性关怀。
赵树理小说模式的当代价值在于激励当代作家在我们这个时代变革中,以更加真实、生动的方式呈现人民的精神风貌和真实生活,推动中国当代文学更好地发展。
赵树理(1906-1970),原名赵树礼,山西沁水县人。
主要作品有《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
其作品主要表现土地革命中的解放区生活,表现农民的形象,表现农村的矛盾,以及农民当家作主的必然性。
他成功开创了大众化的创作风格,先出真正为农民所欢迎的通俗乡土小说,代表了40年代解放区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
他的小说具有显著的民间文化特征:讲究叙述的故事性,大故事套小故事环环相扣的特色;既地方化的而又经历过提炼的语言,这样的语言质朴,流畅而又平易;幽默风趣的风格。
成功地确立了评书体的小说样式。
作品:20年代到四十年代:《李有才板话》,《地板》,《李家庄的变迁》,《福贵》,《邪不压正》,《孟祥英翻身》,《传家宝》50年代以后作品:短篇小说《登记》、《求雨》、《“锻炼锻炼”》、《套不住的手》、《张来兴》、《互作鉴定》,长篇小说《三里湾》代表作品:《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邪不压正》,《李家庄的变迁》考点要求:《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温儒敏第十讲:赵树理评价问题与农村写作1)了解赵树理小说的创作在解放区文艺界受重视的情况,以及赵树理获此殊荣的原因。
了解赵树理创作的主要特点和他的作品在文学史上的独特价值以及作家自身的局限。
2)掌握赵树理在五六十年代所作出的努力和他受到的褒贬毁誉,以及人们对赵树理的评价与当时文学思潮的关系。
3)掌握"文革"后赵树理研究的特点和研究者们的主要观点。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P366)知识点:赵树理方向、评书体现代小说、山药蛋派一、赵树理出现的文学史意义(1)“赵树理方向”首先是一种文艺政策性的引导,是对当时(乃至五六十年代)文学“主流”的一种阐释与倡导,关键是顺应大众化、农民化的审美追求,正好适应了当时解放区的社会变革需求,因而赵树理式的主题与文学语言形式被推崇到主流的位置。
周扬当年关于赵树理是“新人”的解释,实际上是要为共产党领导下的面向大众的革命文学树一个榜样,一种努力的前景。
小说与口述史周扬1946年为赵树理写的《论赵树理的创作》开篇以明确的笔调写道:在被解放了的广大农村中,经历了而且正经历着巨大的变化。
……它正在改变农村的面貌,改变中国的面貌,同时也改变农民自己的面貌。
这是现阶段中国社会最大的最深刻的变化,一种由旧中国到新中国的变化。
这个农村中的伟大的变革过程,要求在艺术作品上取得反映。
赵树理同志的作品就在一定的程度上满足了这个要求。
(2)今天的研究者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当我们在‘历史联系’之中研究‘十七年文学’和整个当代文学史时,我们需要由文学来考察‘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问题,这是贯穿当代文学史始终的思想文化问题。
建国以后关于社会主义的文化想象和实践几乎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首先落实在文学创作中,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重大的政治运动通常是从文艺界开始的。
”(3)这种状况又因《暴风骤雨》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得“斯大林文学奖金”突出起来,此时苏联的长篇小说对中国当代作家的影响有了直接的对应。
“史诗性”的美学追求、“三部曲”式的结构模式与小说作者对历史进程做出自信回答的创作姿态共同构成了建国后至“文革”前当代长篇小说理论研究的起点。
“时代精神”成为这个时期小说研究的一个常用语汇,以1957年至1966年的《收获》为例,大多评论(4)从新社会、接班人等层面描述小说里的“时代精神”和历史画卷,如罗荪《“来访者”是一篇对新社会的“控诉书”》、姚文元《反映最新最美的生活,创造最新最美的图画》、易征《时代精神和艺术精神》、陈鸣树方胜孙雪吟《时代精神与文学典型》、方胜《论文学作品反映时代精神的问题》、沈鸿鑫《英雄的诗章时代的强音》、陈鸣树《更多更好地表现培养接班人的主题》、欧阳文彬《紧跟着时代的脚步前进》、艾克恩《如何表现培养革命接班人主题》。
长篇小说研究集中反映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想象和历史观念。
同时以该时期《收获》登载的长篇小说为考察对象(5),这27部长篇小说几乎涵盖了革命斗争、历史、工人阶级、土改等所有主题,迎合了表现“时代精神”和伟大的历史进程的理论诉求。
论“赵树理现象”的现代文学史意义宋剑华内容提要追求文学创作的平民化原则,是“五四”新文学以来中国现代作家最为迫切的人文理想。
然而,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人们对于现代文学“平民化”与“大众化”的认识,还只是停留在理论探讨的层面上,根本没有实际的作品成果作为支撑;只是到了40年代以后,人们才越来越意识到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完整性,缺少平民作家的客观存在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赵树理现象”的出现与影响,既是解放区文学的一道亮丽景观,同时也体现着新文学发展史的历史必然性。
对它的解读,我们也应该具有科学的理性精神。
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赵树理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文学现象:一方面,他的那些农民话语小说由于思想上的肤浅性与艺术上的粗糙性,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被纳入到正统文学的经典之林而流芳千古;另一方面,他本人在新文学创作方面所产生的社会轰动效应与时代导向作用,又具有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历史性意义。
无论人们是否愿意去承认这一客观事实,但毕竟是赵树理用纯正的农民生活语言和传统的民间文学形式,一度规范与整合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展方向,并使广大精英作家在自我反省、自我否定的思想嬗变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知识话语”与“民间话语”合二而一的现代文学表现特征。
所以我个人认为,“赵树理现象”的世俗化审美倾向,决非是对“五四”新文学人文主义的一种价值偏离,而是对新文学“平民主义”与左翼文学“大众化”艺术理想的一种具体实践。
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一文学现象的内涵丰富性,就会失去对中国现代文学基本性质的整体把握与科学认识。
一现代文学理念的形成与“赵树理现象”的历史必然性全面探讨“赵树理现象”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之间的辨证关系,我们首先应该回到历史的“原场”,去对“五四”新文学运动所倡导的“现代”文学理念,做出一番符合科学理性的价值评判。
学术理论界一般都将“文学革命”的终极意义,视为是在西方现代人文主义思潮的直接作用下,对于古典文学从话语形式到美学传统的彻底颠覆。
赵树理的文学史意义摘要赵树理是现代小说家,戏曲家。
他的作品始终以农村、农民为出发点,密切关注变化中的农村和农民生活,他是一个真正为农民写作的作家。
当今社会也在重塑赵树理的地位,他不仅只是农民的传声筒,更是农民的朋友。
本文将从多方面论述赵树理在文学史上的意义,重塑赵树理形象。
关键词赵树理农民作家共识赵树理来自山西沁水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他是一位长期致力于小说创作民族化、大众化的作者。
在四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以我国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农民生活及农村斗争为题材,表现出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地方特色。
其作品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创新实践,在国内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得到了文学界的高度评价,他更是当代社会“九大家”之一。
一、唯一的农民作家他是一位扎根农村,真正为农村而献出自己一生的作家。
他不像有些作家那样,居住在繁华都市舒适的寓所,身着名牌服饰,出入于灯红酒绿之处,他是唯一一个勤俭节约、爱农村、敬农村、深入农村的作家。
在生活方面,赵树理有了固定的收入,工资待遇都不低,在北京买了房子,接来了家属。
按说,他完全有条件过舒适的日子,可他骨子里流着的是农民的血液,让他无法与城市融合。
他关注的仍然是农村的状态和农民的生活。
从1949年进京,到1965年举家迁回山西,16年的时间里,他有一多半是在晋东南农村生活的。
他跟农民们吃住在一起,一方面是为了体验生活,获取创作素材;另一方面是要同农民一道,寻找过好日子的途径,让农民能尽快从千百年的贫穷落后中摆脱出来。
因而,他总是心甘情愿地充当农民的代言人,时时处处维护农民的利益。
“一个知识分子,也许可以做到像赵树理这样关注农民但不会真正地融入农民———丢掉轻视农村和农民文化的意识———而是不同程度上抱着启蒙者的心态企图唤醒和改造农民。
”论者刘雄飞的观点揭示了赵树理文学创作在农民群体中获得巨大成功的又一要因。
在现当代文坛,再没有一位作家能像赵树理这样,在生活和心灵上如此贴近农村,贴近农民。
这源于作家终生坚守的农民情怀,其典型特征是质朴善良的人格与平等意识,其行为表现是终生心系农村、关爱农民,为农民群体的利益诉求而真诚写作、热忱呼吁。
论述赵树理的问题小说问题小说是为提出某种社会问题而创作的小说。
它与问题剧一样,都是“五四”时期开始出现的文学现象,主要反映了大批知识青年的觉醒。
它是当时思想启蒙运动的一种需要,又是当时思想启蒙运动的一种结果,后来,问题小说也体现著作家密切关心现实这一优良的传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赵树理就把自己的小说也叫做“问题小说”。
他说:“我写的小说,都是我下乡工作时在工作中所碰到的问题,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展,应该把它提出来。
”赵树理延续了“五四”问题小说的创作思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更注重现实人生的切实方面的创作姿态,把“问题小说”作为他实现其使命意识的最佳方式。
文章在提出问题的性质、问题所涉及的社会生活领域、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三方面对赵树理与“五四”问题小说进行了分析比较。
赵树理出生在贫苦农民家庭,在农民中长大,他不仅了解农民,也热爱和深通农民的艺术。
他自己是一个农民,他了解农民的习性。
赵树理曾经以山西,保持与农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从事农村工作。
所以他知道农村中还存在的问题,在那个人人歌颂共产党的年代,他勇敢的站出来说有的领导人领导不正确,方针不和实际,因为敢讲真话,他当时受到了严厉的批评。
乡村出身而又时时返回乡土的赵树理在现实的一再刺激与昭示下也变得越来越“右倾”、越来越认“死理”,在这期间,他的思想越来越“跟不上政治的主流”。
与典型的过时和淘汰,但伴随着其作品的时遭批评和责难,赵树理事实上却在一步步一步步远离文学管理权威的视野,一步步被权力人物所淡忘……,最后直到1964年被调出首都北京后被当时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
赵树理小说创作以农村变革为题材。
主要是反映出根据地和解放区农村的历史性变革,比如减租减息,新政权的建设,民族改革和土改运动等。
但赵树理的作品既从正面表现农村政治斗争,如《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又从私人空间中的平凡的日常生活来反映社会的变迁。
后一种是赵树理更擅长的,也是他创作的重心所在。
赵树理的文学史意义摘要赵树理是现代小说家,戏曲家。
他的作品始终以农村、农民为出发点,密切关注变化中的农村和农民生活,他是一个真正为农民写作的作家。
当今社会也在重塑赵树理的地位,他不仅只是农民的传声筒,更是农民的朋友。
本文将从多方面论述赵树理在文学史上的意义,重塑赵树理形象。
关键词赵树理农民作家共识赵树理来自山西沁水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他是一位长期致力于小说创作民族化、大众化的作者。
在四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以我国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农民生活及农村斗争为题材,表现出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地方特色。
其作品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创新实践,在国内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得到了文学界的高度评价,他更是当代社会“九大家”之一。
一、唯一的农民作家他是一位扎根农村,真正为农村而献出自己一生的作家。
他不像有些作家那样,居住在繁华都市舒适的寓所,身着名牌服饰,出入于灯红酒绿之处,他是唯一一个勤俭节约、爱农村、敬农村、深入农村的作家。
在生活方面,赵树理有了固定的收入,工资待遇都不低,在北京买了房子,接来了家属。
按说,他完全有条件过舒适的日子,可他骨子里流着的是农民的血液,让他无法与城市融合。
他关注的仍然是农村的状态和农民的生活。
从1949年进京,到1965年举家迁回山西,16年的时间里,他有一多半是在晋东南农村生活的。
他跟农民们吃住在一起,一方面是为了体验生活,获取创作素材;另一方面是要同农民一道,寻找过好日子的途径,让农民能尽快从千百年的贫穷落后中摆脱出来。
因而,他总是心甘情愿地充当农民的代言人,时时处处维护农民的利益。
“一个知识分子,也许可以做到像赵树理这样关注农民但不会真正地融入农民———丢掉轻视农村和农民文化的意识———而是不同程度上抱着启蒙者的心态企图唤醒和改造农民。
”论者刘雄飞的观点揭示了赵树理文学创作在农民群体中获得巨大成功的又一要因。
在现当代文坛,再没有一位作家能像赵树理这样,在生活和心灵上如此贴近农村,贴近农民。
这源于作家终生坚守的农民情怀,其典型特征是质朴善良的人格与平等意识,其行为表现是终生心系农村、关爱农民,为农民群体的利益诉求而真诚写作、热忱呼吁。
无论是赞美抑或贬低,是承认抑或否定,总之,在短暂却不失灿烂辉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赵树理都是一个躲不开、绕不过,非正视不可的富有个性特色的作家。
在上一世纪40年代的解放区文坛上,赵树理横空出世,以其独树一帜的文学作品称雄文坛,独领风骚,高举起一面民族文学的大旗,其创作模式“对整个解放区乃至五、六十年代的文学,都影响巨大”[1](P475),甚而逐渐形成了一个颇具阵容的“山药蛋”派作家群。
物换星移,大浪淘沙,历经半个世纪的沧海桑田,从文学观念到表现手法,从审美对象到欣赏趣味,有关文学的一切都发生了巨变。
相对于昔日的轰动与风流,今日之文坛,赵树理“显然是个陌生人,至多,模模糊糊有个土里土气象山药蛋似的印象……足以使放眼世界的人们微笑着敬而远之”[2](P452)。
往昔名重一时的赵树理,在当今之文坛,难道真已成了“隔日黄花”了吗?赵树理的小说果真如某些新潮评论家所言,既无高雅之艺术品位,亦无宏深之思想涵蕴,充其量只不过因其创作上的大众化成就而在当年那特殊的历史环境中侥幸获一时之殊荣吗?窃以为,赵树理的出现,乃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
赵树理的小说模式,不仅在当年有其不容抹杀的历史意义,即便在当下及日后之文坛,仍有其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
本文旨在拔开当前赵树理研究的迷雾,解构、颠覆对赵树理及其作品的不公之论,还之以本来面目,站在历史的了望台,锁定赵树理小说的历史意义,用发展的眼光,预见赵树理小说模式之于当下及日后文坛的重要借鉴意义。
一、何谓赵树理小说模式名不正则言不顺。
要界定赵树理小说模式的历史意义及当代价值,首先必须弄清究竟什么是赵树理小说模式。
在此,必须把赵树理小说和赵树理小说模式这两个密切相关但又不容混为一谈的概念区分开来,正如马克思著作不等于马克思主义一样,赵树理小说也不等于赵树理小说模式。
赵树理小说独树一帜,概言之,主要有两大特色:一是从文本内容看,赵树理小说是典型的“问题小说”,其小说十有八九是为问题开药方。
“我在作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我要写的主题”[3],“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度,应该把它提出来”[4](P30)。
由此可见,提出问题并试图解决问题,不仅是赵树理小说创作的出发点,同时也是其小说创作的归宿点,为问题而创作成了赵树理小说内容上的一大显著特点。
二是从艺术形式看,赵树理“把中国传统的评书改造成为现代小说,创造了一种评书体的小说形式,推进了‘五四’白话小说的民族化”[5](P519)。
赵树理的小说故事情节完整,有头有尾,单线发展,环环相扣;人物塑造主要运用传统手法,通过人物自身的言行来展示其性格特点,栩栩如生;文本语言去粉饰,勿卖弄,善用白描手法,清水出夫蓉,“熔大众化和艺术化于一炉”[6](P259),“一方面从人民群众的语言中汲取丰富的营养,予以充分地加工,一方面借鉴中国古典小说、民间文学或戏曲的语言及表达方式,加以创造性地运用,从而成功地将农民群众的口头语言提炼为准确、鲜明、生动的文学语言”[6](P259) 。
此外,在“绰号”艺术的运用、民情“赵树理的创作把文艺的民族化、风俗的描绘等方面,赵树理的小说均颇具民族风味。
总之,群众化推进到新的阶段,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7](P379)。
二、昔日文坛的灿烂红旗赵树理的登场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必然之果。
一代大师鲁迅先生曾痛心疾首作如是言:“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8](P80)。
正是基于这样的远见卓识,新文学的倡导者们才高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一面向载封建之道的旧文学猛然开火,一面窃得外国文学的圣火,着力创建全然有别于传统文学的中国现代文学,致力于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接轨。
遗憾的是,在长期闭关自守状态下,本来就对西方文化知之甚少,文学革命的发展又极迅猛,人们无暇对西方各种思潮进行消化,鉴别,再加上文学革命中的主干分子多为小资产阶级的激进派,多为年轻气盛的“新青年”,思想方法上难免有偏激和走极端的弊病,这就使文学革命不可避免地带有这样的特点:“在否定传统时,就往往否定一切,而在学习西方新思潮时,又容易肯定一切”[5](P42)。
新文学的缔造者们救国心切,矫枉过正,几乎是在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学,全盘接受西方文学的情况下来建设中国新文学的,“从中国古代文学方面,几乎一点遗产也没摄取”[9](P980)。
这就使得刚呱呱坠地的新文学一开始诞生就带有了严重的“西化”倾向,而这种严重“西化”现象的存在,又势必导致新文学与本邦民众的疏离,致使本属进步的、先进的新文学,只是停留在少数知识分子中间,与广大群众,特别是与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农民群众相脱离,这种脱离甚至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当年在长冶省立第四师范求学的赵树理,深深为新文学所陶醉,迫切想把新文学介绍给他的农民兄弟,然而,令他惊诧的是,当他满怀激情地给自己的父亲——当地颇有声望的说书能手朗读鲁迅先生的不朽之作《阿Q正传》时,“刚念到阿Q与小D 在钱府的照壁前展开‘龙虎斗’,父亲就失去了恭听的兴趣”[2](P44),扛上锄头下地去了去,临走还顺手揣了本《秦香梅吊孝》,“赵树理不甘心,又向别的农民兄弟宣读了一些新文学的优秀作品,“但是同样遭到冷遇,无论他怎样吹嘘,农民就是听不进去,却拿来《七侠五义》、《笑林广记》之类的书请他念,一个个听得茶饭不思”[2](P8 8)。
一种新诞生的文学样式,能否得到本民族广大群众的认可和接受,这是至关重要的。
倘若不被大众所欣赏,那么,无论其思想怎样宏深,形式如何新颖,也会因缺乏适宜的生长土壤而夭折。
在现代文学史上,别开生面的现代派文学之所以始终只是以涓涓细流的形式出现于中国文坛,终究难以形成万马奔腾之浩荡之势,根本原因即在于此。
以西方文学为参照系,对西方文学生吞活剥始建而成的中国新文学,一开始就面临一个严峻使命——民族化、大众化。
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文学的历史,就是一部新文学如何走向民族化、大众化的历史,新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问题贯穿着整个现代文学的始终,新文学界的有识之士,从来就未曾松懈过这方面的努力。
早在“五四”时期,就有人高举起“平民文学”的大旗,“左联”成立伊始,就设立了文艺大众化研究会,并以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为指导,积极开展文艺大众化运动,掀起了三次大规模的文艺大众化讨论,左联的文艺大众化运动,“是对‘五四’文学革命以来‘欧化’倾向及革命文学创作中存在的某些‘左’的倾向的纠偏,目的在于缩短文学与群众的距离”[1](P199)。
因历史条件的限制,文学大众化的理论探讨比较肤浅,创作中也未能真正成功地加以贯彻,“左联”对文学大众化的努力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1940年前后,再次掀起了民族形式的大讨论,这是“左联”时期文艺大众化讨论在新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对新文艺向民族化大众化方向发展,起了积极影响”[7](P31)。
令人扼腕的是,文学前辈们筚路蓝缕的艰辛努力,仍未能真正彻底解决新文学民族化大众化的问题,直至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旗帜鲜明地提出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并号召作家们“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才真正从理论上为新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指明了正确方向,真正促成了文学创作实践从“贵族化”向“平民化”,从“西化”向“民族化”的根本性转变。
正是在《讲话》精神哺育下,新一代作家在解放区破土而出,茁壮成长,名副其实的大众文学,民族文学之花在解放区争奇斗艳,形成了一派“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壮观局面。
文学大众化、民族化问题是新文学建设中一个根本性问题,若不能实现新文学从“欧化”到“民族化”、“大众化”的根本性转变,就不仅不能使新文学在中国大地开花结果,而且也难以实现新文学开拓者们借文学改变国民之灵魂,借启蒙以救国强民的一片苦衷,正因如此,民族化、大众化才成了窃得西方文学圣火创建起来的新文学的必由之路。
历经20余年的不屈努力。
这一富有历史意义的根本性转变,终于在上一世纪40年代解放区作家的手中得以圆满实现了。
鹤立鸡群,赵树理正是实现这一根本性转变中最为杰出的代表性作家,其小说“不光为普通农民读者所欢迎,而且也让整个文坛包括知识分子圈子中的读者耳目一新”[1](P478),他“成功地开创了大众化的创作风尚,代表了40年代解放区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1](P475)。
也正鉴于此,晋冀鲁豫边区文联才向文艺工作者发出了“向赵树理的方向大踏步前进”[10]的庄严号召。
就艺术品位而言,赵树理的小说因其民族化、大众化方面的杰出成就而永具审美价值,就其思想涵蕴而论,“赵树理是继鲁迅之后最了解农民的作家”[1](P479),在表现中国农民在政治、经济翻身过程中实现的思想翻身时,其作品不乏精深宏富之处,从而使“赵树理的作品具有了同类农村题材小说所难达到的思想高度与深度”[1](P480)。
从中国新文学民族化、大众化的必然趋势这个意义上说,赵树理的出现绝不是历史的偶然,乃是时代的必然,世上即使没有“这一个”赵树理,也必定还会有“另一个”赵树理来实现这一必然趋势的。
仅此而言,赵树理英名不朽,赵树理小说百世流芳,赵树理无疑是当年解放区文坛的一面灿烂大旗而令人眩目。
三、今日文坛之荆山之玉楚人和氏,得荆山之玉,奉而献之厉王、武王,皆被目为石块。
世人一方面责怪厉王,武王太过草率,致有遗珠之憾,另一方面,不知不觉间,自己又常常步其后尘,重蹈覆辙。
赵树理的小说在当年解放区的文坛是独领风骚,名动天下,但在当今文苑,却显得格外的沉寂与落漠,放眼天下,试问尚有几人识得赵树理?甚至连研究赵树理的人也被嗤之以鼻,看低三分,被目为不识时务!有果必有因,无风不起浪,赵树理由当年的辉煌而落魄为今日之沉寂,自有其深刻缘由。
其一,文学由工具复归自我。
中国新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即浸染了庄严而崇高的使命色彩,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显示出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同步发展的趋向,显示出新文学是以人的解放、阶级的解放与民族的解放为其主要任务并使之不断强化的历史发展轨迹”[11](P8)。
第一个十年的文学,尽管呈现出以开放性的眼光接纳世界文学新潮,在创作方法上也形成了多元探索的风气,但就其主导方面而言,新文学把反帝反封建作为自己肩负的重大使命,并表现出对于人性解放的执着探索和强烈的忧国忧民精神,显示了新文学一开始就在人性解放和民族解放的旗帜下不断前进的趋向;第二个十年的文学基本上沿着第一个十年文学开启的方向前进,弘扬人的解放依然是这一时期文学的主调之一,但本时期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强化了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的意识,甚至在相当程度上超过了对于人的解放的要求,左翼文艺运动乃是30年代最重要的文艺运动,其作品表现出强烈的阶级意识和鲜明的政治色彩,第三个十年的文学处在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两次大规模的战争环境里,时代对文学提出的使命要求远比过去更为迫切崇高,作家们的使命意识也愈加自觉强烈,抗战文学是对此前民族解放主题的延伸与发展,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作家均以笔为武器为抗日尽力,接踵而至的三年解放战争,使文学的主体依然沿着承负社会的历史使命的道路前进,为推翻黑暗的旧中国而不懈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