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世界进入“多元、多极”时代美国曾有过短暂“单极时刻”的幻觉，但今天人们已开始讨论单极时代终结、无“极”时代到来的话题。
确实，经过冷战后近二十年全球化大潮的洗礼。
各大力量出现新的消长态势，世界力量格局虽未大变，但非西方力量群的崛起已成为突出特征。
也正因此，人们对世界格局与秩序的画像性称谓也开始多了起来，但好像还没有一个相对统一、或能被广泛接受的词描绘当今世界的模样。
笔者认为，“后美国霸权”若隐若现的世界可能迈向一个“多元、多极”的时代，这是多极化内涵的新发展。
在这样的时代，简单定义的世界格局可能是“早熟的”，世界可能不再由格局决定运行方式，而是世界各方或多元的运作决定某种格局的最终形成，因此，目前的时代也可以说是一个美国霸权弱化后向新格局过渡的时代。
“多元、多极时代”更复杂“多极”的世界意味着将有更多世界或地区性大国崛起，但多元的世界是一种多样化鼎立或并存的世界。
多元可以影响格局，但格局不一定能制约多元。
以传统硬力量标准来确定未来可能出现的“极”，也可能不再贴切。
“软实力”、“巧力量”、“国家动员力”与“政策执行力”以及“幸福指数”、“模式引力”、“独特价值观”等等，同样可以影响国际政治与秩序的发展，从而构成衡量国家地位与影响的新元素。
“多元、多极”的世界运行会更为复杂，多元的发展及各大力量相互关系的状况会影响多极的最终形成。
除国家政府外，非政府行为体、企业、媒体以及公民力量对世界、地区、国家与社会的影响将空前强大。
大国崛起的方式与路径不再仅遵西方的标线前进，有可能基于国情进行更自主的摸索与选择。
从中俄印和南非、巴西等发展看，既可在不断融入国际体系的过程来中实现，也有游离于国际体系但同样取得成功的例子，还可依靠信息技术的带动或发挥资源优势实现崛起。
当然前者的影响更为广泛，也更能为发展中国家所效仿。
对游离于现存国际体系的崛起者，西方当然不情愿放之任之。
但是，非西方大国即使自觉融入西方主导的秩序，其民族与国家的主体性特征也不会被撼动，无怪乎西方存在对“集权性”资本主义与“自由式”资本主义、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社会模式之间较量的不安与警惕。
社会治理视域下新型电信网络诈骗共治路径张明旺（四川警察学院四川泸州646000）内容摘要：随着科技技术发展，电信网络诈骗手段更新频率极快，普通网民对犯罪分子精心策划的骗局很难有效防范，网络诈骗引发危害后果愈发严重，严重影响社会和谐与稳定。
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应当创新打击治理网络诈骗犯罪模式，从电信网络诈骗的现状、危害和新特征出发，汇集政府部门、公安、银行、通信运营商、互联网企业、社会公众等多方力量，构建“多位一体”共同治理模式，发挥各自优势，及时预警、处置、化解电信网络诈骗风险。
关键词：社会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共治中图分类号：D63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12（2021）01-0076-06引言第四十六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今年6月，全国网民人数达到9.4亿，互联网普及率超过67%，其中，全国手机网民人数达到9.32亿，手机网民占比高达99.2%，与此同时，近40%网民在上网过程中遭遇过网络安全问题[1]。
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及互联网的广泛普及，互联网在带给人们巨大的生活、工作便利的同时，也催生出诸多社会问题，电线网络诈骗是最突出问题之一。
电信网络诈骗是一种非接触性、智能化的网络犯罪，已成为我国案发数量最多、危害面最广的一类犯罪行为。
当前，电信网络诈骗日益“产业化”、跨国组织体系严密、网络诈骗精准性强、诈骗手段演变快、防范措施始终滞后等因素，造成电信网络诈骗治理难度极大。
近几年，为有效遏制电信网络诈骗高发、频发的势头，国家在各个层面开展专项打击治理行动，取得了较大成效。
一些学者也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治理策略，刘丽洪[2]等提出构建包括相关政府部门、支付结算渠道提供方、电信运营商和社会公众在内的“四位一体”的协同治理模式；乔顺利[3]提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治理必然涉及多部门、多行业、多警种、多地区乃至多个国家；袁广林[4]等提出应构建政府主导，电信与网络运营商、银行与第三方支付平台多主体参与的治理体系，形成一个控制网络；任克勤[5]提出公安机关应当与银行、网络运营商等相关部门形成合力，建立防范预警2021年2月第33卷第1期四川警察学院学报Journal of Sichuan Police College Feb.，2021Vol.33No.1基金项目：2018年度四川省公安厅科研课题“公安机关防范与打击新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策略研究”（2018TJKYLX016）；2017年度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中心课题“新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防范与打击方法研究”（SHZLYB1706）收稿日期：2020-12-01作者简介：张明旺（1983—），男，湖北荆州人，硕士，四川警察学院科研所高教室主任、讲师，研究方向：数据挖掘、网络安全、电子数据取证等。
谌杨．论中国环境多元共治体系中的制衡逻辑［Ｊ］．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２０２０，３０（６）：１１６－１２５．［ＣＨＥＮＹａｎｇ．Ｏｎｔｈｅｌｏｇｉｃｏｆｃｈｅｃｋａｎｄｂａｌａｎｃ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ｍｕｌｔｉ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Ｊ］．Ｃｈｉｎａ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２０，３０（６）：１１６－１２５．］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０－１７ 修回日期：２０２０－０１－３１作者简介：谌杨，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法基本理论与污染防治法。
Ｅ ｍａｉｌ：３１７１２８６０１＠ｑｑ．ｃｏｍ。
论中国环境多元共治体系中的制衡逻辑谌 杨（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江苏苏州２１５００６）摘要 中国的环境治理模式历经了“政府单一管制”与“政府监管辅以公众参与”两个阶段，目前正走向“政府、企业、公众共治”的新阶段。
在当下中国的环境治理实践中，已呈现出若干政府、企业、公众三者共治之端倪。
中国学者普遍认为，构建环境多元共治体系的关键在于政府、企业、公众三类共治主体应当在明确各自职责分工的基础上展开合作，即在政府、企业、公众三者之间构建一个“配合与协作”机制。
但本文认为：①政府、企业、公众三类共治主体自身均存在客观不足型和主观过当型两种原生缺陷，客观不足型原生缺陷包括政府的监管能力不足、企业的履责能力不足和公众的参与能力不足，主观过当型原生缺陷则包括政府的监管力度失范、企业的逐利本性难遏和公众的无序参与凸显。
②政府、企业、公众三者的客观不足型原生缺陷可以通过“配合与协作”机制得以解决，但对于三者的主观过当型原生缺陷，“配合与协作”机制则显得相对无力，因而需要另行构建一个可以应对三者主观过当型原生缺陷的新机制。
故本文建议：①未来中国应当在维持“配合与协作”机制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政府、企业、公众三类共治主体之间的制约关系，另而构建一个可以应对三者主观过当型原生缺陷的“限制与制衡”机制。
世界进入“多元、多极”时代美国曾有过短暂“单极时刻”的幻觉，但今天人们已开始讨论单极时代终结、无“极”时代到来的话题。
确实，经过冷战后近二十年全球化大潮的洗礼。
各大力量出现新的消长态势，世界力量格局虽未大变，但非西方力量群的崛起已成为突出特征。
也正因此，人们对世界格局与秩序的画像性称谓也开始多了起来，但好像还没有一个相对统一、或能被广泛接受的词描绘当今世界的模样。
笔者认为，“后美国霸权”若隐若现的世界可能迈向一个“多元、多极”的时代，这是多极化内涵的新发展。
在这样的时代，简单定义的世界格局可能是“早熟的”，世界可能不再由格局决定运行方式，而是世界各方或多元的运作决定某种格局的最终形成，因此，目前的时代也可以说是一个美国霸权弱化后向新格局过渡的时代。
“多元、多极时代”更复杂“多极”的世界意味着将有更多世界或地区性大国崛起，但多元的世界是一种多样化鼎立或并存的世界。
多元可以影响格局，但格局不一定能制约多元。
以传统硬力量标准来确定未来可能出现的“极”，也可能不再贴切。
“软实力”、“巧力量”、“国家动员力”与“政策执行力”以及“幸福指数”、“模式引力”、“独特价值观”等等，同样可以影响国际政治与秩序的发展，从而构成衡量国家地位与影响的新元素。
“多元、多极”的世界运行会更为复杂，多元的发展及各大力量相互关系的状况会影响多极的最终形成。
除国家政府外，非政府行为体、企业、媒体以及公民力量对世界、地区、国家与社会的影响将空前强大。
大国崛起的方式与路径不再仅遵西方的标线前进，有可能基于国情进行更自主的摸索与选择。
从中俄印和南非、巴西等发展看，既可在不断融入国际体系的过程来中实现，也有游离于国际体系但同样取得成功的例子，还可依靠信息技术的带动或发挥资源优势实现崛起。
当然前者的影响更为广泛，也更能为发展中国家所效仿。
对游离于现存国际体系的崛起者，西方当然不情愿放之任之。
但是，非西方大国即使自觉融入西方主导的秩序，其民族与国家的主体性特征也不会被撼动，无怪乎西方存在对“集权性”资本主义与“自由式”资本主义、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社会模式之间较量的不安与警惕。
第三，一元秩序有利于后发国家的经济发展。
国际秩序总是由先发国家主导和维持的，后发国家只要不挑战这个秩序，就容易得到先发国家的认可，从而有更多的空间和机会发展本国经济。
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加入到美国所维护的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当中，中国市场化改革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认可，中国的国际空间因而大大扩大，为经济快速增长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第四，一元秩序维护一致的价值体系，排除了意识形态间的竞争，从而大大降低了国际冲突的概率。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在国际关系方面曾由于和其他国家间的意识形态之争而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当时，中国一方面站在西方阵营的对立面，输出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另一方面，还和前苏联决裂，致使两国几乎走到战争边缘。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在引进西方技术的同时还引进了西方的经济模式和管理方法，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价值体系也逐步和西方价值体系接近。
对外开放无疑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
事实证明，目前国际上的主流价值体系是人类过去500年间上下求索的结晶，而中国是这个求索过程的一部分，其共性是完成了从古代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
中国革命也并非一个特例。
从历史的广角镜头来看，中国革命与其他原发性国家的革命，如英国革命、法国革命的作用是一样的，即推动了从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由此观之，我们也不应该把中国当前的体制看做人类历史上的一个特例，而是应该看做通向完美现代社会的中间状态。
只有站在这样的历史高度，我们才能认清中国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方向。
就“多极共治”而言，这首先是美国在其相对地位下降情况下的要求。
苏联解体后，美国独霸世界。
但“9·11”事件发生后，美国越来越感觉力不从心，金融危机以及紧随其后的债务危机，更是雪上加霜。
为了弥补巨大的财政赤字，美国政府不得不继续依赖向外国借债；而为了经济复苏，美联储不得不继续超发货币。
这些都是饮鸩止渴的办法。
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导致全球通货膨胀。
这种通货膨胀是不均衡的，主要发生在新兴经济体如中国、印度和巴西。
尽管这些国家深受其苦，但这种不平衡的通胀也将未来的财富从美国转移到这些国家，从而将进一步削弱美国的地位。
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世界地缘政治版图将发生巨大改变。
其次，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有参与全球治理的愿望。
冷战时期，欧洲完全是美国的附庸；随着共同敌人苏联的消失，欧洲开始寻求自己的定位。
欧盟就是这一努力的产物。
尽管在许多事务上，欧盟和美国高度一致，但在非地缘政治领域，欧盟和美国之间也存在分歧。
最显著的例子是对待气候变化的态度。
目前，美国基本放弃了对温室气体排放的控制，《清洁能源法》可能无限期地搁置。
但是，欧洲经济是建立在低能耗基础上的，在节能减排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因此欧洲更愿意推动一个世界性的减排协议。
此外，俄国虽然在世界经济上的地位下降，但它仍然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和高涨的国家企望，在全球事务中也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
印度和巴西在积极争取进入联合国安理会，它们的影响力在增强。
另外，土耳其和南非等国的地区性影响也不容忽视。
最后，中国的经济崛起大大增加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
总之，当前的世界已经不是一个美国独霸的单极世界了。
第三，多极世界不一定意味着多元分治。
正如前面所论证的那样，一元秩序比多元秩序好。
多极世界可以实现共治，正如一个公司内部多个股东之间可以协调一致一样。
只要参与国家具有足够广泛的利益重合，则“共治”就是可能的。
第四，从中国自身的角度来看，在多极世界里参与全球共治比单打独斗或另起炉灶要好。
单打独斗容易被人看做是搭便车，戴上不负责任的帽子，甚至可能在国际舞台上受到孤立。
另起炉灶则直接挑战当前的国际秩序，不会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所容忍。
事实上，中国的利益可以在现有国际秩序下得到极大的伸张。
这是因为，在多数国际机构中，投票和决策权的分配是以一个国家的GDP相对于世界GDP的份额为基础的，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增长，中国的投票和决策份额必将大大提高。
中国在新体系中的地位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相对地位的变化并不意味着美国的衰落，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全球还产生不了能与美国抗衡甚至取代美国领导地位的国家或势力。
美国的最大优势是它具有应对挑战和危机的自我调节机制。
在未来的全球治理格局中，美国不再是享有绝对权威的领导，但仍是唯一具有主导地位的大国。
在这种情况下，参与一元多极体系，是否就意味着中国就会失去在国际事务中的独立性？进一步，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否就要受到其他国家的掣肘？ 对于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可能是肯定的，即当中国更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或用西方国家的话讲，担当起更多全球责任的时候，中国就必须考虑左邻右舍的感受，给它们留下发展的空间。
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市场和资源供给的冲击是巨大的，许多国家感觉到其发展空间被中国挤压，这不利于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也会助长贸易保护主义，并最终限制中国的发展。
相反，中国的负责任态度则可以赢得朋友，为外交和对外经济交往赢得更多的空间。
当前，中国对外投资主要在资源领域，随着国内企业的成长，将有更多其他行业的企业到海外去投资，良好的国际形象可能对它们的投资成败起到决定性作用。
因此，参与全球治理在短期内可能让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但在长期却会更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健康成长。
第一个问题的实质是如何处理中美关系的问题。
在这方面，我们必须看到中国和美国之间既有对抗的一面，也有合作的一面，而在一元多极共治的局面下，合作前景可能更广阔一些。
对抗一面首先表现为一个现存强国与一个崛起强国间的利益较量和抗衡；其次是两个国家具有不同社会制度，在价值观上存在相互排斥的一面；第三是在台湾问题上中国捍卫主权和统一，而美国则将台湾纳入其亚洲战略部署，双方存在军事上冲突的可能性。
两国间的对抗和冲突是由一些基础性因素决定的，在短期内不可能找到解决的方案，但也不会发展成为一种完全敌对的关系。
这是因为高度的相互依存形成了共同利益，使两国可以用更为理性、务实、智慧的态度和方式看待双方制度、观念上的差异，处理分歧和矛盾，化解危机。
中美之间也存在许多共同的东西。
中国在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WTO之后，对美贸易和经济合作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尽管存在某种程度的失衡、贸易摩擦，人民币汇率的争议也从未间断过，但双方在经济领域的依存度愈来愈强，特别是金融海啸后，全球经济复苏和再平衡需要美国和中国联手主导，经贸的相互依存构成了中美关系的基础。
在安全领域中，面对恐怖主义的威胁、核扩散的危机，双方在共同利益下也形成了合作。
这样一种双边关系，用邓小平的话讲就是“好也好不到哪里，坏也坏不到哪里”，即向好发展和向坏发展的空间都会受到制约。
从双边关系来讲，只要美国遏制不了中国的崛起，中国没有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霸主的野心，这种状态就可以再维持很长时间。
在一元多极共治体系中，中国和美国之间要寻找最大公约数，其核心是为全球治理提供公共产品，包括维护世界和平、建立公平正义的秩序、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应对人类面对的挑战，如贫穷、核扩散、恐怖主义威胁、环境和气候恶化、粮食和能源保障、教育与卫生改善、自然灾害防治、资源合理利用等等。
中、美两国在全球经济总量中占有较大比例，在政治、军事、文化上有较大影响力，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不仅是应尽的责任，也符合自身的最大利益。
和美国进行合作不等于放弃中国自身的利益。
在核心利益（如领土完整）方面，中国必须显示出毅然决然的决心；对于国际秩序中不合理的成分，中国要推动改革。
但是，从策略上考虑，改变不合理的国际秩序不是直接挑战美国的地位，而是在增量上做文章，在边缘上做文章。
也就是说，中国参与一元多极共治，更多的应该是一个合作者，但同时也应该是一个建设性的创新者。
总之，参与“一元多极共治”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也会得到其他多数国家的支持。
内外政策建言 在一元多极共治的新定位下，中国要更加主动地参与全球公共治理，原则是既要做一个现存秩序的合作者，又要做一个建设性的创新者，把握这之间的度是关键。
本报告提出以下八条内外政策建言，供决策者参考。
第一，中国应更加积极地参与G20、IMF和世界银行等多边国际机制，争取把G20改造成管理世界经济事务的正式机构，并实现“股份制”式的治理机制。
中国的目的不是改变现存的规则，而是利用现存的规则实现我们的目标。
现存规则基本上以各国经济体量分配权利，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增大，这些规则对中国有利。
第二，中国对国际权利结构的改变要以“增量改革”为主，而不是触动现有大国，特别是美国的利益。
建立区域性或跨区域的国际组织或机构以及自由贸易区是可选方案（如东北亚三国的自由贸易区），但是，要掌握好“发声”和“发力”之间的关系，牢记我们的目的是增加中国在一元体系内的地位。
第三，中国的经济增长对世界产生冲击，为赢得国际支持，中国应该为其他国家，特别是其他发展中国家让出一些发展的空间。
尽管我们现在的外贸政策没有违背自由贸易原则，但在制定对外经济政策的时候，我们应该把其他国家的发展空间考虑进去。
扩大进口是一个可选方案，而且有利于提高国民的福利，并减少外贸顺差。
第四，就国际货币体系而言，中国应该把“应然”和“实然”分开。
“应然”是美元独霸世界对世界不利，需要改变；“实然”是几乎所有现有的替代方案都不足以改变美元的霸权地位，比较现实的选择是人民币的国际化，最终目标是形成美元、欧元和人民币三足鼎立的局面。
第五，在对外经济交往中，应避免大张旗鼓的国家资本主义行为。
国家资本主义已经造成欧、美政界和学界对中国的普遍担心。
以往，欧、美政界和学界一般认为中国的经济进步对世界而言是一件好事，但现在这个观念已经动摇，因为它们认为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不仅造成了中外企业间的不平等竞争，而且构成了对现有世界价值体系的挑战。
第六，中、美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的基石。
如果世界格局不发生大的变化或动荡，十年之后世界将形成事实上的中、美共治；但是，即使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也没有必要挑战美国。
事实上，在国际事务中受中国崛起影响最大的是欧洲国家，它们必须让出在国际组织中的投票和决策份额。
未来十年的目标不应以牵制或制衡美国为基调，而是在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内部提升中国的地位，与美国的关系要以寻找“最大公约数”为原则。
另一方面，我们要发挥G20的多边机制作用，要求美国实施负责任的财政和货币政策。
第七，在国内，要深化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其核心是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参与，变政府的“经济财政”为“公共财政”。
中国政府花大量的财政收入搞经济建设，并且通过价格扭曲给生产者提供高额的补贴，这大大地刺激了出口，加剧了中国的外部失衡。
要在“十二五”期间完成调整经济结构的任务，政府改革是关键之一。
同时，政府改革有利于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提升中国的软实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