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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法国文学在我国的译介与接受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
从简到繁的方式来探讨这一主题，我们可以先从20世纪法国文学的代表作品、主题和风格开始，然后深入探讨这些作品在我国的译介和接受情况，最后结合个人观点和理解进行总结和回顾。
20世纪法国文学以其丰富多样的作品而闻名于世。
在这个世纪里，法国文学涌现出了许多杰出的作家，如普鲁斯特、加缪、萨特、罗曼·加里、艾略特等。
这些作家的作品涵盖了各种主题，包括存在主义、超现实主义、现实主义等，风格各异，思想深刻。
这些著名作品在我国的译介和接受情况也备受关注。
20世纪初，随着的兴起，我国开始介绍和翻译一些法国文学作品，比如《迷宫》、《鼠疫》、《外伶仃岛》，这些作品在我国引起了广泛的热议。
随后，20世纪中后期，由于政治、社会环境的变迁，我国开始引进更多的法国文学作品，比如《双城记》、《枪口下的玫瑰》、《悲惨世界》等，这些作品对我国文学界和读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尤其是在当代，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以及中法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法国文学作品被引进到我国，如《小王子》、《非洲三部曲》、《庸人自扰》等，这些作品在我国市场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深受读者喜爱。
从个人观点来看，我认为20世纪法国文学在我国的译介与接受是一种文化的交流和碰撞。
通过翻译和阅读这些作品，我国读者不仅可以了解法国文学的风采和魅力，还可以感受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思想碰撞和情感共鸣。
这种文学交流也为中法两国之间的友好交流和互利合作搭建了重要的桥梁。
20世纪法国文学在我国的译介与接受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
通过了解和研究这一过程，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法两国文学传统的差异和共通之处，同时也可以感受到不同文化间的纷繁和交融，这对于拓展我们的文学视野和加深文化交流具有积极的意义。
以上就是关于20世纪法国文学在我国的译介与接受的一些个人感悟和思考，希望这篇文章能够对你有所帮助。
20世纪法国文学在我国的译介与接受，是一段充满着历史沧桑和文化碰撞的故事。
海外新移民女作家的边缘写作及文化身份透视吕红一、海外移民体验与身份认同游走在地球经纬线上的海外华人女作家们，建构自己女性文学谱系是如此地顽强和执着。
在边缘写作中以真切的生命体验，坚韧地播种和移植着民族精神。
作为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海外华文文学作品在很大的程度上体现了全球化视域下中西两种异质文化的冲突、融合的历史。
不仅对世界华文文学所产生的影响不可低估，在风格各异的写作中重建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并在各具特色的书写中又有了更多的文化超越。
美国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克在其论著中将“Identity”表述为“同一性”，即所谓的认同，也就是人们对于自我身份的确认。
身份认同带有历史和社会的影响及烙印。
移民文学与其说表现了一种认同感的匮乏与需求，不如说是深刻的现实焦虑的呈现；与其说是对自我身份的建构，不如说是对自我身份的解构和由此产生的焦虑。
人们所关心的已不是如何通过自己的力量去实现自我，而是如何在身份中获得认同。
人成了一个非中心化的主体，无法感知自己与过去、现实、未来的切实联系。
个体生存因此失去了内在根基，沉入孤独漂泊的困境，最终陷入深深的焦虑之中。
所谓身份，一般指的是在某个社会结构中人所具有的合法居留标识，及其所处的位置。
作为从心理学引入文化研究的重要概念，身份认同其原意是“一个个体所有的关于他这种人是其所是的意识”。
作为文化研究的一个分析工具，身份是“人们对世界的主体性经验与构成这种主体性的文化历史设定之间的联系”，换言之，身份是一个族群或个体界定自身文化特性的标志。
而所谓“身份焦虑”就是指身份的矛盾和不确定，即主体与他所归属的社会文化传统失去了联系，失去了社会文化的方向定位，从而产生观念、心理和行为的冲突及焦虑体验。
任何一个寻梦者，不管来自哪里，在异国他乡想要待下来首先都会面临着“Status”或“Identity”———身份转换或身份认同问题。
在过去海外华文文学作品中，“身份”的焦虑并没有凸显出来。
因早期华人移民数量毕竟不比现在，文化层次也不比现在。
浅析华人法语女作家的创作及跨界文学跨文化产生于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地区进行的沟通交流活动之中，具有很多表现形式，其中文学是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存在一种跨界文学现象。
中法两国是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国家，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很多文人志士怀抱救国救民的梦想，远赴法国求学深造，在这个期间对法国文化有了很多了解，学会了使用法语交流，使用法语写作，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了很多优秀华人法语女作家，为中法两国在跨界文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标签：华人法语文学；文学创作；跨界文学华人法语文学创作开始于19世纪末，真正流行于20世纪20年代末，体现了中法两国在文学上的跨界交流。
在众多华人法语作家当中，女作家占据了很大比例，并对华人法语文学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基于此本文以华人法语女作家文学创作为研究对象，从这个角度对华人法语产生与发展、女作家在其中所做出的贡献与写作特征这些内容展开论述，对跨界文学这种现象加以分析认识，通过论述旨在为华人法语文学创作增加了解，为中法文化交流提供更多的了解机会。
一、华人法语文学产生与发展旅法华人法语写作始于19世纪末，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对文学角度而言，这方面的先驱是盛成老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末使用法语写小说，并对小说进行发表，其作品《我的母亲》受到了很多法国文学爱好者的赞美。
将其作为一个开始，此后便出现了三次创作的浪潮。
第一次开端起源于20世纪的上半叶，这与留法热潮很是吻合，这是历史上中法在文化上第一次大融合，两国从近代以来第一次在文化上走得这么亲近，李石曾与蔡元培等教育学家，戴望舒等文学家，还有一些曾经的旅法画家都为这次浪潮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些人当中有些人使用法语写作，但影响是有限的。
如戴望舒创作过诗歌，最后没有保留，最终仅有六首保留了下来。
罗大冈撰写的法语论文被发表，从事过文学翻译工作。
其中苏雪林是这个时期最为醒目的一位女作家，曾在里昂的中法、艺术学院深造，在中文小说与散文方面很有造诣。
评张翎的《流年物语》作者：王慧开来源：《文学教育》 2016年第21期内容摘要：著名华人作家张翎的小说以跨界书写女性和历史见长，新出版的《流年物语》也讲述了悠深的历史故事，但创新地采用了10个物体来述说故事和展现人物。
这些物不仅有基本的物理属性，是人物的对照和延伸，更是具有言语思想能力的物。
张翎通过这10个物来传达深厚的历史感受和多重的生命体验。
关键词：《流年物语》物象物语华人女作家张翎以跨越两岸的“两地书写”成为新移民文学的扛鼎作家。
由于张翎的海外华人身份、女性特质等因素，小说中显示了独特的跨时空书写、女性书写和地域文化等，一直备受研究者关注。
自长篇小说《阵痛》开始，张翎自觉地将女性命运的思考放入了阔大的历史场域中展开和表现。
2016年出版的《流年物语》更是延续了这一书写。
《流年物语》中继续了张翎擅长的年代故事，同时也是历史和家族故事，但已经超越了之前的两地书写范式。
《流年物语》虽然也讲述了温州和巴黎的两地，但两地的书写比例不再是平分秋色，或以异域为主，而是明显地将故事更长更深地放在了原乡温州，在原乡挖掘更多的家国历史。
将专注点放在一个家族的三代人中。
《流年物语》中张翎创新地采用了10个物体来讲述和串联不同人物悲凉而深沉的命运。
这些物不仅仅是有形有态的物体，更是一种传达意义的物象，更有等同于人的会思考会讲话的物语。
物，在文学中，首先使物体的形式存在，就是有物的形与态。
张翎的《流年物语》中以10种物来讲述故事，这些物是有具体甚至细致的形态的。
如开篇的河流：“既不算最长，也不算最短，就不算最宽，也不算最窄”，如果说这条河流的物体性还是有些模糊的话，那么其后的瓶子，就非常清晰了：“不大也不小的玻璃瓶子”，“不透光，颜色在棕褐和橙黄之间”。
瓶子有质地、形状和色彩。
钱包更详细，“巴掌大小，土灰色的灯芯绒钱包”，“我有一个夹层，夹层里有两个暗兜”，“我的布舌底下钉了一个大号铁揿钮，它极为牢固结实”。
手表的物理性也非常清楚，“我有一个直径为四十七毫米的超大型表壳，……表面的夜光罗盘”。
新闻稿20132013中法文化之春戏剧岁月的泡沫卡罗拉·文图拉（Carole Ventura）导演博利斯·维扬（Boris Vian）是法国二十世纪最受争议的作家之一。
在今年的中法文化之春期间，这个备受争议的作家的作品由法国导演卡罗拉·文图拉（Carole Ventura）在北京导演并演出。
和维扬一样，卡罗拉也是一个多才的艺术家，在上演“时光的泡沫”时，她表现出卓越的水平，以其卓越的天才向作品的壮丽之美和敏感表示敬意。
媒体联系人彭倩媛Eloise PENG手机:+86189****4917 Email : ********************* *******************霍姗姗Shanshan HUO手机：+86187****1647 ************************* *******************剧情故事博利斯·维扬（1920-1959）的“时光的泡沫”法语演出，中文字幕由卡罗拉·文图拉（Carole Ventura）和钢琴演奏家莫雷诺·多纳戴尔（Moreno Donadel）表演戏剧的故事是从博利斯·维扬的小说中节选的，是一段悲-喜剧的独白，由钢琴演奏的爵士乐伴奏。
“时光的泡沫”表现的是一个名叫科林的人的故事。
科兰是个“有着足够的财富，不用为别人干活也能够生活得十分得体的人”，他的朋友谢克是哲学家让-索罗·帕特（“让-保罗·萨特”的谐音）和科林的厨师尼古拉的狂热追随者。
博利斯·维扬是文字的魔术师，在他的小说中游戏着字词的抑扬顿挫，而且故事的矛盾情景使小说中的人物沉浸在一个如梦似幻般的世界当中。
在这个世界当中，在爵士乐的背景当中，不敬神的教士与腐败的警察称兄道弟，而科林的房子则变小了，成了一片沼泽地。
在到处都是表面的事物和疾病的世界上，科林对克洛艾的不顾一切的爱显得那么优雅，那么纯洁，让人不由得心动。
黄晓敏著 王若旭译运用双语，是将莫言的作品以及其所承载的世界和文化成功地在法语中再现的方法之一。
在人文科学领域，一些学科正关注着全球化时代双语现象产生的背景和重要性，而双语现象正是这些学科的研究课题。
在文学领域，许多研究关注的都是基于语言流放或双重文化状态的创作维度，以重新思考文学与语言的关系。
与创作过程不同，翻译所引发的双语现象受到诸多限制。
我们在莫言译本中发现的特质与这种媒介情况有关。
首先，中文在法语文本中的出现仍然相当有限，译者的任务是将一种语言的特殊表达方式所传递出的信息悉数通过另一种语言的传递出来。
第二，这种表达方式并非以汉字的形式出现，而有些华裔法语作家或法国东方派作家的作品却用汉字的方式。
第三，两种语言的互动延伸到文本以外，译者利用正文之外的某些空间作为创作天地。
一、语言的交锋和差异的转移源语言的转移是翻译行为策略的一部分，将外国作者和接受国读者这两个对话者联系了起来。
译者既要努力接近目标语，又不能脱离源语的精神，在这个过程中，他要考虑到受众的适应能力。
当遇到文本中时而出现的“不可译”情况时，需要借用汉语来应付一些特殊现象。
当法语中没有对等词时，借用汉语可以避免译文冗长或语义不足的情况。
而这种方法产生的效果则超越了简单地解决语言问题的范畴。
中文词汇在翻译时采用的是音译的方法，并以斜体呈现，必要时添加注释。
第一个音译的例子是“炕”，因为这个字频频出现，几乎在莫言的每一部作品中都能读到。
《丰乳肥臀》（Beaux seins, belles fesses）全书824页，其中61页中出现了“炕”字。
“炕”字第一次出现在文本中时，伴有或详或略的脚注，比如在《牛》（Le Veau）中，该字的注解如下：“中国北方的一种特有的家具，由砖砌成，下方可以加热。
炕搭在客厅里，人们白天的时候坐在上面。
”a第二个高频转移词是“衙门”，在《檀香刑》（Le Supplice du santal）540页的篇幅中出现了82次。
法国汉学家林雅翎：莫言的“翻译女神”中国情结林雅翎（Sylvie Gentil）出生在巴黎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孩提时代，就从祖母那里接触到了中国文学。
直到现在，她还记得祖母给自己讲《梁山伯与祝英台》、《神笔马良》等故事的情景。
“多亏了她，我在学会读书识字之前，就知道了杭州西湖的那些传说。
在那些关于中国的童话中，我特别喜欢安徒生的《夜莺和国王》。
那只鸟儿对它的主人描述了一个广袤无垠的中国。
这个国度那么大，以至于这只鸟儿从来也没飞出过它的边。
”林雅翎还在巴黎东方语言学院学中文的时候，就读了郁达夫《春风沉醉的夜晚》，她觉得特别的美，感动得跑去念给妈妈听。
尤其优美、凝练而隽永的中国古诗词，让她迷恋不已。
她不停地阅读中国小说，传统经典的、当代写实的、农村题材的……接着又读了韩素音的书。
就这样，她渐渐爱上中国文学。
“后来籍由赛珍珠的《东风?西风》，我已经开始产生对北京的憧憬。
”1981年，20来岁的林雅翎来到北大深造。
林雅翎没有想到，“在那自行车大军和蓝色制服中”，很多中国人竟然对《茶花女》、《悲惨世界》、《约翰?克里斯朵夫》、《红与黑》、《小王子》等法国名著耳熟能详。
林雅翎最高兴的是，她读北大的第二年在中央戏剧学院认识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人，比如魏小平、张辛欣等。
由于他们经常到故宫、长城之类的地方采风，她对北京的风景名胜和民间美食等如数家珍，同时对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也越发喜欢。
林雅翎在巴黎东方语言学院完成了硕士论文，翻译了何其芳的《画梦录》。
然后开始做国家硕士学位DEA，题目是中国散文。
两年的留学生活转眼过去，林雅翎恋恋不舍地回到法国。
DEA做完后，父母原以为女儿会留在巴黎大学任教，可是北京已经成为她魂萦梦牵的一处家园。
因为都爱好中国文化，因为都曾到这里留学，因为都有共同的中国情怀，1985年，林雅翎和她的德国丈夫果断地做出决定，去中国工作。
夫妻俩从此落户北京，再也没有离开。
“可能我天生就是中国文化的追随者，我太喜欢中国文学了，除了翻译中国作家的小说，我不知道自己还会干什么工作。
文学与异国文化作品中的异国风情与文化碰撞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在表达情感和思想的同时，也具有展现文化的能力。
异国文化作品则是通过描绘异国风景和人文特点，向读者展示不同文化背景之间的碰撞与融合。
本文将探讨文学作品中的异国风情与文化碰撞，并从中挖掘出其中的魅力所在。
一、文学作品中的异国风情文学作品通过生动的描述和细腻的描绘，将读者带入一个新的世界，体验异国的风土人情。
例如，法国作家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将读者带入了法国巴黎中世纪的风情中。
作品中巴黎圣母院的壮丽和浪漫，以及巴黎人民的风格与性格，使读者仿佛置身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
同样，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小说《挪威的森林》让读者感受到了日本社会的青春与对抗。
小说中通过对挪威的自然景观和北欧文化的描写，营造了一种别样的异国风情，让读者领略到了日本文化的独特之处。
二、文学作品中的文化碰撞在异国文学作品中，作者经常将不同文化带入同一作品中，产生文化碰撞的效果。
这种碰撞既可以是冲突与对立，也可以是融合与交流。
例如，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中，哥伦比亚文化与欧洲文化发生了碰撞。
作品中既有带有西班牙传统的家族血统，也有拉丁美洲土著文化的元素，使得作品独具异国风情。
此外，中国作家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家族》也展现了文化碰撞的场景。
小说以中国东北的红高粱为背景，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背景下，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
这种文化碰撞既带来了矛盾与冲突，也促进了文化的创新与发展。
三、异国风情与文化碰撞的魅力异国风情与文化碰撞在文学作品中具有独特的魅力，激发了读者的好奇心和想象力。
作家通过对异国文化的描绘，使读者能够窥见不同文化的瑰丽与多样性。
文化碰撞则带来了新奇和刺激感，拉近了不同文化之间的距离，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异国风情与文化碰撞的魅力还在于，它能够帮助人们超越个人的局限，拓宽视野。
通过阅读文学作品中的异国故事，读者可以了解到其他文化背景下的人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促使人们反思和思考自己的文化身份。
Shan Sa and Her La Joyeuse du go 作者： 钱林森
作者机构： 南京大学中文系
出版物刊名： 当代外国文学
页码： 134-138页
主题词： 法籍华人女作家;山飒;文学评论;小说;《围棋少女》;人类;生存焦虑;隐喻;象征
摘要：山飒是近年来法国文化圈内崛起的青年女作家。
她属于看世界走天涯的新一代，融汇了中法两国文化而获得新的文化身份。
她的小说《围棋少女》描写两人身份不同的战场棋手的生死对弈。
作者善于营造深刻的境界，展现人类生存焦虑和情危机。
小说充满隐喻和象征，是有历史的穿透力，唱出了同类题材中别具一格的歌。
加华文学中的散文——多重经验的跨界书写
刘慧琴
【期刊名称】《华文文学》
【年(卷),期】2007(000)005
【摘要】今年是我来加拿大第30年,是加拿大华裔作家协会成立第20年,是举行华文文学研讨会的第10年.30年是我生命中的一个里程碑,20年谱写了一个华文文学团体在海外艰苦耕耘由细小的种子到发芽成长的过程.10年的研讨会给加拿大华文文学史盖上一个又一个的印记.
【总页数】5页(P21-25)
【作者】刘慧琴
【作者单位】加拿大《星岛日报》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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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视角下的“她”与世界朵拉是马来西亚一位涉猎广泛的多产作家，在中国内地、中国台湾、新加坡及马来西亚等地出版过短篇小说集、微型小说集、人物传记等数十种，尤以微型小说创作影响最大。
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秘书长凌鼎年曾经这样评述：“马来西亚的女作家朵拉是海外作家中写微型小说作品最多的一位，也是在中国内地发表微型小说作品最多的一位海外华人作家。
” {1} 为了展示近十几年来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创作的实绩，他主持选编了一套海外华文微型小说系列丛书，2010 年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其中就有朵拉的《自由的红鞋》。
该书从作者为数众多的微型小说中遴选了九十八篇作品，可以说代表了朵拉多年来微型小说创作的成就，为我们阅读和研究朵拉微型小说的思想和艺术追求提供了很好的文本。
对于这部小说集笔者无意于全面考察，仅择取女性主义这一视角进行粗浅的解读分析。
在《自由的红鞋》这本书中，我们不仅读到作者对女性的社会生存状态的观照以及对女性主体意识的张扬，还读到作者超越性别的局限，将人性、人生、社会等问题纳入审美视域的文化胸怀。
一、男权社会失语的“她” 在人类发展之初，母系社会中的女性曾处于社会中心地位。
随着生产方式的发展，男性优势愈加突显，原有的两性关系被打破，男性中心主义渐将女性边缘化。
在西方的《圣经》里，女性成了来自亚当的一块“肋骨”；在东方的神话里，曾经的创世女神女娲逐渐降格，女性沦为男性的附庸。
数千年来，无数个“她” 被囚在“他”的社会规范里。
《自由的红鞋》这部作品正显示出朵拉对女性的社会地位以及生存状态的关注与思考。
在男权社会里，女性被囿于男性话语权力之中，失去了独立表达和实现自我的自由。
在朵拉的故事里，传统女性的悲剧在于牺牲了自我却仍得不到与男性平等的权利。
故事里的奶奶、母亲、妻子们往往属于这类，她们遵循着男性定下的“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秩序，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为家庭付出一切。
他们的社会地位处于男人之下，周良辉家即是这样的传统家庭，“一起吃饭，所有的女性全在另外一个比较小的桌子上，而且是在厨房里，家里的男人却都在饭厅的大桌上吃。
浅析当代法国文学的非现实性与独创性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所有读者都承认，关于当代法国文学，我们可谈论的东西很多。
然而所有读者也都承认，这种文学的某些特征对任何读者都是显而易见的。
由于其自身作品的丰富性，当代法国文学能够与包含广泛的法国文学或近或远的种种传统与潮流相联系。
即便是经验不甚丰富的读者也能注意到下述现象：一方面，各种作品、主张及批评注释的冗词赘句——无论这种繁冗来自作者还是批评家;另一方面，某种肯定文学的强迫观念——这种顽念本身与重温下述三种材料密不可分，即心理和社会背景，文学的建构和解构游戏，文学是书写的永恒指示，而来自罗兰·巴特《写作文字的零度》之书名的“书写”术语的使用并非一直以一种清晰的方式加以界定。
所有这一切导致在当代法国文学中发挥作用的是由作品和批评所承载的某种大通货。
我们知道，那里有阅读的可靠手段，也有把读者等同于使用这些方法的可靠手段。
这类大通货是由日报和周报上的各类文学版面演示的，一以贯之地建议把书写等同于作家。
此类设置和方法提出了当代法国文学被承认的境遇和定位问题。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比较恰当的做法是解释这种大通货的存在理由，并指出法国当代文学的颇大一部分是如何使用这一大通货并在这一应用中找到自我界定的方式。
还应该指明这种文学的另一部分在完全承认这种大通货的同时是怎样与它擦肩而过的。
在几年前发表的论著《法国作家怎么啦?从阿兰·罗伯-格里耶到乔纳森·利特尔》(2006)中，我们曾根据这些最初的见解和某种独特视野，提出了对法国当代文学的一种评估：当代法国文学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解读，重拾20世纪20—30年代和50—70年代被视为先锋派游戏的一种方法，以及拒绝这种复兴态度但并不反对革新的文学思想和实践的方法论。
这种双重视野简单地论证如下：当代法国文学之根本因其对创新的顽念承认依赖于自身的传统，即依赖于创新的传统。
从华人法语女作家的创作看跨界文学华裔作家的法语写作以一种文学现象受到关注并进入研究领域和媒体视野，是近年来在法国兴起的新趋势，它不但表明了这一特殊群体创作的日益重要，同时也与文学的整体环境和形势不无关系。
长期以来，法国文学界对外来作家的关注带着明显的区域烙印。
在传统的研究中，外裔的法语写作基本只是来自本土以外的法语区：非洲法语国家，旧法属殖民地，赤道和热带“黑人文学” 地区，加拿大魁北克省等等。
本世纪初，当巴黎的比较文学专家丹尼尔- 亨利?帕若教授提出“华裔法语文学”这个命题时，他认为这个说法“可能会使对法国文化发展不甚关注或者将法语文学只看作法语区现象的人们感到吃惊”①。
但是他接着指出：是时候改变这一提法的区域性色彩了，原因之一，就是用法语书写已经不象从前那样只是某些语言区的团体现象，它成了个人行为，即那些跨文化跨语言的写作者的独立行为。
从这个意义上说，华裔法语文学之所以受到重视，至少有来自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使用法语写作的华裔作者在人数、创作数量和作品影响方面都不断增加，另一方面，西方的评判立场和观点也在不断改变。
在文化和阅读的疆界不断被打破的今天，西方文学逐渐放弃以欧美为中心，在把视野扩展到东欧、拉美等地区之后，也越来越注意其他更远的族裔，因而华人法语写作也已被看作法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华人法语文学的产生和发展旅法华人用法语写作始于十九世纪末， 但是从严格的文学角 度来说，先驱当属 1928 年用法语发表小说的盛成。
他的自传小 说《我的母亲》②得到法国诗人瓦莱里的作序和赞美。
如果将它 作为一个起点，此后的历史显示出三次创作浪潮。
第一次浪潮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留法热潮吻合， 这个中国历 史上的首次文化亲法， 包括了后来的共产党领袖周恩来、 邓小平， 教育家李石曾、蔡元培，诗人戴望舒，小说家李 ?氯耍 ?画家林风眠、常书鸿等人。
其中一些人虽然从事过法语写作， 但影响有限。
例如戴望舒写过法语诗歌， 大部分没有保存下来， 目前流传的只 有六首③。
罗大冈发表过法语论文， 并将自己的中文诗翻译成法语④。
这时期最醒目的女作家是苏雪林， 她先后在里昂中法学院 的来说作品不多，而且此后出现了很长的空白期。
第二次浪潮开始于八十年代， 前奏是来自香港的女作家周勤 丽的小说。
周勤丽出生于上海，经历过受歧视的妇女生活，她的 第一本法文书 《花轿泪》 ⑤是通过口述由法国记者整理的自传小 说，发表后成为畅销书。
它的意义在于再次唤起法国人对中国题材的兴趣，特别是显示出中国女性题材的魅力。
第二部小说《黄 河协奏曲》 ⑥讲她到法国进修钢琴成为音乐家的经历， 几部小说则再次摇摆于跟法国专家合作和单独署名之间⑦。
随着和里昂艺术学院学习， 主要成就是中文小说和散文。
这个时期总但后来的中国大陆的开放，走出国门和境外定居的人增加，一批学者型作家开始文学创作。
曾留学巴黎的沈大力与法国女作家合作发表了《延安的孩子》⑧，二十年后又写了《梦湖情侣》⑨，在时间和题材上都更接近第三个浪潮了。
亚丁是年轻作家的代表，他的第部法语小说《高粱红了》⑩通过孩子的眼光看中国文革，后来的《战国七雄的后代》{11} 、《水火相嬉》{12} 等使他进入了法国公众视线。
另一些青年学者在诗歌和散文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如百川的散文集《分崩离析》{13} ，董强的诗集《另一只手》{14} 。
当时的女大学生袁筱一写的《黄昏雨》{15} 摘取了1992 年“法语青年作家大奖赛”的桂冠。
七年后，这个奖项又授予巴黎第三大学比较文学研究生李金佳的《平沙落雁》与此同时，在加{16} 。
拿大的应晨发表的法语小说也引起了法国的注意。
第三个浪潮出现在两个世纪交替之际，至今方兴未艾。
不仅人数更多，创作质量更高，而且开始进入主流视野，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程抱一、戴思杰等人。
如果不局限于文学的话，程抱一无疑是著书最多涉及领域最广的华人作家。
他1948 年移居法国，最初的法语写作主要是关于诗歌和绘画的文论{17} 及法文诗，1998 年第一部法语小说《天一言》{18} 获费米那文学奖。
2002年，第二部法语小说《此情可待》{19} 问世，同年成为第一位进入法兰西学术院的亚洲学者{20} 。
戴思杰1954 年生于四川，曾作为知青接受“再教育”，1982 年到法国后攻读电影制作，曾执导过多部影片。
但他在法国的真正荣誉来自以知青经历为背景的法语小说《巴尔扎克和中国小裁缝》{21} ，由他自编自导的同名电影，也取得了他在电影界的最佳成绩。
第二部法语小说《狄公情节》获费米娜奖，进一步奠定了他的作家地位，后来的《无月之夜》和《孔夫子的空中杂技》{22} 也都体现了用白描和诙谐反映沉重时代的风格。
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位华人作家高行健也发表过法语作品，除了翻译荒诞派剧作，他的法语创作主要是剧本，其中《生死界》、《夜游神》、《周末四重奏》{23} 和《山海经传》{24} 等曾在法国和其他欧美国家上演。
女作家的贡献及写作特征进入这个时期以后，文化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此外，作家们所处时代、教育背景和生活经历各异，既造就了每个人的特点，也反映出一些整体特征。
新文化环境下的跨国写作，与早期华人法语文学比较，可以概括出以下主要特点：异国情调的转变，创作题材的丰富，语言艺术的提高。
另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女作家的崛起，伴随着各种不同类型的出现和大量优秀作品。
她们中间有经历过文革的一代，有教育界人士、艺术家，还有生活在法国分独特的。
她生于北京，八岁起就开始发表作品，在国内出版过诗集和散文集。
中学时来法国，后入法兰西神学院攻读哲学，在瑞士任艺术家助手期间开始写作。
她的第一部法语小说《天安门》以她经历的时代为背景，一发表就引起了注意。
但自传体并不是她的模式，她在创作中不断进行各种尝试。
第二部小说《柳的四生》以古代中国为背景，借助垂柳的生死轮回，讲了发生在明、清和现代四个阶段的故事。
书中有大段关于传统节日的描写，从春节、元宵、清明、端午到重阳节，几乎是对法国人的一次文化启蒙。
获2001 年中学生龚古尔奖的《围棋少女》{25} 是她的代表作，这部小说角度新颖，通过爱情悲剧讲战争悲剧，而且没有西方人习惯的爱情描写：隐忍不发的欲望和抗衡，呈现出更大的诱惑和想象空间。
《尔虞我诈》{26} 则以政界为背景上演了一出间谍剧，与侦探情节比起来，悬念其实还是扑簌迷离的人物心理。
境外的移民。
作为多产的女作家，山飒的创作道路是十山飒的文字同时具有史诗般的力量和细腻的抒情，在《女皇》和裸琴》{27} 等历史题材中得到完美的表达。
长篇巨著《女皇》是大量调查和资料整理的结果。
山飒曾研读唐史和佛教，多次去西安和敦煌考察。
用第一人称讲武则天的故事，让人看到女皇的内心和矛盾脆弱的一面。
山飒还将历史探索延伸到境外：王》亚洲{28} 以古希腊为背景，写马其顿国王在征伐亚细亚途中的奇遇和与草原女酋长的爱情故事，表达了东西方的文化冲撞。
山飒在诗歌、散文和绘画方面的成就也同样引人瞩目，诗集《凛风快剑》{29} 、书画册以及在世界各地举行的画展显示了她小说之外的才能。
应晨虽然主要生活在加拿大，但与法国文学界有着密切的联系，许多作品在法国再版。
她出生在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法语专业，1989年赴蒙特利尔，先后定居魁北克和温哥华。
1992 年，她的第一部法语小说《水的记忆》{30} 在加拿大发表，小说通过祖母的一生，展现了从清末到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
以后的几部小说，《中国书信》透过移民经验呈现了漂泊的议题，在《再见，妈妈》{31} 中，漂泊主题则是与身份认同及自我与他人的界限联系在一起。
此书在魁北克- 巴黎文学大奖赛中夺冠，也是唯一由她本人翻译成中文的小说。
文论集《四千级台阶。
中国梦》{32}对文学的功能进行了深刻思考。
她的第二本法语小说《中国人的信》以远隔重洋的恋人书信的形式，表达异国漂泊和对中西文化冲突的思考。
特殊社会的心灵经历，常常表现在人与人之间的特定关系中，因此她致力于探讨复杂的关系，特别是女性在控制和摆脱控制中的体验。
《再见，妈妈》用荒诞手法写一个年轻女子以自杀来摆脱母亲控制。
小说用死者的眼光观察她死后的人世，爱恨交织，忧伤讽刺，使人感到爱的束缚和残酷。
后来的几部小说如《悬崖之间》和《骷髅与影子的争吵》{33} 等，都深化了人类共同本性的探讨。
《食者》{34} 将爱恨关系体现在父女之间，父亲的罕见病给女儿的生活和爱情带来影响。
在抽象的痛苦世界里，死亡的阴影交织着沉默和梦想，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寻求幸福的努力似乎总是徒劳无益的。
《静止》{35} 是应晨自己认为比较满意的一部作品。
小说打破时空界限，女主人公前生是京剧女伶、王妃和男仆的情人，今世是孤儿和考古学者的妻子，但始终具有反叛的内心。
穿越时代的殊途同归，表达历史的反复和人性的一成不变。
应晨善于在法语中运用中国成语和俗语，如“同床异梦”，“纸里包不住火”，“头发长见识短”等，穿插自如，自然贴切地传达中国智慧。
魏薇也是一位生活在法国境外的女作家。
她1957 年出生在广西，经历过文革和下乡，来欧洲后曾在巴黎生活，后定居曼彻斯特。
她的小说《中国花》描画了十二位以花为名的女人肖像，幸福的颜色》{36} 表现家庭、婚姻和中国妇女的命运。
《长江祭》{37} 写于三峡修建大坝前后，是文字形式的长江巡礼。
《位壮族姑娘》{38} 通过她自己学习法语的经历，反应文革后年轻人的感情生活。
在从事教育的女性中，进行文学创作的还有杨丹、黄晓敏和金丝燕。
她们的共同特点是都在中国开放后赴法留学，也都发表过文学研究和翻译。
杨丹的法语自传小说《沙漠尽头》{39} 生动讲述了她在内蒙古插队的经历。
黄晓敏的《翠山》{40} 以少年眼光回顾随父母去五七干校时的生活，她的第二部法语小说《莲花》{41} ，是曾载于《收获》的中文小说的自我翻译。
金丝燕发表了中法双语长诗《祖先，孩子》{42} ，还有一些出色的法语散文。
她们的写作反映了华人女性文学的一个侧面。
漂泊中的记忆和中西文化的跨界思维，是境外创作经常出现的主题，当它们通过女性视角来展现时，也为阅读带来了特殊视角。
许多西方读者在了解外来的文化风俗的同时，感受到更切实的震动和内心共鸣。
一方面，女作家在表达漂泊际遇中切身经验时具有特别的敏感和细腻，另一方面，特定身份造成的困境和无奈，不论通过乡愁还是本土意识，都反映出社会和文化内涵。
使西方人倍感神秘的传统家庭、婚姻习俗，虽然在许多男作家的书中都出现过，但在女作家笔下有更生动的色彩。
比较一下几位女作家以清末和民国为背景的小说，可能会比较有意思。
周勤丽的花轿泪》围绕她本人的遭遇，伴随着旧上海的谐趣和弄堂的画面，社会风情的后面是一个女子争取个性自由的艰辛。
从儿时学钢琴、教音乐到嫁入豪门、遭受身心虐待，经历了绝望痛苦之后来到巴黎，靠勤奋和努力成功地站上了音乐舞台。
