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成本文献综述

交易成本文献综述

一、 关于交易成本内涵的研究

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的思想源自于科斯 1937 年发表的经典论文《企业的性质》。在该文中，科斯引入交易成本的概念来解释企业存在的原因。他说：“利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通过价格机制组织生产的最明显的成本就是所有发现相对价格的工作。„„市场上发生的每一笔交易的谈判签约的费用也必须考虑在内”【1】。他认为，企业的存在是由于“使用价格机制是有代价的”，这一代价就是交易成本，为节约交易成本，企业代替了市场，当企业代替市场所节省的交易成本与所增加的管理费用相等时，企业规模达到均衡点。在1960

年的《社会成本问题》中，科斯明确使用了交易成本的概念，并且对交易成本的内容作了进一步的界定。他指出，“为了执行一项市场交易，有必要发现和谁交易、告诉人们自己愿意交易以及交易条件是什么，要进行谈判、讨价还价、拟订契约、实施监督以保证契约条款得以履行，等等。这些工作通常是要花费成本的” 【2】。在科斯看来，交易成本是利用价格机制的成本，至少包括以下三个项目：（1）发现相对价格的工作。价格是不确定的，要将其转化为已知，进行市场交易的当事人必须付出代价。（2）谈判和签约的成本。因为交易人之间常会发生纠纷、冲突，这就需要讨价还价，签订和履行合约。这些都需要花费一定的成本。（3）其他方面的不利因素（或成本）。例如签订长期契约时面临的更大不确定性，在以后解决交易细节问题时需要花费的成本。

肯尼斯.阿罗(K.J.Arrow，1969) 【3】最先使用“交易成本”这一术语，他指出，“市场失灵并不是绝对的，最好能考虑一个更广泛的范畴——交易成本的范畴，交易成本通常妨碍了(在特殊情况下则阻止了)市场的形成”。他进而将交易成本定义为“经济制度的运行成本”，它包括信息成本和排他性成本；设计公共政策并执行的成本。

C.J.Dahlman(1979)从缔约过程来说明交易成本，他认为，交易双方欲达成协议，必须相互了解，将可能的交易机会告知对方，而这种信息的传递和获得是要耗费时间和资源的；如果交易的一方有多个经济代理人，那么在决定交易条件时，还会产生某些做决策的成本；相互同意的条件确定后，还有执行所订协议的成本以及控制和监督他方以确定是否按照所订协议履行其责任的成本。因此，交易成本包括：(1)了解和信息成本；(2)讨价还价和决策成本；(3)执行和控制成本【4】。

奥利佛.威廉姆森(Oliver. E. Williamson，1985) 【5】进一步发展了交易成本这一概念。他认为交易成本就是：“经济系统运转所要付出的代价或费用”。威廉姆森将合同方法作为分析交易最基本的方法，把交易成本划分为合同签订之前的“事前”交易成本和签订合同之后的“事后”交易成本。事前的交易成本包括起草、谈判和维护一项协议的成本；事后的交易成本包括：当交易偏离了所要求的准则而引起的不适应成本；倘若为了纠正事后的偏离而做出双边努力，由此而引起讨价还价成本；伴随建立和运作管理机构而带来的成本；确保各种承诺得以实施的保证成本。同时威廉姆森还对交易成本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分析，他特别强调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和资产专用性这三种因素。

按照威廉姆森的见解，倘若上述三个因素不是同时存在的话，交易成本就不会存在。

张五常从一般意义上定义交易成本，他认为交易成本包括所有那些不可能存在于没有产权、没有交易、没有任何一种经济组织的鲁滨逊.克鲁索经济中的成本，交易成本包括一切不直接发生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成本。他还将交易成本的概念扩展至“制度成本”，其中“包括信息成本、谈判成本、拟订和实施契约的成本、界定和控制产权的成本、监督管理的成本和制度结构变化的成本”。从而，在张五常的交易成本理论里，所有的组织成本都是交易成本【6】。

诺斯(1994)【7】从组织生产的角度来说明交易成本。他将交易成本界定为：“交易成本是规定和实施交易基础的契约的成本，因而包含了那些从贸易中获取的政治和经济组织的所有成本”。在他看来，将生产要素组织起来生产物品和劳务要受到制度和技术两个方面的制约，付出转化成本和交易成本；转化成本和交易成本之和就是生产成本；交易成本不仅与组织生产的制度结构有关，还与生产的技术条件有关。

汪丁丁(1995)【8】从博弈均衡的角度对交易成本进行理解，并从机会成本角度对交易成本进行定义的尝试。他认为，交易成本只能通过制度选择的多人博弈过程的均衡状态来确定。当对交易成本下一个“机会成本”定义时，他认为存在计量上的困难，“这些困难意味着，在经济分析中要么必须放弃所谓‘交易成本’的概念，要么就把交易成本理解为在给定的不完备的知识集合上对可供选择的制度做选择

的机会成本”。

埃里克.弗鲁博顿（Furubotn，E.G.，1996）和鲁道夫.芮切特(Richter，R.，1996) 【9】把交易成本具体划分为三种类型，对其内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界定。他们认为，“交易成本的典型情形是使用市场的成本和企业内部发号施令的成本”。具体是指：（1）市场性交易成本。包括合约的准备费用（搜寻和信息费用）、决定签约的费用（谈判和决策费用）以及监督费用和合约义务履行费用。（2）管理性交易成本。包括建议、维持和改变一个组织设计的费用，组织运行的费用。（3）政治性交易成本。包括建立、维持和改变一个体制中的正式和非正式政治组织的费用，政体运行的费用。

厉以宁主编的《市场经济大辞典》(1993)中对交易成本概念的解释是指市场经济运行中，买卖双方为完成商品和劳务的交换所付出的成本和费用。交易成本对于社会来说是一种非生产的费用，它是社会财富为完成交易而花费的损失部分。交易成本通常包括供需双方的市场准入费用、交易谈判费用、交易仲裁费用、契约签订及售后保证费用，对卖方来说通常还要花费商品广告费用。交易成本根据市场状况和买卖双方的议价力量分别由买方或卖方负担。

埃格特森（1996）与巴泽尔(1997) 【10】定义角度类似，明确将交易成本概念与产权概念联系起来，前者将交易成本定义为“个人交换他们对于经济资产的所有权和确立他们的排他性权利的费用”。后者则将交易成本定义为“与转让、获取和保护产权有关的成本”。

杨小凯（1998）【11】则将交易成本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外生交易成

本，一类是内生交易成本。前者是指交易双方在决策前就知道其水平的交易成本，它包括运输费用、贮藏时商品腐化造成的费用，交货不及时造成的费用，执行交易时的各种费用，甚至税收等。而内生交易成本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所谓广义交易成本是该种交易成本水平要在决策的交互作用之后才能得到的，它由交易次数和每个交易的成本之积决定。狭义的内生交易成本则是指“机会主义行为使分工的好处不能被充分利用或使资源配置产生背离帕累托最优的歪曲”，它是能够利用博弈工具加以刻画的。这些解释通过与最优状态的比较突现了交易成本的效率损失性质，但由于最优状态的难以确定性，使得这类定义更加具有理论意义而少了一些操作性。

二、 关于交易成本测量的研究

关于交易成本的测量问题，国内外文献一般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交易成本测算：

1. 宏观层面――经济主体的交易成本

在宏观层次的交易成本的测量上，Wallis 和 North 【12】的工作颇富开创性。他们对交易成本的计量的基本思路如下：(1) 划分经济活动。将整体经济活动划分为交易活动(transaction activities)和生产转换活动(transformation activities)。转换活动是直接把投入转为产出的活动，交易活动是协调、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活动。交易成本就是与进行交换相关的、执行交易功能的成本；转换成本就是把投入转换为产出、执行转换功能的成本。(2)界定测量内容。并非所有的交易成本都能在市场上通过定价反应，比如等待的时间成本，所以仅计量可以

通过市场定价反应出来的各种交易成本，如房屋买卖中支付的中介费等。(3)明确交易活动类型。交易活动包括交易产业的交易服务和非交易产业的交易服务。（4）测量方式。加总交易产业的价值和非交易产业的交易服务人员的薪酬。Wallis 和 North(1988)对 1970 年体制中所作的估算是，交易成本占 GNP 的比重由 1870 年的 24.19％—26.09％增加为1970 年的 46.17％—54.17％。并且他们得出一个一般性的结论，即经济越发达，交易部门的规模也越大，交易成本占 GNP

的比重也越大。

Ghertman(1998)【13】运用 OECD 数据，以比较视角研究了美国、日本、德国和法国四个发达国家在 1960－1990 年间交易成本的变动趋势，通过国际比较提出影响经济效率的因素和相关的政策问题。他运用交易成本——收入曲线作为分析工具，解释了经济绩效差异相对较小的国家诸如美、日、德、法之间的宏观经济效率差异。研究发现：①3 年间，各国间的收入——交易成本曲线斜率相当稳定；②四国的人均 GDP 呈现收敛的趋势，Ghertman 将此归因于全球化经济增长中的追赶效应；③四国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占 GDP 的比重呈收敛性。1960 年美、日、德、法四国的交易成本占 GDP 的比重依次为

55％ ，40％，38％和 34％；到 1990 年则依次变为 62％，56％，52％和 63％。他发现收入——交易成本曲线斜率越大的国家，其交易成本越节约。

我国学者缪仁炳和陈志昂(2002)【14】基于 Wallis 和 North 对经济活动的划分，采取以劳动分工为基础的核算方法，按职业划分交易人

员与非交易人员，对我国 1978-2000 年的交易成本测度结果表明，交易成本比重从 1978 年的 28.4％上升到 2000 年的 43.2％，交易成本与经济增长(GDP)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998，且高度显著。

金玉国（2005）【15】借鉴 North 等人的做法，将国民经济部门区分为转换部门和交易部门，借助于现有的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对我国外在性交易成本——交易部门所产生的交易成本（交易部门所消耗的社会资源，其价值表现形式就是所有交易部门的增加值之和）进行了计量。金玉国按当年价计算的外在性交易成本的绝对数从 1991 年的

4429.7 亿元，增加至 2002 年的 20576.10亿元，增加了 3.5 倍；消除价格变动影响后，增加了 1.78 倍，说明计算期内交易成本的绝对规模是扩大的。但从相对规模来看，交易成本占 GDP 的比重似乎没有变化。在经济规模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市场化水平每提高 1 个百分点，交易成本的比重下降 0.103187 个百分点。如果没有经济体制转型因素，相对交易成本平均每年递增 0.153％，而实际经济运行中，这一增长趋势被体制转型节约的交易成本所抵消。从交易成本节约的角度看，1991－2002 年 12年间，平均每年的体制转型绩效约为 GDP

的 1.64％；按 1991 年不变价格计算，平均每年的体制转型绩效绝对额为 734.29 亿元，12 年中体制型绩效累计为 8811.46 亿元。交易成本下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经济制度的变迁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所以他认为，从交易成本节约角度看，近十几年我国体制转型的绩效是十分显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